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未来不是父母能给予的
——谈谈中国少年“五自”丛书
卜卫
从几乎是一贫如洗的家里走出来的男孩刘宇翔，拿着个破口琴，走向正在吹萨克斯管的同学们，他们正演奏着一首浪漫曲调。有人问刘宇翔：“这是最时髦的高级乐器，你的乐器老掉牙了，难道你不觉得寒碜吗？”
刘宇翔笑笑说：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不和他们比，要比的话，应该是比将来。别人拥有这些东西，那都是上辈人为他们创造的；对一无所有的我来说，只能靠自己的能耐。我要自己为自己创造快乐。
正是这个刘宇翔，登上了美国第八届数学邀请赛的领奖台，以满分获得本届比赛的特等奖。他真的为自己创造了快乐！
快乐不是给予的，是创造的——这是《跨世纪的一代——中国少年“五自丛书”》告诫孩子们的话。
１９９４年初，共青团中央实施具有历史意义的“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倡导全国少年儿童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１９９４年末，陕西未来出版社及时推出了由孙云晓、刘希亮主编的报告文学集《跨世纪一代——中国少年“五自”丛书》。这套丛书分为五卷，即自学卷、自理卷、自护卷、自强卷和自律卷，分别讲述了近１００个孩子的故事。
孩子们的故事是生动的，而渗透其中的教育观念则更令人震撼。这是一种崭新的教育观念。它着眼于少年儿童的素质教育，强调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服务能力和创造能力。正如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袁纯清所指出的，现代少年儿童需要学会生存、学会服务和学会创造。
“生命是美丽的”，在《自护卷》开篇，作者深情地写道，“生命需要保护，需要负责”。于是，作者写了许多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负责、在意想不到的困难情况下顽强斗争的故事：１０岁的龚杲凭着“我要回家”的坚定信念，在被拐卖１０５天以后，机智勇敢逃脱出来，终于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五年级女孩玛丽亚用自己的裙子救出了五个不幸中电的男孩；１１岁的刘剑依靠法律结束了自己被父亲毒打的痛苦生活；小女孩姜丽和她的伙伴们勇敢地揭开了冰葫使她们闹肚子的秘密，惩罚了不法经营者，保护了自己的健康；１４岁的王妍不幸被坏人残害后，在封建旧观念的压迫下，勇敢地奋争，用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和优秀的品质来展示自己生命的美丽和心灵的纯洁！
在《自强卷》、《自理卷》中，作者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少年们自强自立的动人故事：不幸的李欢，身患重症，行动不便，但她顽强学习，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幸运的李欢，被选送参观美国的迪斯尼乐园，在儿童村，五星红旗为她冉冉升起！朴实的杨云和是个离异家庭的“弃儿”，他坦然接受了生活给予他的一切磨难，从矮小闷热的阁楼一直走向了国际奥林匹克信息学竞赛领奖台！患有重病的男孩宋涛不仅学会了为自己注射，也学会了照料妈妈，在学校里还是个优秀的学生……如果用“坚强”来形容这些孩子，我们会感到语言的贫乏和无力。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来谱写一首首自强自立之歌！特别值得钦佩的是，这些孩子在顽强地站起来之后，又去帮助别人，学习为同学们服务。例如无臂少年成洁发现一位同学因高度近视而看不清黑板，就用脚为这位同学抄板书……
彭玉珍是来自上海大棚户区的女孩。她的学校太简陋了，所以，她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在一所漂亮的学校里学习，平时都是课桌黑板，到了课余，一按电钮，课桌黑板全都隐入地下，同学们就可以放开来做游戏了……彭玉珍不只会梦想，她会通过自己的创造，不断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她发明了“环保游戏棋”、“斗形风车”等游戏器，很受同学们欢迎。当然，她的发明还有“助滴器”、“化学气垫船”、“太阳能测光表”等等。学会创造、追求真知，是许多故事里反复赞美的主题。
读过《跨世纪的一代》后，不难发现这套丛书有几个方面非常吸引人，也非常难得：第一，这套丛书没有一句生硬的说教，无论是大道理，还是小道理，都隐含在孩子们自己的故事里，由读者去得出结论。第二，这套丛书里的故事全部是真人真事，为孩子们学会生存、学会服务、学会创造提供了真实的榜样。第三，在这套丛书里，有许多“中不溜秋”的孩子或者考试不及格、留过级的孩子们的故事。作者并不认为学习成绩代表孩子的一切，而是努力去发现并肯定他们身上可贵的创造精神，并对压抑这些孩子的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第四，丛书真实地再现了孩子的现实生活，可以说，孩子们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大部分在丛书中得到了反映，如：考试失败，不被人理解，受到同学们孤立，受到老师或同学们的轻视，家庭破裂，学习困难，被坏人欺负……还有，如果被一个男孩吻过，还是纯洁的吗？孩子们可以通过阅读，来学习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自强、自理、自律、自学和自护。
１９７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我们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这套丛书正是这种具有“知识体系”性质的书籍，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培养下一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切都是可以创造的，但孩子的未来却不是父母所能创造的，孩子的未来只能由孩子自己来创造。所以，从现在起，要让孩子们学习生存，学习创造，学习服务，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苑杂咀
京剧是个没“文化”的剧种——不通的唱词很多，艺人中的文盲、半文盲也很多……
京剧的文化又高深莫测、有口皆碑，它曾经被称为“国剧”和“国粹”……
京剧：中华文化之谜
徐城北
一边是从潦倒家境中挣脱的苦孩子，为了混口饭吃，便把命运交给了戏班。事先写有契约，讲明在学戏期间“死生皆由天命”，然后就是无休止的练功、演戏、奔命……
一边则是推出若干与时代争辉的“明星”——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推出了作为“国剧”和“国粹”的京剧……
多么奇怪的文化现象！
艺人们并不是谦虚，一再表白自己“幼而失学”，然而就是这一批人——这一代又一代的“苦哈哈”，却创造出最灿烂、最丰厚也最具有经典意义的京剧。
程长庚，生在清王朝嘉庆年间，安徽的潜山小县。北京离他多远？天子离他多远？这些问题本来是用不着他思考的。然而就因为偶然听了舅父的一句话，他学了戏，随着徽班进了北京，引得皇上也要听他唱戏。皇上看高兴了，想给他的演唱喝彩。他却正色对皇上说：“上呼则奴止，勿罪也。”皇上大笑着答应了他。在那个时代，一个戏子无论是敢于对“天”大“叫”，还是能够“叫”出个“天”来，都实在是一个奇迹。
谭鑫培，程长庚的义子，继承下义父的绰号，早年称作“小叫天”。随着年纪和声望的增加，“小”字去掉了，成为万众瞩目的“谭叫天”。他被尊为整个梨园的“伶界大王”。
梅兰芳，年纪轻轻就成了新一代的“伶界大王”。但他是男扮女装，是被畸形审美观“托举”出来、又反过来扭转了畸形审美观的杰出人物。在２０年代，外国人到北京观光，曾有个“一看长城、二看故宫”的说法；自从有了梅，便又加上了“三看梅剧”。稍后，梅的影响无比深远了，每逢重要外宾来华，便又添上“四访梅宅”。京剧从整体上讲，曾经和中医、国画并列，被奉为中国的“国粹”。最近这几十年，又被尊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艺术体系”之一。京剧被捧上了天，登峰造极了。
但是，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和布莱希特戏剧体系相比，梅兰芳戏剧体系又显得有些单薄、偏执和怪异。只是舞台上的光辉一霎，一旦离开舞台，仿佛空荡荡说不出究竟，一切“玩意儿”就失去用武之地。只能“演”，不能“说”，更不能把自己这个“体系”条分缕析地归纳、升华出来，形成一个缜密的系统。外国的那两个戏剧体系的缔造者和梅相比其实也未见得有多高大、充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来也是个一度演过女角的演员，后来干上了导演，排演了大量剧目，着意在表演艺术上做了研究，写了几本厚厚的书。另一位布莱希特既导演也编剧，在艺术上很能独出心裁，但未必能在舞台实践中得到证实。但无论如何，这两位缔造者或多或少都属“学者型”，都是“文墨人”，每位都留下了至少几百万字的文稿。而咱们的梅兰芳、谭鑫培或者程长庚则属另一种类型，舞台上生龙活虎、眼到手到，一旦拿起笔来却踌躇再三。程和谭大概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梅的文集和回忆录也多借重秘书之手，“言不尽意”。梅本身的“意”还是高的，但“言”跟不上，“记”的人（不管是谁）也就无法跟上。历代京剧艺人绝大多数都属于“（半）文盲艺术家”，实践超前，理论滞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本是艺术的至高境界；但在京剧当中，有时却遗憾地转向散乱和愚钝。
有点困惑了，需要整理一下思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化究竟是由谁创造并延续下来的？文化中的那些“经典之作”又究竟是由谁缔造的？是由那些文化素养本身就很高的“精神贵族”搞出来的吗？似乎不是。忽然间，想到国画界的齐白石和音乐界的瞎子阿炳。齐白石年轻时是个木匠，他对生活是很有感情的。这“有感情”主要体现在他对生活“有自己的观察”。后来学了画，出了点名气，日子也开始“顺”了。谁知道，“顺”反而使他痛苦和焦躁，终于引发了“衰年变法”。究其实质，就是重新点燃对生活的热情，用“自己的观察”引发“自己的表现”。这一来，他顿时与从前大不一样。许多鉴赏和临摹底子比他“高”得多的画家都被甩得老远。他终于在晚年脱颖而出。这样讲并不否定他在中年以前的继承，他的基本功是厚实的，是没有白费的。基本功的厚实决定了他创新的步伐坚定，决定了他的创新无可替代。据国画界的朋友说，齐白石的书法功力很深，现在许多人模仿他的画，但是他的字很难模仿。这就是功力。瞎子阿炳一生坎坷更多，没有多少书本文化，但是有一颗对音乐敏感的心。《二泉映月》大约就是对其心声的有技法的记录和摹写。粗犷，真实，带有生活本身的原动力。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条规律——每个时代的大作品之出现，总要先有一些“传统文化的积累”，总要让这些积累变成积郁，已经阻挡、排斥着新文化的出现。也就是说，有了这样的“前奏准备”，再发生一些大的社会矛盾，打击、触发并又感动着“旧营垒”中的某些“过来人”，并把他们硬是搁到九死一生的危险境地。这些“过来人”万般无奈之中，拿起了熟悉的“旧式武器”，同时付诸新的感情和冲突，于是电光石火，瞬息之间，“石破天惊”的新作品就飘然问世。
在世界的文化史中，是否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实：常常是由不甚具有“文化素质”的粗人，创造出最具有文化内涵的细致作品？初看上去，甚是奇异；再思再想，又觉得十分合理。每一个能代表新时代的大作品，都是由一些“文化”未必多么高超、但必须对生活有着“真情实感”的人去“磨擦”、“顿挫”着写出。当然，光是他本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事前都得有“传统文化的积累”作为产生的前提条件。到了这位大师准备去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时，最好还能有几位“文化”很高的人从旁协助。这一点，我们从梅兰芳身上看得很清楚，他身边就曾有过齐如山、张彭春，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人”冯耿光。所以，梅在诸多方面超越前人就成为必然。
第11版(文化)
专栏：
立论要有事实依据
——社会学家李强印象
本报记者傅昌波
方脸，中等身材，说话时总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坐在我对面的李强教授不是那种海阔天空、谈笑风生的人。事实上，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李强最推崇的正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主张立论要有事实根据。做人与做学问相通，都得实实在在。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李强今年４５岁，属“文革那代人”。简历与他的同龄人大致相似：１９６８年到北国边陲一个离珍宝岛仅３０公里的地方插队，１９７８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１９８２年在国政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提及那段为期近１０年的劳动岁月，李强没有像一些过来人那样大谈“坎坷”感受。他说，为了种好地、盖好房，当时他和战友做了不少试验。搞两个对比组，研究如何使房子更结实，如何更好地除掉大豆田里的单子叶杂草等。李强说，那种试验跟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有相通之处。
经过近３年时间的实证调查，李强和他的同事提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合计的家庭人均基尼系数为０．４３４３（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行的用来测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与１９７８年的我国基尼系数０．１６相比，虽然尚未突破０．５的警戒线，但贫富差距毕竟上升较快，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近些年来，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十分可观。经过大量的个案调查和有关问卷调查，李强认为，如果说我国社会在改革前是一个由城市居民和农民组成的二元结构的话，那么现在已形成了城市居民、民工、农民这样一种三元社会结构。这种结构至少还会维系二三十年。“给城市民工一个准身份，以免他们在城市的行为没有任何责任心”；“关心城市聚居民工的下一代，以免产生令一些发达国家至今仍受困扰的贫民窟和贫民文化”等等，都是他提出的建设性的观点。
“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李强说，“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是极有道理的，我提出的每一个论点都有我和我的同事所做的大量调查数据的支持。”他说：“那种先确定某个理论，然后到经典书本上去找论据的演绎式学问不能称为学术。我们提倡的方式是，在承认一般统计规律的前提下，先提出理论假设，再通过科学的手段到社会事实中去反复验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李强为“高产学者”。在受“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资助赴英国布里斯特尔大学进修的一年时间内，李强便拿出了“中英社会结构比较”、“中英家庭模式比较”、“英国公众所知晓的中国”三项科研成果。近年来，李强对社会结构分层和群体变迁尤为关注，相继出版了《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论贫困的文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等专著，并多次获得科研、教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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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剪影
热情的“鸣锣者”
——记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
王永红
昔时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助教，今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名家，若非有过人的才智和持久的热忱维系始终的话，想来很难实现这种自我的超越。室外春雨潇潇，房内书香漫溢，静听乐黛云教授讲述往事，女主人热情聪慧、敏思好学、大胆爽直的天性禀赋无疑是她走向成功的最好注解。
１９８０年，乐黛云发表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结合中国社会及思想界实际，着重分析了尼采和中国现代几个大作家鲁迅、茅盾和郭沫若的关系。文末得出外来思潮“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的结论。这篇论文受到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广泛赞许，著名学者季羡林誉之为“新鲜和煦的风”。
比较文学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学和其他学科、其他艺术或其他表现领域之间关系的研究。乐黛云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无意中与比较文学的研究道路和方向正相契合。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清华大学曾开设“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等。由于４０年代战火纷飞，许多研究工作都停滞了。１９８０年，当季羡林、杨周翰等在北大号召重建中国比较文学时，年近五旬的乐黛云热情地响应。在哈佛大学访问一年，在加州大学访问两年，乐黛云不仅熟练掌握了英语，用英文著成《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一书，更主要的是她深入了解到国际上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学派，以及外国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看法。
回国后，乐黛云承担了启蒙的任务，向青年学生介绍国外流行的许多文艺理论流派，还将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力量整合起来，协助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此同时，乐黛云大胆地将研究视野定位在“超学科”和“跨文化”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及熵的概念，乐黛云倡导适当地借用这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意在丰富和完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
无论是前辈学者，还是年轻学人，没有不感佩乐黛云在学科重建上付出的艰辛劳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但乐黛云常常深感自己的“阙失”。与乐教授朝夕相处了４３年、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教授对此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乐黛云生性热情，心地纯真，毫无成见地吸纳新思想、新知识，有时则求证得不够充分。汤教授是中国哲学史专家，注重理性分析，强调有理有据，有着扎实的国学功底。中西合璧，两位教授和谐地互相帮衬着，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
我国有辉煌的古代和现当代文学，有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学理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如果不能解释中国文学现象，它的价值就是残缺的；而我国文学经过长期的与世隔绝和封闭，也需要置身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重新估价和认识自己。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可谓正当其时。对此，身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的乐黛云感受尤深。年过花甲的她依然勤于笔耕和传道，依然精力充沛地为年轻人“鸣锣开道”。乐黛云寄厚望于年轻一代。在年轻人扬帆启航时，乐黛云惟愿自己舍身为桥、为路、为很快会被遗忘的鸣锣者，使今天的年轻学人成长为比较文学界明日巨擘！
第11版(文化)
专栏：
精选中华文明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一百种书，译成外文，推向海外
给世界一个惊喜
——《大中华文库》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祝华新新华社记者曲志红
５月１９日，北京的天气已经颇有些闷热。然而，８４岁高龄的季羡林还是顾不上午休，从西北郊的北京大学斜穿大半个北京城，赶到东四南大街的新闻出版署开会。在这里，首都学术界、出版界的近２０位学者、专家已经先他落座。大家的心情都有些亢奋，因为中国出版史上一套规模空前的丛书——外文版《大中华文库》以今天的座谈会为标志正式启动了。
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此其时也
《大中华文库》计划精选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经典著作１００种，翻译成外文出版，在海外发行。从《周易》、《老子》到《论语》、《庄子》，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散曲和明清小品文，从《史记》到《大唐西域记》，它将携带中国文化中最基本和最精彩的东西，走进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大学教室，让域外的学者和普通民众都乐于阅读和收藏。
长期以来，由于语言的障碍，外国人能直接阅读中文书刊的寥寥无几。因此，国外了解中国的情况，过去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和商人的游记、书信，今天则是借助于少数汉学家的著述以及大众传媒的报道和渲染。用另一种文化的眼光看中国，难免会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甚至产生“误读”。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由于来自中国的报道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启蒙大师们便分裂成两派——以伏尔泰、魁奈为代表的“颂华派”和以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为代表的“贬华派”。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还是由赛珍珠的小说和好莱坞电影所勾勒出来的：偏执、愚昧而狂热。一名美国学者在不久前一篇谈论文明冲突的文章中，甚至把儒教文明歪曲为一种富于侵略性的文明。这是某些西方学者的无知和偏见，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缺憾。当中国经济健步走向世界市场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把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原汁原味地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使其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季羡林先生说：这项出版工程的重要性怎么估价也不会过份。五四以来，我们把主要力量用于吸收国外文化遗产，拿来不少，送出去的还不多。现在改革开放、国家走向复兴，是到了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大规模介绍到国外去的时候了。外文局局长杨正泉也认为：这套书的出版不仅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壮举，也是深层次的对外宣传工作。解放初期，外文出版社曾经计划系统翻译出版中国历代典籍。可惜，后来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这项工作没有进行下去。
据了解，新的出版计划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丁关根同志十分关心，李铁映同志作了批示，邹家华同志为文库题词。国内几家出版社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英籍华人韩素音说：“凡是中华子孙，都会支持这项工作！”德国出版家协会负责人断言：假如法兰克福书展上出现这么一套中国典籍的外文译本，必定会引起震动。
呼唤中外文俱佳的年轻人才
外文局黄友义副局长感叹：要搞好这项工作，困难很多。首先是翻译人才问题，中外文俱佳的年轻人太少了。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金开诚举例说：北大英语系博士大都读不懂《易经》、《礼记》，而古典文献专业博士则不能把它们译成英文。《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每期出英文目录，请英语系最好的学生来翻译，还经常需要返工。
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说：临时培养这方面的专家比较困难，不妨考虑分两步走，先把古籍译成白话，再从白话文译成外文。这样难度小得多。
翻译家萧乾未能与会，但事先提出建议：对国内外翻译过的版本，应尽量采用，这样可事半功倍。
完成这项工作需要一大笔资金。专家们建议，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我国用于发展文化、对外宣传的专项资助，二是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的投资。既然不少海外企业家愿意在国内建一座楼、修一座桥，能否赞助我们筑一条像《大中华文库》这样的“文化长城”呢？
为传统文化争光而不能丢脸
《大中华文库》将成立学术顾问委员会、监撰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四套班子，对书目进行严格认真的挑选，以确保其涵盖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全部选题将向社会公布，欢迎各界人士参加工作并提出意见。翻译力求准确而完善，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不要弄成中国人的外语。
外文译本要不要加中文对照？如果需要，是加古汉语原文还是白话今译？对此，专家学者看法不一。萧乾提议中文部分采用白话文，便于外国人阅读。金开诚则主张书上的中文必须是原文，而且是繁体字，同时加上注释。《春秋》笔法不加注释，外国人不可能理解。古文今译可以作为中译英时的“拐棍”，用完就扔，别印在书上。也有人担心：像庾信的《哀江南赋》富于音乐美，如果译成白话文，恐怕没人爱看，不像个东西。唐诗宋词也有这个问题。
哲学家任继愈关心的则是翻译的“信”和“达”。他说：冯友兰翻译过《庄子》的一部分，外文不一定优美，但很准确。文史哲代表一个民族的特点、性格、智慧和成就，千万马虎不得。金开诚补充说：现在作坊出书太可怕，包括一些硕士生、博士生在内，为了赚钱粗制滥造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样做不能为传统文化争光，反而会丢脸。
新闻出版署图书司的杨牧之司长最后表示：这么多志士仁人、社会贤达来操心这件事，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到这件事应该搞、必须搞、一定要搞好，这是历史的责任。以前国内一些出版社也翻译过一些中国历代经典，但比较零散。我们将把这些出版社团结在一起，争取两三年内先推出二三十种，十年内完成全部１００种的英译本，并开始第二、第三语种的翻译。希望海内外中华子孙共襄盛举。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百态
文化百态
竹乡青年舞蹁跹
上左：湖南益阳市具有600多年的竹器制造史，这是当地青年表演歌舞《欢乐的竹乡》，欢迎国内外客商。
新华社记者 蔡国胜摄
抗战歌曲震云天
上右：驻京部队在首都大学生体育馆举行歌咏大会，高唱抗日战歌。
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摄
师生巧手美校园
下左：湖南岳云中学师生建果园、修花坛，使学校绿树成荫，芳草遍地。这是生物老师给学生讲解红叶李整形。
新华社记者摄
大师仙逝长思念
下右：“老舍纪念室”在北京三中揭幕。三中是老舍就读过的地方。这是老舍夫人在纪念室内老舍塑像前。
新华社记者 张燕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