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海南之战
——纪念海南岛解放４５周年
刘振华
今年５月１日，是海南岛解放４５周年纪念日。我作为当年亲历过海南战役的一名老战士，抚今追昔，浮想联翩。我深感海南岛的解放十分不易，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海南岛又名琼崖，它屹立于滔滔南海之中。与祖国大陆相隔着１１至２７海里宽的琼州海峡，与广东省的雷州半岛隔海相望。该岛面积３．２万多平方公里，海岸线长１５００多公里，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被誉为南海的一颗明珠，是我国南疆的重要门户。不论从军事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讲，其战略地位都非常重要。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大陆逃到海南岛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加上原驻岛蒋军，纠集在一起，有１０万之众，在５０艘军舰和３０多架飞机的配合下，组成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妄图据海固守，与金门、马祖等东海岛屿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海上屏障，骚扰沿海地区，进行破坏活动，美蒋反动派甚至打了这样一个如意算盘：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以这些海岛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卷土重来。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早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８日，两广战役刚结束，毛主席就指示：“四野入桂各军休息２０天，大部分剿匪，另以四十、四十三军准备攻琼崖。”还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和风向，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４—５万人）的全部兵力与３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
在这之后不久，毛主席又进一步指示：“渡海部队必须加强准备，沟通与琼崖纵队的联系，加强策应工作，争取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
当时，我任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我们师和四十军、四十三军的全体同志一样，都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接受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这一新的使命。
１２月末，我们这些解放海南的部队即挺进雷州半岛。
但是，面对汹涌的大海，面对由１０万陆、海、空军之敌组成的立体防线，要征服它，战胜它，并非易事。
我们当时的困难主要有四条：
第一，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配合；
第二，我们的陆军还没有大规模渡海作战的经验；
第三，没有先进的航海工具，只有落后的木帆船；
第四，大部分干部战士来自北方，不熟悉水性。
为此，各参战部队在中共华南分局和十五兵团党委统一领导下，都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一定要解放海南岛，拯救岛上３００万受苦受难的各族人民！
为了在短时间内熟悉海洋和做好渡海作战准备，在中共粤桂边党委、政府的支援下，部队一面大力筹集船只和动员渔民参战支前，一面展开海上大练兵。
指战员们夜以继日地训练，风里来雨里去，乘风破浪，学游泳，学划船，识水性，辨气象，苦练航海和登陆作战中的各种技术、战术本领。两个月下来，每个人都掉了几斤肉。但是，我们的指战员们，以极其坚强的毅力和聪明才智，把自己由“陆上虎”变成了“水中蛟”。一支支由原来不识水性、缺乏海战经验的陆军部队，变成了能进行两栖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同时，部队大搞技术革新，把一大批木帆船改造成机帆船，又把一批机帆船改造成“土炮艇”……秣马厉兵，显示了我们解放海南的必胜信心。
为落实毛主席关于“沟通与琼崖纵队的联系，加强策应工作”的指示，琼纵参谋长符振中偷渡过海北来，向华南分局和十五兵团首长汇报了情况，传达了海南区党委书记、琼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建议。
十五兵团于１９５０年３月，先后连续派遣两个先锋营和两个加强团，潜渡海南岛，突破了敌人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防线，改变了岛上的敌我态势，增强了海南人民和琼崖纵队迎接野战军大举登陆的信心和力量。这期间，我曾受命和琼纵副司令员马白山一起率领一个２９００多人的加强团，驾驶８１艘木帆船，夜渡琼州海峡，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摧毁了敌滩头阵地，于３月２６日强行登陆，同前堵后追的数倍于己的敌人拚杀三昼夜，终于插向敌后，跃进五指山，与琼崖纵队和我四十军登陆先锋营胜利会师。
巍巍五指山，是英雄的海南人民和琼崖纵队经过２３年浴血奋战创建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被誉为岛上的“小延安”。在这里，我们受到亲人般的欢迎和接待。琼纵的战友们省下全部大米供给我们吃，而他们自己却顿顿啃红薯拌野菜充饥。我们还得知，海南人民热烈响应中共海南区委和琼崖人民政府关于“接应大军登陆”的号召，已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杀敌支前活动。全岛广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入春两个多月就歼敌４０００多名，并拔了敌人的多处据点。各族人民踊跃支前，筹集军粮５万多担，组织起６万多人的民工运输队，做好了接应准备。
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在十五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直接指挥下，四十军和四十三军主力兵分两路，于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６日，千船竞发，飞越琼州海峡，向海南岛发起总攻，１７日凌晨登陆成功。
在琼纵和先遣部队的有力接应下，在岛上人民群众的直接支援下，我军攻无不克，横扫残敌，５月１日即全部解放了海南岛，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
这是我军建军以来组织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战例。中外军事评论家无不认为这一战例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海南战役的胜利，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威力，体现了我军高超的指挥艺术，体现了我军指战员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体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巨大力量。
海南岛的解放，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它不仅彻底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妄图凭借琼岛作为苟延残喘和变该岛为“反攻大陆”跳板的迷梦，而且为抗美援朝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海南岛解放不到两个月，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人们可以想象，如果海南岛不是早日解放，它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台湾”，我们势必要拿出大量兵力去保卫南部海防，那就很不利于我们集中力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了。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早日解放了海南岛，这对于巩固我国国防，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都起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近些年来，我因公多次赴海南省，有机会凭吊旧战场，重逢老战友。在这个洒遍烈士鲜血的美丽的宝岛上，喜见新的经济特区勃勃生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各族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五指山区的黎族同胞，他们在解放前连衣服都穿不上，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现在，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已经过上了温饱的生活。
在纪念海南岛解放４５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禁更加怀念隔海相望的台湾同胞。今年春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八项主张，情真意切，指明了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我们衷心拥护，并将继续努力多做工作，为促进祖国的早日和平统一，促进海峡两岸同胞的早日团聚，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的怀念珍贵的遗产
——悼念先父石志昂烈士
石建都
父亲石志昂烈士，１９５５年４月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在乘机从香港飞印尼途中，遭台湾国民党特务暗害，不幸遇难。同机罹难的还有代表团其他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等共１１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整整４０个年头过去了。在我们缅怀为万隆会议的顺利召开而壮烈牺牲的先烈的时候，我面对先父遗像，不禁勾起无限的回想和深切的思念。父亲生前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生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历历如在眼前。
近年来，在拜访父亲生前的一些老战友时，我听到他们抚今追昔，无不称道父亲的工作和为人。一位伯伯感慨地说：“志昂同志德才兼备，业务精通，外文又好，牺牲得太可惜了！”
父亲在世时，许多同志都以为他受过高等教育。其实，他童年丧父，１４岁失学。因生活所迫，１７岁就进入洋行当职员，自幼生长在贫苦失学的环境中。他的学识，主要是靠自学苦学得来的。在洋行工作时，他一下班就到图书馆攻读英文和中国文学。夜里，家里人都睡了，他继续埋头于书本，经常通宵达旦。
正是由于长期坚持勤奋学习并经受各种斗争环境的磨练，他不仅具备了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而且掌握了缜密的唯物辩证法，能在不同的斗争场合和工作岗位上应付自如，完成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以此骄傲，而是认为学无止境。我记得他在担任中国进出口总公司领导职务时，一次检查我的学业成绩。他翻阅了我的数理化书后说：“这些学问我一点都不懂。是呀，我们国家的建设发展很快，我以后要学一些自然科学，工作上会有用。”
父亲于１９３５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为养家糊口，他白天要上班，在业余时间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２年，他先后担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理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职业界协会中共党组书记并兼任由共产党人主办公开发行的《译报周刊》和《职业生活》的编辑；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积极进行工商界、金融界的上层统战工作；在洋行华员爱国人士中传播抗日思想，宣传动员全市人民一致抗日。当时，他们生活很不安定。斗争环境险恶，他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工作极度繁重，他有肺病征兆。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做出了努力。
抗战胜利后，由于党的工作的需要，党组织决定由父亲组建合众贸易公司并出任公司经理，以“资本家”的身份作掩护，在上海、香港从事地下党的经济工作。这一段，父亲在上海的名气很大，接触的人有社会名流，有国民党党阀，有青、红帮头目，还有中统、军统特务。父亲发挥了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临危不乱，为党筹集和保护了大量资金。１９４８年秋，上海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党组织指示父亲从速将合众公司的资金转移香港。国民党当局似有所闻，某晚报登出题为《注意金融巨头石景彦（父亲解放前化名）之流》的耸人听闻的报道。父亲见情况紧急，车站、码头检查严密，便当机立断，于当天深夜设法将金条、美钞装入轿车的肚底。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全家，佯装去外地旅游，驱车走乡路直奔杭州，与在杭州接应的两位同志一起，巧妙地绕过层层关卡，取道广州，将全部资金安全转移到香港，继续在香港开展业务。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家庭的生活条件改变了，有了洋房和“私人”轿车；我们常出入上层社交场所。但是，父亲却身居十里洋场而一尘不染，并且十分重视对家人的约束和教育。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与父亲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严格掌握。除了社交场合，家庭生活始终保持一般水平。父母从不给我零用钱，从不让我用小汽车，好衣服也只有几件，仅让我外出做客时穿。１９５０年，我们全家从香港回上海前，父亲曾到上海去过一次，回港时带回了一些相片。他身穿灰色中山装，头戴八角帽。我看后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服装？爸爸怎么变成乡下人了？”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这才是爸爸的本来面目。我们很快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你回到上海就知道了。”
回上海后，我们仍旧住在解放前的一座楼房里。可是不久，父亲将底层的房间连同家具主动交给了单位。对这一点，母亲似乎也有意见，父亲说：“我们的房子是国家的。国家有困难，我们就应该让出来。现在跟解放前不一样了，不需要摆场面了，够住就可以了。”
１９５１—１９５４年，父亲携母亲到国外工作。叔父失业，父亲没有通过上海的熟人为叔父安排就业，他宁肯用自己在国内的工资接济叔父一家五口的生活。回国时，他将自己在国外积存的薪水全部交了党费，带回来的“洋货”比较贵重的，也就是一架东德产的相机，还是用母亲的积蓄买的。
父亲很少跟我讲大道理。但是，他对家庭、对生活的点点滴滴，都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任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华东区公司经理、总公司驻柏林办事处代表、总公司副经理等职。他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日内瓦会议。１９５４年，父亲同曹中枢同志一起率新中国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出访英国，接着又率贸易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
在建国初期５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工作在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的最前沿。在反“封锁”、“禁运”的斗争中，在恢复与发展东西方的正常贸易关系中，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当父亲遇难的消息传开后，从伦敦、柏林、安特卫普、香港、德里等地纷纷发来了外国朋友的唁电。直到今天，还有西方工商界人士在与我接触中缅怀父亲对发展东西方贸易和增进人民间的友谊作出的贡献。
父亲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给老战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胜利初期，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一项紧急任务，他搭船去目的地。途中，轮船触水雷被炸沉，他身受重伤，经抢救幸免于难。组织上考虑派他参加万隆会议代表团时，他患肺病刚刚痊愈，正处于巩固期，但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知道行程凶险，但毅然踏上了征途，终于在他为之终生奋斗的岗位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４０年前，父亲为了亚非人民团结进步的正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４０年后的今天，第三世界的合作进步，已经有了蓬勃发展。我们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的血没有白流。在悼念先烈的时候，这应该是最值得向他告慰的了。他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坚定意志，他的勤奋刻苦的敬业精神，他的高风亮节，是留给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永远鞭策和激励着他的子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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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伟大的“愚公”
李丹
当我惊闻李约瑟博士逝世，心烦意乱地找出珍藏的李约瑟的信时，泪水立即夺眶而出。
日子竟会这样巧合：今年３月２４日，李约瑟离去了；７年前也是３月２４日这一天，还处在夫人病逝的巨大哀痛中的李约瑟给我写了这封信。如今，信中刚劲潇洒的签名跃然纸上，而他却永远地隐退了。
我的确十分钦佩和敬仰李约瑟博士。这不仅因为他是世界著名的科技史学家、生物化学家，也不仅因为他是英国唯一一位既是皇家学会会员，又是英国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还因为他所怀抱的那颗中国心。
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一个早已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胚胎生化学家，毅然放弃可以使他取得更大成功的熟悉专业，转舵驶向东方，对准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科技史，一发不可收拾，连自己和夫人的姓名也统统改为中国名字，无悔无怨地奋力开掘了半个多世纪，耗尽了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仅如此，他预见到自己不可能完成全部挖掘工作，于生前创立李约瑟研究所，就是准备世世代代挖掘下去。李约瑟是当今世界真正当之无愧的伟大愚公。
作为一位世界公认的治学极其严谨的伟大科学家，李约瑟为什么“走火入魔”般地一头扎到中国的科技史中，死也不回头？他为什么会具有如此超人的精神动力？他究竟发现了什么让他那样义无反顾地不懈探寻的秘密？
我在７年前写给李约瑟的信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李约瑟博士早在终生追求转舵之前，就以他卓越的科学哲学判断，确信中国的传统哲学和１２世纪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具有预言性质的哲学；转舵之后的研究越深入，从这块田地上开掘出的文明宝藏越丰富，越使他深信：世界文明的一个源头在东方！在中国！世界文明的辉煌迟早会回归东方！回归中国！
李约瑟在回信中幽默地指出我提的问题“很有趣”。特别值得回味的是，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天，李约瑟研究所代所长克里斯·卡伦对前去吊唁的新华社记者解释了李约瑟认为“很有趣”的问题：“李约瑟先生通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对中国人民的了解，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文化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这决不是李约瑟对中国有什么偏爱，而是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预见。正因为这样，他比一些中国人更爱中国，更像中国人，更具中国心。
这对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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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龙华歼敌
沈荣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１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一四○联队第三大队４００余人在内海中佐指挥下，由易县向西进犯，占领了涞源以东之大龙华，被我晋察冀军区杨成武部队包围。经过一昼夜激战，我们击毙日军３５０余人，活捉日军中小队长以下１１人，缴获轻重机枪６挺，大小炮５门，各种枪支９０余支，汽车３辆，并缴获日军机密文件５０余册。我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主攻部队是一团，我在一营二连七班。
２０日傍晚，我们从十多里路外的村庄秘密行进到大龙华北面山顶上待命。这个村镇四面环山，中间是条东西向山川公路。连长郭士庭带领部队前进，打响以后即冲向盘踞在房子里的日军。我们班的任务是攻占一座石板房，并消灭那房子里的五六个日军，由一挺轻机枪配合。班长张丙之先叫我喊话争取日军投降。因为在军训时，我担任班的敌工组员，班里指派我学日语，除学一些单词外，还学些口号式的语句和歌曲。
我用日语喊道：“日本的士兵们，不要为你们的军阀、财阀卖命当炮灰了！”
“快投降吧！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
喊第一声时，日军在屋里“啊”了一声，再喊，他们就顺着声音射击。日军凭着武器精良和所谓“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面对这种状况，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在机枪的掩护下，班长带头强攻。我们迂回前进，有的爬上房顶，有的接近窗门口，凿开房顶和墙壁。一阵手榴弹在屋里爆炸，烟雾迷漫，震耳欲聋。我们只抓到一个带伤的俘虏，其余的日军全被击毙了。班长和我受了重伤，战士李生瑞光荣牺牲。我与班长被简单包扎后送往易县南杜岗医院治疗。
在住院期间，团营连首长和当地群众前来看望慰问。我们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到十分光荣。
这次歼灭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我军民的士气。我们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也给了那些速胜论者、投降派一记耳光，给那些不明真相、不懂游击战略战术的人一个鲜明答案——八路军是抗日的中坚，战术上不仅游而且击。人民群众积极抬担架、救伤员、组织慰劳队等也是胜利的重要因素。聂荣臻元帅曾表扬过这次战斗，他赞扬这次缴获的机密文件比其他战利品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