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
“八·一五”延安之夜
苏世华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延安传开后，全城轰动，万人欢腾。街上挂起了陕北人过年时才挂的红灯；城内到处是用红绸、彩纸和青松翠柏枝叶搭起的“胜利彩门”。红旗在显眼地飘扬招展。各机关单位、居民区、村庄的黑板报上都用红粉笔写出大字喜报。胜利的消息像插上翅膀飞遍了延安的街街巷巷和山山洼洼。行走在街道上的每个人的脸都像开放的花朵，溢满了笑意。当时的延安，真正成了家家户户的节日！
天一入黑，东、南、北各区举行的火炬游行便开始了。很快，辉煌壮观的火炬便燃遍了全市，照亮了山岭河畔。欢呼声、鼓乐声几乎震破了天。机关和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出发游行。在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和部队艺术学院的师生们举着火把，敲着脸盆和一切可响的东西涌上街头欢呼胜利。在新市场，平日里忙碌生意的商人们撂下店铺，来回奔跑，欢呼雀跃，传送消息，仿佛也变成了小孩子。散居各处的工人、农民和商贩们寻找着柴棍，急急忙忙扎起火炬，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去。当实验工厂、联政宣传队、大众剧院、延大、延安完小等十余家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会合时，市民们齐声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苏联红军胜利万岁！”等口号，声震山谷。在洪水般涌来涌去的人流中，一位拄着拐杖的荣誉军人被群众拥戴着，这位在平型关大战中亲自与日寇搏斗并光荣负伤的八路军战士十分感动，两眼汪满泪水，激动地说：“八年啦，我们的血没有白流……”几个卖瓜果的小贩欢喜地跳起来，把筐子里的桃、杏，一颗一颗地向空中抛掷，边抛边喊：“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地吃呀！”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拥着挤着，游行的人们都跑进秧歌队扭起来，秧歌队越扭越大。人们干脆不像往日那样讲究“扭法”了，而是欢快地跳起来，完全卷成了一片欢腾的人潮。欢跳的人们唱着“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和其他表达胜利心情的歌曲。
在全城欢腾时，八路军总部朱总司令举行了盛大的鸡尾酒晚会，与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
在这欢乐的时刻，早已把自己命运与民族解放结合在一起的延安的文化人则纷纷赋诗，表达他们对胜利到来的激动心情。
诗人萧三写道：
“延安今夜谁还愿意睡觉？
宝塔山，清凉山都笑了。
快乐的歌声唱遍了通宵，
朴素的鼓音也不显得单调。
今天全中国的每个角落都歌唱了，都笑了。
全地球的山河木石都歌唱了，都笑了……”
诗人艾青这样记述道：
“人人的脸上都映着火光，
人人的心像火把一样，
忧愁被火光吓退了！
没有人能抑住自己的感情，
人人的心都像火把一样燃烧……
地壳在群众的脚步下惊动了！
这是伟大的狂欢节！
胜利的狂欢节！
解放的狂欢节！
这是中国人民用眼泪换来的欢乐！
用血汗栽培的花朵，
这是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
八路军新四军带给我们的幸福！”
…………
（作者单位：中共延安地委宣传部）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红星杨
张凤如
太行山区的王家峪，是我久已心驰神往的地方。
王家峪虽是个只有一百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地处山西省武乡县东部山区，但在战火纷飞的３０年代末到４０年代初，曾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是当年朱德、彭德怀、左权将军、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生活和战斗过的山乡。
今年清明节期间，我来到王家峪。登上村边的山头，环目四顾，千沟万壑，尽收眼底，树木葱茏，点缀其间。村中，房屋栋栋，田里，麦苗碧绿。山坡上白杨中学的学生们正精心地栽植着小白杨树，时不时地直起腰来，放开喉咙，唱起悠扬而喜悦的红星杨之歌，此起彼应，在群山间激起深深的回响……
“为何叫红星杨之歌？”我问村里一位老大爷。大爷笑而不答，领我来到村边一个漂亮的小亭前，只见亭内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石碑上端端正正地刻着十二个大字：朱德总司令手植杨树纪念碑。后面的碑文用极秀丽的楷体刻着：“１９４０年春天，朱总司令在指挥八路军前门打‘虎’，后面拒‘狼’的紧张作战的同时，为建设根据地，带领军民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清明节那天，朱总司令在王家峪村南小河湾里，亲手栽植了一株白杨树……”
大爷见我看完了碑文，就指着距小亭不远的白杨树对我说：“那就是抗日当年朱总司令亲手栽的，走，咱们到跟前好好瞧瞧。”
我大步流星走了几十米，来到那棵白杨树下。只见这棵白杨绿荫如盖，粗可两抱，高达七八丈，在蓝天白云和巍峨群山的映衬下，生机勃勃，显得十分威武雄壮，像是周围大片白杨的首领，又像朱总司令那威武的英姿。这时，大爷才向我讲了“红星杨”的来历：“那年，朱老总骑着大红马率领千军万马进太行，总部就扎在俺们村里。他们一边组织群众抗日，一边为群众植白杨树。一天，朱总司令栽树时，摸着一个小孩的头笑着说：‘等你们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我们栽的这些小树也就成大树了。那时，就让这些树木为山区人民造福吧。’为了纪念八路军为老百姓栽白杨树，村人们便把这些白杨叫红星杨，还编了一首红星杨之歌。每年清明节，人们一边唱着这首歌，一边栽白杨。歌从１９４０年唱到现在，白杨也从１９４０年栽到现在，你看！”
我顺着大爷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四周的白杨林一层层、一茬茬，如股股绿云从山脚直涌向每座山峰，覆盖了太行大地。而朱老总栽的那棵，突出其上，好像他还在带领千军万马守护太行大地。
呵！白杨，你寄托了太行人民对八路军深深的怀念，也表达了太行人民发奋图强，决心改变家乡面貌的坚忍不拔的意志！
“如今王家峪大概有多少白杨树？”我问。
“比起过去来，那可真是成百倍地增长！”他十分惊喜地说，“从抗日战争中朱总司令栽的第一棵白杨到如今已有十几万株，全村人均２００多株。”
他接着风趣地说：“过去栽的那些树，现在已经成为参天的老树了。俺们要用那新培育出来的树苗，把这个革命老根据地打扮成一个绿色小姑娘。”
把革命老区打扮成一个绿色小姑娘，多么美好的追求呀！是啊，英雄的王家峪人民，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演奏了一曲又一曲“红星杨”之歌，创造了昨天的文明。今天，战争虽然早已过去，但他们没有懈怠，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断创造着新的文明，把“红星杨”之歌一代一代唱下去，使王家峪这个革命老根据地，在葱茏的绿色中永葆春色……
让春天永驻太行。
（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长治市委）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北海道的雪
赵喜田赵双军
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雪，常常诱发一位名叫姚克明的８２岁老人的颠狂。在蒙蒙如雾似花的雪原上，这位老人每次都能看到一个时隐时现的身影。
大老马，你在哪里？老人从内心深处呼唤着。
他怕了多半辈子雪。
那是在日本的北海道。
１９４３年的１０月，姚克明和难友大老马及６００多名煤矿工人，作为战时劳工从中国唐山被强掳到日本北海道。
乌黑发亮的煤，堆得和晶莹剔透的雪山一样高。每天要１２小时，１６小时地井下挖煤；每天以黑狗屎一样的荞麦面饼和能照出人影的稀粥充饥。那时，饥饿和劳累折磨得他只想死掉算了。两条瘦得像麻秆一样的腿，支撑着一个跳动的心脏和两个呼吸的鼻孔。只有面对家乡的方向，思念久别的父母和妻子儿女时，他才有活着的感觉。
事情很偶然。一次半夜起来小解，他看到日本工头喂狗的狗食中有大米、有猪肉。憋不住，他从狗食中伸手抓了一团塞进嘴里，果然好香！谁知还没等香味从口中散尽，一阵劈头盖脸的毒打，已经落在了他的头上。
“你的米西米西，死啦死啦的有……”正在巡视的日本工头，用棍棒狠狠地往死里抽打着他。血和泪，撒在雪地上，溅在煤堆里。
“求求你们，别打了，再打他就撑不住了……”闻声赶到的大老马跪在地上向日本工头哀求。大老马，河南人，他和姚克明都来自唐山开滦煤矿。他目睹了几个在唐山逃跑的劳工，又被日本监工抓回活活打死的惨况；还亲眼看到从中国到日本的三天三夜轮船上，有６个生病的劳工被抛进大海。他不忍心姚克明这个憨厚老实的汉子，就这样离他而去。于是，他死死抱住日本工头的腿，向日本工头苦苦哀求。突然，两只凶猛的狼狗冲了上来，各咬住大老马的一只脚，拚命地撕拽着。揪肝裂肺一样的痛苦，钻心断肠一样的疼痛，大老马就是不肯放手。他也不能放手。他知道，只要他的手一松，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难友姚克明了。
一声惨绝人寰的喊叫，划破了北海道上空的寂静。两只狼狗各叼着几个脚趾头，咀嚼着，吞咽着。大老马的手终于松开了。血，涌泉一样从他的脚上流出。见了血的狼狗，像似大海中的虎鲨，又有另外两条狼狗猛地向他扑去……不一会儿，他已经成了血人。
日本工头哈哈大笑。他们欣赏着自己喂养的猎犬，正为他们表演着捕捉猎物的杰作……
他们暂时忘记了姚克明。因此，姚克明也拣回了一条性命。
雪，不停地下。鹅毛一样的雪片，渐渐覆盖住了大老马的尸骨。
谁也不知道大老马的确切名字，谁也不知道大老马的确切家乡，只有北海道的雪，记述了一个中国劳工的善良与悲哀，渗透了一个中国劳工的苦难与凄凉。
从此，姚克明怕雪，又怕狗。每逢雪天，他躺在自己家中的煤火炕上，再捂几床棉被，还直嚷冷。看见狗，他的下肢就发软，只要听“汪、汪……”的狗叫声，他全身就像筛糠一样颤抖个不停。
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５年１０月，短短两年，在北海道挖煤的６００多名煤矿劳工中，有４００多人把自己的生命都掩埋到了北海道的雪中。姚克明，终于在１９４５年的冬季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河北三马村——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
５０年过去了，每每忆及这段往事，他都充满了无尽的思念和惆怅。大老马，还有许多像大老马一样熟悉的面孔，从未停止过在他脑海里游荡，每逢雪天，他还继续发作着他的颠狂，他嘴里依然是喋喋不休地念叨着一个嵌刻在心头的名字——大老马，依然是忘不掉的地方——北海道，还有那北海道的冷雪！
（作者单位：河北邯郸市中医院）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归侨女英雄李林
夏青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是雁北人民刻骨铭心永难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八路军１２０师骑兵营教导员李林，为了抗击日寇的扫荡，把一腔热血洒在了这块土地上。
三年前，在山西沦陷，晋绥边区被敌人包围的严峻形势下，归侨女青年李林毅然舍弃大学学业，来到抗日前线——雁北洪涛山区。在这里，她亲手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又从敌人手中夺得百匹战马，苦练骑射，建立起了骁勇善战的骑兵营，率部粉碎了日寇的一次次疯狂“扫荡”，威震长城内外。敌人闻风丧胆，曾悬赏５０００大洋捉拿她。是雁北乡亲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掩护她死里逃生，各村的大娘、大嫂们，和她亲如母女，亲如姐妹。敌开始扫荡后，李林的决战之心更坚定了：一定要让干部和群众安全转移，决不能让日寇得逞。
肩负指挥重任的李林，想起了她正在外地养病的爱人，身为专署领导的屈健同志。此时，她是那么强烈地想念他，自己怀孕的事还没跟他讲呢……
２６日凌晨，阴霾的天空笼罩着草木枯黄的洪涛山脉。机关干部和群众摸黑沿险谷中一条羊肠小道，向平鲁转移。行至中途，遭到敌人伏击，李林率领战士们和敌人激战一场，使先头干部和群众突破了伏击线。但后面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跟上来，李林让姜胜带警卫排护送他们追上主力，其他战士随李林向北转移。姜胜等人刚出村外，又遭到敌人伏击，只好退回。此时，天色已亮，尾追的大批敌人已占了南山，南北敌人同时向他们发起进攻。李林果断地对姜胜说：“我带两个排向阴凉山东大沟里冲，你带领部队向南突围。”说罢便跃马挥枪向东冲去。她心中明白：必须尽快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同志们才能突围出去。“打！”她一声令下，战士们纷纷向敌人射击。李林一马当先冲在前面，身体几乎直立马上，双手左右开枪。他们很快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敌人被李林的骑兵打昏了头，误以为李林是突围主力，慌忙调转兵力向东面增援，姜胜带着人趁机翻过了南山。
敌人发觉上了当，马上回头用机枪火力将李林等人压在沟底。李林悄悄摸到敌人机枪侧面，双枪齐发，敌人的机枪顿时哑了。沟底的战士们立即策马而起，杀出一条血路，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只要他们再继续向东冲过去，就可以安全突围了。这时，却从南山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李林马上判断出是姜胜一批人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她马上带着骑兵又返回南山。从敌人背后射去一阵密集的子弹，敌人慌忙调转火力对付李林。李林估计姜胜已完全突围以后，才带兵转身向东进行第三次突围，而此时，鬼子兵已经如潮水般向他们涌来。危急之中，他们迅速隐蔽到了一个沟岔里。李林严肃地说：“大家活着是战士，死，也要像战士一样去死，绝不能玷污抗日战士这个称号。”她对通讯员小王说：“你刚刚１４岁，敌人不会注意你，你马上沿着这条沟先走。”李林取下身上的文件包，塞进岩缝，用土埋上，说：“你记住这个地方，等战斗结束，你把它取出来，要亲手交给地委。”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支钢笔递给他：“作个纪念吧。”接着，她又命令大家：“我带两个同志上阴凉山东梁掩护，其他人分散开朝北突围。”在拚杀中，两名战士先后牺牲了。李林右腿和前胸均受重伤，突然，她心爱的战马也一身血迹地扑倒在了山坡上。这时，大批敌人从四面向她扑了上来，李林仍然顽强地向敌人射击，先后击毙五个敌人。突然，她身上连中三弹，一下栽倒在地。敌人见状，狂喊着：“抓活的呀”，向她扑来。李林忍着剧痛，抬起负伤的右臂，又击毙了一个敌人。当她再次扣动扳机时，发现子弹打光了。她从腰间抽出了一支小巧的八音手枪，镇定地扫了一眼：手枪里仅有一颗子弹。这时，李林感到腹部一阵剧痛袭来，那是三个月的胎儿在动。她下意识地用手抚摸了一下疼痛的腹部，用左手扶着土圪塄，咬紧牙关，猛地站立起来，高声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喉部，从容地扣动了扳机……年仅２４岁的李林壮烈殉国。她的凛然正气，也惊呆了目睹这一幕的日本兵。
（作者单位：北京《海内与海外》杂志社）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怪异的三爷
东方
三爷一辈子没有结婚，一直跟着我们家过。
三爷孤僻，且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过敏症：不能听人谈起日本人，看电视也绝对拒绝看日本的电视剧，他甚至不能听到“日本”两个字，只要一受到这种刺激，他就会双目圆睁，浑身颤抖，久而久之，我们家里就有了一种忌讳，尽量不用“日本”去刺激三爷。
三爷还有更“迷”人的事情。他有一个小箱子，很古老很普通的样式，可能是年代太久，已经成了黑色。三爷从不让人动这个箱子，好像里面有什么宝贝。我曾看见他打开过这个宝贝箱子，偷偷地躲在阴暗又潮湿的里屋里看箱里的东西，手里一边摸着什么，好像还一边流泪。
前不久，三爷永远地去了。在收拾他的遗物时，我想到了那只箱子。当我满怀好奇，好不容易地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条红色绣花方头巾，还有一双绣花鞋垫。的确，这是两样非常精美漂亮的东西，那花，那鸳鸯，绣得那样生动逼真。父亲看着它们，就像看一个久远的故事。他默然不语，脸上挂着泪珠，好半天，父亲说：“拿去做陪葬吧！你三爷命苦，这是他一生最珍爱的东西。”
我看见那只箱子被轻轻安放在三爷的棺材里，并且放在他的枕边。
埋葬了三爷以后，我终于听父亲给我讲了一件听起来像故事，然而却是真实的事。原来三爷十几岁时爱上了一个姑娘，名叫巧珍。巧珍是前村后店里最美丽最心灵手巧的姑娘，生得脸像桃花，眼像湖水，身材就像三月的杨柳。不知有多少人打她的主意，都被婉拒了。姑娘看上了为人实在、长得英俊又健壮的三爷。两人情投意合，双方父母也看在眉头喜在心上，觉得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正准备择吉日给他俩完婚，谁知这时候日本鬼子打进了村庄，他们烧杀掠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三爷和巧珍俩那时正在村里的苞谷地里劳动，听到枪声，就朝山里跑去。几个日本鬼子追上来，他们首先就发现了巧珍，如获至宝，大喊着：“花姑娘的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一声枪响，三爷腿上中了一枪，他不由自主就倒在了地上，巧珍一见急了，赶忙跑到三爷身边，三爷说：“别管我，快跑！快跑啊！”巧珍急出了眼泪。三爷坚持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跑了没几步，鬼子就追上来了。他们狂笑着奔向巧珍，强行把她按倒在地，巧珍拚死反抗，不断呼喊三爷。三爷气红了眼，狂喊一声，扑过去和鬼子搏斗，可他哪是众多鬼子的对手，鬼子把他绑在树上，眼睁睁地让他看着鬼子疯狂地轮奸三爷心爱的姑娘，最后，鬼子狂笑着用刺刀捅死了巧珍。三爷受到了那样的强刺激，当即便昏过去了。
三爷后来虽幸免一死，但从此便落下了那个病症，并且终身未娶。
听完父亲的讲述，我感到深深的震惊。想不到怪异的三爷竟有着如此悲惨的往事，他心灵的创伤该是多么深重啊！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那场可恨的战争。
但愿，战争永远不再来。
（作者单位：湖北中原文化发展中心）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抗战中的一张小报
颜辉
一九四三年三月，新四军东南警卫团政委兼海启县委书记洪泽找我谈话，要我参加创办《东南报》，马力当主编，我和另三位同志当编辑兼刻钢板。他说：在“清乡”圈里办这么一张报纸，很不容易，也极危险，要有大无畏精神才行。团长王澄说：反“清乡”无论怎样艰苦，只要有《东南报》在，群众就知道县委还在领导斗争。
三月二十六日，《东南报》创刊号出版，刊登了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的《反“清乡”紧急动员令》。四月一日敌人调集重兵，出动一个联队和伪军三个师共一万五千人，开始对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进行“清乡”。“清乡”圈内据点林立，密如蛛网；“清乡”圈周围遍筑碉堡，挖掘深沟，设立大小“检问所”一百五十多个，还从江南运来了五百多万根毛竹，修筑了长达三百华里的竹篱笆。兵分十几路，步兵、自行车队、汽车、汽艇一齐出动，采取“拉网”、“梳篦”战术，企图将我抗日武装和领导机关一网打尽。
根据这一严峻形势，《东南报》的主要任务是报道部队群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消息，鼓舞斗志，增强军民抗敌的胜利信心。它每两天出版一期，八开四版套红油印，敌情严重时三天一期，改出两版，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为止，迄未中断。报社设在海中区表东乡三友村农民尹祖陶（秘密党员）家里，距敌人据点巴掌镇、池棚镇仅三四华里。
我们白天外出采访，将钢板、蜡纸、油印机、白报纸藏在尹家屋后竹园的地洞里，敌人下乡时同群众一起跑反。晚上把东西取出来，进行编辑、刻写、校对、印刷，全套工序必须在拂晓前完成，并将废纸和油墨痕迹统统清除干净，然后钻进芦苇丛里睡一会儿。秘密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捎来各区、乡的稿件，并将印好的报纸送走。
《东南报》刊登过不少群众锄奸的故事，如“扎粽子”、“下馄饨”、“背娘舅”等等，开辟了《锄奸故事专栏》。还绘成连环画，出版了五期《东南画报》。而更主要的是向全县干部、群众传播了反“清乡”斗争的捷报和战地新闻，例如：东南警卫团和各区区队始终坚持在“清乡”圈内打击日伪军的战斗捷报；老七团、特务四团杀回“清乡”圈内，在耙齿凌、南坝战斗中毙伤加藤大尉、丹木中尉以下日军官兵一百余人，生俘日军十四人，毙伤生俘伪军五百余人的战斗捷报；百发百中的“一等神枪手”、富余区队分队长王祥，一人在反“清乡”中先后击毙日军三十六名的英雄事迹；荣获“一等民兵英雄”称号的民兵队长何凤升，率领民兵长期围困袭扰富安镇据点，历时三个月最后将日伪军逼走的民兵战报；中秋节晚，海启各区、乡民兵和群众数万人拥向敌据点，人山人海，高呼“德国败，日本快，不投降，见阎王”口号，举行敌前大规模群众性武装示威的战地新闻；赵一德短枪队神出鬼没进据点锄奸，黄士奇小队长率四名短枪队员化装进崇海镇据点，击毙五名日军缴获一挺“弯夹子”机枪的战斗故事……
七月一日晚，全分区数万群众、民兵在主力部队掩护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击战，火烧竹篱笆，锯倒电线杆，割断电线，挖断公路，使日伪军惨淡经营三个月的封锁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东南报》刊登了胡石言创作的《“清乡”谣》，真实地记录了这次英勇无畏的斗争场面。
（作者单位：中国轻工总会离休干部）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岁月难湮少年事
秦浩
谈起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我们这一代人是多么难忘呵！
１９３７年，我是一个１０岁的四年级小学生。六七月间，突然从上海市内来了一群大中学生，到我们学校教唱歌、放映电影，唱的是今天闻之即令人肃然起敬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放映的是无声电影，剧的结尾我至今未忘：孩子们举起投蓄多年的“扑满”狠狠砸碎，将四溅的铜板捡起捐献给抗日义勇军……我怀着敬意感谢他们在短短的一二十天里，给像我们这样的十几岁的少年播下了爱国抗日的思想种子。
１９３７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我的家乡嘉定县从此成为沦陷区。当时小学的课本已由日伪政府统一审定，有明显的亲日反共内容。我们的校长却不吱声地到上海市租界内选购了一批《开明活页文选》，作为国文的补充教材。其中就有一篇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学习《最后一课》时，课堂气氛和师生情思，都和课文中的描述极为相似，隐隐约约地感到失去学习和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权利将是何等的耻辱和痛苦。
１９４２年秋，１５岁的我插入由家乡父老们办的私立中学读初二。这时，日伪政府为进一步强化对沦陷区的统治，除采取封锁、“清乡”等武力措施外，对文化教育也加强控制，规定在中学课程中必须增设日文课，并派来一个叫仓寺仁一的日本浪人来任教。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进行消极抵制，致使日文课每个年级每学期都是从字母教起，每学期期终考试都是默写这些字母，而全班同学几乎都不及格。当时学习上名列前茅的同学，各门成绩都在８０分以上，唯独日文考试总是二三十分。气得那个日本教师暴跳如雷。
往事难忘，我们少年时的这种朴素的反抗行为，正是继承了父辈们反抗异族入侵的优良传统。自明代开始，我国沿海连年遭受海盗倭寇的烧杀掠夺，嘉定人民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地起来抵抗，挖堑修城，合力阻杀，付出过多少血的代价！这些震撼魂魄的英勇史诗，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嘉定人。５０多年前这场妄图亡我中华的战争，引发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积极的反抗精神的大爆炸。嘉定一带很快就组织起了游击队，主张“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吴蕴初、胡厥文、杨卫玉等嘉定籍爱国人士，把他们创办的工厂、学校从上海迁往西南大后方以支持抗日战争。我们这一辈人就是在这种浓郁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感染下成长起来，抱着挽救民族危亡和建设祖国富强的满腔热忱步入社会和审视人生的。
壮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使我国获得了庄严的民族独立。抗日战争也是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所伟大学校，培育了我们这一代青少年，使我们走上了正确体现个人价值的人生之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