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文化艺术人才管理的思考
艾青春
我国现有各类文化事业机构近６万个，全部职工达４５万余人。其中各类艺术表演团体有２７０７个，仅文化系统内艺术表演团体的职工就有１５．７万余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如何在国家宏观指导下，以开发文化艺术人才资源为目标，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文化系统内的人才资源，促使文化艺术人才的有效培养、合理流动和正确使用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强现有文化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成为文化系统各级人事部门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而要解决好这一课题，则需要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方面的关系。
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人才资源，其要义是：育人单位、用人单位和各类人才都要走向人才市场；人才的培养、使用和流动不再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而主要是根据人才市场上的供求、竞争和人财物的转移来加以调节。
在文化队伍建设和管理中，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人才资源在我国才刚刚开始，不少配套措施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逐步完善，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它的效率和重要作用已经显露，主要表现于，一是有利于育人单位、用人单位和个人通过市场对人才供求的信息变化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及时决策，减少人事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较快实现供求平衡，促使文化艺术人才的有效培养、合理流动、正确使用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减少资源浪费。二是以个人和单位经济利益为杠杆，运用竞争机制，有利于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增强人事管理运作过程中的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用人单位必须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才能吸引人才；个人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人才市场中才有竞争力；而育人单位在国家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如果培养的人才素质不高，其自身的发展必然受影响。在公平竞争中，大家都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竭尽全力从实际出发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最终，这不仅有助于形成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就业机制，而且有助于文化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大批文艺人才脱颖而出。三是冲破了单一计划管理办法造成的人事管理上的种种束缚，缩短了培养、使用的距离，扩大了育人单位、用人单位和各类人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依赖，促进了人事管理的社会化，不仅有利于提高人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有利于树立新的人才观念、人事观念，建立适应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文明、优质、高效、开放和不断创新的人事管理体制。
运用市场机制实现文化系统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我们对市场的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应有足够的注意。这是因为，第一，要想有效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才市场，制订统一的法规、统一的配套改革措施、统一的人才评价标准，实行统一管理，打破对人才市场的分割和垄断，只靠人才市场自身的运行是不可能完整实现的。这只有在政府的宏观指导和调控下才能做到。第二，市场机制本身也有失效和不足之处。比如，它能反映现有的供求结构，却不能有效反映文化队伍建设和管理的长远目标和结构，文化队伍建设和管理的长期问题，需要政府从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和安排。第三，由于受利益驱动，市场竞争必定会产生无序的一面，违反人才市场规则的事情是可能经常发生的。需要政府加强管理，进行干预，发挥调控作用。尤其是文化人才市场，由于涉及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要重视社会效益和精神文明建设，更需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但是，绝不能误以为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是对公平竞争和市场调控的否定，或者是要用直接的行政配置方式取代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从总体上看，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是为了补充和完善市场机制，尽可能为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当前，在政府宏观指导下，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文化系统的人才资源，主要应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拓宽思路，加大改革力度，解决文化系统人事管理制度滞后的问题。除了要进一步健全分配机制，继续探索工资宏观调控的新思路外，还要重点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招聘、辞聘制度，给用人单位更多的自主权，并且配套进行文化系统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试点工作，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开辟资金来源渠道，增强文化系统承受失业救济和促进再就业的能力，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二是要加紧培育文化系统的人才市场，促进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使用和流动进入良性循环。三是要参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法规，根据文化系统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抓紧研究制定与之配套的人才市场管理条例和规章，以及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人才评价制度，保障文化系统人才市场的正常运行。四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搞好宏观调控，积极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促使政事分开，更好地依法行政。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坛新观察
９０年代小说现象和文学课题
吴秉杰
９０年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没有“热点”，因而也没有“轰动”；面对新的生活态势，创作多数表现出了一种悲喜掺合的复杂的审美意识。９０年代涌现的“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等小说固然体现了主体调整和视角转换的特点，可一般还处于某种过渡和不完备的形态。
描述９０年代小说现象，探讨其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我们在思考之初，需要建立起一些认识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８０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及种种问题小说作为一个文学运动都已告终结。９０年代文学对于原有文学课题都采用了新的态度和眼光，它导致了过去那些主流文学的旧质变为新质。
文学的轰动效应消失了。以往反映现实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与生活、社会发展同步的，轰动之作则往往“超前半步”，也是时代精神酝酿日久后的结果，并产生了新闻效果。当今信息时代在反映现实的层面上与生活大体同步而厚积薄发获得新闻效果，已不可能。对社会生活的普遍参与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主体。文学的普遍规律本来并不是与生活同步，精神生产常常要领先于物质生产，如何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又超越现实，获得艺术的飞跃，这是９０年代文学面临的课题。
第二个前提是，随着改革开放而一度汹涌而入的西方哲学精神、艺术理论、现代主义潮流和更为庞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到９０年代亦告一段落。经过吸收和整合、选择与改造，它们的大多分解、融合到了一种更具民族形态的创作之中。审美视角是主体和生活联结的桥梁，反映作家对于生活的关注点、敏感区和动情处，它不可能从西方移植。于是，从域外借鉴的小说创作便必然要演化、调整，９０年代小说的变化发展便在于这种审美视角的改变。
第三个前提是，考虑到任何文学的变化、革新，它最初的表现方式往往都是一种形式革命，但它内在的动力和真正意义却始终是反映了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变异。对于创作的争论与批评从来就不在于形式和技巧。小说家不可能凭某种形式冲动而创作，这方面作家和评论家一样。小说以语言为材料，语言本身便是社会化的，并已包含着先于个人的生活中交流的信息，它不可能抛弃思想内容、社会内容、文化内容而抽象化出来。一切叙述革命、开放结构、陌生化的努力，技巧与风格的变异，最终都要回到思想和精神的追求上。
确立了这些前提的认识，我们下面可以简略地概括一下９０年代文学的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和艺术趋向。
一、从改革者到被改革者。确切地说，以前的改革文学实质是“改革者”文学，不仅在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中塑造顶风逆浪的改革者理想形象，而且作品常常包含着改革的纲领、设想、预测等等。这些作品９０年代消隐，逐渐转向描写改革时代的社会生态与心态，它四处奔注流荡，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转变究其原因是来自生活自身的力量。当改革大潮裹动着、驱策着每一个人，改变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和人生道路时，改革者与非改革者或反改革者的固有界限不复明显，改革者同时也是被改革者。“干预生活”的文学演进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参与生活”。改革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业，人们并不能完全驾驭它，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的轨道有时要被打破。于是有了众多的表现当代人生活的困惑、矛盾、无奈、苦恼与追求的作品。表现各种精神的震荡，艺术视角和重心由改革者转移到了被改革者。我认为，这对于反映我们当今生活来说，或许具有更为普遍、深广和深刻的意义。
二、从寻根到寻梦。寻根文学以牺牲时代色彩来换取历史深度，淡化具体社会背景以突出恒久的文化精神，其固有矛盾使他们创作由强势转为弱势，难以为继。改革时代的物质与精神发展是不平衡的。眩变而更难以把握的生活命运，使人们重新认识传统，力求从中吸取新的力量；缠绕难解的现实又使这种精神的寻求很难与物欲横流的当今生活协调、对位。“风情小说”开始流行，人们回头看，以过去的历史生活、地域风情、人格禀性为表现对象而“寻梦”。它们对于现实的参照意义，就是在于体现出了一种“失落的追求”。
三、文化态度和道德精神。文化态度不同于政治态度那样拥有比较直接的功利性指向，不像道德那样拥有善恶对立的鲜明分野，这里说的文化态度，在主体审美把握的评价系统中有着更为宽广的意义。它既是一种对待现实的态度，又通向内心的追索，重点在于对人生行为的选择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它本身已隐含着对社会制度、权力结构、道德现状等的一定的情感倾向，而那些尚不能包容于此的有关民族的生存状态、民族心理、生活方式和思维情感方式等内容又区分并突出了出来。小说中的文化态度联系起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常是主体参与生活的一种普遍价值取向。９０年代小说总的看表现出一种平民化的态度，那一度宣扬的高出芸芸众生一筹的精英文学与精神贵族态度至今已显得越来越苍白和软弱。作家们对于民众生存处境及追求充满着同情、理解与宽容，而很少道德的指责。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道德追求，恰恰相反，在商品化形势下，道德精神受到了新的、严峻的冲击，９０年代小说大都向传统回归，歌颂人性美、人情美，形成一种美学上的倾斜，关注道德、情感、人格和心灵的完善。
仅仅回到传统及其优秀道德精神，也多少有些回避矛盾。黑格尔曾把道德理解为“全体自我意识”。马克思更强调，“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人类解放是人类从金钱中获得解放”。９０年代小说需要寻找新的精神的土壤。
四、文体变化和艺术传达。小说文体变化和叙事革新都是源于情感表现与艺术传达的需要。许多作品调整叙述方式，把作者或叙事人的生活与感受直接渗入小说故事之中，在虚构小说中掺入了自我的和纪实性的成分，既增加了真实感，又使叙述更富有交流的意味。而分析、议论和抒情性的插入还使作品形成了一种张弛相间的结构。９０年代小说中一个较普遍的现象还有，人物语言多数转化成了叙述语言，直接引语通常改换成了间接引语，它突出了作者主体性的介入，付出的代价则是削弱了人物的个性化表现和性格塑造。
文体变化的另一个动力是一部分小说探索中寓言性品格的加强，它们需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固有框架，形成一种新的语感氛围，于是倒错、重叠，把真实的现实和虚构的幻景组合在一起，或是表现历史的随机性与无理性，或是表现人生的不确定性和两难处境。实际上，作为新的情感和心理传达的需要，我们的文学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一个纯技术主义的时代。
五、主题的跃进。近年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意向，是要在一个加速发展与变化的时代寻求一种更为持久、稳固的精神价值，灵魂寄托的家园。如果说８０年代小说有着许多突破的成果，那么，当前文学又正面临着一次新的主题的跃进。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短评
从一家人看一个时代
马识途
《秦吴芳一家》是想通过四川中部一个中产之家的衰落破产，一家老小的命运沉浮，来反映二三十年代的四川景象，向读者呈现一幅那时的四川军阀混战，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是如何被推向革命的，一个最为本份的中产之家如何也弄得破产，一家老小被迫走向革命的图画。这在那时的四川，是一幅比较典型的图画，很多死去的和现在还活着的革命家，就是从这样的家庭走出来，走向革命的。要了解四川的革命斗争历史，这一个革命始发阶段的景象，是不可不知道的。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出版了一些，然而用小说来作形象的描绘，却几乎没有看到。特别是用形象来描绘出身中产之家的小知识分子如何在民不聊生、家道中落中被迫走上革命道路，从一般好人变成觉醒者，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在那时革命初始阶段，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陈文同志用他晚年的主要精力，从事革命传统故事《秦吴芳一家》的创作，他以朴实无华的文笔，平淡无奇的故事，刻画了几个不同命运的人物。第一个就是秦吴芳，她是一个规矩不过的家庭主妇，在尝够人世的辛酸后，还想异地避祸，买点田地过安稳日子，然而历史不容她，把她推向革命的大潮，这使我想起高尔基的《母亲》里的那位母亲。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秦永寿，他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在一个军阀部队里爬到团长的地位，他治军严格，与士兵同甘苦，为人正派，乐于助人，关心人民疾苦，却并不知道什么革命。然而他终于在生活的教育中逐步觉醒起来，走向了革命。他的弟弟秦永年，可以说是极偶然地被推向革命的，他作为一个军阀部队的军需官，在打红军的内战战场上被俘，受到了红军的教育，回到乡里，想办好事办不成，倒被逼得投向革命。秦吴芳的侄儿秦永侠，是从一个爱国学生受到地下党的教育，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这是那时乡村小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普遍道路。他家还有一个叫秦永纪的，也是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共青团员，然而被捕后动摇自首，后来却又反供，进了反省院，这是那时革命动摇分子的一般下场。最坏的是他们之中在学生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在党内也是最激进的“左”派人物周亚夫，后来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从一个革命家堕落为一个叛徒，以悲惨的结局告终。这种人物也是那时相当典型的人物，从极左走到极右。而他的妹妹周亚君，一个最平凡的女学生，却成为最坚定的共产党员。总之秦吴芳一家人和他们相关的一些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人生道路，都接受命运的挑战，走到自己的归宿地。还有一个人物叫郑奇鹤的，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军阀，却在这样那样的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偏偏倒向了革命阵营，这在那时也是的确有的……
作家在他的初稿上，是用平淡的笔触，委婉有致地叙述他的故事，于平淡中见真情。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特点。然而我以为他不大注意典型的人物要放在典型的环境中，放在生动的情节和感人的细节中，加以刻绘，才能更突出其典型性，真正达到除细节的真实外，达到典型的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有时描写不足，想用太多的叙述甚至议论来刻画人物，文字累赘，成为败笔。后来他经过几番修改删削，人物有所深化，文字有所减省，然而就是在定稿中，也还有某些陈迹。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从一个人看一个历史主题
阎真
自１９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发展与嬗变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一个永久的历史主题。
卢卡契是终生与马克思主义有不解之缘的思想家，研究卢卡契势必涉及上述历史主题。黄力之所著《信仰与超越：卢卡契文艺美学思想论稿》（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我国第一部研究卢卡契思想的专著，其新意就在于透过卢卡契来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主题。
作者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主题确定为一个四重奏，即建构与定型、传播与运用、挫折与困惑、革新与创造。一般地说，所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都是在这四个方面做工作。不同的是，在卢卡契一个人身上，这四重奏是完整体现的。按照这样一个思路，作者对卢卡契的文艺美学观点进行了分解和综合。即分解为体系建构、观点运用、反思质疑、创新推进四个基本部分，然后综合为坚持与发展这两个基本点。这样，卢卡契的文艺美学思想不是被一般地复述和阐释出来，而是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的完成过程。
应该说，作者的这种分解与综合有助于读者宏观地把握卢卡契的各个具体观点。比如说，卢卡契的美学巨著《审美特性》，就宜于以这种分解与综合的方式去把握。《审美特性》本身就是卢卡契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一次尝试，同时又是卢卡契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美学观点的一次实践性运用。更重要的是，作者发掘了《审美特性》的独特理论贡献，即卢卡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试图推进，如审美反映的主体性原则、拟人化形式的对象化等命题，作者认为这都是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必须吸收的。
必须指出，研究卢卡契这样的思想家，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很难抓住其实质的，而本书作者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作者之所以能从卢卡契身上透视出一个历史主题的命运，就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作者认为，统一的资本主义体系分化后，卢卡契等知识分子折服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带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烙印走向马克思主义。卢卡契凭着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反对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出于真诚的独立探索的愿望，他又坚决反对僵化、保守。这种错综复杂的时代矛盾，使他的思想在逻辑上也有某种相悖之处。作者认为，卢卡契现象具有现代启示录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在裂变时期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美学这一人类精神财富”，这是一个“伸向２１世纪的主题”。
显然，作者对卢卡契现象的这种概括和认识，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有直接的现实意义的。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艺信息
▲《中国作家》今年第一、二期发表了一组报告文学《隐匿与搜查》、《黑脸》，反映了河北省纪检战线惩治腐败、弘扬法纪的动人事迹。有邯郸市纪检干部的群体形象、有被誉为“黑脸包公”的全国优秀纪检干部姜瑞峰的先进事迹。在近日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就文学反映倡廉反腐、维护党风和社会治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作青）
▲中国煤矿文化艺术联合会近日在北京成立。早在一九八二年就在中国工业战线成立了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十三年来，基金会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本着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原则，先后举办了多种文艺活动。并创办了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中国煤矿文艺》。目前，中国煤矿文联所属的美术、书法、摄影、戏剧、文学、音乐舞蹈和集邮七个研究会的会员已发展到三千余人，其中有一百零八人加入了国家级文学艺术协会，形成了一支煤矿自己的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队伍。
中国煤矿文联的成立，将为煤海中正在崛起的“乌金文化”掀开新的篇章。
（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