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孩子眼中的世界
温宪
一踏入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市立图书馆的大门，便似蓦然洗去了尘嚣，浩瀚的知识海洋使心情变得圣洁起来。从一楼大厅向左拐，更是一片孩子们的净土：排排书架上摆放着６５８６９本专供儿童阅读的各类图书；穿着各种校服的孩子们坐在数十张小桌旁个个入神地捧读着。已在这里工作了２８年的朱纳先生说３月份孩子们从这里借走过３３６８本书。“你看那台录放机”，他指着一个小方桌说，“孩子们还可以在那里一边听配乐录音，一边看手中的图书。”
在这方专为儿童开辟的天地里，处处流溢着稚趣和纯真。图书馆常为孩子们组织一些开启心智的活动。不久前，他们曾以“我怎样改变世界”为题组织了一次儿童书画活动。然后，主办者将这些书画作品张贴在一面墙上，冠之以大字标题“一个孩子眼中的美好世界”。
一幅幅构思质朴的画面，一行行书写歪扭的话语，活灵活现出了一颗颗无瑕的心灵：“我要种好多树，使每个人都享有一片绿荫”；“亲爱的世界，我要帮助你制定一条爸爸妈妈每天必须拥抱我们一次的法律”；“不论什么宗教和文化，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难道我们不应关心别人吗？”；“我要使全世界的人都手拉手，一起唱歌”；“如果我能改变世界的话，我就把所有武器都丢进垃圾筒”……
一名叫阿沙克的孩子有着这样的愿望：“如果让我改变世界的话，我就在每个城市都建造两个水上乐园。我将把所有的害虫杀死。我将规定学校每年１０月１日开学，１月１日就放假。我还要让花５毛钱就能买一张电影票，买一筒玉米花也是５毛钱，让所有的东西都不超过２０块钱。我还要用热水器把海水变得很暖和。我要让天总是蓝的，海水也总是蓝的，让人们总感到愉快和自由，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有多好呀！”现实中的小阿沙克或许也感到了学习负担的沉重和物价上升的烦恼。
年仅１０岁的帕塔尔脑子里却想着世界和平的大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核时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那可真是个奇迹！如果让我来干的话，我就先扔掉所有的杀人武器。接着我要干的事就是把所有世界领导人叫到一个屋子里去。屋子里有一个长桌和椅子，椅子背后有每位领导人的名字，桌子上放着笔和纸。他们必须写出将为改变世界做出些什么。在他们写完以后，我就把他们的所有办法归纳成一个真能拯救世界的大计划。然后我就把这个计划发给世界领导人，问他们喜欢不喜欢。如果他们喜欢，那我就会特别高兴；如果他们不喜欢呢，我就叫他们每人必须再想一个比我的计划还好的主意。如果他们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并且开始打起架来，我就只好把他们关在屋里，直到我们最后把这个世界改变得好起来。”
１１岁的玛姆塔毕竟年长一岁，为了实现世界和平，他提出的办法更高一筹：“这个世界上让人着急的事儿真多，比如说战争吧，现在世界上就至少有５０场战争。嗯，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改变这个世界。我将把所有国家的总统集合起来，把他们送到另一个星球上去，在那里，他们愿意怎么打就怎么打，跟我们这个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然后有那么一天，我就到那儿去看望他们，瞧瞧他们在干些什么。如果他们不打了，我就把他们带回家来，看看他们表现得怎么样。如果他们真的不打了，我就不管他们了。如果他们又继续打开了，我会再把他们送回去。这样，这个世界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对那些坏家伙，我会教训教训他们的，让他们再也不敢做坏事。这样，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特别好，好得连人们每次离家的时候都不用锁门。”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不该沉重的话题
傅瞰
在全世界隆重纪念二战胜利５０周年之际，在各国儿童准备庆祝第４４个自己节日的时候，也许没有太多的人想起以色列耶路撒冷郊外那座小小的纪念馆。它坐落在著名的大屠杀纪念馆旁边，是以１５０万遇害犹太儿童的生命控诉纳粹法西斯暴行的殿堂。
那里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雕塑，没有一句慷慨激昂的解说，只有几十根直立的白色石桩和一方约２平方米的无色有机玻璃板竖立在小山洞似的入口处，在玻璃板上，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写着：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纳粹杀害了１５０万名犹太儿童。步入馆内，迎面十几幅照片上，是孩子们生前一张张天真欢快的笑脸，它们背后漆黑的天幕中，一支支小蜡烛默默地燃烧，像满天的繁星。参观者摸着栏杆在黑暗中静静前行。馆内没有实物，甚至没有灯光，只回荡着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低沉的声音，呼唤着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这是１５０万纯洁幼小的生灵，那一点点闪烁的烛光，就像孩子们祈求和平的目光，让人难以忘怀。
去过纪念馆的每一位父母的心，都为之震颤了，因为在人类的所有灾难与不幸中，最不堪的恐怕莫过于对弱小而无助儿童的摧残与毁灭。然而，这１５０万犹太儿童还只是二战中遇害儿童的一部分。战争是戕杀儿童最无情的黑手。
二战硝烟散去５０年了，当年幸存下来的儿童都已做了爷爷或奶奶。半个世纪中，善良的人们为了儿童不再重演悲剧，为保护儿童的生存权力、改善儿童的生存环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１９４６年，第一个世界性的儿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战后第二年成立；１９５１年４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每年６月１日为国际儿童节，要求各国用削减军费的办法满足儿童组织所需的经费。１９９０年，第一次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强调“童年这个关键而脆弱的时期应优先得到社会的关注和生产力的投入，不论在和平盛世或战乱年代都应坚持这一使命。”
许多国家的儿童享受到了特别的福利和优良的教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规模的免疫与营养措施，每年把几百万儿童从疾病与死亡的边缘拯救过来……然而，饥饿、疾病、战乱和死亡的恶梦还远没有告别儿童。根据最新的《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在最近１０年的战争中，大约２００万儿童死于战争，４００万儿童身体致残，５００多万儿童被迫住进难民营，１２００多万儿童无家可归。这些数据令人感到耻辱。它们给下一代及其为稳定与社会凝聚力而奋争蒙上了一个长长的阴影。”
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战乱频仍的非洲国家中，无数儿童正被拖入战争泥潭，变成疯狂屠杀同类的凶手。在基加利最近进行的“卢旺达大屠杀”审判中，一名少年被控曾淹死６人。像他这样因犯“种族屠杀罪”被监禁的少年竟达４６７人。在吉塔拉马监狱，一名被关押的１２岁孩子在联合国代表面前甚至摆出一副好汉的姿态说：“我杀了４００人！”这种对儿童心灵的扭曲，比对身体的摧残更加残酷。
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最沉重和可恶的，莫过于我们不是以自己的生命，而是以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孩子们的生命做儿戏。”在儿童的节日里，我们选择如此沉重的话题，是因为我们无法忘记难民营里如柴瘦骨支撑着个大脑袋的身影；不能无视来自波黑战区祈求和平的微弱的呼声；我们同样难以面对那些吸毒或患有艾滋病的父母留给后代的畸形、死亡和孤苦伶仃。
已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詹姆斯·格兰特在他没有来得及宣读的１９９５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中指出：“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进行保护和投入，不是表示一点同情的问题，不是用多一点的怜悯之心和慈善之举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该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当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所有成年人能不能坦然地面对那一对对祈求和平的目光，说一声：孩子们，你们将拥有纯洁的蓝天，将享受幸福的生活。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战争中的小兄妹
胡锡进
丹卡今年只有８岁，她的哥哥兹得拉夫科１１岁。小兄妹对波黑发生的一切至今搞不大明白，但经历了父亲战死及一次次痛苦之后，在萨拉热窝地区经常不断的枪声、炮声、警报声中，小兄妹却变得像大人一般坚强。
小兄妹都出生在萨拉热窝郊区的波德卢戈维镇。镇边就是塞尔维亚族与穆斯林族的交火线，最近的战场离他们的家只有几十米远。战争爆发的那年冬天，父亲就是在那边山坡上的一条战壕里被打死的。小兄妹当时都被寄养在南斯拉夫，当他们第二年夏天回到小镇时，家中只剩下母亲。一切都变了：小镇的许多房子被毁坏，住家少了，许多小伙伴被家长送走了，有的甚至被枪弹打死打伤。母亲掩饰着自己的悲哀，对兄妹二人说：“没有关系，生活在继续，我们要变得坚强。”
生活在战争中继续，母亲在地区的广播电台工作，按照塞控区战时工作制，早出晚归。丹卡开始与哥哥在镇上的同所学校念书。在大多数早上，小兄妹自己起床，自己做早饭吃，然后一起步行一公里，去镇上另一端残存于战火中的学校。路上听到枪声，兄妹及时趴倒在地或是躲到屋檐下；在学校里听到警报，在老师带领下一起钻地下室。在最初的日子里，丹卡对枪炮声十分恐惧，只比她大３岁的哥哥却像母亲那样鼓励她：坚强些。
战争中的学校无法正常教学，学生们缺少书本，教室里冬天缺少供暖。塞、穆族交火多时，波德卢戈维镇的学校有时不得不休课，许多孩子跟不上课。但在同样的条件下，丹卡和她的哥哥却互相鼓励，认真做功课，在学校的每一次考试中必得５分，成为各自班里的“小典型”，多次受到校方的表扬。
波黑战争以来，作为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一部分，希腊政府接收了塞族控制区的部分儿童。不久以前，丹卡的小哥哥也被送往希腊上学一个时期。这对只有８岁的丹卡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她更加孤独了，除了在学校，她几乎没有小伙伴，常常要在空荡荡的房中，听着外面的枪声自己吃饭，自己做功课，自己睡觉。她想念哥哥，想念死去的父亲，时常看着他们的照片独自流泪。但她变得更加懂事了，从不让妈妈看出她哭过，怕妈妈为了她的这些眼泪而难过。此外，她还帮助妈妈做各种家务：自己照顾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她成了妈妈共渡艰难的伴侣。
小丹卡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她还太小。命运让她在波黑的枪炮声中默默地成长，痛苦的杂草不断要把她淹没。或许只有去了波黑的人才会深刻体会到，她和哥哥的每一个５分、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股坚强都意味着什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丹卡的声音既显得奶气，又有一种战争中的孩子特有的早熟。她说，她想健康地长大，她不愿意被子弹打死或打伤；她想得更多的５分，成为妈妈和哥哥的骄傲；她还说长大想当老师，因为学校里人多，不孤单，可以“交很多好朋友”，可以在那里“唱和平的歌”……
此文作者原拟前往波黑塞族控制区采访这一对小兄妹。但由于当时沿途正在打仗，塞族新闻部坚决拒绝记者前往采访。文章的原始材料由当地广播电台台长代为收集。事先，本报记者曾表示付给那位台长１００第纳尔（合４０美元）酬劳。波黑塞族人现在一贫如洗，这笔钱对他们是个大数目，但那位台长却表示，他与孩子的家长都不要一分钱，因为“孩子的痛苦不能出卖”。他们只希望能收到一份刊登此文的人民日报。
——编者注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小荷已露尖尖角
黄炳钧
俄罗斯小姑娘尤莉娅，成了俄电视台最新一期“文艺新秀”的小主角。别看她仅芳龄１２，却已在多次钢琴大赛中屡获大奖。
尤莉娅自幼聪明伶俐，５岁时学过花样滑冰，在比赛中获奖，６岁时迷上钢琴，当年就能演奏贝尔科维奇的钢琴协奏曲。７岁的尤莉娅，举行了首场独奏音乐会，８岁参加了全国学校创作作品比赛，获钢琴赛大奖。１９９２年，她应邀访问德国，在两周内举行五场独奏音乐会。次年在国际少年钢琴家比赛中获奖。她最难以忘怀的是１９９４年国际少年艺术团体比赛。在有８３人参赛的情况下，她演奏的门德尔松协奏曲获一等奖。
她的妈妈叶莲娜回忆说，尤莉娅自从迷上了钢琴，可以一弹４—５个小时，拉她都拉不走。实在弹累了，她会拿出玩具娃娃，先让“玛莎”弹，弹得不好，给她２分，再让“尼娜”弹，还是不好，最多２分，然后她作示范，又如痴如醉地弹了起来。她还自己作曲，自配歌词。有时弹着名家的曲子，突然冒出了她自己的曲子。她是个兴奋型的钢琴家，一曲刚刚学会，就急着要上台表演。场里鼓掌越热烈，她发挥得越好。即使不弹琴时，她也要听音乐，把音量调得大大的，一边听一边手里不停地给娃娃缝衣裳。
尤莉娅的家在离莫斯科４００多公里的下诺夫哥罗德市。父亲是技术员，母亲学语言，家里并没有音乐环境。在她首次举办的独奏音乐会后，著名钢琴家阿什凯纳齐、伏罗诺娃指出，她已有了很好的乐感和一定的演奏技巧，应该到莫斯科去深造。
于是，尤莉娅在妈妈的陪同下，求学于莫斯科音乐学院附属中央音乐学校，学习名家舒曼、舒伯特、肖邦、门德尔松等人的作品，钢琴演技迅速提高。
叶莲娜辞掉了工作。她们几乎每周都要乘火车回下诺夫哥罗德，来回１４个小时。尤莉娅不肯浪费时间，要么在火车上做作业，要么用手指弹桌子，据说可以收到练琴的效果。
俄罗斯有个国际“新秀”计划，资助一些确有才华的青少年。尤莉娅已经一连四年拿到这一资助。但资助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一年给１２万卢布，刚够她和母亲两人各买一张市内月票。收入拮据，生活贫困，自不待言。尤莉娅穿的衣服，包括上台的演出服，都是叶莲娜一针一线缝制的。只要女儿有愿望，也出成绩，那么再困难也要支持女儿学下去。
尤莉娅暂且理解不了这些困难，只专心致志地攻读学业和钢琴，准备今秋去挪威演出。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华盛顿“高考女状元”
黄晴
丝凯洛·伯德是个１５岁的女中学生，最近，她在美国的高考——“学业评估测验”中，拿到了满分１６００分。当记者为她照像时，她手持成绩单，笑容灿烂，双目微阖，仿佛沉浸于幸福的幻梦中。她回忆起刚收到成绩单时的情景：“我打开信，看见了两个８００分，我高兴得跳啊跳，我告诉了我的父母，我们一起欢跳，把房子都快掀开了。”
“学业评估测验”主要评测学生的数学和英语水平，每个想进大学的学生都要过这一关，考试成绩关系到能否进好大学和获得奖学金。去年１１０万人参加了这一考试，拿到满分的仅２１人。
伯德在华盛顿贝内克高中读书。华盛顿特区因经费困绌，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各方面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伯德的成功仿佛一针强心剂，使首都的中学校长和老师们兴奋得不能自已。据老师们回忆，当地中学只在１９７１年有一个学生拿过满分。老师对伯德的评论是：“她很细心，读起书来废寝忘食，手里似乎总拿着一本小说”，但伯德并不是一个蛀书虫，她喜欢跳舞，参加了一个歌舞团，常常为社区和教堂演出。她还是学生中“模拟联合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常作为某一国家的代表发言，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伯德的母亲说：“丝凯洛从开始说话起就显得很灵，她使用的一些词我都不知道她从哪儿学来的，她却用得很准确。她一向都学得挺不错。”
伯德把自己的学业成就归功于父母的精神鼓励和督促。她父亲是布伊州立大学教授，母亲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信息专家。丝凯洛·伯德打算进一所名牌大学学国际关系和商业管理，但对选哪所大学尚拿不定主意。大学申请是今年秋天的事，到时再说吧。但有一件事她是清楚的：她用不着再去参加“学业评估测验”了。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当一回真“议员”
杨汝生
５月１３日上午，位于塞纳河畔的法国国民议院波旁宫一改往日的庄严肃穆，顿显生机——全国５７７名活蹦乱跳的孩子将在这座神圣的殿堂里度过一天的“议员”生活。
这是国民议会议长塞甘倡议发起，去年开始举办，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教育的有意义的活动。法国国民议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它和参议院一起，负责制定法律，监督政府，通过预算及批准宣战等。国民议院现有议员５７７员，议员任期５年。“小议员”大多十一二岁，来自全国（包括海外省）的小学中级班。他们是按照国民议会议席的分配在当地小学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他们所代表的班级要写一篇“国民议会的作用”的文章，通过评选，文章优秀的班级才能推举自己的“议员”。今年的“小议员”中共有２９４名男孩和２８３名女孩，这与议会里实际上只有３０余位女议员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孩子有的来自巴黎各区，有的来自外省，还有的从遥远的海外领地赶来。为了保证孩子们的旅途安全和身体健康，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家长或老师陪伴。因此，这天国民议会迎来的大小客人竟有１３００多人。
下午２时３０分，身着西装、西裙的男女“小议员”鱼贯进入国民议会的半圆形大厅，在所代表的选区的议员席位上就坐。对他们来说，这些座位显得太大了，有的孩子坐在那里，只能露出一个圆脑袋。议长塞甘和国民教育部长巴鲁主持了这次历时一个半小时的特殊会议。塞甘议长用木槌敲击了一下桌子，宣布会议开始，整个大厅立即变得寂然无声。“小议员”个个瞪着圆眼睛注视着主席台上。首先有三个孩子登台宣读他们班上的文章，接着又有十多个孩子试着向政府提出一个个问题。应教育部长巴鲁的提议，全体“小议员”起立，为４月１６日因反对使用童奴而遭暗杀的巴基斯坦少年马西默哀一分钟。
别看他们现在是十多岁的孩子，但到下世纪初，他们不仅拥有选举权，其中有些人说不定成为真正的国民议会议员。这一天的议员实习生活将在他们心灵中产生影响。“小议员”严肃认真的发言和天真烂漫的提问博得议长塞甘的称赞，他对孩子们说：“大人们也应当像你们一样。为了成为真正的大人，就应当像孩子那样投票”。他的一席话逗得“小议员”们乐了。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这里“禁止不动手”
管彦忠
今年４月以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文化中心参加活动的小学生日渐增多。原来，新奇的“科学参与博物馆”又向孩子们和成年人敞开了大门。观众在这里看不到“请勿动手”、“禁止抚摸”之类的牌子。相反，这家博物馆的格言是“禁止不动手”，让参观者动手去做，在实践中学到知识。
一天上午，笔者随着学生的参观队伍走进博物馆。我们先来到音响和声波室。年轻的导游先问学生，“你们知道声波是怎样产生的吗？”接着他概括地作了讲解，然后让大家动手实验。这一下子屋里像开了锅似的，学生们各奔一件器械动起手来。在两个相距约２０米的大圆盘那里，几个学生在对话，站在一端能清楚地听到另一端传来的话音，有点像北京天坛的回音壁。一条很长的蓝色软管绕在横梁上，你将一端对着嘴巴，另一头放在耳边，自己说的话几秒钟就传回来了。
博物馆里关于机械运动和磁场移动产生电流的实验很多。一个学生骑在像自行车一样的架子上，两脚用力蹬踏板，３０瓦的灯泡亮了。桌子上放着两个大线圈，当你手拿长筒形磁铁伸进线圈时，电表上的指针便开始移动……每项实验仪器旁边都贴着说明书，告诉参观者如何动手操作，然后讲明其科学原理。
激光是怎样产生的，两种化学原料混在一起为什么会变颜色，电影画面中的人为什么会动起来，如此等等，好奇的小观众都能在亲身实验之后找到回答。对中小学生有组织的参观，博物馆还安排导游进行讲解和示范。他们都是大学物理、化学等专业的学生，经过一段培训之后才上岗工作的，由博物馆基金会提供补贴。
在这个“禁止不动手”的博物馆里，共设计了１５０项实验。博物馆的馆长罗德里格斯说，“这个博物馆向孩子和成年人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理解其原理。对孩子来说，我们提供的在娱乐中学习的方式，是对学校正规教学的一种补充”。
这个博物馆是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开办的，６年多来接待了１００多万观众。现在每天有５００人参观，周末达到七八百人。它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机构，为儿童和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场所，受到了学校、家长和社会的欢迎与好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数百万儿童正面临战争和暴力的威胁。为使国际上有个对待儿童的规范，联合国正在与各国政府制订一个国际儿童权利公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童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