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1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要闻)
专栏:

  乔石在黑龙江吉林考察时强调
促进农业发展深化企业改革
新华社长春7月31日电(记者姬云程、王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近日在黑龙江、吉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发挥本地优势,挖掘内在潜力,不断加强农业,抓紧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努力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一个大的发展。
7月21日至31日,乔石在黑龙江和吉林考察工作。他参观了哈尔滨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客车厂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参观了双城市雀巢乳品公司、德惠市德大公司、四平红嘴集团金士百啤酒厂等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参观了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到双城市幸福乡、四平市梨树乡察看了粮食生产、蔬菜生产、养牛养猪以及农户庭院经济的情况。每到一处,乔石都关切地了解经济的发展情况,仔细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同他们一起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路子。他说,同全国的发展一样,黑龙江和吉林也在不断向前发展,虽然作为老工业基地,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和困难,但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好的。只要大家紧紧抓住当前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有利于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机遇,继续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积极进取,扎实工作,把党的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的思路和部署落到实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农业问题,是乔石关注的一个重点。一路上,他看到田野上各种作物生长茂盛,十分高兴。他强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必须始终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坚持不懈地抓。要结合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地方的实际,采取具体措施一项一项落实,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真正搞扎实。发展农业,也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前进,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要在深入贯彻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投入、加强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等,使农业长期保持一个好的发展势头。他说,黑龙江和吉林土地肥沃,发展农业的条件比较好,有自己的优势。如果切实抓紧,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农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希望两省能够在抓紧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生产的同时,进一步搞好多种经营,并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使乡镇企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把小城镇建设抓上去,使农村经济更加活跃,更加兴旺发达。乔石称赞了双城市使农户养奶牛与牛奶的现代化加工、德惠市使农户养鸡和肉鸡的现代化加工成龙配套的做法和四平红嘴集团由屯办企业发展为一个合资企业集团的成绩。
黑龙江和吉林是国有企业比较大的省份,几十年来,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两省在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方面做出了努力,取得了进展,并正在想方设法克服遇到的困难,解决面临的问题。考察中,乔石看了效益较好的企业,也看了困难较大的企业。一些困难企业的干部、职工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持生产,并积极创造条件改变现状,乔石对他们的精神表示钦佩。乔石说,各地的经验,包括黑龙江、吉林的经验都证明,国有企业是有出路、有希望的,是可以搞好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面向市场,搞活机制,挖掘内在潜力,抓紧技术改造,努力提高效益。他说,企业改革,要有紧迫感,胆子要大一点,决心要大一点,力度也要大一点,不要怕冒一点风险,哪有改革而一点风险也不担的?要在调查研究和做好必要准备的基础上抓紧进行。我们国家大,企业多,情况各不相同,面临的问题也有差别,各地可以在吸收国内外有用经验的同时,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的要求,从具体情况出发,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采用适合自己实际的具体形式进行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抓紧试点的同时,对实践证明方向对头、效果较好的经验,要积极推开。乔石强调,企业的技术改造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抓紧抓好,老工业基地尤其要下大功夫。看到一汽引进了新的技术和设备,开发了新的产品,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乔石深感欣慰。他希望一汽再接再厉,为把我国的汽车工业搞上去作出新的贡献。乔石强调,技术改造取得成绩的企业,也不能满足,要继续抓下去,向更高的目标攀登。技术改造是没有止境的,只有持续不断地抓下去,企业的生命力才能越来越强,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条件好的企业,也不要满足于在国内居于前列,要有雄心壮志努力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当有人介绍到哈尔滨锅炉公司准备把境外发行股票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加速技术改造时,乔石表示非常赞同。
乔石十分关心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经济技术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参观时,他详细地询问有关技术的特点、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以及市场需求的情况。他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前景非常广阔,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
考察中,乔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乔石还在哈尔滨参观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他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要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更加努力地搞好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黑龙江省岳岐峰、孙维本、田凤山,吉林省张德江、王云坤、何竹康等负责同志分别陪同乔石考察。


第1版(要闻)
专栏: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8周年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迟浩田上将主持招待会并致祝酒词
强调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统一、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恶劣行径;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和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一切阴谋。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刘回年、罗玉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8周年。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主持招待会。下午5时,招待会开始。军乐团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在热烈的掌声中,迟浩田致祝酒词。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预备役军人,广大民兵和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向坚守在保卫祖国各个岗位的战友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向为我军发展壮大建立丰功伟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向为我军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军队离退休老同志和英雄模范,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广大复员转业军人、伤残军人、烈属、军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关心、支持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出席今天招待会的各国来宾、驻华武官和夫人,表示热烈的欢迎。
迟浩田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围绕我军建设的总目标,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军事训练水平,加快国防科研进度,促进武器装备发展,增强后勤保障能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迟浩田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半个世纪之前的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大搏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军民坚持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民族解放建立了历史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迟浩田指出,胜利来之不易,和平应当珍惜。我们重温历史,就是要记取经验教训,更加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开辟美好未来。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正义、和平之师。我们始终如一地执行中国政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决心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迟浩田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始终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入贯彻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坚决落实江泽民主席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工作的首位,加强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和艰苦奋斗教育,发扬光荣传统,坚决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永葆人民军队本色。我们要从严治军,求真务实,加强军事训练,重视国防科研,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改善后勤保障,狠抓工作落实,不断增强现代条件下的总体防卫作战能力。我们要认真抓好国防教育,加强国防法制建设,积极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关系,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创造新的业绩。
迟浩田强调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统一、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恶劣行径;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和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一切阴谋。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台湾当局一意孤行制造分裂,我们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迟浩田最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68年的光辉历程,正在为实现所肩负的新的历史任务而继续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不畏艰险,团结奋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宏伟事业中,再谱新篇章!
出席招待会的有:
中央军委委员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
解放军三总部、军队各大单位和武警总部负责人曹刚川、隗福临、吴铨叙、钱树根、周子玉、徐才厚、周坤仁、丁衡高、李继耐、张连忠、杨怀庆、于振武、丁文昌、杨国梁、隋永举、徐惠滋、张工、王茂润、李来柱、谷善庆、张志坚、巴忠倓、张树田。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和对外友协负责人李成仁、唐家璇、吴仪、刘华秋、杨衍银、孟学农、齐怀远。
在京的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部队各有关部门负责人,部队英模、首都民兵、军烈属代表和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代表等。
外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副武官夫妇。


第1版(要闻)
专栏:五区新气象新疆篇之二

  刮目相看新疆人
本报记者曾坤祝谦
昆仑、天山、阿尔泰三山兀立,将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紧紧地搂在怀里,新疆就在这种搂抱中静卧在祖国的西北角,任世人评说。
时至今日,新疆人到内地,还常遇上这种无奈与尴尬:
“新疆姑娘还是满头的小辫吗?”
“新疆妇女还蒙面纱吗?”
“你们是骑马上班吗?”
改革开放的今天,新疆该如何告诉世界呢?
   变化静悄悄
二道桥烤羊肉串的“巴扎”(意为集市)是乌鲁木齐一景,去那里经过解放南路时会看到一座高楼,人称热比亚大厦。热比亚,是个妇女的名字,她16岁开始在这里摆摊,现在,这个“摊”已悄悄地“摆”到中亚5国和东欧一些国家。在热比亚办的英语培训班,记者问她今后的打算,这位踌躇满志的维吾尔族妇女风趣地说:“到国际市场闯一闯。”
阿凡提的后代,有着经商传统,改革开放后,如鱼得水,把触角几乎伸向全国各地。然而,在新疆,曾有许多少数民族,与经商水火不容。在90年代初期,从布尔津去阿尔泰的路上,夏天,一片林地边天天摆着数碗马奶子,不见一人。当行人喝完马奶子,放上钱远去,躲在林子里的人才出来把钱收下。这次,记者在新疆著名的天池风景区旅游接待站,撞上一位小伙子,他笑吟吟地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哈萨克导游COI号”。这位名叫哈力克的青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听到记者夸赞,他摇摇头说:“这不算啥,许多哈萨克族青年牧民满口英语,给‘老外’当导游呢!”说完,他手指远处的毡房说,“那里的牧民正啃‘洋文’。‘洋文’在这牧区挺吃香”。
曾几何时,还在埋怨外地人到家门口挣了他们的钱的哈萨克族人,今天则想法子去把别人的钱挣过来。在一些沟沟坳坳的风景点,千百年来,骑马、喝茶、进毡房是不收费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树桠上突然挂起一块硬纸板,明码标价,这里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今年5月,乌鲁木齐市有10个乌孜别克族姑娘找到乌孜别克学会,要求成立模特艺术团。当时装模特,开始在少数民族姑娘中时兴起来。继祖母、母亲两代人勇敢地揭掉面纱之后,她们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当年,新疆日报社为出好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纸,在阿勒泰地区招了20名哈萨克族和蒙古族青年工人,他们在乌鲁木齐住了一晚上,走了17个,原因是听不见马嘶、羊叫,不习惯。今天,新疆已有5万多户牧民实现定居,有些定居点按城市的要求在建设,以实现一个民族历史大变迁中的“城市梦寻”。
新疆农民种“闯田”,是历史的沿袭,收多收少好像与自己无关似的。近几年,还是那些种“闯田”的农民,精耕细作,创下了“吨粮田”、“百公斤棉”的佳绩。
走在乌鲁木齐街头,已难得看到长裤外面罩裙子的装束,衣着款式也在变化,西装革履的比例很高,牛仔衣、夹克衫、运动装,在少数民族青年中很流行。饮食在民族家庭的反映更显突出。一盘抓肉、一盘抓饭不多了,大多吃的是白米饭加炒菜,西兰花、生菜、荷兰豆……已进入平常人家。
有人说,今天的新疆,只有太阳是原来的,只有月亮是原来的。新疆蒙古族学者孟驰北的评价是:“新疆少数民族正举步迈进现代文明的门槛。”
   追求步步高
过去,一说现代化,似乎就是多建工厂。当现代化的建筑群崛起于新疆大地之时,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所谓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
新疆生活着47个民族。今天,一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认为,一个热爱自己民族的人,更希望自己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个民族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社会发展到今天,融合、同步、封闭、排他,如何选择,是一个民族智慧和希望的体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仅靠自身能发展强大的。
已打开眼界的新疆少数民族,开始注意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近年来,雇用内地农民为他们种地,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一种潮流。这不仅表明少数民族注重汉族农民精耕细作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
新疆的少数民族,开始用良好的心理状态,吸收外来文化,并在吸收中加以改造。
今年,新疆歌舞团推出大型音乐舞蹈《天山彩虹》,这部作品有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又融入交响乐,并加入电声乐器,使歌舞更加气势磅礴,为此荣获文化部第五届文华奖新作品奖。如今,用弹拨乐演奏西班牙斗牛士曲,大受观众青睐。用少数民族语言演唱的汉族流行歌曲音带,在青年中畅销不衰。热爱歌舞的各少数民族,最看重的家用电器是录放机和卡拉OK机。
有人说:“一个家庭的文化叫作教养。一个社会的教养叫作文化。”文化与教养在新疆升值是空前的。自治区主席告诉我们,他收到最多的人民来信,是希望政府为子女上学创造条件。
1994年,阿图什市格达良乡农技推广站站长哈勒克种的6亩棉花单产230公斤。围观测产的农民受到强烈的震动:创造奇迹,得有学问。少数民族开始认准这个理:“要致富,靠读书。”农村孩子从赶着上学,到今天抢着上学,中小学的入学率和巩固率,逐渐攀升到98%左右。
区党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们,今年6月15日,在伊宁市成立的新疆第一所孤儿学校,是一位维吾尔族民营企业家出资150万元兴建的。他说:“救助孤儿,最好的东西是知识。”新疆的少数民族,富裕之后乐善好施,新疆有好几所学校,都是私人出资兴建的。
   眼界更高远
大沙漠,大盆地,大草原……大起大落,大分大合,造就新疆人的一种大度:不欺生,不负气。不同语音,不同方言的人,在这里都有归宿感,都会受到礼遇。1995年,乌鲁木齐评选出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有一名就是江苏无锡来此搞缝纫起家的23岁青年。
记者在新疆采访时,正值中央电视台播放《武则天》。每到一地,总有人议论:“演‘唐太宗’的鲍国安是新疆出去的。”上海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叶惠贤,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赵宁,都是从新疆出去的。像这样全国知名的人士,其他行业也大有人在。每当谈论至此,不少人扼腕叹息。走了的,有走的理由。他们都不否认一个共同的事实:新疆为他们事业的成功赋予了大气磅礴之力。至于走了又回来的,上至厅局一级干部,下至基层业务员,新疆人同样任用他们,信任他们。
莎车,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年产百万担棉花的大县。记者与县委书记刘殿成谈棉花经济,刘书记说:“去年,棉花紧俏,棉贩子经常堵在办公室门口给我算帐:你交一担棉花,544元,我收你一担,给800元,哪头划算呀?我不愚不傻,能算不过来这个帐?但我心里还得有一本大帐:国家!”
新疆人的秉性,至真至诚。去年,新疆棉花总产1680万担,自用500余万担,中央一声令下,1000多万担原棉,全部上调。
世上的许多事,作价值取向的选择,纵横捭阖的分析,是容易的,而面对现实与未来,局部与全局的处置,却展示出新疆人的一种行为准则。
新疆的交通大动脉兰新铁路建复线,1992年动工,计划1997年通车,今年7月1日已投入运营,提早了两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征地顺畅。自治区土地局局长亲自出马,沿线征地一路“绿灯”。最近,国家要修库尔勒到喀什的南疆铁路,沿线各地州市纷纷出面表态:铁路沿天山脚下走,很少占用农田,土地、砂石料,我们免征资源税,少许占用的耕地,我们自己消化。974公里铁路线,这笔费用算下来,10亿元打不住。记者私下问一位地委书记:“‘损失’不小吧?”“铁路不修,那才叫损失。晚修一年,损失就大一倍。你说呢?”
40多年过去,到新疆走一圈,体验一番,一个内地人会有许多新感觉,一个新疆人会有许多新发现。在祖国的这片热土上,一代代新疆人,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奉献精神,铺设通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附图片)
上图:库尔班·吐鲁木的人们用上了液化气。
姚新生摄
压题照片:鄯善县连木沁镇退休教师牙合甫·沙地克发明了能增加晾挂密度、提高一级品率、自然速干的吊帘式葡萄干晾制新方法,目前正在全县推广。
王卫军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刘华清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整整50年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洗雪了百余年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点,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参加过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回顾历史,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愧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我们党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己的模范行动,指导和推动抗日战争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加强新时期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在倡导、促成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主导作用,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当时在国民党军阀的统治下,国内阶级压迫严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正受到国民党军队及军阀武装的“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1935年“华北事变”,日军侵占我华北,企图侵占全中国。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在此情况下,能不能团结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我们党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1933年1月,我们党再次发表宣言,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红军,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工农三个条件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1935年8月,我们党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各党派和军队对过去和现在的不同政见和利害,应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在全国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我们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经开始形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在抗日民主运动高潮到来之际,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1页)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此后,我们党一方面大力促进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及其军队、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等社会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以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1936年2月,被迫在西北进行“剿共”内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与我党达成停战协议。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改变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总方针,明确提出:一方面要继续揭破国民党蒋介石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国民党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受到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的称赞。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的结果,它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转变了中国时局。
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致电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五项要求和我党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四项保证。这是我们党为促进国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让步,也是我们党主动采取的联蒋抗日的重要步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最后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主张的决议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而初步形成。1937年2月到9月,我们党又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就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其共同纲领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六次谈判,既坚持原则,又作了必要的重大让步,从而推动国民党逐步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一历史的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政策,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全民族抗战,起了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同上,第2卷第718页)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从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政策重点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曾一度出现轰轰烈烈的抗战景象。但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由于战争的失利和对进步力量发展的仇视,加上日本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实行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把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逐渐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共合作能否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和扩大,又成为抗日战争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同上,第2卷第364页)为了避免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发生破裂的危险,我们党汲取历史上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经验教训,针对当时国民党的两面性,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并把它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联合是政策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是第一位的;斗争是联合必不可少的手段,是服从于联合抗日的总目的的,是第二位的。但是,随着国际上绥靖思潮的泛滥,这种联合中的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在欧洲战场上德军入侵波兰后,英美等国还企图将祸水东引,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附和这股国际绥靖思潮,掀起一股反共降日的逆流。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努力维护统一战线,克服了投降危险。我们党针对统一战线内部存在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这一现实,又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
对投降派、反共顽固派挑起的军事磨擦,我军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打退之。这是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斗争的需要。如果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整个抗日战争就会夭折。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八路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我军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予以坚决反击,从而巩固了抗日阵地,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国进步力量对国民党蒋介石摧残抗日力量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面临严重的局势,我们党仍以抗战大局为重,实行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从而使国共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方针的制定和实践,说明我们党“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善处同盟者”,反映了党的成熟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中,正是我们党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顽固派投降、分裂的危险,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导全国人民沿着团结抗战的正确道路前进,直到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是爱国主义的旗帜,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在倡导、促成、维护、坚持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了主导作用,是团结抗战的核心。
 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指导全国抗战的伟大纲领,是夺取抗战彻底胜利的指南
我们党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不发动和武装人民群众,实行一条单纯政府的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关于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指引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中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是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1937年年产钢580万吨、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大口径火炮744门、舰艇52422吨,海军力量仅次于英美而位居第三。中国则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除能自制一部分轻武器外,其他均不能制造。但是,日本也存在诸多战争的不利因素。首先是国土面积小,约相当于中国的1/28,人口9000余万,只有中国的1/5,且矿产资源贫乏,大部分工业原料依赖进口;其次是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但处于进步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上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
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国情、军情的科学分析,从抗战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提出了一整套办法和措施。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就提出了实行全国总动员,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进行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他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同上,第2卷第347页)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并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
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即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这个《提案》系统地阐述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迷惑、疲倦敌人,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等。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邀出席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一线临战战区适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之翼侧的后方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和消灭敌人,并强调只有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方针、原则及其战法的提出,对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方略产生了积极影响。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定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以后的抗战中继续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并未能很好地贯彻这一战略方针,但它在广大爱国人士和部分国民党将领中产生了良好影响,推动正面战场抗战取得了一些局部作战的胜利。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全面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对全民族抗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驳斥亡国论、速胜论,鼓舞全体人民的信心和斗志,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抗战为什么要实行持久战的理论,完整地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一整套具体的作战方针与原则,明确指出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其预见的科学性、论断的正确性完全被抗战全过程的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不仅能够而且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据。他强调了时代的特点,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同上,第2卷第447页)据此,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达到最后胜利。
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在描述三个阶段战争进程的轮廓时,指出敌我双方量和质的互变关系,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认为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精髓。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则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艰苦的,时间最长,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在这个阶段。经过相持阶段的努力,中国抗战的力量将转弱为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抗日战争就可以进入收复失地的战略反攻阶段了。在第三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
毛泽东还深刻地阐述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应采取的一套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他指出,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变战略上劣势、被动的不利态势为战役战斗的优势、主动的有利态势;而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作战方针,又必须发挥组织指挥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在作战形式上,要善于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此外,毛泽东还正确地解决了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关系以及实施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等问题。他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用战役的歼灭战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
战争史上,游击战通常作为大的战争行动的辅助手段,毛泽东首次把它提高到战略地位。他结合抗日战争的特点,系统地论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指出:中日战争由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基本特点,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参加,因而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等一整套的东西发生了。而且通过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因此,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从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等方面,具体地阐发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科学论述,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迅速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理论,是指导抗日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的指南。正是由于这一光辉的军事思想、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才在世界的东方导演出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一些国外人士称毛泽东为“持久战理论大师”、“现代游击战争之父”,这是当之无愧的。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辟的广阔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全国抗战开始后,我们面对的敌军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友军是国民党军。虽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国民党当局仍对我不怀好意;我军虽士气高,但数量少,装备差。如果将只有几万人的我军摆到正面战场与日军硬拚消耗,很快就会拚光,这样无益于抗战全局。我们懂得“毋邀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的道理。我军挺进敌后,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其后方占领区十分空虚,我军施展游击战的拿手好戏大有用武之地;我军是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有进行人民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我军深入敌后必将如鱼得水,必能发挥作用。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时而果敢地提出我军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决定迅速向敌后进军,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伟大决策,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很快改变了敌我战略形势,并决定了抗战胜利的前途。
太原失守以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同时以小部兵力发动和组织群众武装。平型关首战大捷,是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深入和国民党军的节节撤退,八路军主力抓住有利战机,迅速大胆地深入敌后,实行战略展开,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至1938年4月,八路军在华北相继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此后,大幅度分兵于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使敌后战场迅猛扩展到整个华北地区。与此同时,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到1938年10月,广阔的华北与华中敌后战场基本形成。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千余次,歼敌数万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并由出师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改取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被迫将兵力分散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这对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讲的,“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朱德选集》第139页)
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打乱了敌人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并存的战略布局,对敌人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步转移其主要兵力用于对付敌后战场的抗日军民,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也由抗战初期比较积极的抗日倒退为消极抗日,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抗日战争的重担便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肩上。在极其严峻、复杂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依靠根据地人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大量歼灭日伪军,壮大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改变抗日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挫败了顽固派的投降阴谋,促进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转化。在整个战略相持阶段,敌后军民抗击了侵华日军兵力(不含关东军)的62%到75%和几乎全部伪军。而在此期间,日军只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了十几次较大规模的进攻,其他时间基本上处于半停战状态。毫无疑问,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始终是全国抗日的主要战场。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歼敌4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军至此完全意识到它在中国战场的主要敌手并不是国民党及其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为进一步巩固其占领区,以便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使其占领区成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从1941年起,更加集中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的“总力战”,使用其侵华总兵力(不含关东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多次制造反共军事磨擦。由于日顽军夹击和严重自然灾害,敌后抗战面临极端严重的困难。根据地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军队由50多万缩小到40余万,根据地减少了1/6。能否战胜严重困难,坚持并发展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抗战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为适应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和人民战争的威力,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军事上,针对敌人拉网式的“扫荡”、“清乡”,我敌后军民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以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斗争形式,大量消灭和牵制敌人。同时,全面实行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各级政权中普遍实行“三三制”政策,由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进步分子及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按1/3的比例共同组成政权,从而调节了各抗日阶级内部的关系,加强了各阶级、阶层的合作;全面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使党政军各级机关更为精干,更适应游击战争环境;主力军实行的地方化、群众化,加强了地方军和民兵,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促进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而逐步克服了物质方面的困难,打破了日顽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我党还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端正了思想路线,巩固了组织,增强了团结,进一步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的各项重大政策的贯彻和实施,不仅对战胜极端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转入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
经过敌后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1943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再发展阶段。以晋冀鲁豫地区八路军发动的卫(河)南、林(县)南战役为起点,开始集中较大兵力对日伪军开展攻势作战,并逐步实行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接着于1944年春开展局部反攻。至1945年夏,敌后抗日军民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攻势作战,猛烈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将日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并从战略上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反攻。在全国大反攻及攻歼拒降之敌的作战中,敌后抗日军民又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中小城市250余座,收复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并协同苏军解放东北全境。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善于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相结合,通过民主革命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所以能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使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并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光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等19个省区,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整个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创造。抗日战争的历史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抗日战争就不可能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精神财富
抗日战争的烈火硝烟已经熄灭半个世纪了,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所昭示的历史经验,对满怀信心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民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分裂则国运衰,统一则民族兴。当年,正是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才得以乘虚而入,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发动起举国一致的抗战。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经过八年全民族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多少中华儿女为此引以自豪!但遗憾的是,在50年前抗日战争胜利时脱离日本侵略者魔爪的台湾,至今仍与大陆处于分裂状态。国际上也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甘心看到中国的统一强盛,总想利用台湾问题从中渔利。历史的教训必须铭记。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理应求同存异,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重新携手,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谱写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爱国主义永远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是一个弱国,却能战胜强大的侵略势力,胜利的关键就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动员、组织和武装起来,同仇敌忾,流血牺牲,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气壮山河的斗争,使其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有了爱国主义,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就有了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和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都是为了使中国繁荣富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进一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推向前进。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落后就要挨打。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一百年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侵略和欺凌过中国。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无恶不作,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这一方面是由于旧中国在政治上衰朽腐败,另一方面是由于旧中国在经济上积贫积弱。因此,无数仁人志士致力于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的振兴。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还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想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发展经济,繁荣科技,厚植国力。21世纪是科技和综合国力竞争的世纪。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中华民族几代人向往和追求的伟大目标,使中国真正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维护自己的尊严,必须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强大的国防。有国无防无异于开门揖盗。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提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真理。我军必须以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指导,按照江泽民主席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注重质量建设,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抗战初期,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排除了国民党的干扰,坚持了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领导,使我军保持了人民军队本色,不断取得战争胜利,并获得了重大发展。今天,虽然我军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担负的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我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军的厚望。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原载8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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