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唐山：４５０２个村庄听广播
唐山市辖１０个市县、３个区、两个国营农场，有农村人口５０４万，占全市城乡总人数的７５％。全市农村的有线广播从５０年代兴起，到１９７５年底，乡镇通播率达１００％，村通播率为９８．９％，入户通播率为６９％。然而，进入８０年代以后，有线广播事业遇到了电视的强有力的冲击。
画面对声音的挑战
１９８５年以后出现了“电视热”，县县办电视台，数百万部电视机进入农村家庭。人们看着画面、听着声音，淡化了对有线广播的兴趣。１９９３年以来，农村又出现了“有线电视热”。县城办起有线电视台，大村镇办起共用天线系统，数十万户家庭入网。十几套电视节目送到家庭，一下子把人们吸引住了，有线广播更受冷落。约占３０％左右的乡镇广播站播出节目质量下降，约占５０％的农村广播喇叭时播时停，有些村几个月听不到有线广播，甚至再也看不到广播喇叭。许多人“热电视、冷广播，重无线、轻有线”的偏向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县长讲话靠电视，乡长讲话靠广播
唐山市广播电视局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注意到同滑坡完全相反的客观现象：农村人口是市区人口的３倍，全市总收入的１／３来自农村。没有农村小康，就没有全市的小康。“县长讲话靠电视，乡长讲话靠广播。”有线广播作为县城以外广大农村的舆论工具，是电视或有线电视不可代替的。从１９８８年起，该市确定了广播电视并举、无线有线并重的方针，扎实工作７年，使农村有线广播事业基本上扭转了滑坡局面，出现了在发展中提高的势头，许多地方还超过了原有的标准和节目水平。全市１０个县市在建成电视台１０座、调频电台８座、有线广播站两座、有线电视台８座（覆盖４万户）的基础上，２６０个乡镇都建起了广播站，乡镇有线广播通播率重新达到１００％。在５３２０个自然村中，有４５０２个村每天能听到两到三次有线广播，村通播率为８４．６％。
人们随时听到有线广播转播的中央台、省市台和本乡本土的新闻，政令畅通有了可靠的媒介，为农村工作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农民从广播中听法学法，知法懂法，在禁止赌博、维护社会安定、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等方面增长了新的本领。农村普及科技知识有了好老师。许多乡镇广播站在“能人谈致富”等专题节目中，讲解选用优种、水稻旱育、种植大棚菜、养殖鱼虾蟹等科技知识和操作要领，引起了农民的科技兴趣，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有些乡镇广播站自办文艺节目，播出农民点播的歌曲、皮影、乐亭大鼓、评剧、评书等节目，给庄户人家送去温馨和笑声。黑沿子等沿海镇在镇政府所在地建起了广播一条街，新安装音柱低音喇叭２５只。在柏油、水泥路面两侧竖立的灯杆上，灯光与音响相互陪衬，人们在柔和的灯光下收听着清晰悦耳的广播，增添了新的乐趣。（李国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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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信息经常有 听完时事才做事
侗家广播撩人心
彭凤炎
“广大村民请注意：现在报告经济信息。怀化某单位到我乡大量收购红薯，价格０．３０元１公斤。有红薯的村民请在元月２０日前将红薯送到乡烟草站院内……”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８日早晨７点，板山乡广播站广播员杨志华口播了这则消息。
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板山乡处于湘、黔两省３县６乡交界之地，是湖南省有名的贫困民族乡。该乡自１９８２年以来，历届领导都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累计投资近百万元，将１５０Ｗ的扩音机换成１０００Ｗ的扩音机，并购置了有关配套设备，还将老化的电线换成新电线，将腐朽的木电杆换成水泥电杆。喇叭用户也由１９８２年的２０８户发展到１９９４年的１１８７户。另外，还在人口密集或少数几户僻远的地方装上了１４只高音喇叭……
“哎呀，这么快就送红薯来了？”消息播出不足一刻钟，我们就见到三三两两的村民挑着一担担红薯走进了乡烟草站院内。
“这是附近的村民。再过一两个小时，人还要多！收购员到时忙不过来的。”广播员杨志华介绍。
“真来劲！还是用广播来劲！”怀化市面粉厂采购员刘小明喜形于色，“我在外县收红薯，一个星期也只收到这么多。感谢乡广播站帮了我大忙！”
“通过广播每年要发布几十条信息，全乡人都能及时收到，帮助他们增加了收入。”接着，杨志华给我讲了几件有趣的事：苗田村老屋组７３岁的杨序良是一位“广播迷”，过去只在当大队干部的儿子杨顺录家装了一只喇叭。他和老伴住的地方离儿子家有１公里多远，他就天天跑到儿子家听广播，听完广播才回家。后来，山上装了高音喇叭，他就天天坐在屋门口听，听完了广播才去做事。
“平常开会或者找人，只要广播一喊，人就拢来了。”这位１９８０年还是广播业余维修员的“杨师傅”越说越有劲，“去年全乡开展依法治村工作，宣传１４条法律法规，就是通过广播来完成的。”
收购处的人越来越多，还不到中午，已收购了５０００多公斤。“这样看来，到２０日下午，可能突破３万公斤！”采购员笑眯眯地说。
村民数着崭新的钞票，笑呵呵地对杨志华说：“谢谢您哦杨师傅，到我家喝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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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杂咀
礼仪：个人呈给社会的名片
同向荣
一个国家的形象往往是通过公众的礼仪来体现的。欧洲旅游总会建议旅游者应该遵循的九条基本准则的第一条是这样的：“你不要忘记，你在自己的国度里不过是成千上万同胞中一名普通公民，而在国外你就是‘西班牙人’，或‘法国人’。你的言谈举止决定着他国人士对你的国家的评价。”为了让我们个人的形象、单位的形象、国家的形象更美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礼仪。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名。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有一段时间，礼仪被人们淡忘了，致使我国出现了相当多的“礼仪盲”。笔者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一口痰吐掉了一个合作项目。社会在越来越多地呼唤礼仪，寻找着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道德规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传统的礼仪文化应该而且完全能够为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道德体系服务。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仪是一个人立足社会、成就事业、获得美好人生的基础。孔子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学习礼仪是为了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宣传、推广礼仪是为了社会的祥和、稳定。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礼仪”这个概念：首先，礼仪是一种修养，是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它帮助每个人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从而呈交给社会一张美好而真实的“名片”。其次，礼仪是社会确定的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它帮助每个人约束自我，尊重他人，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从而创造出和谐温暖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第三，礼仪是社会的一种润滑剂，它帮助人们艺术地、巧妙地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减少冲突，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礼仪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个人礼仪、家庭礼仪、社交礼仪；有餐桌礼仪、着装礼仪、书信礼仪；有公共场所礼仪，有教师礼仪，有服务人员的礼仪；有国旗礼仪、国徽礼仪、国歌礼仪；有公司礼仪、军队礼仪、外交礼仪，等等。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礼仪，国家也有国家的礼制。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礼仪习俗，国际上也有各国共同遵守的惯例。
最近，学习礼仪、讲求礼仪的风气逐渐兴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９３年开办了为期一年的“礼仪漫谈”，收到来信万余件。在听众的一再要求之下，今年又开办了系统地介绍各类礼仪知识的节目——“空中礼仪学校”，开播才一个月就收到来信１０００多件，电话不计其数。北京大学、北京市铁路局、湖北省宜昌市建设银行等单位及一些外资企业主动上门联系，邀请去办礼仪讲座。这说明人民需要礼仪，社会需要礼仪。
孔子说：“礼仪三千，威仪三百”，那是大话。今天的礼仪细则也很繁多，再加上世界各国的礼仪习俗，如何才能掌握呢？古人早就教给我们一个秘诀：“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所欲之，必先与之。”同时，在具体学礼、行礼时，还要把握礼仪的四项基本的原则——尊敬原则、适中原则、真诚原则、自律原则。能有推己及人的忠恕之心，再掌握后四项原则，我想你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了，即使有时忘了一些细节，别人也会原谅你的。
有“礼”走遍天下。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递给社会一张彬彬有礼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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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一些古典戏曲剧种的杰出演员身后，他的后人往往很难继承父辈的衣钵；而另有一些徒弟，尽管老爷子生前没怎么特意亲近他们，却于“似与不似之间”把握到这派艺术的真谛，很快就大红特红起来
古典戏曲传人之谜
徐城北
应该对老爷子的“家庭状况”做些调查。在他们家里，总是或虚或实贮存着三种米囤子——生活源泉的米囤子、艺术技巧的米囤子和物质财富的米囤子。第一种多设立于老爷子的成名期，到了晚年大多被淘空和遗忘。第二种囤子中的“财富”，多来自第一种囤子，精制了一番，老爷子对之津津乐道。它们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却又用布幔子遮挡着，生人（包括虔诚的徒弟）虽然进了家门，但没个三年五载，轻易见不到庐山真面。第三种则是前两种（尤其是第二种）的副产品。
梨园老爷子多爱宠孩子，第三种囤子尽情打开，由着孩子们吃，抛撒些也无所谓；第二种米囤子同样敞开着，有时见孩子张嘴慢了，老爷子就撬开孩子的牙齿往里灌。唯独第一种米囤子，老爷子不看重，孩子也压根儿不知道它的重要。
这种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发生在任何戏曲剧种的任何时期？否。通常它只发生在古典剧种的第二代审美风气形成之时。以京剧为例，其开山祖师程长庚最初学艺，曾把《文昭关》中的伍子胥演得一塌糊涂。他毅然停止演戏三年，转向生活和文化活动（比如看古画）中去观摩体验。三年后“复出”，在堂会中重新扮演这一人物，结果大获成功。台下被其惟妙惟肖的表演震撼得大声“叫天”，以为是古豪杰“下了凡”。程身为布衣，却看不惯那些醉生梦死的朝廷重臣，常为民族命运而痛哭流涕。因此程造就出京剧第一代的审美风气，使得那时的唱腔整体风格声洪腔直，大气磅礴，借以“棒喝”当时浑浑噩噩的社会习俗。
每一种在历史上有过大影响的艺术，总会像程长庚这样依靠生活源泉米囤子的赐予而“起笔”。等到这种艺术的审美风气发展到第二阶段，对社会的干预倾向减弱了，对艺术自身圆满成熟的关注却增加了。京剧第二代审美风气的代表者（从谭鑫培开始，到梅兰芳完成），就更侧重于艺术技巧米囤子的修整和扩充。
梨园世家习惯把自己的诀窍“掰开揉碎了”，优先教给自己的亲子。作为亲子，自幼在老人家的眼皮下长大，大多没看见老爷子营造第一种米囤子时的辛苦，倒是从小便天经地义般认定了“从二至三”的“简捷路线”。
但是，艺术这“玩意儿”又是最吝啬、最“抠门儿”的。它不允许任何人把自己“私有化”，只肯一代又一代地存在于最具时代风采的创造性艺术实践当中。第一代老爷子营造并拥有自己的流派，在第一代观众中会是名正言顺的。当艺术第二代审美风气开始形成之际，孩子成名的实质就只能是“吃老本儿”，以“余绪”来吸引老一代戏迷的唏嘘。再往下，孩子的孩子所“展示”的，就只能是第二种米囤子当中的尘垢。
本来，在第一个米囤子满贮着粗糙新米；在它渐次转移进第二个米囤子的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变“旧”了。“旧米”经过了更多的“人工打磨”，口感超过了往日，殊不知“营养”却不如往日了。这应当视为这些艺术家的悲剧，但更大的悲剧则发生在孩子的孩子身上。他们根据几百年来的积习，认为依靠“陈米”讨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可他们就不认真想上一想——为什么不在自己手里，也重新种植一些能“入时入口”的新米呢？
再来回答另一个问题：那些并非出自世家的徒弟，为什么能把陈米“推陈出新”呢？或许就因为他们来自另一个“乡野”，那里远离老爷子的第二个米囤子，那里是适合种植又一种第一代新米的环境。这些徒弟“先入为主”，习惯并欣赏着“自己的乡野”，并试图种植了一番，尽管这劳动很粗放。后来因为偶然的机缘，这些徒弟进了城，拜老爷子当老师，由于体验方面的悟性，他们三下两下就摸到了门径，再重新回到自己的“乡野”，这另一种新一代的新米就种植成功了。
第11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一位韩国学者的观点：
审慎对待儒学
——《儒学与现代化》小介
１９９５年春，一位韩国学者４０万字的《儒学与现代化》一书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唤起儒学发轫地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
实际上，这是一部旧作，它的作者是韩国现任驻华大使黄秉泰先生。早在７０年代后期，曾经攻读经济学并在韩国政府经济部任职的黄先生就读于哈佛大学。此间，年届不惑的黄秉泰恍然意识到文化传统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独立作用。于是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８年，这位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毅然到加州大学转攻政治学，这部《儒学与现代化》便是他的博士论文。
近代以来，关于儒学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直是萦绕于许多学者心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更旋风式地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值得称道的是，黄秉泰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对此有所研究，并且从历史的角度，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儒学进行了阐发性的说明，这在学术界还不多见。
东亚传统文化是否适应现代化工业经济的秩序？新的西方文化能够满足现代化的文化需求吗？儒学思想与现代化的哪一个环节可以共存？《儒学与现代化》一书在历史的比较，中、韩、日三国儒学文化异同及其历史命运的比较，儒学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不同视角的跨学科比较四个层面上，以学者兼政治家的眼光，从区域乃至全球的广阔视野，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儒学在中、韩、日东亚三国嬗变、互动的全景。
作者认为，由于儒家思想很早以来就被移植到异国的日本和韩国，因而从那时以后，它就不再是中国独家的财富，而是经过发展和传播成为中国、日本、韩国的国家学说。作为一种传统主义的文化，这三个国家的儒学都未能产生导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取向，而当西方现代文化的浪潮波及这三个国家时，首先受到挑战的这三国儒家文化却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反应。直到本世纪初，中国仍在感情上依恋、思想上信奉儒家传统的绝对真理与权威，因而未能有效地迎接西方的挑战。只是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中国才得以抛弃儒学的传统主义包袱，并迈上现代化工业国家的道路。而日本的儒家文化却并未妨碍这个国家有效地处理政治危机，它通过改变自身而积极适应了时代的变革。韩国儒学比中国儒学更无适应能力，它是那么深深地迷恋于传统学说和思想的符咒，以至于在国家从现实主义的冰冷阵雨中觉醒之前已经被日本吞并了。这些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张岱年等中国教授的称赞。
黄秉泰先生追述了中日韩三国在同一儒学传统下之所以会对现代化挑战产生迥然不同的反应和命运的原因。他指出，儒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且具有时代性，“儒学的传统主义和有机整体主义违背、妨碍现代化所需的民族主义、科学运动、功利主义和民主政治等条件的产生”。因而在黄秉泰的眼里，儒学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不能轻易打开，他借此提出，在今天，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更需要的依然是科学、民主和法治、文化的理性主义。
在时下“儒学复兴论”的热潮中，黄秉泰先生有关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论断或许显得有些冰冷，但黄秉泰确实将这些见解表述得言之有据。因此虽然《儒学与现代化》一书中仍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在日前举行的学术座谈会上，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这部著作，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点。（苏人）
第11版(文化)
专栏：
当一些出版社热衷于炒印“明清艳情小说”时，别忘了学术文化价值更高的另一品种——
让野史笔记重见天日
了解历史，除了要看“正史”外，还应读点野史笔记。野史笔记，是指官修的“正史”以外的有关史实的杂著和笔记。它既不是关系邦国大政的断代史，也不是深入一方的专史，而是私家撰述的不系统、不完整、不专精的集短篇而成的杂著。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因系私人载记，取材比较自由，陈述比较直率，长短不拘，详略由心，褒贬自如，不受官方各种政治偏见或戒条忌讳的约束，往往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尤其是明代的野史笔记，更填补了明代史学的许多空白。一本薄薄的记述清军入关后暴行的《扬州十日记》在晚清革命风潮中起了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沈复的《浮生六记》、张岱的《陶庵梦忆》倾注了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东方人文情思，读来如饮狂泉、欲罢不能。
历史上留下的野史笔记不少绝版多年，或散落民间，或深藏于专业图书馆。文人学士大多以深入坊间淘得一两本野史笔记为乐。一个“淘”字，道尽了求书者的艰辛，也反映了出书者的阙失。在出版事业昌隆的今天，野史笔记理应走出冷僻的古旧书肆，成为文史出版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先民的沉浮沧桑、人生感悟拂去历史的尘埃重见天日，为更多的当代读者所了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弋阳县文化局徐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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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铮铮铮”，让岁月镌刻童真
——小学教师张桂林推广儿童版画记事
李林
画一画、刻一刻、印一印，非常适合儿童的天性。版画能培养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和眼明手巧、爱劳动的习惯。１９３４年，鲁迅先生给一位木刻青年的信中说过：“小学生也作木刻，为手工之一种也。”自从鲁迅先生在３０年代初倡导中国新兴版画后，重庆育才学校曾经开展过儿童版画教育的短暂尝试，但影响不大。因此，５０年代初开始版画创作、曾经参加全国版画展览的张桂林就把为儿童版画教育做点事情引为毕生的心愿。几十年来，他所在的学校里一直“铮、铮、铮”地响着儿童们刻刀刻木的声音。１９８１年，当铁道部一局西安铁路子弟学校儿童版画已取得成绩的时候，儿童版画组正式宣告成立。因此，“少年儿童版画的发展，是从１９８１年由铁道部第一工程局西安附属小学组织‘版画小组’为起点，尔后发展至全国各地的。”１９８９年《中国版画年鉴》这样写道。
万事开头难。起初，学校没有印制木刻画的压印机。１９８３年盛夏里，他和学校里的工人师傅拉上架子车，从西安市的东郊跑到南郊。适用于压印机的几十种废铁被他们从废料堆里扒了出来，如获至宝地一件件装入了架子车，任汗水湿透了衣衫。压印机的钢滚筒本应是空心的，可是他们找到的钢锭都是实心的。张桂林和工人师傅硬是用小钢锯条把十厘米粗的钢锭锯断了。全国中小学中第一台自制的压印机就这样诞生了。制作版画需要薄木板或三合板、五合板，张桂林根据尺寸一块块地为孩子们锯好。没有现成的教材，他一边根据自己长期版画创作的实践经验，给小学生们讲授制作版画的技巧，一边积累资料自编教材。１９９１年，《怎样教孩子制作版画》出版。“长安自古帝王都”。春暖花开的时候，张桂林带领学生到校外观察写生，登大雁塔、莅华清池、踏访秦始皇皇陵、观摩碑林。走向校外，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孩子们创作刻制的一草一木、一狗一猫妙趣横生，天趣盎然。
１９８５年３月，西安铁小在北京举办了儿童版画展。经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李桦的“搭桥”，张桂林结识了日本儿童版画教育家大田耕士先生，双方多次互访、交流经验。日本《东京新闻》、《朝日新闻》、《版画》等报刊以专版、专刊介绍了西安铁小版画组活动。
（照片为宋源摄）
第11版(文化)
专栏：
蒙族剪纸传艺
左：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美术教师荣凤敏（左，蒙古族）将民族剪纸艺术融于美术课的教学之中。 新华社记者 施长江摄
苗族 芦笙贺喜
下：云南彝良县洛旺乡500名小学生告别了“泥房子、泥桌子、泥凳子”，走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教室。这是苗族少年跳起芦笙舞庆祝“手拉手”希望小学的落成。 张志刚摄（新华社稿）
藏族 报纸传情
左：岳阳市一中藏族班学生把孔繁森事迹作为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教材。 新华社记者 殷菊生摄
汉族 龙飞在天
右：首届全国舞龙赛5月5日在北京颐和园结束。舞龙是国家体委新设立的体育比赛项目。 新华社记者 刘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