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访谈录
实现政企分开要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
——与范恒山博士一席谈
本报记者杜飞进
“政企分开”是在改革之初党和政府就已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课题。但实际情况表明，政企不分问题依然是当前我国搞好国有企业的一大障碍。日前，记者就如何实现政企分开问题与范恒山博士进行了一次较为广泛的讨论。
政企难以分开的症结所在
记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顺政企关系、实现政企分开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范恒山（以下简称“范”）：是的，党和政府曾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力度不断增强的改革措施，对搞活国有企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总的来说，这些措施都是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展开的，政企不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政府机构的职能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许多该放的权力没有真正放下去；另一方面，不少企业客观上也离不开政府的“怀抱”，习惯于“不找市场找市长”，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对政府部门的依赖。
记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是不是有一个政企分开的改革措施本身不到位的问题？
范：是的。“放权让利”对调整传统政企关系充其量只具有“修补”的作用，它所实现的放权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放权：一是受传统“企业主管部门”思维的影响，政府部门往往立足于“给予”而不是“归还”来处理与企业的关系，放权举措事实上成了对企业的“施舍”，老是考虑这个权是否该放，是否放得过多等问题，故而“放权”不可能放得实在，也不可能放到位。二是受自身利益要求的驱动，政府有关部门不仅自有的权力放不下去，连上级部门下放的权力也会被不同程度地截留，并且还常常会以各种方式变相地收回已经下放的权力。三是由于某些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干预权同时包含有执法、审批等权力在内，企业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这些部门手中，因此，即使法律赋予企业的一些权力（如拒绝摊派权），一些企业也不敢用，从而使这些权力名存实不存。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在“政资不分”的情况下，要使国有企业同政府完全脱钩，实行完全的自主经营，在逻辑上也是不应该的：既然是“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代表者的政府就应当具有“董事长”的权益，其干预国有企业的一些重大生产经营活动也是理所当然的。可见，政企分开的基础是政府与企业在资产关系上的分开，即“政资分开”。因此，“政资不分”正是政企难以真正分开的症结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实现政企分开就必须使国家资产全面退出，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变成非国有企业。
加大改革力度，探索政企分开之路
记者：切实可行的政企分开应从何入手？
范：应从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入手，而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则要着眼于企业财产组织制度创新和合理调整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结构两个方面进行。换言之，融企业财产组织制度创新和资产分布结构调整于一体进行分类对待，是理顺政企关系的一条有效途径。
记者：从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的角度来说，应如何进行企业财产组织制度的创新？
范：就是必须通过企业制度的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部门的有限放权来进行。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那些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适应，能实现较高效率的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哪一种形式，其构件都至少包括财产组织形式、资产经营形式、内部管理与运作制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企业财产组织制度的创新。在企业财产组织制度创新上，就明确财产权的归属而言，我认为在主体上既不能都搞国有国营，也绝不能搞分资到人、一一对应的私有制。
记者：那么，该如何合理调整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结构呢？
范：众所周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产权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乎所有的行业、领域都实行了国家所有制。这不仅因产权形式的一律化而束缚了一些领域、行业的发展，同时也因为财力、精力分散，导致大事情没财力做，小事情没精力做，结果都难以做好的后果。因此，必须合理调整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结构，把国家的财力和精力集中到那些最重要、最必要的行业或领域中去，真正搞活这些关键部门的资产，从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我认为，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要求，立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方向，对现存国有企业所占有的资产分布结构可作如下调整：一是对极少数非国家完全所有、独家经营不可的特殊企业，仍实行国有国营；二是对那些涉及国计民生，且具有一定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可由现在的国家独资转向国家资本占大头处于控制地位，适当让出这些行业中的某些非关键性领域给非国有资产；三是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其他行业，可由现在的国有资本独占或占主体酌情转向非控制性投资或不投资，由非国家资本占主体。
记者：如何进行“分类对待”才能真正理顺政企关系呢？
范：分类对待就是在企业财产组织制度创新和合理调整国有资产分布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分类选择、分类操作。资产关系格局直接决定着政企是否能够分离，因而理顺资产关系是全面理顺政企关系的基础。对社会经济整体而言，国家必须保持对一定领域以资产关系体现的控制权，故无论朝哪个方向改，都必然有一些企业应是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但同时，国家又没有必要也缺乏财力对所有领域都体现资产关系权利。因此，适应对现有国家投资领域或资产分布面过宽的格局的调整，在政企是否分离方面就有一个分类对待的问题。所以，撇开非资产关系产生的政府对企业的管理职能（这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所履行的行政与经济管理职能）不论，所谓分类选择，即是立足于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调整的正确的方向，分类确定不同类型的企业政企分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找准政企分开的对象。在上述第三类情况中，政府部门已不具备直接干预企业的资产基础，因而政企必须彻底分开；在上述第二类情况中，政府部门已不完全具备直接干预企业的资产基础，而只能通过合理的程序和方式实施对企业的干预，因而政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开；在上述第一类情况中，政府部门完整地拥有干预企业的资产基础，因而政企既不应当分开也不可能分开，解决政企关系问题的功夫应下在规范政府非资产关系职能上。
所谓分类操作是立足于全面理顺政企关系而言的，它表现为顺应不同企业转轨建制的具体要求，结合改革的进程，立足于调整政府和企业间的资产关系即从调整政府的资产关系职能来理顺政府与企业间的特殊关系，实现政企（部分企业）分开；立足于从规范政府的非资产关系职能来理顺政府和企业（全部企业）间的一般关系。具体地说：一是在健全的法律约束和规范的政策指导下，通过股票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把那些不再需要国家投资经营的国有企业的财产酌情部分或全部合法公开地让渡出去，以割断政府部门直接干预那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脐带；二是把法制建设与政府转变职能结合起来，强化法律法规对政府部门非资产性管理职能的约束、规范与替代力度，尽量通过法律形式与市场途径来实施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管理，以便在保持企业高度自主性的同时又有效地实现政府部门的意图；三是推行公司制，构建“中间层”，规范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以资产关系为基础的管理职能。一方面，通过改革现存国有资产管理、投资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把政府的管理行为“净化”为纯资产关系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把现存需要继续保持国有身份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由多个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投资形成的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资本占主体的公司，使国有投资者（背后是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不仅保持在通过董事和董事会进行干预的水平上，而且严格限制在合法、规范的程序内。
理顺政企关系要善于攻克难点
记者：看来，要全面理顺政企关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除了要有正确的思路外，还要着力攻克许多深层次的难点。
范：是的。我认为，在理顺政企关系上必须克服的一个障碍，就是有人把实现政企分开同在主体上坚持公有制的方向对立起来。这是一种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个障碍不清除，要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上，那种认为只有私有企业才能避免政府部门干预的看法是错误的，同样，认为合理调整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结构就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记者：政企关系的处理同整个新旧经济体制的交替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影响政企分开的深层次障碍恐怕还在于政府与企业两个方面的配套改革上。
范：就政府方面看，难点主要在于如何实现“政资分开”。对此，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实现国有资产行政管理和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离，设立专事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的公司。但问题是：（１）投资经营公司如何形成，是以现有实际掌握资产运行的地方、部门为基础，还是打破地区、行业界限而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先行委托，然后通过招标优胜劣汰？（２）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既使投资经营公司保持投资经营的自主性，又真正保证所经营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３）如何克服资产的地区、行业限制，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的通过投资经营公司的自主调动和自由流动？在这些问题上，我的看法是：（１）即使是以行业和地区为基础，投资经营公司也不应是垄断的，而应在竞争的基础上接受国家委托，并在竞争中优胜劣汰；（２）国家与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应通过法律明确责权利关系；（３）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的支配主要应是对价值形态的支配，为此，必须为资产的自由流动创造相应的条件。
记者：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应该说也是政府机构方面存在的难点之一。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应该来点逆向思维，即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角度来考虑政府机构中哪些部门该保留，哪些部门当撤销，坚决撤掉那些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机构。这样，没有了“庙”，自然也就没有了要靠人们供奉的“和尚”，从而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也就可望水到渠成。
范：就企业方面看，难点主要在于建立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有活力有效率又难以给政府部门直接提供干预依据的企业制度（类似于无主管企业）。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明确这样两点：（１）在企业制度具体组织形式的选择上，不应从统一的模式出发，而必须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现有企业的基础出发，允许不同的企业选择不同的模式。否则，即使把目前世界上最“高级”的企业组织形式照搬过来，也不一定就能产生出同样的活力和效率。（２）企业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靠经济办法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抓住现代企业制度构成的主要方面，从不同角度协同推进企业改革。比如，需要财政、银行部门和企业的配合，深化相关方面的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配合和建立良性循环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企业冗员和企业办社会的问题；需要经济管理体制和组织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建立有效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等等。
记者：确实，要真正解决实现政企分开所遇到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人们必须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
第9版(理论)
专栏：
在提高农村干部素质上下功夫
——河南省培训农村干部的实践与体会
任克礼
从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搞好农村工作、振兴农村经济看，提高农村干部素质都具有决定意义。用什么办法才能更有成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党的十四大以后，河南省委经过研究、探索，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县、乡干部和农村党支部书记进行较大规模的培训，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新形势下搞好培训，是造就新一代农村骨干力量的基本方式和有效手段。
培养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是一项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工作
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振兴农村经济是全省经济腾飞的关键。没有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没有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省的小康。而提高农村干部素质，则是振兴农村经济、加强农村工作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南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摆脱贫困奔小康已经成为全省农村的主流。但从总体上看，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一方面，全省涌现出一大批两个文明建设全面发展的先进县（市）、先进乡（镇）和先进村，另一方面尚有几十个县、几百个乡、几百万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后进与先进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发展起点不同、地理条件各异等等，但主要原因之一是党组织的战斗力不强、发挥作用不好，而关键是党组织的带头人缺乏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缺乏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应有知识和工作能力。凡是先进的地方，都有一个凝聚力强、战斗力强的党组织，有一个思想解放、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特别是有一个事业心、责任感强和具有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好书记。而一些后进的地方，党组织软弱涣散，号召力和凝聚力差，领导班子观念陈旧，主要负责同志缺乏干事创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能力。面对贫困地区，我们看到了两个方面的落后：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干部素质的落后。而观念陈旧、精神不振和素质低下比物质上的贫困更可怕。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人是最积极最能动的因素，只有造就一支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奔小康目标的要求、具有素质优良、工作过硬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才能得到认真贯彻，广大农民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和发动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才能真正实现。因此，我们认为，培养提高农村基层干部，不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而且是一项事关全局、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性工作。经济上台阶必须首先抓住换脑筋这个“总开关”，即着力提高农村干部的基本素质和领导能力，特别要以抓县（市）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三级带头人的“换脑”来推动整个农村党员干部的“换脑”，以抓三级带头人素质的提高来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集中培训是提高农村干部素质的有效途径
由于需要培养提高的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很大，加上他们需要提高素质的方面很多（包括思想理论、市场经济知识和致富本领等），不采取积极办法是难以奏效的。按照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探索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的思想原则，省委决定采用集中培训的办法，分期分批较大规模地对县、乡、村三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进行培训，我们把这叫做“换脑工程”。在两年时间里，由省委组织部牵头，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好的林州市（原林县）和其他县（市）的６个先进村为培训基地，先后培训了１１８名县（市）党委书记、５０９名贫困落后乡（镇）党委书记、５０３０名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和３４个贫困县的１０００名先进村党支部书记。仿照省委的做法，各市（地）、县也对乡（镇）、村的大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培训。包括省委书记等在内的领导同志常去讲课，各方面专家、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前来传授知识和经验，重点进行四个方面的教育：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思想，提高思想理论素质；用林州人民的艰苦创业精神激励斗志，提高精神境界；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丰富头脑，提高脱贫致富的本领；用先进地区的宝贵经验开拓思路，帮助寻找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门路和办法。
农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第一线，是发展农村经济的直接组织者和实践者。对他们的培训，要在提高质量、注重实效上下工夫。只有紧贴农村实际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力求实在管用，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为此，必须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上，想出新办法，采取新方式。
一是采取联系实际讲理论的办法。农村干部理论基础普遍比较薄弱，对他们灌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知识，要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理解接受。为此，担负授课的领导、专家事先都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收集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数据资料和典型事例，在讲课中以事明理，虚实结合，生动感人，激起了学员浓厚的学习兴趣。
二是运用典型引路和现场教学的办法。以先进典型的所在地作为培训基地，请他们介绍发展道路、亲身体会和实践经验，参训人员身临其境，在现场座谈、考察走访，目睹那里热气腾腾的发展景象，体会他们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这种办法能够大大增强培训效果。贫困地区的干部往往强调客观条件差，缺乏克服困难、战胜自然的信心和勇气，在他们来到林州市接受培训以后，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林州市地处太行山区，历史上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穷县。３０多年来，林州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艰苦创业，顽强拚搏，谱写了修建红旗渠、十万建筑大军出太行开展劳务输出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创业三部曲，综合经济实力跃升到全省１１８个县（市）的第１２位。听取林州市的经验介绍，参观考察红旗渠和一批乡镇企业，参训人员感到经验实实在在，发展实实在在，受到的教育也实实在在。他们开阔了思路，重新审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三是举办科技信息发布和项目洽谈会，教办法，引路子。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人才、信息和致富的门路。集中培训时，组织举办信息发布和项目洽谈，对参训人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各期培训班上，有关部门、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科技人员组成科技信息巡回发布团，先后介绍了种植业、养殖业、粮食深加工、机械、化工、电子、轻工、建材等５００多项科研成果和适宜落后农区发展经济的“短平快”项目。参训人员增加了知识，得到了信息，学到了致富门路，他们边听边思考，争先恐后地进行咨询和洽谈。条件成熟的，当场达成意向性协议；需要进一步考察论证的，商定加强联系的方式和方法。
四是跟踪考察，管理服务，层层落实，巩固和发展培训的成果。培训班结束，培训任务要继续向前延伸，促进参训人员把思想上的飞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行动。省、市（地）、县（市）委对参训的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党委书记的基本情况、初步发展规划的落实和参训前后的变化等材料整理建档，作为考察督促其带领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依据。同时加强服务指导，对不同情况的乡村采取不同的扶持服务措施，并开展跟踪调查、全面调查和抽查。对参加培训后决心不大、措施不力、效果不好的进行教育帮助；经教育帮助仍不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的，及时进行调整。跟踪调查的结果表明，对农村基层干部以“换脑筋、开眼界、教办法、引路子”为宗旨的培训工作已经初见成效。８０％以上参训人员的所在地，加强了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开始起步，有的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由上可见，在新形势下，加大培训力度是适应新任务要求的一种好办法。这种办法着眼于教育人、激励人、帮助人。它要求培训对象首先要认真听课、刻苦学习，在掌握科学理论和知识的前提下，把对先进地区经验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要求培训对象既提高思想理论素质又提高实际工作本领，把学习先进经验和研究解决自己的问题结合起来，结业时所交的答卷是本地今后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农村干部素质的提高归根到底要靠在实践中锻炼，然而这种集中培训为总结已往实践经验提供了条件，更为今后的实践奠定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总之，这种培训方法抓住了提高干部素质这个党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在内容上体现了理论、思想、知识、经验和实际的全面性与综合性，在方法上充分发挥了高层次授课、先进典型引路和培训对象自我教育、共同提高的优势，因而它是我们党培养跨世纪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重要途径。
第9版(理论)
专栏：
开展企业职工教育
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
王宏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强活力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市场的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并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关键取决于自身的整体素质，取决于企业劳动者素质的不断提高。搞好企业职工教育，是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大力发展职工教育，是国有企业当前刻不容缓的一项战略任务。
然而，与企业走向市场、参与竞争对人才的需求相比，目前我们的企业教育也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问题。部分企业领导者对教育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只是片面注重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在工作中没有真正把企业的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有的企业只抓技能的培训，却忽略了对职工的德育教育；部分企业职业技术教育仍比较薄弱，“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企业教育的发展和职工队伍素质的全面提高。
９０年代的最后几年乃至２１世纪，高新技术将是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并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企业的生产手段和科技开发手段将越来越多地涉及到高新技术。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谁重视人才的培养、拥有相对富足的人才，谁就拥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必须适应形势的需要，努力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企业职工队伍。这支队伍的建立，一方面是依靠社会力量，广泛吸收优秀人才；另一方面还应该眼晴向内，大力强化企业教育，培养和造就人才，提高职工素质。当前，在发展企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应着重抓好以下环节：
一、要从事关企业生死存亡和加快全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增强发展企业教育的紧迫感。搞好企业教育，不仅是企业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强大动力，也是提高全社会经济工作质量和效益的需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要教育广大职工群众特别是企业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对发展企业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从而增强发展企业教育的紧迫感、责任感和自觉性。
二、加强企业教育管理，提高教育质量。企业职工教育要以提高职工技术素质为基本目标，以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制定全员培训计划，不断为企业培养熟练的技术人才和造就素质较高的职工队伍。为了保证企业教育有充分的投入，要通过企业法规的形式，确保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即教育投入要随着企业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随着企业经营收入总额的增长而增长。同时，要加强企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努力建立起一支有良好政治及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提高他们的待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确保企业教育的质量不断提高。
三、切实改进和加强德育教育。企业教育不仅仅只是技能的培训，更重要的是全面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必须把德育教育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要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强对职工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法制教育，科学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以及企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教育，并把企业教育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职工素质的全面提高。
国有企业目前正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机建制的新考验，任务非常艰巨，难度确实很大。大力发展企业教育，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能与企业共命运的职工队伍，就能排除万难，推动企业深化改革，实现企业转机建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造国有企业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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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荟萃百家撷采众长
——《中华杂经集成》评介
王俊义
最近，我欣喜地读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杂经集成》，深感这部中国古代百家杂经之总汇，在古籍的整理与编辑出版方面，另辟蹊径，别具特色。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异常丰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古代典籍也浩如烟海，据统计，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大籍就有十几万种之多。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各个出版社在整理、编辑、出版大籍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使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大多陆续得以出版。仅就经部古籍而言，各种版本的儒家《十三经》、佛教《大藏经》、道教《道藏》等都相继重新问世。至于各种大籍的单行本与白话今译本，更是不胜枚举，目不暇接。鉴于上述状况，《中华杂经集成》则广泛搜集了除《十三经》、《大藏经》、《道藏》之外，且在古籍中也被称之为“经”的各类杂家典籍，多达１１０余种，几乎囊括了儒、佛、道以外的各类杂家经典，这在古籍的编辑出版中尚属首创。全书将所收各类典籍又分做“儒家”（按：乃《十三经》之外的少数几部儒家典籍）、“兵家”、“农家”、“医家”、“历算”“术数”、“工艺”、“杂学”、“地理”等十类。全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千奇百怪，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天文、历算、军事、医药、游戏、养生、嫁娶、畜牧、术数等等。在编排上以类相从，按时代先后为序，分做四卷，作为中国古代百科杂经之总集汇编成书。
就《中华杂经集成》的思想意义而言，她具有其它古籍不具备的特点。古书中凡称为“经”的典籍，多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与总结，且是本领域的典范之作。因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一向重视尊经重道。但就“经”与“道”的原始意义而言，不过就是指人们天天行走的道路。随着人类长期的自然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深化，进一步认识到在各类实践活动中，都有一些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古代的学者和思想家便将这些原则和方法称为“道”，而将记载和体现这些原则和方法的典籍称为“经”。可见，各类经典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的典籍和文化便一直处于封建正统地位，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大力强化和提倡儒经，并使其成为封建社会中士子的唯一利禄之途。致使其它各种杂家经典，逐渐为人们忽视，甚至被视为“旁门左道”或者是君子不屑的“小人之事”。久而久之，古人耗费许多宝贵心血撰写的各种杂经，也就慢慢亡佚，这无疑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其实，如前列举的各类杂家经典，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天文、历算、农畜、医药、军事、技艺……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更为直接。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古人对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结晶，对后人认识和研究这些领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华杂经集成》的编纂者，才不惮其劳，从古代各种丛书、类书、文集乃至从各个图书馆收藏的手抄本，钩稽搜罗到各类有价值的杂经，使之集于一书，既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方便，也弘扬了儒、佛、道之外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