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爱国主义教育系列谈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周溯源
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心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和道德风貌，鼓舞、激励着人们为民族的生存、发展而前仆后继、奋斗不息。一部中华民族史，也正是一部爱国主义发展史。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物身上，有着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彼此交相辉映，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和动人的魅力。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抵御外侮保卫祖国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热爱和平，自尊自强，不屈服任何外来压力，每当遇到外敌入侵时，便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御侮，共赴国难，誓死保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埋葬着无数为国捐躯的民族英灵。他们大多是普通的无名战士，但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流传史册，光照古今。诸如，写下了《离骚》、《九歌》，投江殉国的诗人屈原，抗击匈奴、屡立战功的西汉名将霍去病，“尽忠报国”、英勇抗敌的宋代大将岳飞，“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奋战１０年肃清倭患的明代将领戚继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主持了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等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三元里１０３乡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围歼英军，狠狠打击了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气概。在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管带的致远号舰，虽弹尽舰伤，仍猛冲敌舰，令敌胆寒。义和团健儿用劣势装备同八国联军浴血奋战，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在八年抗战中，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如战鼓，激励着中华儿女用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一部《黄河大合唱》，似惊雷，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磅礴气势，气壮河山！
在我国的史书里和人民的心目中，有两类人物流传最广，好坏善恶最分明，一类是抵抗外敌，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英雄，如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可谓有口皆碑，流芳千古。另一类是叛国投敌，制造分裂，破坏统一的内奸、卖国贼，如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等，可谓遗臭万年，永受唾弃。这充分说明很早以来，爱国主义就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和民族气概之中，成为衡量社会上一个阶级、政党、团体乃至某个具体事件进步与反动的最一般的价值尺度，成为评判人们忠奸善恶、功过是非的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
改革内政振兴祖国
热爱我们的祖国，固然需要抵御外侮，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同民族敌人作斗争，以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卫同胞不受外敌欺凌，那么，当国家内政出现弊端，旧的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陷入混乱以致出现危机之时怎么办呢？爱国主义怎么体现呢？这就需要志士仁人勇敢地站出来，以天下为己任，改革内政，拯救危机，调整生产关系，以振兴国家，造福人民，促进国家的发展和强大。这种改革，也要冒很大的风险，进行艰辛的斗争，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献出身家性命。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战国时期的商鞅，为了秦国的强盛，不避斧钺，厉行变法，奉行“苟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原则，变法的结果促进了秦的强大，为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他本人却落了个身遭车裂的下场。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除弊兴利，发起了“庆历新政”改革，有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王安石为变法，置个人荣辱利害于度外，坚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同保守派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明代大臣于谦，“一寸丹心图报国”，任监察御史、地方巡抚期间，平反冤狱，赈济灾荒，很有政绩，有口皆碑。
到了近代，硕学鸿儒康有为，“忧时七上皇帝书”，他的学生梁启超，“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二人促成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主将谭嗣同临危不避，“我自横刀向天笑”，甘愿用自己的热血为后继者开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抱定“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宗旨，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鉴于改良道路走不通，于是奔波海内外，组织起义１０多次，愈挫愈奋，艰苦奋战１７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正是由于每个时代有其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人学者，他们站在历史前列，肩负起时代的使命，改革社会弊政，因而使我们这个国家一次次走出危机或困境，由乱变治，由衰致盛，由弱变强，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辛勤劳动建设祖国
辛勤劳动，建设祖国，是和平时期爱国主义的表现，也是最广泛、最普遍、最经常的爱国主义行为。小至一个人，一个家庭，大至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要强大，不能靠坐而论道，不能靠说大话、空话、套话，必须靠辛勤劳动，埋头实干。万里长城，靠一砖一石垒砌；京杭运河，靠一锹一铲挖就。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以勤劳、勇敢、智慧著称，为建设家园、建设祖国，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意志，同大自然进行顽强的斗争，努力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不断向文明、富饶、昌盛迈进。
古代的部落联盟首领大禹，为天下人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水土定九州”。他辛勤劳动，夙夜在公，不达目的誓不休，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战国时秦国的蜀郡守李冰父子，痛于岷江流域的水患，历尽千辛万苦，组织民工兴修了宏大的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使成都平原千载受益。元代妇女黄道婆，出身贫苦，流落崖州，却用心从黎族学得纺织技术，并改进了纺织工具，大大促进了植棉和纺织业的发展。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发明，凝结了我国人民多少心血与汗水！这些发明不但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也促进了世界的进步，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新中国刚成立时，一穷二白，百孔千疮，而一大批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如钱学森、李四光、周培源、华罗庚等，毅然放弃在海外良好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或谢绝挽留，或冲破阻力，万里归来，建设祖国，为振兴中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中华骄子。
６０年代初期，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压力，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怕压，不信邪，发愤图强，渡过难关。在科技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呕心沥血，把两弹一星和一大批高科技搞起来了，壮国威，长志气，功绩辉煌。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今天，我们仍要大力弘扬、倡导实干精神，说实话，想实招，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力争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而是胸襟博大，乐于学习，善取人长，只要真正认识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有比自己强的地方，便虚心学习，努力赶超。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内容是丰富多彩的，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还有在科技文化战线建功立业，强我国力，壮我国威；在文体比赛中夺标，为国争气，为国争光；还有的虽然身在海外，却心系中华，出钱出物出力，支援祖国革命和建设，等等。总之，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和斗争生活中，深深地懂得和感受到一个朴素的真理：一个人不能没有祖国，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血肉相连，国破则家亡，没有祖国的兴旺发达，就没有个人的出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光明前途要靠祖国的每一个儿女去争取。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全体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爱国主义思想的普遍性、自觉性。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不仅仅出于天然的乡土意识，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和信念，更出于对当代中国各项成就的由衷喜悦和无比自豪，对祖国光明前途的充分信心。在这个基础上，人们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把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积极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爱国主义由朴素的民族感情升华为民族的理性和良知，从而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并把爱国主义提高到了新的境界。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加强人生观教育反对拜金主义
陈先达
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同时加强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这不仅关系到党的建设，也关系到培养、塑造青年一代的问题。
人生观的教育，涉及的方面很多。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提倡集体主义，反对拜金主义。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又必须从理论上弄清市场经济和拜金主义的关系。
“搞市场经济就要拜金，拜金不拜权，认钱不认人。”这种看法完全混淆了经济规律和道德规范的界限。抽象地鼓吹拜金比拜权进步是不对的。由封建的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转向以货币为媒介的等价交换的市场关系是一种进步，但这不等于说，作为人生观的拜金主义比拜权主义进步。拜金主义是一种腐朽的人生观，它把人生的全部意义、目的和价值归结为追逐金钱，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在特权盛行的封建社会，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就反对拜金主义。中国早在晋代就有人写过《钱神论》，揭露拜金主义的罪恶。资本主义盛行的是拜金主义，但拜权主义并没有因此就销声匿迹。利用权力谋取金钱，利用金钱贿赂官员的事例，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罕见。在当代，拜金主义和拜权主义是相结合的。拜金主义不仅不会也不能抵制拜权主义，相反，它开辟了一条通向拜权主义的方便之门。在我们的社会，如果不反对拜金主义，就无法抵制和清除腐败之风对政府公职人员的侵蚀。要把反腐倡廉进行到底，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拜金主义。
也不能抽象地说“认钱比认人好”。在市场经济中，当然应该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反对任何人利用自己的权力、特殊身份和关系，进行不正当的经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认钱不认人。但凡事都有个度，有个范围。等价交换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关系，它不能囊括一切。社会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关系。如果把人与人的一切关系，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以至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都归结为等价交换的市场关系，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把自己的全部愿望、情感、活动都淹没在利己主义冰水之中。这只能腐蚀人心，毒化社会，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毋庸讳言，市场经济为拜金主义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市场经济必须以货币为中介。在整个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发挥着重大作用。正因为货币具有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特性，拥有货币，就能获得商品和满足需求，因此在适宜条件下，货币就会从流通手段变为人们追逐的人生目标，产生拜金主义。马克思对这一点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所以它被当成万能之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一五○页）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下，拜金主义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不能认为它是积极的、正当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反对拜金主义。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批评货币颠倒了一切价值观念；巴尔扎克在《高老头》、《欧也妮·葛兰台》中对拜金主义贪婪者的丑恶灵魂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鞭挞。不少开明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也并不把拜金主义视为人生的信条，而是把热心公益、资助文教作为道德高尚的表现。这说明，即使在私有制社会，无论中外古今，凡是对人生采取积极态度的人都强调人的社会责任，鄙视拜金主义。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建立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总体目标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发财致富，而是为了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蕴含的道德和文化要求而言，同集体主义并不排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培养积极主动、拚搏进取的创业精神，而且有利于形成和发扬扶贫助弱，对社会多做贡献的道德风尚。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以货币为中介的市场关系的广泛渗透，都会诱发、滋生和助长人们的拜金主义思想。拜金主义思潮的泛滥，必然妨碍甚至破坏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辩证法，避免片面性，注意到这种危险性，认真加强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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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防止信用扩张治理通货膨胀
罗精奋
防止金融信用扩张，是今年我国治理通货膨胀中一个重要问题。
这几年投资规模的确偏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扣除价格因素），１９９２年与１９９１年相比增长２５．７％，１９９３年与１９９２年相比又增长２５．３％。这两年投资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１３．４％和１３．２％比较，均高出１２个百分点。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别为１３．４％和２６．６％，说明投资品的供给十分紧张。１９９２年投资率高达３２．２％，１９９３年进一步攀升到３９．７％。投资需求过旺确实是造成信用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当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旺时，中央银行就提高基准利率和贴现率，通过降低投资回报率、增大投资风险的办法，达到紧缩信贷规模、抑制投资需求的目的；当经济复苏，投资不足时，则采取相反措施，刺激投资需求。信贷政策的松紧状况对全社会投资升温或降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近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就资金来源来说，有１／４来自国内金融部门的贷款，企业、地方、部门的自筹资金中也有相当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现在几乎所有投资项目都有银行资金掺入，包括全部以自筹资金为名建设的项目。何况，全社会资金总流量也是中央银行统一调节的。因此，投资规模过大除了投资主体缺乏风险意识外，在很大程度上是银行信贷政策过松支撑的；如果紧缩银根则投资规模就大不起来。两者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也就是说，投资规模影响通货膨胀是通过信用扩张实现的，所以信用政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的治理。
我国当前通货膨胀是信用扩张的结果，是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３年连续两年货币供应量过大的潜在能量释放和滞后反应。流通中现金与可供转帐结算的存款之和，一般用Ｍ１表示。这一层次上的货币供应量是现实生活中的货币实际购买力，用于观察即期消费物价指数较为贴近、更为实用。这一指标１９９２年末比上年末增长３５．７％，甚至超过了１９８４年严重通货膨胀期间３１．４％的增长幅度，属于超常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会在１９９３年再次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升高到１３．２％的主要原因。１９９３年货币供应量继续超经济高幅增长，年末Ｍ１增长率为２１．６％，虽然增幅比上年有所回落，但这是在１９９２年货币过量供应的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而使１９９４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达到２１．７％，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这一情况似同１９８９年。１９８９年虽然极度抽紧银根，Ｍ１年末增长率只有６．２％，比上年回落１６个百分点，但由于早期货币超量供应的能量没有完全释放，于是１９８９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仍高达１７．８％。现在看来，１９９４年末Ｍ１的增长率又攀升到２６．８％，即使１９９５年货币政策从紧，今年的物价指数仍将居高不下。这是货币运动规律决定的（中国学者多数认为，货币超量供应转化为物价上涨的滞后期大约是一年）。
有的认为，我国通货膨胀是结构性原因——价格结构性调整、农产品供给不足引起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信用扩张，没有货币超量供应，那么结构性的变动，只表现为一部分商品价格上升，而另一部分商品由于没有富余的货币支付能力支撑，将使其价格相应回落，决不会发生商品价格普遍地持续轮番上涨。部分商品的价格调整之所以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升，是因为在前期货币超量供应已埋下祸根，即货币超量供应的滞后反应。这时即使受政府控制的商品价格不作调整，也将会在其他商品价格的自发上涨中显示出来。
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提高，货币供应量当然要增加，两者有密切的相关度。但只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和货币流通的需要相适应，就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支持经济正常发展。如果不足，则影响市场流通和经济发展；过多，将引起货币贬值，造成信用危机和经济秩序混乱。为了保持货币正常供应，关键是掌握好贷款。因为货币中的９０％以上是当出现存贷差以后，通过贷款方式投放到流通领域的。观察贷款是否正常，不能只看贷款总规模（比如说是否在计划限额以内），更重要的是看贷款质量。也就是说要把着重点放在保证贷款的流动性和安全性。贷款不能如期收回，表明这笔贷款没有连续发挥商品流通润滑剂的作用，而呆帐、坏帐的贷款又往往采取增发货币悄悄地弥补银行的损失。因此，发放贷款时一定要对资金是否按期偿还有比较大的把握，万一发生少数几笔不能按期回收，有一定的补救措施。通过不断提高贷款质量，使贷款规模趋向合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货币发行是“倒逼机制”在起作用。基层银行贷大于存，就不得不从发行库中提取现金，于是逼使货币发行。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银行会对有可能出现呆帐、坏帐的贷款那么大手大脚发放呢？这主要由于目前银行的风险意识淡漠。明知某些贷款风险很大，将会吞噬银行资产，也照贷不误，造成资产流失和损毁，而银行不承担什么责任，也很少触动个人利益，银行的从业人员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危机感。如果银行对其资产安全有强烈的责任感，那么，用款户逼银行贷款，银行根据自身资产状况和对用款户资信度审查，完全可以做到择优贷款，顶住外界压力，实行“正逼机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民银行要加强对国家各专业银行信用贷款的严格管理。国家专业银行信用透支过度，是“倒逼机制”得以存在而“正逼机制”建立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银行的资金来源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依靠国家政权力量拥有人民币发行权。这本来是利用纸币这一巧妙工具挪借货币持有者的暂时闲置财富。如果按照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正常需要相应筹资，这是无可非议的。如果过量供应货币，造成货币贬值，通过向货币持有者课税的办法筹措资金，则将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很大危害。
由此可见，治理和防止通货膨胀和银行信用膨胀，必须坚定地执行稳定的货币政策，确保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正确对待纸币筹措资金的作用。同时要建立起银行的风险机制，增大金融资产的安全系数。主要措施是，建立起银行职业风险机制，健全信贷防范体系，形成资产风险预警、监测系统，建立风险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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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企业制度的“代理问题”及其解决模式
张捷于驰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之一是如何理顺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我们认为，应当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契约关系——出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入手，把解决“代理问题”作为突破口，去优化国有资产产权结构，规范企业治理结构，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代理问题”及其解决模式
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契约关系，就是出资者把企业财产的实际占有、使用和处置权委托给经营者，自己只负以出资额为限的责任和风险，由此形成所有与控制相分离的特征。在这种契约关系下，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在把资产经营权让渡给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后，虽然仍保留了其作为所有者对法人财产的最终控制权，但其权利的行使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来进行。
既然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制是建立在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上，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委托人通过什么办法和机制才能保证代理人采取适当的行为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委托人的效用？这就是经济学上所称的“代理问题”。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由于国情和发展模式的差异，在解决现代企业代理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模式。
以美国公司为代表的欧美模式主要是依靠强化股东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来解决代理问题的。激励机制包括使经营者的收入与经营绩效挂钩，给经理人员以足够高的报酬和本公司的股票期权等。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又可分为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内部约束即强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制衡关系，加强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对经理、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的任免、监督和评审等法定权力。为了防止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内部人控制，美国公司董事会中外部股东代表所占比例平均达５６％（日本只有２４％）。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司监事会成员只能由外部董事担任，不符合规定的公司不准上市。外部约束又称市场约束。当股东对代理人的经营绩效不满时，就“用脚投票”。股东抛售股票就会导致公司股票市价下跌，使公司面临遭致敌意收购和兼并的危险，进而危及经营者的“饭碗”。
美国模式对公司代理问题的解决应当说有利也有弊。其长处是：由于强大的股东约束和市场约束，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制衡关系较为平衡，企业经营透明度较大，因而股东权益一般能得到较好的保障。美国公司主要以投资收益率作为评价经营绩效的标准，经营者为保住职位，必须努力保持利润的高分红率。其短处主要有：（１）对经营者的高薪赎买和监控措施导致代理成本的增加；（２）在股东追求高分红率的强大压力下，经营者行为易倾向短期化，往往靠压低积累来增加分红，这必然损害企业的发展潜力。
解决代理问题的另一种模式是，以日本企业为代表的法人资本主义。日本企业解决代理问题侧重于从经营者的动力机制着眼，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建立稳定而密切的关系，缩小两者在经营目标与信息占有上的差距，促使双方的地位与立场相互接近。日本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是，法人股东占绝对优势（７０％以上），而且法人持股大部分是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银行之间的相互交叉持股，持股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投资收益而是为了维系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和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法人股东之间没有必要干预对方的经营活动，股东对经营者的影响也因相互依存关系而被抵消，经营者由此获得很大的自主权。在内部治理结构上，日本企业的股东大会实际权力很小，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大部分由高层管理人员兼任，企业经营的大政方针基本上由经营者独立制定。但是，日本企业的强经营者控制并未导致代理问题的恶化。其奥秘在于由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实质上等于企业之间互为“人质”，任何一方采取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必将遭致对方的同样报复，因此法人股东之间自然形成一种互不干涉、相互关照的默契。
日本模式的优点在于：弱股东约束和强经营者支配导致企业行为长期化，经营者把追求企业自身的成长作为首要目标，比起欧美企业来，日本企业更加重视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开发以及企业竞争能力的加强。同时，由于来自股东的分红压力小，日本的经营者得以通过高积累低分红去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而股东的利益也因企业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本增值最终得到补偿。日本模式的缺点是：（１）由于相互持股的企业按照默契即使在对方经营状况不佳时也不出让股权，必然弱化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２）法人相互持股结构虽对法人股东有利，但个人股东的权益却遭到忽视，可以说这种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以牺牲中小股东的权益作为体制代价的，因而其具有较明显的不公正性。
我国企业解决代理问题的模式设计
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部门的附庸，没有独立的经营权，两权分离从未实现，自然谈不上代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式改革，企业的自主权逐渐扩大，代理问题也开始出现。可以肯定，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代理问题将变得日益突出。因此，在构建企业独立法人地位的同时，能否妥善解决好代理问题，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公有制的异化，可以说将成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
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除了在改制过程中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培育有效的市场机制外，最根本的还在于重塑一种能使企业具有内部动力和自我约束机制的产权结构。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重组，目前流行的思路是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权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公司及公有基金等法人机构作为产权代表，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控股和持股。这种模式对理顺产权关系是可行的，但对于解决代理问题却至少有以下不利之处：（１）控股公司、投资公司和基金等均属于被动投资者性质的法人机构，它们与被持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毫无关联，很难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问题和有效监督企业的经营行为。（２）这些机构作为中介代理人，自身的经营绩效和福利改善完全取决于被持股企业的股金分红率，这将增加它们干预被持股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或者双方共谋损害最终委托人利益的可能性。（３）代理层级的增多将导致代理成本的提高。
我们认为，解决代理问题的可行模式是按照产业关联和用户持股的原则重组产权结构，即除少数基础产业和公共事业的大中型企业由国有投资公司控股外，其余大量制造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应根据产业关联链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权上下游相关企业之间进行环状交叉持股。基本做法是下游企业作为国有产权代表持有上游企业的股权，集团核心企业持有关联协作企业的股权，组装企业持有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股权，大型批发零售企业持有主要商品生产企业的股权，等等；同时，为了保持相互制衡关系，上游企业亦可反过来持有下游企业的部分股权。按产业关联原则重组产权结构后，对股东企业来说，被持股企业既是其资产代理人，又是其所需产品的供应商，对方的经营行为不仅关系到其投资收益，而且关系到其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及质量；对被持股企业来说，对方既是股东，又是其产品和服务的用户，损害股东权益等于得罪用户，置自身于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这种利害攸关的双重联系，不仅使股东企业的投资行为将长期化，被持股企业也会努力提高经营绩效以博得股东兼用户的满意，而且利益目标的趋同也可使代理问题自然化解。由于寓代理关系于业务关系之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减少，代理成本也会随之下降。对于最终委托人国家来说，勿需再使用行政干预即可保证其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政企不分问题也可望得到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