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张岂之
近若干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出版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教学科研人才的培养也颇有成效。一些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性和普及性杂志受到读者们的欢迎。至于各种宣传媒体（电视、广播、报纸）介绍优秀传统文化，宣传爱国主义，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不过，从学术观点看，有几个问题似乎有必要提出来进行研究。首先是提高传统文化研究的质量，也就是研究中的科学性问题。举例来说，关于《周易》的研究，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易传》部分的释文陆续发表以后，学者们关于帛书《周易》的研究逐渐深化，由此提出了一些新课题，如帛书《周易》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关系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丰富中国学术思想史，使得我们对于古老的“变易”之学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这个例子看科学性，说明严肃的研究需要占有新资料，对它作出准确的理解和说明，这就要付出辛勤的持续不断的精神劳动，而研究的结论又必须是从对于资料的认真分析中得出的。
不过，我们还看到另一种情况：有些关于论述《周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并没有经过精心的研究，任意引申附会，向读者宣扬宿命论、封建迷信等等。这样的出版物既不是研究性著作，也不是严肃的普及性读物，只是某些人赚钱发财的工具。针对以上情况，今天强调传统文化研究中的科学性是十分必要的。宣传媒体向读者推荐具有科学性精品的同时，对于劣品要进行有分析有说服力的评论，这是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坚持研究的科学性，才能区别传统文化中的珍品和劣质，才能克服主观随意性。
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具体性和综合性也值得注意。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构成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其中有系统的思想理论被称为观念文化，它是其他文化构成部分的理论基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于其他文化构成之中，但是它不能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例如，中国古典哲学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天人之学（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变易之学（中国古代辩证思维）；会通之学（对中外各家学说的融会和吸收改造），这些渗透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很明显，人们如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内容，当然需要研究中国古典哲学。但古典哲学并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的研究，除去哲学，还要研究宗教、历史文物（内容极为丰富，含器物、艺术品、古建筑、陵墓、古代服饰等）、制度文化、科技文化等等。
传统文化是前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外延广大。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使人们得以窥其全貌，需要有各方面专家的团结合作，使多种学科和专业知识作为研究的向导。同时，在关于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上，也要注意多种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其中考古学知识不可或缺。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这些是历史的直接见证，是前人创造出的具体文化成果。从文化学和文化史的角度看，学者们对考古成果进行研究，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并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这样，才有可能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成果。
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介绍和宣传，要注重其具体性和综合性，应将理论的分析和说明与具体材料相结合，这样，人们才更加易于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和他亲近，以便受到教益。如果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只是理论性的，或者单纯从文化学的定义出发，过多的定义和名词术语，过多的理论观点，这些就会使人们觉得传统文化艰涩难懂，仿佛一个板着面孔的人，别人很难和他接近。因此，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中的具体性和综合性，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现实性问题。毫无疑问，无论是做研究，或做普及性宣传，其目的都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服务，不是为古而古，于是从这里便引出一个大家熟知的讨论课题，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简洁的表述就是“古为今用”。这一提法在“文革”期间曾经被曲解，暂且不论。今天正确地加以理解，用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料，以此规定“古为今用”的内涵，我们是要加以坚持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素质，也就是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法制的贯彻执行，以及改革开放的所有具体工作，要取得成果，都有一个提高人的素质的问题。这对于跨世纪人才，即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所指出的：“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２１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这段话说得极为深刻，可见提高全民、特别是青年的素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为此，优秀传统文化应当作为有益的思想资料之一。
优秀传统文化所阐明的人生价值观（为国为民，道义为先）、伦理道德观（如仁、义、礼、智、信）、生死观（如“生有轻于鸿毛，死有重于泰山”等）、生活观（勤俭治家等），以及关于人与自然、人际关系、审美观点等等，其中都有值得继承发扬之处。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只要善于应用，而又能根据时代的要求对它们加以改造和发展，这些对于提高人的素质必将起积极作用。
我国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迈进。现代化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必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扬，而其劣质会被冲刷而淘汰。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对以往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创造。因此，人们头脑里传统文化的精粹积累得越多，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必然会随之加强。这就表明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现实性。
总之，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是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是为了推进这项工作，使它收到更好的社会效益。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农村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
朱华友
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召开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于日前在海口市举行。来自海内外的１００余位学者围绕宏观经济政策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农副产品价格政策和购销体制改革、村庄组织和产权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及政府职能转变与农村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在中国，８０％的人口在农村，只有农民满意，农业巩固，农村稳定，全国才能稳定，经济转轨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应当积极寻求在城乡改革不同步的现实约束下，实现宏观稳定。
一些学者认为，要从发展和指导思想上通盘考虑农村经济改革，目前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加强国家对农业科研、农业教育和农业基础建设的投入，调整工农两大产业的比例关系，使城乡利益能够协调平衡，使农业能够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
有的学者对我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感到忧虑。近几年国家基本建设规模始终居高不下，而农业基本建设投入则连年下降。１９７８年农业投入占１０．３％，而１９９２年则降为３．７％，１９９３年为２．２％，１９９４年下降到１．９％，降到了最低点。如果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的失衡继续下去，我们为之奋斗多年才实现的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格局，很可能重新逆转。因此，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这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最现实、最迫切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一些学者强调，协调工农关系和城乡利益，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和农村富裕繁荣起来。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固然需要农业为工业作贡献，但历史的经验也表明，我们不能长期置农民和农村的利益于不顾。在城市工业发展起来，并有能力实行自身积累后，应让农村创造的价值更多地留在农村，给农业造成宽松的发展环境。要充分认识农民收入对国内市场平稳增长的重要性，防止具体政策及操作向城市偏斜。
有些学者认为，农业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是统一和相互作用的。农业的不稳定会导致全局性的不稳，而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也会恶化农业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经济增长速度过低，导致需求疲软，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增产不增收；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则可能引发农业生产要素过快外流，导致农业萎缩。因此，农业的稳定发展，有赖于一个稳定的整体经济环境。
二、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许多问题牵动现行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很难通过分散的办法来解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系统地加以解决。只有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才是解决当前农村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在向市场化目标迈进方面，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新旧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应当继续大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深化改革中，要尊重农民的选择和创造。
一些学者指出，目前农村的资源输出远远大于资源的输入，这个问题长期不改变，会造成农业萎缩。城乡隔离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倾向应当在深化改革中加以重视和逐步解决，利益分配结构需要改变，劳动力转移、户口制度等相关政策也要在改革中加以调整。
有些学者指出，村庄组织建设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最薄弱的环节。在这方面，现在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办法。近年出现的农民负担过重，干群关系紧张，部分地区村庄公共事务衰败等，都同村庄组织建设过于薄弱有关。因此，加强村组织的建设，是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学者们强调，改革的关键是维护农民利益，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他们认为，土地制度的稳定和完善能保持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有些地方用行政手段强行调整土地的经营规模，这是异常危险的。因此，不但必须尽快落实延长土地承包合同的政策，而且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农民对土地长期投资的信心，保障农民利益，从而提高土地产出率。在稳定土地承包期的同时，要积极推进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建立灵活、高效的土地流转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有些学者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按照不同的模式适当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但中国目前人均占有耕地量较小，形不成太大的土地经营规模，当前更迫切的是要抑制土地进一步分割细化。对一些地方试验“增人不增地”的办法，应当高度重视和推广。一些专家指出，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是经济结构转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农民转移就业解决好，丰富的劳动力就变成优势资源，反之，则会变成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些学者指出，“民工潮”是一种自发的劳动力市场，目前人们对此已初步有了正面的理解，但目前迫切需要解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有序的就业市场，以利分流人口迁移。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不能转移剩余劳动力，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而较大规模转移剩余劳动力，就需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这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出路只能是对现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作进一步改革。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重要原因。如果这种流动缺乏引导，又得不到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支持，找到工作的民工时刻面临着被赶回家去的威胁，而一大批不能马上找到工作的民工，很可能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对于民工流动要采取“疏”的办法，而不能只是“卡”。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
许多学者认为，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是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一项关键性改革，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实践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一些学者强调，应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市场的统一性越高，地区的差异就越小，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都将反映自身的比较优势。市场的范围越大，各地产需余缺互补的可能性越大，市场价格的波动就越小。随着产品市场流通量的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将增加。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与不健全的农业保障机制不相适应。农业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是最大的，而比较效益是最低的，如不采取政策法规加以保护，农业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对农产品市场的宏观调节体系，主要是建立农产品储备调节体系和农产品风险基金。同时，要挖掘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潜力，实施产业化，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贮藏和运销龙头企业，实现农产品多次转化增值，提高农业比较利益。
一些学者指出，粮食问题，到了可以利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以及国际市场、加快结构变革的阶段了。同时，要不断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稍有波动就恢复行政管制，强化地区封锁，是不可取的，这样近不能刺激粮食生产，远不利结构调整。
学者们认为，“省长负责制”使各省政府对当地的粮食生产、购销、省际流通、市场管理、储备和吞吐负起全面的责任，这是我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将会促使各地政府更为重视粮食生产。实行这一制度，不是要搞封闭式的粮食生产自给自足，而是要各地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来实现地区之间的粮食流通和供求平衡。但应当注意避免粮食生产区产量的下降，或将粮食过多地用于转化等。因此，国家对粮食市场化的必要调控手段，仍是必不可少的。
与会者强调认为，有必要把行之有效的农村政策上升为法律，作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利益，规范市场关系，规范政府与农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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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创造良好的现代城市道德氛围
赵春荣在《道德建设：迈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精神基础》一文中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须锻造熠熠生辉、内涵深刻的道德精神基础。道德是以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个人内心信念为约束力和推动力的行为规范与品质规范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特有的、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以善恶标准评价的、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来维系的社会现象。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和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庞大复杂系统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道德建设也就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我们进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并不单纯为了城市自然物质体建设，更重要的是为人的发展创造一个美好、和谐、现代化的人文环境。这就要创造一种良好的、现代城市道德氛围。
现代化大都市市民个人道德要求应该是：遵纪守法、礼貌待人、团结友爱、移风易俗。城市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应该是：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文明经营、优质服务。城市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应该是：邻里和睦、尊老爱幼、勤劳节俭、求知求乐。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决定了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决定了道德建设直接为社会主义集体利益服务。道德是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节器。在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下，需要通过道德调节各种关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也就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城市公民在处理同祖国、人民、劳动、科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还必须处理好同自己的城市之间的关系，做到“爱城市”。因此，“六爱”应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摘自《广州日报》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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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中国近代十
大灾荒》简介
李文海等合著的新作《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继《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和《灾荒与饥馑：一八四○—一九一九》三部书后的“中国近代灾荒研究”课题组完成的第四部书。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特别是近代社会，由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原因，自然灾害更加频繁，灾情也更为严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诞生前的百余年间，几乎是无年不灾，无灾不烈。该书对近代社会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对旧社会在黑暗政治和无情灾荒双重荼毒下人民群众所过的人间地狱式的生活，作了详尽的记述。（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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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未来与文化
文秉模在《未来与文化》一文中指出：在世纪之交的大调整、大变动的历史转折时期，面对和迎接未来，已不惟是未来学者、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时贤之论，而是全球各国和各民族共同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历史实践。清醒的未来意识和牢靠的文化观，将是各国、各民族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的基础。
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着人。现实的人，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否喜欢，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土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并依据本民族的价值系统来选择自己的前途，设定自己的未来，控制和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文化规范系统息息相关。通常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系统。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和制度系统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精神文化系统。这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要坚持和发扬中国文化的精华和优良传统，综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众家之长，创造中华民族崭新的新文化，引导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放眼世界，创造未来。
（摘自《哲学大视野》１９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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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２１世纪的课题：
发展教育和造就人才
钟阳胜
内容提要：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尤其在未来２１世纪，人才资源是一切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代表着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从事人才生产和再生产的教育，则将成为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产业。谁拥有发达的教育和大量高素质的人才，谁就能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产业发展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纵观人类社会历史，以劳动工具形态为主要标志的社会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手工工具阶段；第二阶段，普通机器体系阶段；第三阶段，智能机器体系阶段，有的又称科学生产力阶段。其中，第一、二阶段，劳动工具的发展主要是延长人的四肢，扩大人的体力，劳动者尤其是第一阶段的劳动者无须接受正规的教育训练，主要靠师徒传技；但到了第三阶段，由于劳动工具不仅代替和扩展了人的体力，而且代替和扩展了人的脑力，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日益摆脱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而以另一种方式如接受教育和再教育，进行学习、发明、技术开发、实验和组织产品营销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的形式重新回到直接生产过程，使直接生产过程由过去的物质产品生产过程日益扩展到非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使生产领域大大扩大。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革命性变化，使产业发展呈现高度化、国际化、高技术化等发展趋势，使劳动者的素质在产业建设和发展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从而使教育越来越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产业部门，即人才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教育是人才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产业部门
进一步看，人才优势的形成必将使教育成为经济发展的独立产业部门。众所周知，随着世界各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将形成“世界一家”的状态，国别经济将成为国际经济，物质产品经济将成为服务经济、信息经济，国际社会将成为信息社会。由于这一结果，世界将成为一个全方位高度开放的世界，国别市场将成为统一的世界市场，各国的竞争将成为全方位、多元化的竞争。与此同时，高技术的不断开发和产业化，又形成了一个包括资金、原材料、技术等的全球性资源网络。在经济增长中，谁能最好地利用这个网络，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主动，加快发展其未来的关键产业。这就是包括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在内的高技术产业。由于这些产业发展固有的技术、知识、智力的“三密集”，使人才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的，这些产业“将由人为的优势，即智力和技能的优势决定其发展的命运。”２１世纪“人为的优势将取代传统的经济发展优势。绿色革命和材料科学革命使拥有自然资源不再是优势，电脑和电讯手段使拥有资本积累不再是优势，今后只有掌握技术和拥有人才才是真正的优势。二者相比，人才更为可贵，因为新技术出现，会被模仿抄袭。凡愿参与２１世纪经济竞争的企业和国家，重视教育，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提高职工的技能，才是成功之道。”因此，一切面向未来的国家和地区及其领导人，要想担负起振兴自己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责任，让其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都必须彻底更新观念，使自己从过去只把教育看成灌输一种思想文化阵地的传统教育思想中解放出来，确立教育是进行人才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代表社会经济竞争力的一种特殊经济产业的思想。不确立这种崭新的教育产业思想，就不能也没有能力真正面向２１世纪，就要在２１世纪的竞争中失去优势，使国家和民族陷于被动落后的局面而失去立足之地。且不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能例外。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标志。工业发达国家经济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工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能不断提高，科学之所以能不断进步，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的教育发达，教育不断地进行高素质的人才的生产和再生产，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培养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以美国为例：自１８７９年以来，美国大学人数每２０年翻一番；自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０年，１０年间翻了三番，获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水平者增加了２．４倍。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１９５５年为２７％，１９６５年为４０％，此后总趋势一直上升。有学者预测，到２０００年，美国将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知识社会。３０年后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大体上比３０年前的１９４０年多１０倍。不仅如此，美国还在世界各国吸收优秀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到美国读书、深造和从事科学研究。在这方面，应该说美国人是充满未来意识的。他们把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保持其经济霸权地位的基础，放在发展教育产业、培养人才上面，着眼于增强未来竞争的后劲和实力。
教育将成为２１世纪的主导产业
人才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会使教育成为２１世纪的一个主导产业。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的信息化，必将使工业、商业、金融业日益依赖于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信息对于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和地区将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谁掌握有大量知识、信息，谁就能在未来世纪中获胜。社会生产中体力劳动者为主体向脑力劳动者为主体的转变，使知识与专业技能成为人们就业竞争的焦点，如何掌握知识与信息将成为胜败存亡的关键，知识将成为财富的源泉和标志，将成为社会力量的象征。这就给教育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使教育和信息一起，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生死存亡的战略性主导产业。
与此同时，在信息和教育产业发展中，社会经济必然成为一种快速运转的经济。在未来２１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资本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周转，财富将以惊人的速度递增，时间将日益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因素。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又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如果与发达国家同速运行，国家就必将腾飞，否则就将处于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在今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东西或南北的划分将由经济发展的“快方”与“慢方”所取代。在这里，由于知识资本与有形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它可以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要重视发展教育产业，大量进行高素质的人才的生产和再生产，增强自己运用新知识和各种创新技术的能力，就可以创造条件，高速发展其经济。
但是，问题在于教育产业的发展和人才作为具有能动创造力的生产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困难更多，周期更长，而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建设和发展的任务更艰巨。其理由：一是知识和人才价值在全社会的普及程度不高，不易引起足够的重视；二是教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其他进行物质产品生产的物质产业的高度发展为基础，以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出强烈要求为前提。这两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条件都还不够，因此往往越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教育往往越落后。这应该引起希望赶超世界经济先进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严重注意。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解放以来，特别自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今后把教育作为重要的经济产业来建设和发展是有一定条件的，但困难也是不小的。据１９８７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的材料，１９８０年的中国文盲占总人口的２３．７％，１９８４年中国小学入学率为９８％，中学入学率为３７％。１９８４年，我国高校学生人数１３９．６万，大学入学率仅１％。这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即使与印度相比，差距也不小。１９８４年印度高校学生人数为３４４．２万，入学率为９％。１９９１年我国高等教育调整结构，但增长仍很缓慢。我国招收研究生３万人，与１９９０年持平，在校研究生８．８万人，比上年下降５．４％。普通高校招本、专科生６２万人，比上年增加１．８％；在校学生２０４．４万，比上年略有减少。教育的发展如此迟缓，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和警觉。不下大力气培育和发展教育产业，就会丧失机遇，严重阻碍我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使国家和民族在未来２１世纪失去竞争的后劲和实力。
综上所述，人们应当认识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尤其在未来２１世纪，人才资源作为一种能动的特殊的资源，是一切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代表着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从事人才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教育，则将成为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产业。从现在起及至未来，谁拥有发达的教育，拥有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管理专家、技术专家、经济技术教育家、行政领导干部等，谁就拥有最有效的财富和创造财富的财富，谁就拥有灿烂的明天，谁就能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切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领导人都应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教育产业和培养人才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和各国经济竞争的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