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写在《瞿秋白文集》即将出齐的时候
温济泽
今年６月１８日，是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６０周年。１５年前，在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４５周年座谈会上宣布过：中共中央批准重新编辑出版包括瞿秋白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这部文集，在近期即将出齐。
这部文集共１４卷，其中政治理论编８卷，文学编６卷。文学编是以１９５３年版《瞿秋白文集》为基础，重新整理编辑的，已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政治理论编是从搜集手稿、查阅档案和报刊资料着手，第一次编辑的，费时较多，已由人民出版社从１９８７年起出了６卷，还有两卷将在今年下半年出齐。此外，还编过一本《瞿秋白选集》，包括作者在政治理论和文学两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５４篇，已在１９８５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文集政治理论编的内容，包括他在“五四”时期以及后来在党内外、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他在１９２７年中共“八七”会议、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１９３０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１９３１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期间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历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还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讲义和译著，等等。这里有很多是第一次发表的。虽然其中不免有党在早期的幼稚、不成熟以及错误的东西，但这毕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珍贵的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过重要的作用。他对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深刻剖析，关于克服革命队伍里“农民意识”和资产阶级“市侩主义”腐朽思想的精辟论述，在某些方面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他又是我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理论家、文学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文学编的内容，包括他早年记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社会生活情况的散文作品《俄乡记程》（《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时期特别是与鲁迅共同指导左翼文化运动期间所写的文艺论著，还有他著的《俄国文学史》，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和《高尔基论文选集》，翻译和评介的俄国和苏联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还有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字问题的论著，等等。这些都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开创的不可磨灭的功业。今天我们文艺、新闻工作者仍可以从中吸取有益、有用、有生命力的东西。
瞿秋白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革命的一生。他一生是短促的。从１９１９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起，到壮烈殉难时，不过１６年。在这短短的年月里，他曾身负重任，日夜辛劳，但常不顾工作的繁忙、环境的险恶和肺病的缠扰，竟然留下５００多万字的论著和译作，平均每年３０多万字。仅从这些字里行间，也可以想象到他为革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今天仍然应当作为光辉榜样学习和发扬的。
我国历史上有如林的丰碑。《瞿秋白文集》的出版，又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研究历史；能激励我们继往开来，奋发前进。
中共中央批准重编这部文集的时候，胡乔木同志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名义，将这个任务委托给周扬同志和我，不久，周扬同志病了，就让我负责。我们请李维汉、陆定一、周扬三位同志担任顾问，并在胡乔木同志领导下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帮助下工作。
我们把《瞿秋白文集》这个大编辑组分为两个编辑组：政治理论组，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丁守和同志任组长，组里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等单位１０个兼职的同志；文学组，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士菁同志任组长，组里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党校等单位８个兼职的同志。我们各人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只能挤出业余时间加班加点来做搜集、整理、编辑、核对和注释工作，没有向国家要专门的编制，没有集中办公的地点，这也是用了１５年时间才全部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期间，李维汉、胡乔木、周扬同志，还有张子敏等两位编辑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他们，特别是胡乔木同志，为这部文集花了不少心血。
在《瞿秋白文集》即将出齐的时候，我们谨记此以作为对他的纪念。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并非“多余的话”
——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林勃
引言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１９２７年，他主持“八七”会议，纠正与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参与决定和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与广州起义等全国各地的暴动，把中国革命从当时的严重失败中挽救过来。此后不久，他也曾犯过盲动主义错误，但能够认识改正。
六大之后，他担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执委期间，在对待共产国际某些“左”倾政策，处理“中大风潮”，乃至反对米夫、王明的宗派活动方面，都坚持了正确立场。１９３０年８月，他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１９３１年１月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米夫、王明打倒下台。此后，他便转向文化战线，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１９３４年初，他奉命抵达江西瑞金，任中央苏区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同年１０月，红军长征，他被王明中央留下，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时年３６岁。临刑前，在汀州狱中，他曾写下一长篇遗言《多余的话》。不幸，这又成了“文革”中被打为“大叛徒”的“证据”，以至砸碑掘墓。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才发现《多余的话》揭露王明路线的真义所在！
陆定一同志先后在自己的《文集》和《瞿秋白论文集》的《序言》中，一再强调指出了这一点。这里，我们再拿我党主要总结王明路线这一严重教训的１９４５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和《多余的话》作一对照，事情就更加清楚了。
“人如果有灵魂的话，
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以上这段话，是瞿秋白在自己照片上的《题词》，和《多余的话》、《致郭沫若信》先后写于汀州狱中。《题词》强调灵魂的极端重要，而自己躯壳——即自己肉体、个人生死——则无足轻重。这个意思和《致郭沫若信》中“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在这里等着生命的结束”、“这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这些都没有什么”等意思一样，外柔内刚，都是针对当时正以死亡胁迫他屈服就范的敌人的。“灵魂”在这里，当然不是指世俗常说的“阴魂”、“鬼魂”；一般多半是指理想、信念或精神什么的。自然，这样理解就成了一般的格言哲理了。而作者好像料到了这一可能产生的误解似的，并说明在先，不是此意，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那么，这“另外的意思”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结合他汀州狱中同时写下的《多余的话》、《致郭沫若信》等来看，这重于躯壳的“灵魂”，即当时革命队伍中流行的“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那句话中的那个“灵魂”。如此说来，瞿秋白这是不是又一次在暗示：他是有自己正确的政治思想的？
答案是肯定的。
这只要把总结这一时期党内历史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拿过来和《多余的话》对照对照，就不难明白了。首先，和《决议》一样，《多余的话》对“八七”会议，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对六大乃至六届三中全会，都持同样的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自己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则持批评检讨和否定的正确态度。这都和《决议》关于这些问题的结论基本一致。第二，和《决议》将我党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看作是相互联系自然发展的结果一样，《多余的话》也同样承认：“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第三，当然，更重要的内容是：《多余的话》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指瞿秋白盲动主义——作者注），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并明确指出，“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至助长盲动主义”、“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是“严重错误”的。这和《决议》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和《决议》批评王明路线“过分地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的发展”等极“左”路线的中心思想完全一致，就连词句都像抄自《决议》一样。十分清楚，仅就上述内容来看，早在１９３５年，瞿秋白就在《多余的话》中，就王明路线提出了和《决议》基本一致的正确思想。这显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确立分不开的；而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又是和４０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对历次路线——主要是王明路线——的全面清理和系统总结分不开的。而１９４５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这一全面清理与系统总结的结晶，故被郑重收入《毛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多余的话》的上述思想，是何等难能可贵了。看来，这就是瞿秋白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灵魂”了。
然而，尽管《多余的话》和《决议》在上述思想上如此惊人地一致，但在表达方式上却天差地远，全然不同。简而言之，《决议》是明确以王明路线为反面典型和批判重点的，所以它直接批判六届四中全会反瞿秋白调和主义的错误，直接批判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路线四年统治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与巨大损失。而《多余的话》则恰恰相反，它以瞿秋白自己为批判重点和反面典型，对四中全会反调和主义之是非、对四中全会以来四年王明路线之是非，则绝口不提、一字不露。为什么《多余的话》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原因，除去瞿秋白当时正在敌人狱中当然不能公开批评中央外，《多余的话》比《决议》要早整整十年，当时揭露王明中央政治路线的时机远未成熟，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从当时遵义会议的《决议》——“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这一提法，也多少可以看出来。甚至直到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１日，毛主席致周恩来的电文中还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由此可见，１９３５年初揭露王明路线，几乎不大可能。当时的王明中央，如果不说是颇有“威信”，至少是颇有“威风”和“迷信”的，是轻易碰不得的。第二，自然，这头一个碰不得他们的，就是瞿秋白。瞿是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领导人，王明上台就正是从以瞿秋白为首的三中全会中央手中夺的权。因此，瞿秋白对王明中央的任何批评，特别是路线问题上的批评，都格外尖锐、敏感。第三，其实，瞿秋白何止是丢了权，而且是丢了命。王明中央故意把他这个病号留下，其险恶用心他内心未尝不一清二楚。然而，也正因为清楚，他更不能不顾虑重重。当然，如果全是顾虑，干脆什么都不写，那也就没有《多余的话》了。而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由于丢了命，更由于丢了权，造成王明路线四年统治的严重恶果，他就首当其冲，负有无可推卸的第一位的责任了。正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王明、博古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结果让他们夺了权。”这是毛主席对瞿秋白、对三中全会中央最不满意的地方（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瞿秋白内心自然清楚，他必须有所交代。再说，对王明宗派和王明路线，瞿也是最知根知底的一个：如果说王明宗派来自莫斯科，以“洋共”和“国际”吓唬人的话，瞿两度赴苏，曾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等要职，更是老“国际”、老“洋共”；如果说王明宗派披着马列主义外衣，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命的话，那么，早在驻莫斯科期间，瞿秋白即就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与这些“布尔什维克”进行过激烈争论。即使其主要成员之一的博古，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瞿秋白的观点是正确的。哪怕是王明中央的后台米夫，瞿秋白亦与之作过尖锐斗争，直至向共产国际提出撤销米夫中大校长职务的正义要求！
当然，更重要的是，虽然身处狱中，瞿秋白无从了解遵义会议怎么回事，但却深知：眼前早不是什么个人生死问题，更不是什么权力之争的问题，而是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问题！眼前又是他说话的最后机会，他决不能再沉默了！
总之，四年王明路线对瞿秋白来说，是个既不能说又一定得说的矛盾尖锐的问题。
由于决不能拿王明中央作反面典型和批判重点从而指责王明中央，所以瞿秋白就以自己为反面典型和批判重点，指责自己；由于不能说王明中央的政治思想不对，所以《多余的话》只能说自己的政治思想“消极”；由于决不能说王明中央这四年的政治路线错误，所以瞿秋白只能谴责自己最后四年没有“为党的正确路线奋斗”。瞿秋白思想深处这种“决不能说”与“一定得说”的矛盾，表现在《多余的话》中，就成了这整整四年的完全空白和对这四年的严厉自责。显然，由于是临终遗言的原因，《多余的话》各章几乎都要回顾自己生平一些往事。其中，三四次回顾还相当完整。然而，只要一触及１９３１年初四中全会以来四年，文字就含糊吞吐，躲闪回避或一言不发，要不就淹没于一片自我检讨、自我解剖和自我痛责之中。至于这四年有什么大错特错，什么具体内容，为什么看得如此严重，等等，则干脆一字没有，完全空白，简直就是“无字天书”！
好在那片自我痛责，也同样集中针对着他一生这最后四年。所以，我们不妨从这片自我痛责来解读一下这“无字天书”之真义所在。例如：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
“１９３１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跟着怎样说。”
请注意，这出自不同地方的三段话，指的都是１９３１年初四中全会以来这同一个时间。这些话表面看似专门责己，实则把“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中央怎样说我就跟着怎样说”居然打为“十足的市侩”、“最坏的党员”，没有“为党的正确路线奋斗”等等，这实际就是间接指出王明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措辞虽绕了一个弯，但意思却准确无误地坐实了四中全会以来四年这个时间，坐实了路线错误，坐实了王明中央的历史罪责！第二，所谓王明路线或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我们后来总结这段历史给它定的名称。其实，王明中央历来是拉共产国际之虎皮，以国际路线自命的。３０年代的所谓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简直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原则区别。可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却说：“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此话虽同样是自责口吻，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王明路线实际犯着和立三路线一样的“左”倾弊病！这句话出自检讨立三路线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等内容中间，明显含有王明路线更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与发展之意。当然，更激动和强烈的是，《多余的话》最后断然指出，王明路线是中国革命的“祸害”：
“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根据《多余的话》中“从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３１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最后三年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这段话，所谓“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那段时间，自然明确截至１９３１年初四中全会以前。如此理解，不仅符合原文本意，而且符合历史事实。既然如此，那么事关历史功罪的“后来”，不是指王明中央统治的四年是什么！“祸害”，不是指王明路线是什么！
显然，仅就瞿秋白与王明宗派的上述关系而言，哪怕他只有一言半语涉及王明路线，也是值得重视和可以理解的。果然，这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了他对王明路线的原则意见和强烈谴责！自然，这所有意见和谴责，都不是公开与直接的，但同时也说明了《多余的话》对四中全会反调和主义之是非，对四中全会以来四年王明路线之是非绝口不提的原因：此地无声胜有声，一字不提，毫无意见，正是因为意见太大；绝口不谈，四年空白，“无字天书”，正是因为决不能谈，也没有办法谈。所以《多余的话》自我痛责的这四年，就是那四年空白，就是那“无字天书”的最好注解。理解了这四年自责，读懂了这“无字天书”，也就明白了《多余的话》为什么会以瞿秋白自己为反面典型和批判重点。从而，也就进一步揭示了《多余的话》批判王明路线的宝贵思想。
在《多余的话》的这些思想中，除去在富农问题上，他有放弃自己以前观点接受王明路线影响（这很可能是王明中央搬用苏联消灭富农的政策，导致苏区富农反抗引起的。——作者注）等个别错误外，其它思想，如：一、指出王明中央的路线错误，指出这一错误是我党历史上盲动主义、立三路线的“逻辑的发展”；是中国革命的“祸害”。二、指出“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都是“助长盲动主义”的“严重错误”。三、六大反“左”，强调“最危险的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多余的话》则强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等一系列思想，都无不符合《决议》对王明路线的揭露与批判。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基本是正确的。
显然，瞿秋白自己也深知这些意思婉转曲折且东拉西扯，远非一般的正常表达。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做人”（见《瞿秋白文集》）。苦于当时的情势，他也只好让它这样“鬼话”连篇了。正因为他也知道不太好懂，所以他才先后在《多余的话》、《致郭沫若信》乃至自己照片的题词上，一再暗示与强调：他是有“灵魂”的，且已然“大量披露出来”，提醒同志“判断一切的，是你们”；要求“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等等。他也多少料到这很可能是“多余的话”，但依然不可抑制地表现了他当时的深刻忧虑。正像陆定一同志指出的那样：
“他‘心忧’的是什么呢？那时红军正在长征，还没有安定下来。蒋介石调集所有兵力，要消灭红军。敌众我寡，随时有被消灭或打散的危险。如果王明路线的统治继续存在，革命的失败就不可避免。这就是他‘心忧’的所在。”
因此，不管敌人的屠刀就在眼前，他仍然呕心沥血地写了出来，竭尽他个人所应负的历史责任。然后，手持烟卷，哼着《国际歌》从容离去，将他的鲜血洒在刑场之上。
他的歌声，他的鲜血，连同他的最后遗言《多余的话》，都是他革命的一生的最后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