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陈云同志最后的３２１天
牟信之陈群顾宗宏姜仕亮周光生陆士贤
陈云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们多年同他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悲痛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他的崇高的思想品德，他的为人处事，他的音容笑貌，他同疾病顽强搏斗的毅力……仍然时刻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陈云同志是去年５月２５日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的，到今年４月１０日去世，他在医院里度过了一生最后的３２１天。
４月１０日清晨５点多钟，北京医院２２０病房的值班医务人员给我们打来电话，说“首长有情况”。我们立即赶到医院。医生说，刚才首长的血压突然下降，并出现混乱性房性心律，现在已经采取措施，血压和心律开始趋于稳定，但还要密切观察。这时，我们高度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
上午１２点左右，薄一波同志办公室打来电话，说薄老很想念陈云同志，准备马上到医院看望。１２点４５分，一波同志来到陈云同志病床的左侧。我们向陈云同志报告说，一波同志来看望您。陈云同志抬起头，眼光四处寻找，当见到一波同志后，就挥手示意，要一波同志到他的病床左侧来，以便好说话。因为陈云同志好几年前右耳已经背了，左耳听力按他９０高龄来说还是不错的。一波同志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尤其说到大家都很想念陈云同志的时候，陈云同志微笑着表示谢谢大家，并目送一波同志离去。
一波同志离开后，陈云同志安静地休息了。不到下午两点钟，病情急剧恶化。监视器上的荧光屏显示，血压、脉律急剧下降，随即出现自搏心律，血压曲线迅速地变成一条起伏不大的直线。这时，医务人员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抢救。江总书记等得知陈云同志病危的消息，立即赶到医院。但是，陈云同志终因年事已高，又患多种疾病，各脏器功能已经衰竭，下午２时０４分，这颗跳动了９０个春秋的心脏骤然停止了。
陈云同志是去年５月１３日回到北京的。他在上海度过了他最后的一个冬天和春天。北京冬天比较干燥，南方气候比较湿润，按照医疗专家的建议，到南方过冬，对治疗他的气管炎和皮肤搔痒有好处。况且，他是一个南方人，讲起话来有很浓厚的上海话音，饮食又喜欢南方口味，所以这几年冬天都在南方度过。在杭州度过了两个冬天，在上海度过了４个冬天。去年从上海回到北京以后，陈云同志的心情一直很好，他开玩笑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正当他像往年那样在消除旅途疲劳的过程中，５月２５日下午，医务人员观察到他左肺有轻度的炎症，建议住院治疗。陈云同志同医疗专家商量，说能不能在家里治疗。专家说，还是住院治疗好。他又问，住院期间每天新闻是否可以照常听。专家回答说可以。于是当天晚上９点多钟，他吃过晚饭后就住进了北京医院。当时我们想，陈云同志是能够很快恢复健康的，因为他高高兴兴地从上海回家才１２天呀。谁知，从此他再也没有能够回到自己的住地。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当身体的恢复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曾几次向专家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回家这类问题。专家总是回答说，等您的身体完全恢复以后可以回家，但现在不行，因为家里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他也总是欣然表示同意。
从住院到去世，陈云同志的病情经常是恶化——好转，好转——恶化，反反复复，但总的趋势是呈波浪式的逐渐衰竭。医务人员在精心治疗过程中，可以说凡是能够采用的现代先进医疗技术都采用了。陈云同志同疾病斗争的精神是很顽强的。他的头脑一直是清楚的。他的脑血管硬化很轻，脑萎缩的程度也很小。陈云同志始终信赖医务人员，你只要把必须采取的医疗措施的道理同他讲清楚，他都会高兴地接受，并密切配合治疗。当病情严重的时候，医生问他觉得怎么样？他总是很乐观地说“还可以”。当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在病床这块小天地里，他请医务人员按摩他的四肢肌肉，自己也伸腿抬臂，手搓经常使用的那两颗光滑锃亮的核桃，以锻炼体质。
陈云同志的体质本来就比较弱。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木炭汽车”，感冒发烧是常事。新中国成立后，他担子重，工作忙，经常是上午、下午开会，或者看文件、处理问题，晚上８点钟到周总理那里，１２点钟到毛主席那里。１９５９年，他患了冠心病，后来经过治疗，有所恢复，但冠心病的帽子没有摘掉。１９７９年，他又患直肠癌，成功地做了手术切除。１９８４年，又发现他患有帕金森氏病。从此，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他的健康水平下降是很缓慢的，这主要是由于先进的医学科学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同时也由于他的生活很有规律。
１９５２年，他戒掉了在革命战争年代抽香烟的习惯，而且说戒就戒，一点也不含糊。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晚年，他的食谱是，早餐：面包，果酱，黄油，豆浆；午餐：一荤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机米。为了定量和不浪费粮食，每餐都称米做饭。每餐配的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他从来不请人吃饭，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宴请，总是自己吃自己的饭。他吃饭，不慌不忙，不与人谈话，细嚼慢咽。
陈云同志晚年的工作，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事业需要他们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继续发挥关键作用。陈云同志从这个大局出发，根据自己的身体，坚持量力而行地工作，坚持做他认为最必要的工作。他有句名言：“少做多活就是多做，多做少活就是少做。”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他认为这是合乎辩证法的。他还经常提醒比他年轻的中央领导同志，不要每天都是三班连续干，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他认为，必要的事情，必要的时候，要这样做。但是，三班经常都排得满满的，总不是个办法。他说，开会不要开死人。
陈云同志在工作之余，或者同疾病斗争之时，能够静下心来得到休息，就是得益于听评弹。评弹是流行于江南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陈云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听评弹，先是跟他舅舅在当地镇上的茶馆里听书，后来听上瘾了，有时大人不去就自己去，靠在墙边站着听。他风趣地说，这叫听“壁书”。后来由于从事革命活动，听评弹就中断了。１９５９年，他患心脏病休养期间，开始重新听评弹。在这之后的３０多年中，他听的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评弹界尊称他为“老听客”。陈云同志还广泛接触过各种流派的评弹艺人，同他们一道研究发展评弹艺术的问题。他鼓励评弹界要“出人、出书、走正路”。
陈云同志无论到外地，还是有病住院，７００多盘评弹磁带，４台轮流使用的老式放音机，是必备的物品。这次在北京医院的３００多天里，当然也不例外。病房走廊两旁都存放着用木盒装的评弹磁带。这些磁带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４台老式放音机的维修，也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承包，由于机器太老了，每年总要维修一两次才能正常运转。陈云同志去世后，我们特意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同志到北京来参加悼念活动，他们的心情非常悲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陈云同志走得那样快，因为不久前陈云同志还要我们打电话问过，上海电台有没有“闯王进京”的评弹录音，如果有，他想听听。
每天上午站着、手腕悬空用毛笔练大字，这也是陈云同志锻炼身体的一种办法。他从８０岁开始练大字，一直练到９０岁，１０年如一日。每次时间，开始半小时左右，后来因为年纪大了，按照医生的意见，减少为２０分钟左右，最后到１０分钟左右。写完大字之后，他还经常自我欣赏，寻找毛病，以便下次改进。因为过去他练大字不多，开始时笔甩不开，后来逐渐甩开了，书法日见臻进，他自得其乐地说：“现在的字有飘逸感了。”
陈云同志锻炼身体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散步。晚年由于病情发展，他的步子越来越小，距离越来越短，而耗费的精力却越来越大。直到住院前，他仍坚持不坐轮椅，让工作人员扶着在房间里活动。开始，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卧室、饭厅是分开的。后来，书房、卧室、饭厅三者合而为一了。他坚持走路以活动筋骨的这种毅力是惊人的。在医院里，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他也提出过，要下病床坐一坐或者下地走一走这样的要求。但终因身体太弱，而没有能够如愿。
陈云同志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等眼疾，所以晚年他不看电视。但他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坚持收听各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以及１５分钟的国际新闻。不管工作多忙，或者身体不太舒服请医生来检查占去了时间，他也从不放过收听或者补听新闻联播。后来年纪大了，动作慢了，收听时间赶不上，我们就给他录了音，这样他就方便多了。他收听新闻是非常认真的，同看《人民日报》一样，从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他很用脑子记。他的记忆力之强也是十分惊人的。有时他听了重要新闻，就会及时告诉我们，要我们注意。有时没有听清楚某条新闻，他会反复听好几遍录音，直到听清楚为止。如果仍然没有听清楚，就会问我们，而我们往往答不上来，因为我们听过后并没有记住，只好回答说我们查一查。后来他的听力确实跟不上广播员播音的速度，于是他要我们每天把新闻稿借来讲给他听，但他在听讲以前，自己仍然坚持先听一遍新闻录音。在他住院的日子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听新闻，并要秘书每天给他讲讲国内外大事。有时白天因发烧昏睡，但当晚上退烧清醒时，也会把秘书找去讲讲当天新闻。
去年４月初，他在上海从新闻联播里听到中央机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他要我们立即从他的存款中取出５０００元钱，捐助给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这笔钱落实到河南省卢氏县汤河乡和朱阳关乡的１６名失学儿童身上。１１月，中央办公厅信访局转来了这１６名小学生写给他的信。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儿童失学，应该动员全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他在病床上听到中央号召为贫困地区捐赠衣服、被子的消息，他要我们告诉于若木同志马上去办。全家除捐赠了几十件衣服外，还特意以陈云同志的名义捐赠了一条崭新的丝棉被子和床单。他听了很高兴。当我们向他报告，捐赠的被子和床单已经送给了贵州遵义地区的一位前志愿军战士的家里，这时，他专门把于若木同志叫到病床前，亲自告诉她这个消息。陈云同志常对我们说，过去有句谚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是讽刺那种缺乏社会公德和同情心的自私自利的人的。我看应该把它改为“既扫自己门前雪，又管他家瓦上霜。”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还特意把这句话用大字写成了条幅。
去年１１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提出，今年６月１３日是陈云同志９０寿辰，是否再请示一下陈云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同志的画册都已经出版了，他的那本画册也该出版了吧。陈云同志的画册已经编好七八年了，因为他不同意出版，就一直压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向陈云同志报告了这件事，他还是犹豫，说不急嘛，等等再说。过了几天，我们再去请示，他才勉强同意，说这次权力下放了，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定。这时我们很高兴，马上转达了他的意见，编辑工作很快重新开展起来。第二天，陈云同志又说，画册上的照片不要光有我一个人的，还要有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小平同志他们，也要有群众。我们回答说都有，他才满意地点点头。画册封面的设计，准备采用陈云同志的签字，并衬以他喜欢的竹子图案，我们拿去请他看，他说好漂亮啊。又问，他的签字是什么时候的。我们回答说：８５岁写的。他高兴地躺在病床上，用手在空中比划练起签字来。第二天他又要秘书把画册封面图案带去，他还要再看看。
不久，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又提出准备再版《陈云文选》。因为第一版本出版到现在已有１０年时间，在这期间，陈云同志陆续有新的文稿问世，有关部门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没有收入文选的重要文稿。我们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他表示同意。
陈云同志是很看重他的三卷文选的。在他病重期间，要我们把他的文选带去，他想再看看。当然那时他已不可能再看书中的文字了，但他问一共有多少字？我们答复说有６０多万字。他又问印了多少册？我们告诉他，１０年来，三卷文选加上其他单行本，大约印了近５０００万册。他嘱咐我们把文选留在病房里。在他答应文选再版后，编辑小组开始了增补和修订工作。
陈云同志在病床上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每天听一点需要增补的３３篇文稿的内容。当他听到１９３５年写的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准备保持文字原貌收入文选时，他说，当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他化名叫“廉臣”，并把红军写为“赤军”。当谈到准备把１９９４年春节他在上海的谈话《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作为文选最后一篇文章时，他马上表示同意，而且回忆起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和情景。陈云同志在文选再版补充文稿送审本上用铅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是今年１月１９日，这是他的绝笔。当他签完字之后，嘱咐我们一定要送请中央审阅。我们照办了。不久，我们向他报告，中央审阅了补充文稿，表示完全同意，并相信三卷文选再版之后，对于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思想、理论、政治水平将会起到重要作用。陈云同志认真地听完之后，欣慰地点点头，安静地休息了。正当人民出版社赶印再版的三卷文选时，陈云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他再也看不到印刷精美的新的版本了。
陈云同志的三卷文选，是他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的集中反映，也是他留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同志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并且参与了向第三代的顺利交接，他的这种经历和地位，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在他丰富而又曲折的经历中，他对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
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他曾经书写过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陈云同志非常谦虚，历来不愿意宣传自己。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业绩，特别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和党内许多同志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是深有体会的。每逢党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想念陈云同志，都希望知道他有什么意见。
早在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会议上，陈云同志发言说，对功劳要有正确的看法，第一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特别强调，这样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这些话，不是光说给别人听的，他自己就是带头这样做的。１９８２年在编辑出版他的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文稿的时候，他特别嘱咐在后记中要说明，他在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调查研究包括他做的必要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当时一波同志是中财委副主任）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强调，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的时候，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帐上。
１９４９年５月，陈云同志从东北调到中央工作，住进北长街７１号（现５８号），一住就是３０年，房子从来没有大修过。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后，房子出现裂缝，有关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房子应该翻修了。但陈云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我的房子比四周老百姓的房子要好得多，为什么要翻修？！把这样好的房子拆掉重建，老百姓会骂死你的。如果是为了防震，搞一点钢架支撑一下就可以了。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领导工作，身边工作人员增加了，住房不够用了，经有关部门再三建议，他才搬进中南海。
陈云同志性格内向，平常说话不多，但勤于思考。他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他更反对办事送礼、走后门。他对送礼办事的人，批评起来，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前几年有一回他的家乡有人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同时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陈云同志听了很不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我一题词，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成立这家公司了。他要我们把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而且嘱咐我们要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
陈云同志到外地，从来不准当地领导干部到机场迎接或者送别。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不接不送”。“不请不到”是陈云同志会客的一条规定，即使春节老朋友来拜年也不例外。他说，电话拜年最好，既省时又省力。如果都来登门拜年，大家都受不了。
今年春节，陈云同志是在医院度过的，当时他的病情还比较稳定，精神也比较好。他家里分两批到医院拜年，每批也就是几分钟，他就催大家回去了。江总书记和李总理分别来看望他，他们很了解陈云同志的习惯，几句问候话后，就谈起形势与工作，他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江总书记告别时，陈云同志双手伸出大拇指说，谢谢你们，表示他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信赖和厚望。当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不少老同志得知陈云同志精神不错，都想来看望时，他就要我们转达说，大家工作都很忙，泽民同志、李鹏同志都来看过了，可以代表大家了，其他同志就不要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关于陈云同志的后事，早在５０年代他就交代过。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０日，他曾经专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那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１９９１年，中央作出了关于丧事从简的决定以后，陈云同志非常拥护，多次交代，他死后一定要照此办理。
陈云同志与世长辞了，他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只有不到２万元的稿费。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１３３６．０元，各项目补贴约２５０元。每月上交所得税３１．０５元。按照国家规定，他从５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但可以领到１０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共计１３３６０．０元。这就是陈云同志一生的全部积余。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价之宝。
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榜样将永远活在人民中间。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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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挂进实验楼
本报记者武卫政
鲜艳的五星红旗垂挂在锃亮的不锈钢旗杆上，触手可及。望着国旗旁的老教授慕立义，记者肃然起敬。
６０岁的慕先生是我国著名植保专家、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他承担的棉虫抗药性研究引起国内外瞩目，其骨干药剂“棉铃宝”两年累计在全国１６个省推广使用７５４５吨，列国内同类农药之首，创造经济效益７亿多元。山东省有关部门及学校为慕教授艰苦创业的精神所感动，去年共拨１８６万元，慕教授也从“棉铃宝”农药技术转让和利润分成中拿出５５万元，建成了１０２０平方米的山东重点农业害虫抗药性实验室。据介绍，这是目前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同类省级实验室。
慕教授展开国旗深情地说：“她是我们在‘五一’节前迎进实验楼的。这几天大家都说，进了这屋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这面国旗。”他告诉记者，“农业院校只有培养出热爱祖国、献身农业科学的高层次人才，才能多出高水平科研成果，为国为民造福。在实验室挂国旗，就是要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师生的爱国情感，让大家时刻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慕教授的研究生刘峰微笑着点点头。他说：“我们学农的每天很忙很累，但看到国旗，就觉得有股力量的支持。慕老师年过花甲还经常往田间工厂跑，我们更应该埋头苦干。”
“挂国旗花钱不多，意义很大。”慕教授接着说，实验室常接待国内外来访学者，国旗挂在这里，既体现国家尊严，又表明我们的心迹。来访的学者都称这里氛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