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缅怀陈云同志
宋平
陈云同志病重期间，我几次到医院探望。最后一次，他在病床上叫着我的名字，不能说更多的话了。４月１０日，我在外地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十分悲痛，思绪万千。陈云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在党的建设方面，他也有许多真知灼见。几十年来，我受陈云同志教益良多。他的思想、作风、品格，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
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是１９３８年３月在延安中央组织部的窑洞里。当时，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工作，多次听陈云同志讲党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陈云同志讲党课，善于把许多深奥的道理和复杂的问题，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深入浅出，幽默风趣。
我印象最深的是听陈云同志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抗战开始，大批青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来到延安，他们向往共产党，但对党的性质、纲领并不甚了解。我当时已经入党，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些问题上也若明若暗，还不能说思想上完全入党了。陈云同志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第一条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说，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的。仅仅愿意抗日是不够的，共产党员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怎样才算奋斗到底呢？陈云同志风趣地用上海话说，就是要奋斗到“翘辫子（死）”。由于我们党始终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教育自己的党员、干部，使大批革命青年从民族的觉醒提高到阶级的觉醒，在世界观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我们党才能团结一致，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顺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陈云同志一贯重视从思想上建党，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使我们党的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多次强调，我们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危险的。１９８３年，在讨论整党决定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讲话结束时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使到会的中央委员心情十分激动。战争年代，许多同志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没有看到，但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并为之奋斗牺牲。现在，我国早已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更没有理由不讲共产主义。只顾眼前，没有理想，就会非常短视，看不清方向。只有把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同远大理想联系在一起，才能鼓舞全党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在任何情况下，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时刻不忘大目标，这是几十年来我从陈云同志身上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
共产党不是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
延安时期，我们党正处在大发展阶段。各种思想基础的人们，抱着不同的动机，纷纷要求加入党的组织。有些人实际上是用小资产阶级观点看待党，要求党。如何坚持党的性质、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就成为党的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陈云同志花了很多心血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最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不是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也不是“工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的。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符合党员条件，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吸收党员，努力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对于已经入党的同志来说，也不是对党的性质都有明确认识。有的人既想做一名党员，又不愿受党的纪律约束，党性观念淡薄。陈云同志在延安会见部分党的文艺工作者时，特别讲到如何处理好党员身分和文化人身分的关系。他说，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第二种是，本质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党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陈云同志进一步指出，如果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不成其为党，而成了“各界联合会”。陈云同志这些话是５０年前讲的，至今仍发人深省。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具有统一的意志和铁的纪律，这是我们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陈云同志关于坚持党的性质的精辟论述，关于对错误思想的批评，仍然需要我们好好学习和认真坚持。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着重反对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西化”、“分化”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以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同志出身贫苦，小学毕业就去当学徒。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学习，不断提高。到延安后，毛泽东同志三次同他谈，要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记得，当时中央机关成立了若干学习小组。陈云同志在中组部带一个组，共有６个人，还有几位旁听的“后排议员”。我在张闻天同志那个组旁听。学习小组成员在规定时间里，用心读书，结合实际，开展讨论。陈云同志带的那个组，从１９３８年起，学习活动坚持了５年。我听陈云同志谈过，在延安那段学习对他帮助很大，自从学习哲学以后，讲话做事才有了唯物论、辩证法，可以说终身受用。
陈云同志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与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的科学方法，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几句话，他说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
在“大跃进”浪潮中，党内很多同志头脑发热，把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越定越高。陈云同志比较冷静，对各地的浮夸风保持警惕，不赞成搞高指标。那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１９５９年春，在一次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的会议上，我根据矿石、煤炭、运输、设备等实际情况，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年要完成１８００万吨钢铁生产指标有困难。话虽然讲了，但思想压力很大。会散了，走到门口，陈云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质量！质量！我领悟到，在当时条件下，光讲产量，不讲质量，高指标降不下来。有些铁炼出来像蜂窝一样，即使完成生产指标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在陈云同志主持下，把过高的钢铁指标压了下来。
陈云同志主张，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１９５３年，我国粮食面临严重困难，购销缺口大，城市供应紧张，粮食投机猖獗，不少地方已开始发生混乱。陈云同志经过大量调查，摸实情，算细帐，提出了解决问题可供选择的８种方案，并对每种方案的利弊作了详尽分析和反复比较，抓住主要矛盾，最后得出结论：必须实行统购统销。同时，他又对统购统销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和部署，使人豁然开朗，如释重负。事实证明，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对于稳定物价，保证城市人民生活和“一五”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６０年代初，陈云同志到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作调查。他在乡下一住就是１５天，召开１０次专题座谈会，同农民、基层干部广泛接触，了解真实情况，提出母猪也应该分给农民私养、要给农民留足自留地等建议。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政治勇气的。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关键是不能有私心。在这方面，陈云同志确实是我们的榜样。
几十年来，特别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陈云同志总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他建议党的高级干部带头学哲学，把它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１９８７年初，中央调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陈云同志特意送我两本哲学书，叮嘱我好好学习哲学。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学习哲学，列出若干专题，请专家辅导，结合实际，边学边议，给全党带了一个好头。这对于我们党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和国内任务繁重艰巨的情况下，处理好各种矛盾和问题，提高领导水平，是大有裨益的。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建国以后，在陈云同志革命生涯中，也遇到过曲折。陈云同志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始终把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保持着坚定的原则立场。让他管事的时候，头脑不发热；不让他管事的时候，思想不消沉。讲真理，不讲面子，是陈云同志高尚的政治品格。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陈云同志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后来，他不赞成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被认为是“右倾保守”，失去了发言权。但是，陈云同志并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用大量的时间作调查研究。１９６２年４月，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他对那几年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和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夸大，不粉饰，抓住问题的本质。我们一些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听了陈云同志的透彻分析和提出的措施，感到心里有底了，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左”的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陈云同志主张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的天安门事件，为大批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彻底平反，为全党进行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大贡献。
高级领导干部要提高革命觉悟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滋长了个人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倾向。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尖锐指出：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他问道，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他提醒全党，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陈云同志认为，可靠的办法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关键是几百个高级领导干部头脑要十分清醒，千万不要“伤风”。再加上一条，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一些党员经受不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败坏了党的声誉。一些同志对于改革开放中要不要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不要坚持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思想上产生混乱，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陈云同志有针对性地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讲过三句著名的话：“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共产党员始终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第一句话，把党风问题摆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振聋发聩；第二句话，严肃批评了一个时期中较为流行的“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的错误观点，一针见血；第三句话，强调关键是解决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增强党性，自我约束，讲到了根本。
陈云同志担任过９年中纪委第一书记。他根据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主持制定了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的许多重要规定和措施，对一批党员领导干部违纪案件进行了认真查处。由中纪委草拟、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原则规定。这是我们党规范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言论和行为的重要法规。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党风建设中的表率作用。他认为，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守法的模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在坐汽车、教育子女和亲属等问题上从严要求。在这些事情上，认真去抓，抓出成效，是得人心的，可以增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搞好党风建设的信心。
成千上万地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
陈云同志较早地注意到我们的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文化偏低，青黄不接，与现代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１９７９年３月，他就提出要找四五十岁的干部当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后排议员”。陈云同志指出，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多次强调，必须成千上万地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经过全党十多年的努力，大批优秀年轻干部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已逐步形成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看到这种情景，我们更能体会到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
在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中，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把我们党选拔干部的标准概括为八个字：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他在党的十二大的讲话中说，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他强调用干部要搞五湖四海。邓小平同志也提醒全党，在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时，要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表明，确保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是党的建设中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最重要的保证。
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
陈云同志在党内以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著称。在他面前讲话，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５０年代初期，我和一些做劳动工资工作的同志，感到工作中有很多矛盾和问题，很想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讲一讲，又怕他们没有时间。这个想法反映到陈云同志那里，他爽快地说，好哇，有意见就讲，听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五次，总可以了吧！他很快就安排时间听我们汇报，连续听了两次，我们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人都会讲，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同志口头上也讲民主，但听不得不同意见。陈云同志不是这样。他对某件事情有了一个意见之后，总是先放一放，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认真听取，展开讨论；没有不同意见，他还要启发别人讲不同意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意见符合实际，更加完整。对于曾经反对自己意见的同志，他不扣帽子，还注意保护。有一次，一位副部长因提了不同意见被所在单位以“反对陈云”加以批判。陈云同志得知后，马上告诉下面的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反对陈云，不要抓住不放。
１９８２年，一位干部通过组织向中央反映对某项政策的不同看法，受到批评，思想有压力。陈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专门说了一段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
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陈云同志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也强调必须有集中，有纪律。他认为，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陈云同志特别强调，全体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自觉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他建议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财力，认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否则是不巩固的。在１９８９年反对动乱的关键时刻，陈云同志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要求老同志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党中央制止动乱的正确决定。１９９４年春节，他在上海发表谈话，强调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他说，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同志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信任和厚望。
陈云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的许多思想和观点，是留给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光辉实践和伟大人格，是耸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和楷模。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建设好我们的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就是我们对陈云同志最好的纪念。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０日）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