第8版(文摘)
专栏：
《中国妇女报》开展讨论：
何以挽留拾金不昧
《中国妇女报》７月２４日一版发表了《何以挽留拾金不昧》一文，记者在走访了北京市公安局捡拾物品招领处及采访一些公民对此问题的看法中发现，在“失”与“拾”的双方，一种基于实际社会道德水准的做法已在悄然流行——归还失物有偿，这成了拾金不昧面临的新课题。文章的编者按说：“一个小小的招领处辐射出的问题丝丝缕缕发人深思。拾金不昧者越来越少说明了什么？归还失物能不能要酬金？‘拾金不还’该不该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捡拾物品招领制度由无偿改为有偿是否可行？以及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哪个更有价值？这些发问不仅仅是往来于一‘失’一‘拾’之间，而且事关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
８月１日，《中国妇女报》就上述问题请社会各界人士发表看法、开展讨论。《街头百姓话是非》道出了普通百姓所持的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拾物后收取报酬行为仍可算作‘拾金不昧’。因为失主丢失了东西，需要别人为他寻找，这就给社会增添了麻烦，失物招领处作为社会上的一个管理机构，也应向失主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而拾者获取报酬，实际是一种奖励行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拾到东西就应该还给失主，不能取酬，因为我们提倡的是一种精神，这是相互助人为乐的行为。”
不难看出，拾金不昧这一传统美德正在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吴锡骏在《拾金不昧难敌利益原则》一文中分析说，平等的交换原则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膨胀，利益原则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如果让一个人拾到东西辗转反复地送到失者手中，他会认为自己的时间损失太多。因此，要使人们重新回到“拾金不昧”首先得从理性上认识到为什么要这样做，使之内化到生存原则中去，其次对不能达到认识层次者不是指责，而是采取鼓励措施，既然利益原则被看好，或许可以作为手段之一。再次就是要净化公共环境，恢复公共信任。
看来，人们对于拾金不昧这一现象，一方面强调捡到失物要交公，另一方面提出制定相关制度，使之规范化。据介绍，１９９２年，广州市出台了《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其中，有“失主领回失物可以自愿以失物价的１０％作为奖励给拾金不昧的单位、个人”的条文。西安市也规定，失主的捡拾物品其拍卖所得之一部分可用作设奖励基金及改善招领处办公条件。
第8版(文摘)
专栏：
智商测试有误区
近日来，在一些医院儿保门诊部内，领孩子前来测智商的家长多了起来。面对众多家长的忧虑，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儿童生长发育合作中心主任洪昭毅教授认为，众多家长的忧虑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小儿智力的高低是客观存在，因此，作为家长应当正视孩子的智力水平，不可也不必盲目攀比。
智商的测试是目前判断小儿智力高低的客观化、数量化的手段。就其测试手段而言，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如目前的智商测试会受测试时健康状况、情绪以及环境情况的影响。测试时如存在饥饿、情绪低落、怕生人等情况会直接影响到智商测试的准确率。另外，测试实施者对技术掌握的熟练程度也会影响测试结果。因此，目前所有的智商测试仅仅只能代表测试时的智力情况，不能预测到未来小儿智力发育的情况。
从全国现在的智商低下发病情况来看，普遍地进行智商测试实无必要。通过对全国华东、西北等六个大区以及两个城市的调查显示，８．４万余名０—１４岁的儿童中智商低下者只占１．０７％，而且农村略高于城市。调查同时发现，在１．０７％的智商低下的儿童中，有绝大多数的发病儿童属社会文化型智力低下，通常称为弱智。而这一部分儿童中的６０％—６５％的儿童可通过有效的干预手段使其智商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可恢复正常。
（７月２１日《文汇报》陈青文）
第8版(文摘)
专栏：
上海科协重塑科学会堂形象
位于闹市区的上海科学会堂，拒绝商味甚浓的展销会等。上海市科协这一“重塑科学会堂形象”工程引来不少议论——
近几年来，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为了生存与发展，上海科学会堂全方位向社会开放，各类技工贸洽谈会、展销会蜂拥而来。这么一来，科学会堂变得红红火火，但是有些科学家提出责问：科学会堂究竟姓“商”还是姓“科”？
为此，市科协今年初作出“还科学会堂以科技界非营利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本来面目”的决定：由原社会开放型体制转为会员制，科学会堂今后应成为只为其会员服务的非经营性机构；由原自收自支型体制转为收支两条线，通过建立科学会堂专项资金维持其日常运行；科学会堂职工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职工收入与会堂经济效益脱钩，与服务质量挂钩。
经过半年筹备，上海科学会堂于７月１７日起按会员制的机制正式运行，除市科协所属的１６２个学会、协会、研究会作为其团体基本会员外，上海市的两院院士、科技精英、科技功臣等５００多名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成为其个人基本会员。科学会堂为会员提供文明、高雅、规范、高效的服务，并实行优惠价格，目前首先实行对团体会员使用会场半价收费、成本用餐、折扣购书等，个人会员除来会堂参加学术活动外，还可随时来会堂休憩或携亲友前来聚会，并按规定同样享受优惠、优质服务。这在全国科协系统还是第一家。
对上海市科协这一重大举措，有些科学家表示赞赏，认为科学会堂恢复了五六十年代的优良传统，这里又成了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交流和科学家联谊活动的好场所。有些科技人员则认为，科学会堂近几年对社会开放的主流是好的，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会堂成了一座桥梁。现在，重塑科学会堂形象，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恐怕难于长期坚持。因为其一，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撑能力，光靠上面拨款、社会赞助不是长久之计。其二，科学殿堂倘若失去为科技与经贸结合架设桥梁的功能，岂不成了象牙之塔，它的生命力能有多长？也有一些人士认为，这项举措既然能够出台，自有它的合理性，是耶非耶留待实践检验，现在不要忙着下定论。
（７月２８日《光明日报》谢军文）
第8版(文摘)
专栏：
袁宝华提出
企业家要加强个人修养
提高企业家的修养，是造就企业家队伍不可忽视的问题。袁宝华近日为１９９５年企业家活动日撰文提出，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家，在个人修养上起码应该具备十个基本内容。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胸怀全局，脚踏实地。
三、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四、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五、清正廉明，依靠群众。
六、疾恶如仇，从善如流。
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九、丢掉幻想，搏击市场。
十、锲而不舍，刻意创新。
（７月３１日《经济日报》）
第8版(文摘)
专栏：
争取我国农业新发展
专家提出“三个战略调整”
国家信息中心透露的信息表明，目前，我国农业正面临“三个不可逆转”的时期，即：人口增加不可逆转，耕地减少不可逆转，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可逆转。中国农业如何面对现实，争取新的发展，已成为国内外舆论界的热点议题。
有关专家提出，我国农业处于历史性大转变的关键时刻，推出以下三个战略调整是农业争取新发展的契机。
“三个战略调整”，即：
一、由动物、植物资源组成的“二维结构”传统农业向动物、植物、微生物资源组成的“三维结构”新农业“调整”。地球生物界由三大生物资源组成：动物、植物、微生物。因此，“三维结构新农业”亦可谓之“整体农业”。微生物是“小资源、新农业、大产业”。
二、由陆地生物资源的利用向海洋水生生物资源的开发，创建陆地、水域并举的新农业“调整”。海洋占地球面积的７１％，海洋生物资源占地球生物资源的８０％，蔚蓝无际的海洋将是２１世纪人类的第二粮仓。
三、由自古以来的“人畜共粮”传统向“人畜分粮”的“三元结构”农业新模式“调整”。
（８月１日《经济参考报》）
第8版(文摘)
专栏：
税与费的区别
“税”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利，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无偿地、强制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形式。如屠宰税、增值税等。我国的税收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任何地方、部门都无权自行制定和决定开征或停征一个税种（有中央授权者除外），也无权超越权限减税、免税。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在收取时不直接提供有偿服务。
“费”则不同，它是各行政事业单位、司法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行政管理或提供有偿服务时收取的各种费用，是按照有偿性原则收取的。如工商部门收取的工商管理费，交通部门收取的养路费等。
从“税”和“费”的用途来看，两者也不一样。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纳入预算，根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主要用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及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建设，不直接对纳税人提供服务；而“费”则由行政事业单位用于实施管理或提供服务，具有直接有偿性。
（一九九五年第十四期《半月谈》张胜利文）
第8版(文摘)
专栏：
世界十大科学园区
新西伯利亚科学园区它是前苏联一座综合性联合科研基地，集中了２０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各种科研人员达１．８万多人，是目前世界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科学园区。
筑波科学园区 它拥有日本国立研究所和４６所大学，汇集了１万多名科研人员，其中取得博士学位的高级研究人员就有２５００人。
斯坦福科学园区 它以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为中心，聚集了１０００多家生产电脑、半导体的有关企业。目前，该园区生产的电子集成电路产品约占世界总产量的２５％，年产值达４４０亿美元。
慕尼黑科学园区 它是德国的电子科学研究中心，现拥有数百家电子工业公司，闻名于世的西门子公司就设在这里。
格勒诺布尔科学园区 它是法国拥有８０００多家生产高技术电子产品的企业，是法国电子科学技术开发中心，也是法国研制电脑、电子产品的基地。
卡尔顿科学园区 它位于加拿大渥太华中心的西郊，拥有３５０多家大中小高技术公司，专门从事半导体器件产品的研究开发，现有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约２．５万人。
蒂布尔蒂纳科学园区 它位于意大利罗马东北部，这家集团曾参与世界上６２颗通讯卫星的生产和７４个地面站建设。
苏格兰科学园区 它东起爱丁堡，西至格拉斯哥，有３００余家大小电子公司，生产占英国８０％的集成电路和５０％的电脑及其附属产品。
新加坡科学园区 １９９４年建成。目前该园区已有４０余家公司，科研人员１万余人，主要从事生物科技、微电子学、机器人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工作。
希思达科学园区 它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北郊的希思达山谷地区。在方圆七平方公里内，集中了全国７０％的电子工业。
（１９９５年第２１期《海外星云》李勇摘）
第8版(文摘)
专栏：
无题 （8月2日《经济日报》徐永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