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换一种视角看中国
——海南国际汉学研讨会侧记
中国人很少用外文写书，这就难怪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常常需要借助于汉学家的著述和翻译。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踏上中国土地的外国人士，其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差不多完全是由汉学家们所塑造的。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忽略国际汉学的价值。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岛举办了首次以“国际汉学”命名的研讨会。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中国学者与来自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汉学家们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历史、哲学、文艺、宗教。这是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之间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对话。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韩禄伯教授在演讲中提出：传说中舜的原型是契，是第一个出生的商人，是商的奠立者和文化英雄。他的结论是：舜广为人知是儒家的一种创造，舜代表了儒家的所有希望和梦想。他是一个来自“下层”的集道德、智慧于一身的完人。他并非世袭的贵族成员，却被统治者发现并被委以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他也确使天下达到大治。这些正是应该发生在孔子身上的事情。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艾兰女士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基本隐喻》讲稿中指出：古代中国直接向自然界寻求对宇宙和人性的理解，而不是求诸《圣经》那样宗教性的描述。因此，自然界给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基本隐喻。艾兰认为水与植物是早期中国人理解宇宙的最为重要的基本隐喻，水被视为宇宙原则的一个隐喻形态，植物则被看作理解生物界尤其是万物之一的人类的一个样式。由于水与植物是共生关系，故也被理解为单一的而不是两个不同的隐喻。艾兰指出：尽管她仅列举了一部分植根于水和植物之隐喻的哲学概念，却足以证明中国古代哲学家业已猜测到人与自然的关联。这种假定的关联不为任何哲学流派所专有，而是所有哲学家普遍采用的假设。
研讨会组织者、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李学勤告诉记者：原先曾担心与会者来自海内外各地，会不会由于彼此陌生而讨论不起来？没想到大家一见如故，好多话题都引起热烈争论，以致欲罢不能。
自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１５８３年出版西方第一部汉学作品《中华大帝国史》起，汉学已有４００多年的历史，并在西方许多高等学府里占有一席之地。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魁奈制作《经济表》，荣格研讨心理学，都曾从西方汉学著作中受益匪浅。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国际汉学的基本状况还缺乏深入了解。迄今出版的唯一综合性汉学史，是１９４９年印行的莫东寅所著《汉学发达史》。关于近半个世纪来汉学新的进展，还有待新的著作来补充。据了解，漓江出版社已推出《国外中国学研究》丛刊，清华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四川外国语学院组建了国外中国学研究所。连这次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汉学研讨会也得到了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的协办，这些对困顿多年的海内外汉学沟通无疑是一个佳音。（历思朔）
第11版(文化)
专栏：
地理科学的人文精神
——钱学森等著《论地理科学》的启示
一些人把地理科学看成是一门纯自然科学，其实不然。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的研究，从来是与某种文化哲学观念相联系的。人文地理一直是一门颇有建树的学科。５００年前的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欧洲人的视野和胸怀，直接诱发了批判神学、伸张人性的文艺复兴运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并非专攻地理科学的学者，１２年前他从一名青年地理工作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开始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探讨地球表层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他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都离不开一个客观环境——社会主义地理建设。地理建设既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也包括交通运输、通信、邮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地理科学的研究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钱老的这类有关文章、讲话、通信及其他学者的同类论述，在浙江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论地理科学》一书中都有详细记录。
钱学森强调，地理科学教育在国民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假如对这个世界一点概念也没有，说起某个国家不知那里的情况，就不是好公民。”与此相互印证的是，８０高龄的地理学家黄秉维在该书中回忆道：当年他们选择地理学完全是抱定“考察祖国山河，不能让外国人越俎代庖”这样一种赤诚的信念。如此种种，让人充分感受到在中国学者身上世代相传的深沉的民族情思。（天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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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示经济起飞的文化背景
——介绍两本研究苏南的新书
天海
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异常活跃的前沿地带，费孝通教授曾把它概括为“苏南模式”。苏南经济的起飞，古老的吴文化背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吴地乃书香之地，历来重视教育、重视人才。据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吴地文化一万年》介绍，宋代范仲淹曾在吴县买了一块风水宝地，阴阳先生说，在这里修造家宅必将子孙兴旺、卿相不断。范仲淹听了哈哈大笑：“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于是，他慨然献地建学。吴地有很多尊师重教的风俗流传至今：如尊称老师为“先生”；孩子到了读书的年纪，娘舅家要送书包、送上学。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在《项脊轩记》中述及母亲和祖母殷殷劝学的情景，在当代苏南家庭中仍然俯拾皆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革以来苏锡常乡镇企业会不约而同地大规模吸纳上海科技人员，一时间沪宁线上“星期日工程师”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新书《苏锡常发展报告》则提醒读者注意苏南一带独特的哲学文化传统。清初昆山顾炎武就曾旗帜鲜明地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办府学时延聘的首席教师胡瑗创立了分斋教授法，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以学习六经经义为主，治事斋包括治民、讲武、堰水、算历等经世致用的学科。以此为源头，到了近代吴地实业教育十分昌盛。无锡荣氏家族创建工科大学江南大学，为新兴民族工商业培育出一批最早的企业管理人才。作为国家“八五”社科研究规划重点项目成果的《苏锡常发展报告》还特别指出：传统苏南家庭的生产经营功能异常发达，由于织造技术名冠天下，家庭手工业遍地开花，苏南人对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商品交换意识和经商才能成为世代相袭的秉性。只要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初步形成，苏南人就能乘势而起，成为市场上的弄潮儿。人们常说“今天的文化是明天的经济”，苏南人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昨天的文化积淀也正是今天的经济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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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引进一部外版书比派团出国考察便宜得多
科技译著出版滑坡堪忧
近年来，我国科技翻译书在出版物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科学出版社侯建勤社长谈到：该社在１９８６年以前，每年译著占出书总数的比例一直在４０％以上，１９８７年为３０％，１９９０年为１５．３％，到１９９３年降为６．７％。大多数科技类出版社译著仅占图书出版总数的１％—２％。
除少数热门学科外，科技翻译书大多数是出一本赔一本。对出版社来说，支付译者翻译稿酬加支付版税，常常几倍于一般科技书所需支付的稿酬。目前，国家要求出版社走企业化道路。因此，从出版社到编辑室，乃至编辑个人，在选题阶段必然要考虑盈亏问题。大多数出版社在选题阶段就已将科技译稿排除，根本无望出版。
除自行投递的翻译稿外，出版社主动出面组织的翻译工作普遍遇到难以寻找合格译者的问题。有的是专业或外语素质欠佳，有的则要价太高。
近几年来，一些部委陆续建立了有关专业图书的基金委员会，但也是杯水车薪，翻译书还基本上被排斥在外。如果国家能将科技出版社上交的税收返还建立出版基金，或建立跨行业的科技翻译图书基金，则可望使科技翻译出版难的窘况得到缓解。
引进一部外版书比派一个人、一个团外出学习所需资金要少得多。前几年用于购买进口小汽车的资金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若从中节约出一部分购买科技书版权，那么科技翻译出版的经费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钟科）
第11版(文化)
专栏：
探讨女性文化的中国特色
——小议两本妇女问题学术著作
西方的女权主义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许多场合是两个貌合而神离的概念。北京三联书店《性别与中国》一书主编者之一李小江认为：女权主义进入中国，从来就不是针对男人，而是针对封建社会——男人也接过女权主义的口号来反对封建主义。最早呼吁解放妇女并付诸行动的正是男人，其目的当然不仅是为了妇女，也是为了中华民族。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自发生之日起，就与民族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从“拚将十万头颅血，誓将乾坤力挽回”的“鉴湖女侠”秋瑾，到慨叹“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的“红色娘子军”，概莫能外。因此，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不可能脱离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该书中收录的二十几位中美学者的论文尽管研究方法与结论都不尽相同，却大致能触摸到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这就是“家”。沿着这条线索寻视，１９４９年可以看作历史的分界线。在此之前，妇女属于家族—家庭；在此之后，妇女属于国家。国家对当代中国妇女生活而言，其作用和性质很像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家与国家一脉相承，将中国妇女的命运囊括其中，造就了妇女被损害的历史苦难，也反映出妇女状况举世瞩目的长足进步。
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性与法》是另一部从性别角度解剖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专著。作者李盾同样注意到历史上女权运动的“中国特色”，如在“救亡图存”过程中男性对妇女解放的提倡，以及妇女作为争取解放的主体与作为被解放的客体之间的微妙区别。作者还告诫说：过去在封闭与市场经济极度萎缩的条件下，被西方人和中国人自己认为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在今天中国重新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依然会存在某种不适应，妇女解放未有穷期。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大量证据澄清了多年来某些“常识”的谬误。例如，古代中国社会的家庭规模大致为５人左右，在结构上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真正聚族共居的大家庭为数很少；古代中国文明在观念上并不认为女子一定不如男子，在小农家庭中夫妻都是主要劳动力，古代中国在身份上的差异远远大于在性别上的差异；古代中国法律确定了女性作为母亲的地位，夫死，在意志上母未必“从子”，相反，基于“孝”，子往往必须从母；古代中国女子曾经有过一定的财产权和继承权，她们在婚姻和性行为上并非是完全被动的，有时国家甚至提倡寡妇再嫁；而男子的离婚和纳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限制的，缺乏符合规范理由的休妻和纵情声色的纳妾、嫖娼向来不为主流文化所认可。著名历史学家丁守和先生称赞该书“在大量引征史料、文献、状况调查及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线索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从而有可能成为今后研究的起点”。（天慈）
第11版(文化)
专栏：
实际购买能力不高、资源与能源不足、克勤克俭的民族传统，都在提醒大众——
面对消费文化：要多一分清醒
黄平
在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般问题之中，一个越来越引起人们注意的现象是消费文化在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普及和蔓延，它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及其生活观念正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所谓消费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称的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都被相继裹挟进去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它刺激人们的消费激情，提高人们的消费期望，创造人们的消费需求，让人们产生出一种遏制不住的“欲购情结”，不论其实际经济地位与购买能力如何，也不管自己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怎样，总想不停地购买名牌，不断地追求高档。
广告每时每刻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
随着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不仅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时间、空间距离越缩越短，而且各种商品（尤其是化妆品、奢侈品）的广告日益深入人心，新的消费需求一天一天地被人为地创造了出来。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电视机本身也因此成为新生活方式的象征。以彩色电视机为例，１９８５年底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只有１７．２１台，到了１９９３年底，已经上升为７９．４６台。目前，中国城市人休闲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几乎都简化为傍晚守坐在电视机旁。据中美社会学家在１９９３年开展的一项较为大型的县级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活调查，在３０００余名被调查者中，每周７天都看电视节目的高达５２．９６％，一周中５至６天看电视的占１０．５９％，３至４天的占１３．３６％，一天也不看电视节目的仅为１６．０９％。而几乎每天晚上各个频道的电视中没完没了的“肥皂剧”和其间不断穿插的商业广告，都会不知不觉地把人们带到这样的世界，在那里生活的内容和意义被简单化为占有或期望占有名牌高档消费品。
无疑，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即使是社会的贫困阶层本来也应该有资格享受包含着自己的辛勤汗水的现代物质与精神产品。中国的普通民众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动荡、贫困和商品匮乏之后，终于迈入了经济生产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阶段，因而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耐用消费品象征着财富与品位
耐用消费品的平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食品平均消费量的增长速度。自１９８５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食物购买量或消费量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平稳的，远远不如耐用消费品增长得快，有的食品的购买量或消费量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以后还有所下降。
为什么会出现耐用消费品平均拥有量的增长明显高于日常食品的平均消费量？我们认为，在中国经历了多年的相对关闭状态之后，国门一开，彩色电视机等一下子对国人的心理冲击太大了。这些舶来之物在特定的国情条件下，特别是在迈向普通家庭的初始阶段，已经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耐用消费品了，而同时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象征着地位、财富和荣耀。目前，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在一些社会群体中，已经开始出现所谓更新的“新三件”，如高级组合音响、摄像机、超大屏幕高保真立体声电视机。人们以此去演唱卡拉ＯＫ，欣赏流行歌曲，观看体育比赛和电视连续剧，仿佛进入了更高一级的现代文明境界。他们的示范效应随时都在提示人们，这才是现代化，才是文明，才是品位，而不论自己的实际生活水平究竟如何，自己所在的社会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就引出了：
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的趋同
如果只是全国最大的几个城市以及其中的少部分高收入阶层（例如私营企业家）开始了高消费的生活追求，倒也没有什么奇怪。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消费浪潮正静悄悄地从大城市向小城镇、从市镇向乡村、从沿海向内地、从东南向西北、从高收入和高名望群体向普通大众蔓延着。如今不管在中国的哪个县城，都能一眼看到灯红酒绿的歌厅舞厅饮食厅，立刻能听到震耳欲聋的歌声叫声嘈杂声。在青海牧区，每逢周末，陪同我们的当地年轻人总要抱歉地说：“今晚得回去看电视了，电视台正在播放《豪门恩怨》。”那是一部典型的消费主义田园诗般的“肥皂剧”，即使在西方也带有极度夸张的虚幻色彩，却在我国大西北如此吸引观众，令人吃惊！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可忘记：
中国国情对消费主义的制约
在消费主义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中国民众中蔓延的同时，新的问题也将随之产生。
首先是普遍的高消费热情与我国民众的实际购买能力之间的差距。不论人们多么渴望过上令人羡慕的“现代化生活”，或者多么想尽快达到在电视连续剧里看到的那种高档次的消费水平，按照目前的宏伟规划与蓝图，经过艰苦奋斗，我国到２１世纪中期也只能达到目前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普通民众对日新月异的高档消费品的实际购买力仍然是很有限的。
其次是维持高消费生活方式所必需的资源和能源与我国实际可利用的资源和能源之间的不平衡。即使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供销渠道的畅通等原因，直接的市场销售和民众的购买力都不再成问题，也仍然不能保证我国大众顺利步入高消费群体。如果没有起码的水电气供应，各式各样的时髦家用电器就无异于一大堆废铁。从可预期的情况看，作为世界上第一号人口大国，我国进入２１世纪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难题，是资源的相对短缺和能源高度紧张。
最后，如果听任消费主义的蔓延，那么原有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特性的丧失或部分丧失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于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背景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在高消费浪潮呼啸而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假思索地抛弃了克勤克俭的文化传统，同时对包含在新教伦理中的敬业精神和进取心等西方文化的深层要义不屑一顾，却不加选择地拥抱了西方文化中最浅层的享乐哲学？我们这个民族原本是那么执著地依恋着家乡的那口老井、那棵大树，并从这种强烈的归属感中汲取生存的勇气与力量。今天在大踏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还能不能以此维系作为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和自持力？我们能否从消费主义的侵入中仍然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对此我们必须作出回答。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苑杂咀
警惕“没有仁爱的知识”
王焱
出版界的“谋略热”已非一日。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播映，给热衷此道者又增添了新的话题。对刘备、诸葛亮身上所体现的“仁义忠信”等古典价值，有些人没有多大兴趣，唯一津津乐道的只有曹操的阴谋智术。在这些现代的“谋略家”看来，单单凭借权谋智术，不仅可以经商取利，而且可以宦途青云，无论立身处世、人际交往，都可以占尽便宜，无往而不利。谋略之用，真可谓大矣哉！
存在于相当一部分人中的这种英雄冷而谋略热的文化现象，恐怕不是仅用今古悬隔、历史变迁所能解释的。
谋略之术兴起于被史家称为“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代。五霸角逐、七国争雄的连绵战争，造成兵法谋略的发达。而文化衰落，社会失序，价值崩解，“道术为天下裂”，又造成了权谋智术的畸形膨胀。文人谋士便据此作为乱世求取富贵的法宝。苏秦、张仪之流挟鬼谷之术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翻云覆雨。韩非更把法、术、势结为一体，集当时权术谋略之大成。
然而，“君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以阴谋出奇制胜者，往往也以阴谋败亡。韩非、李斯等作为谋略大师堪称奇才，最终却都身死法灭而为天下笑。所谓奇谋秘术，适足“反误了卿卿性命”。古人早已发现，那种脱离了仁道控驭的谋略终将走向反面，以损人始而以害己终。所以《韩诗外传》中说：“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古人因此不把这种谋略当作智慧而称作“反智慧”。这确实揭示出了智慧的辩证法。
就在那个谋略大行于世的时代，孔子、孟子等古代先贤楬橥了“仁智合一”的价值理想，犹如黑暗中的一炷爝火，照亮了那个为谋略充斥的阴冷世界，迫使被孟子斥为“妾妇之道”的谋略小道从主流文化中隐遁。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便逐步奠定了目的与手段一致、术道互济、仁智合一的牢固观念。
群雄并起的汉末，是又一个“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明代罗贯中以其如椽的大笔，用雄浑的史诗风格，在《三国演义》中为我们展现了这个大动乱时期纷纭繁复的政治文化图景。在作者看来，在汉末天下分崩的背景下，曹操与刘备虽然都有荡平群雄统一寰宇之志，却分别代表了两个对立的伦理世界；曹刘争雄归根结底代表了不同伦理之间的竞争。这种伦理的对立就集中体现在对谋略的不同运用上。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作为文学家笔下的一代枭雄，集中了残忍欺诈、猜忌多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由于他的暴虐奸诈，曹魏政权充满猜忌纷争，结果最终在司马氏宫廷相斫的密谋中一朝覆亡。
罗贯中在蜀汉政治集团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理想。他之所以以刘备为正统，并不在于刘是汉室宗亲。借用刘备的话说，关键在于：“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不仅如此，《三国演义》还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的形象。作为仁智合一的典范，他忠贞不移，仁民爱物，却又气宇恢宏，才智过人，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光彩照人的智慧化身，形象地展示了古代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同是足智多谋之人，后人评曹操是“奸绝”，却评诸葛亮为“智绝”。
《三国演义》对谋略的刻画体现了这样一个道理：谋略家追求无限制的谋略运用，在竞争中本应处于有利地位，由于背离了社会价值，结果反而有限；而受到仁道控驭的谋略是有限的谋略，本应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结果反而是无限的。这大概也就是孟子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含义所在。所以就连力主“人性恶”的荀子也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应当指出，谋略用于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无疑还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而今天的“谋略热”却把这种用于敌对关系的谋略，泛化为人际交往的通则。这种泛化的谋略预设了人与人之间“像乌眼鸡似的”绝对的利害关系。在它的眼中，人世间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充满尔虞我诈的算计。它既不相信“兼相爱”，更不承认人际之间有通过合作“交相利”的可能，因此无论何人都不过是实现一己功利目的的工具而已。整个人际间的关系，都被视为博弈论中你赢我就输的零和博弈。用曹操的话说，就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没有任何中道可走。这种被泛化的谋略是一种社会之癌。它的扩散毒化着生活世界的氛围，使正常的公共秩序无法形成。文明社会的规则要想在这种谋略氛围中建立，将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塌。
科学史家萨顿在研究古代文化史的过程中，曾经指出过那种“没有仁爱的知识”的危险。被坊间炒作的厚黑谋略正是这样一种“没有仁爱的知识”。它不仅造成精神道德伦理人情上的残忍和退化，而且将人性中的贪婪加以放大，使社会上公开平等的竞争变得凶险狡诈，毁灭了人际之间的真诚、信任与豁达。
正像老话所说的：“上下和同，虽有智者，无所立功”。文明愈发展，社会规则越完备，道德越健全，谋略家施展其技的天地就越有限。所以，明代学者宋濂把这种不能见阳光的“鬼谷之术”称为“蛇鼠之智”。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揄扬为前贤不齿的谋略小道，还是通过传统文化的接续，重建中国人的道德理想，使文明的义理化为可操作的普遍规则，从而使这种“蛇鼠之智”渐次失去施展的空间呢？是为那些怀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理想的英雄豪杰，为那些鞠躬尽瘁、“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忠臣谋士，一洒同情之泪？还是忙于在生活世界以谋略相搏，检点每日的所得？
我真担心现代人的肠胃已为快餐文化填塞而麻木，不再能为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杰激动了！
真担心只剩下英雄之糟粕——谋略，茕茕孑立，在现今的地摊上大行其道。
如同暮鼓晨钟，关汉卿在他的三国戏《单刀会》中，借关羽之口一声长啸：
“大江东去浪千叠”，“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百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第11版(文化)
专栏：
农民乐队喜洋洋
左上：河南省卢氏县文峪乡文峪村的任小民等十几名爱好音乐的年轻人集资1万多元，购置乐器，吹拉弹唱，娱乐山区家乡父老。程专艺董彦礼摄
戎装腰鼓多雄健
右上：武警山东总队挑选百名精壮战士，组建了自己的威风锣鼓队和腰鼓队，执勤训练之余为基层官兵和驻地群众演出。
路克成张中军摄
工人画家走天下
左下：秦皇岛市邮电局退休工人常玉贤自费游历祖国名山大川，把各地名胜画在“泡沫板”上，自创“泡沫板”画，别具一格，引人入胜。王贵元摄
校园歌曲韵味长
右下：浙江省三门县中小学广泛开展演唱校园歌曲活动，在歌声中培养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健康向上的道德情操。
徐松青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