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
优先发展农林科技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与农业、林业相关的科学技术，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要列为国家科学技术工作的优先发展领域加以推动。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要求。
农林是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加，科学家们预测，再过三五十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最高峰——１６亿。到那个时候怎么办？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最根本的条件，还是依赖于农林牧副渔业。所以，农林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永恒主题。不是一代两代人，不是１０年２０年，而是要几个世纪，才能取得自由，这对中国尤其重要。
解放初期，人口没有这么多。年纪大点的同志可能还记得，当时歌里唱的是“四万万五千万”。现在却不一样了。我们应该面对现实，面向未来。邓小平同志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期望在科学。
只要人类存在，就要吃，就要用，就要消耗。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供应是农林牧副渔产品。刚解放时，需要巩固国防，为了防御外来的侵略，国家曾经把“两弹”列为最优先的领域加以支持。现在，应该有一个转变，在新时期内应该把农业、林业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放到重要的位置。一定要大大提高农林及相关学科的地位。虽然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做得很不够。在今天，一定要下决心加大支持的力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都要加强农林方面的研究力量。农林科研的社会地位一定要提高，要让孩子们愿意献身于这一事业。
人类进步的客观需要，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第一推动力。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农业和林业的地位，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提高到优先发展的地位，增加这些学科的吸引力。
要加强全民族的森林保护意识
目前，林业科学与实际需要差距很大，其原因是多方面。但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林业科技工作者在投入比较少、装备比较弱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许多国家已经承认我们是一个有力量的合作伙伴。前些时到一个国家访问，他们种了几棵水杉，说是中国的胡先驌、郑万钧定名的，我觉得脸上有光，因为世界承认水杉是中国独有的树种。
林业基础科学在发展，比如新培植的杨树，虫子不敢吃，天牛不敢吃，这不得了。内蒙古、甘肃，一年要砍好几百万棵杨树，就是因为天牛治不住。天牛要是能治住，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林业最大的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根本上扭转了林业的滑坡。森林萎缩的局面正在转变，森林覆盖率在不断增加，植树造林已经形成全民的行动，听林业部负责同志说，到本世纪末，森林覆盖率要增加到１５．５％，２０１０年要增加到１７．５％，２０５０年增加到２８％。中国的植树造林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
由于千百年来对森林的过度开发和破坏，现在造成一种非常错误的概念，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认为我们的大西北就是西北风、黄土地。上次到陕西，我就说你们能不能改变一下面貌？唐朝、宋朝的诗歌里就写着这里有森林，有竹子，骊山、华清池绿树参天，碧水常流。这说明历史上，陕西不光是西北风，还有大片大片森林。为什么今天不能在这里多种点树？
一定要增强保护森林的意识。不能让人们总是喝西北风。全是黄土地怎么行？要下定决心植树造林一百年、二百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总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们对林业的需求、对林业科技的紧迫性，要在国家科技政策中表现出来。
现在，世界各国都十分关心环境保护，关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植树造林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森林可以“吃”二氧化碳，有人说１公顷森林每年可以吃好几吨的二氧化碳，森林多了，确实能够平衡一部分二氧化碳。当然我们最终还是要发展新能源。但总不能不烧煤、不烧石油。化学能源总得要。所以从环境保护来说，也要多种树。到底树能“吃掉”多少二氧化碳，希望林科人员能尽快拿出具体数据来。
科技前沿要有支敢于拚搏的队伍
我国林业、农业的基础性研究与先进国家相比还较弱。所以，要特别加强基础性研究。现代生物学的出现，是对传统林业、农业的极大挑战，同时也给整个植物界以机遇，这个机遇又恰恰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
林业科研要向更高的档次迈进，要加强世界科研前沿领域的力量，应该增加最重要树种基因研究的投入。总的来说，分子生物学、细胞学等整个当代生物学的研究都应该加强。有些同志反映，现在有些青年不愿学分类学，这可能是教学方法有问题。有个材料说，植物有１５０多万种，真正命名了的只有４５万种，还有２／３没有命名。我们应该让一些年轻人去研究，去搞植物新种的命名工作。给植物命一个中国的名字，很荣耀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差，包括古生物。解放后发现了许多古生物有关标本，年轻人不敢给它们命名。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努力学习，大胆尝试。
为什么中国人命名的生物不多？我觉得有些人思想不够解放。青海一个高原生物所有几个年轻人敢于尝试。他们研究草原上的蚂蚱，命名了１５个蚂蚱，成名了。美国到处请他们去讲学。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从事分类学工作，应该在财力上给予必要的支持。总之，我们在分类学、在科技前沿，要保持一支有力量的队伍，要吸引年轻人在科技前沿奋斗。
（本文是宋健同中国林科院院所两级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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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学杂谈
八字算命不可信
郭正谊
唐五代时有位叫徐子平的算命先生，提出用生辰的年、月、日、时的干支共八字来推算命运，由之批八字的算命方法时兴起来，许多达官贵人都找名相士批八字，算命运。但当时也确实有不少有识之人批判算命之虚妄。宋代的学者费衮在《梁溪漫志》中说：“尝略记之，若生时无同者，则一时生一人，一日当生十二人，以岁记之则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计之，止有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人而已。今只以一大郡计，其户口之数尚不减数千万，况举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亿兆？则生于同时者必不少矣，其间王公大人始生之时则必有庶民同时而生者，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这可以说是最早用科学来驳斥迷信的论述。
费衮在８００年前就已驳斥了八字算命的虚妄，而如今这类封建迷信竟又死灰复燃。甚至还被冠以“生命预测学”的美称，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大肆宣扬。
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下近来由西方传来的一些洋迷信，那就是所谓的星座与命运。报出你的生日在几月几号，就可以查出你是什么星座的命运。中西方对比之下，似乎洋占星术比中国传统算命术粗糙多了，把在复杂社会中生活的以亿万计的人的性格和命运分为十二大类，未免更简单了。当然，也有搞“洋为中用”、“土洋并举”的，于是就编造出来所谓十二生肖与星座之类的妄谈命运的多种多样的小册子去骗人。说穿了，编造这类书其简单无比，因为一共只有１２×１２＝１４４套说教，倒来倒去就能骗人。
１９７５年在西方有１８６位知名天文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联合签署了声明，宣称星相学违背起码的科学常识。然而，星相学家照旧宣传，一个法国女巫甚至写了本书《占星术——２１世纪的科学》，进行挑战。当然，科学家也不示弱，他们调查了１６６３４名科学家和６４７５名政治家的出生日期，事实证明属于各个星座的科学家都在１２００左右，政治家也是一样都在４５０—５００之间。这统计驳斥了星相家们说什么天蝎座的人成为政治家、白羊座的人成为科学家等妄断。
命运不是天生的，更不是由出生年月所决定的。我们在社会中生活，就应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抓住机遇，不断进取，绝不要信什么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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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洪友崇与昆虫化石结缘
张晓凤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洪友崇教授从事昆虫化石研究４０余年，是国内外知名的古昆虫学家。４０年来，他共发表９５篇有关昆虫化石的论文，出版５部专著，他对我国的古昆虫区系作了系统的研究，在我国已报道的８００种昆虫化石中有近１／２是他研究的。
１９５８年，在地质部工作的洪友崇被派到苏联科学院水生研究所学习淡水软体化石和昆虫化石。在苏联他看到国际上昆虫化石研究工作的成就，想到我国昆虫化石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就下定决心振兴我国古昆虫学科。１９６０年回国后不久他就投入到这项研究工作中。当时资料和化石一无所有，为了采到各种昆虫化石标本，他同伙伴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来到产有昆虫化石的各个区域。不论是高山低谷、湖泊沼泽，还是江河山涧、森林灌丛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他的第一篇昆虫化石论文《昆虫化石一个新属——中国蜓属》于１９６５年３月发表在《昆虫学报》上时，引起了国际同行学者的关注，纷纷来信索取论文。标志着我国古昆虫学研究的崛起。
从此，洪友崇和昆虫化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研究范围延伸到酒泉盆地、抚顺煤田、山东莱阳、鄂尔多斯盆地。
石油、煤炭、天然气、非金属的含矿层的寻找同昆虫化石和其它古生物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洪友崇对此进行十分艰难的探求。他说：地质时期的始新世时的原始森林中，松柏类植物流出树脂“松香”，随着沧海桑田式的地质变迁，树木、松脂和昆虫深埋于地下，与空气隔绝，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树木形成了煤，树脂变成了琥珀，昆虫变成了化石，水生昆虫和其它生物分解形成了石油分子。这些都是我国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
人人皆知，地质学家李四光从力学角度揭示了大地含石油地层的原理；另一位地质学家黄汲清从大地构造中找到了含石油矿藏的根据。他们为我国的石油开采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人们还不知道石油的开发和勘探是要经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实现，而洪友崇的昆虫化石研究和其它化石研究同样也为此提供了寻找煤矿、石油等含矿层的依据。
洪友崇在抚顺矿区发现的兰甲兰绿象虫化石中证实了抚顺当年曾是亚热带气候，并从发现的亚热带阔叶林、常绿林、落叶林的植物化石里证实了当时的抚顺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的原始森林，森林的演变形成了今天的煤区。这样，寻找相同类型煤矿又找到了依据。
“建立地层系统同时也是解决煤矿挖煤过程中经常出现找不到煤层现象问题的最佳途径”。洪友崇根据这个思路，多次来到抚顺煤矿同矿总工程师阳自强同志一起下到深深的矿井和矿区采集标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从琥珀昆虫植物、孢粉化石中将抚顺煤矿的地层系统建立起来，结束了以往该区地层系统和地质时代的混乱局面，为采煤、开发、勘探提供了依据。
昆虫化石领域中的“热河生物群”是华籍美人葛利普建立的。半个世纪以来，其起源始终是一个谜。洪友崇通过广泛采集标本，进行反复研究，终于提出了“热河生物群”起源于华北古陆燕辽地区；同时还创建了“燕辽生物群”同时也起源于华北古陆学说。
更让人欣喜的是，洪友崇在研究蜜蜂的起源问题上，通过华北古陆发现的蜜蜂早期化石——古蜜蜂，创建了蜜蜂起源于我国的华北古陆、时代在早白垩世早期的后期的新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得到了专家们的赞同，并被编入《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养蜂卷》著作中。
目前洪友崇正在完成《中国琥珀昆虫画册》和《中国琥珀昆虫化石研究》专著，前者是科研成果的科普读物，选择有代表性的属种，宣传古昆虫和昆虫的科学知识，全部彩色照片。由于化石保存完好，栩栩如生，是我国第一部“活化石”的珍贵资料。
洪友崇还培养出了任东、王文利等一批青年人才。谈及对青少年进行科学普及时，洪友崇看重我国的昆虫化石的教育开发。自然博物馆和地质博物馆中的化石标本很丰富，集中起来经常举办科普性展览，普及于社会、提高人们科学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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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除害虫“抗药性”
苗文新
这样的苦恼时时折腾着农民：大量害虫在自己的庄稼上肆意为害，赶紧买回农药一遍又一遍喷洒，却不见害虫死去，仍在叶片上暴食。这是咋地？原来，害虫产生了“抗药性”。
中国农科院副研究员廖宗族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开展了细致的研究。廖宗族说，害虫产生抗药性的机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概括地说，害虫对农药设有两道防线：一是生物化学作用，一是生物物理作用，生物化学作用与生物酶系密切相关，主要是害虫体通过自己的水解酶系、氧化酶系、转移酶系等，使体内代谢农药的能力增强，使农药加速分解失效。生物物理作用则是由于长期使用某种农药，激发、促使害虫的体表角质层变厚，蜡质增多，农药药液的通透性降低，或者药剂贮藏在脂肪组织中的能力增强等，好像帮助害虫穿戴上了盔甲，使农药不易沾到虫体上，也很难渗入到虫体内。因此，某个地区如果长期使用单一农药品种，由于上述两种作用，农药渗透到害虫体内并真正发挥杀虫作用的有效浓度降低，不容易达到杀死害虫的致死量，这样，害虫就产生了抗药性。
在这个研究基础上，廖宗族设想用一种办法来摧毁害虫的抗药性。１９８８年４月，廖宗族的想法得到中国农科院领导的支持，他和同事们在蔬菜花卉所的支持下，开始研制“解抗灵”。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发明成功了能有效解除害虫抗药性的“解抗灵”液剂。农药使用时加入“解抗灵”，农药的湿润性、附着力、渗透力大大提高，可以迅速通过害虫的气孔渗入害虫体内。另外，“解抗灵”还含有能抑制害虫体内酶活动能力的物质，试验表明，“解抗灵”可协助农药在５０秒之内将害虫击倒。这样，当害虫体内分解农药的酶系统还来不及发挥作用时就已将害虫杀死。起到解除害虫抗药性的作用。即使害虫还未产生抗性的农药，加入“解抗灵”后，农药有效成分用量可节约一半，但杀虫范围和防治效果却比以前更好。目前，“解抗灵”已在全国１０多个省广泛推广，使用面积达２００多万亩。结果表明，它对棉铃虫等抗药性很强的害虫防效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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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养老保险”代替“养儿防老”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王君
近几年，我国每年净增人口１６００万人。安置这１６００万人所需的社会总投入消耗着全国经济增长的１／４。这无疑严重制约着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建设的发展。所以，如何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是举国上下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要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就必须下大力量切实抓住超生和计划外生育的重点——农村。
农村超生严重，原因在于“养儿防老”这一观念牢固地支配着相当多的农民。
“养儿防老”在劳动生产率低下、交通信息不便、人们基本靠体力谋生和社会没有能力抚养老年人阶层的数千年历史上，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和家庭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当社会进步越来越多地依靠智力开发而不是体力竞争和家庭生活愈来愈多地依赖社会集体的新时代，“养儿防老”逐渐变得不那么现实，和没有必要固守这个观念了。
首先，一对夫妇生一个，家庭形成了４∶２∶１的结构。即一对青壮年夫妇养两对老人和一个孩子，经济负担是沉重的，甚至是难以承受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两对老人由于各自生一个子女，抚育下一代的投入较少，因而带来了较多的节余。这为减轻青壮年夫妇赡养老人的负担又创造了条件。
其次，随着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积累加强，社会服务系统日趋完善，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相对减弱，而对社会的需求相对增多。许许多多的老年父母，除了情感、家庭气氛和传宗接代上需要儿女之外，经济花销上，可以愈来愈多地依靠自己。而子女的帮助也越来越变得不那么绝对了。
第三，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客观上形成了父母们普遍对子女娇生惯养，因而造成了新一代唯我独尊、自私自利、缺少谦让和关照他人较差的特点。在这种环境下，作为老一代，还把“养儿防老”作为一个法宝，就有点脱离实际了。
所有这些清楚地表明，在生活消费上，必须用“社会化养老”逐渐替代“养儿防老”。而这种社会化养老，主要是指“养老保险”（当然还包括涉及人数不多的“五保”和救济）。
这种“养老保险”，是指从２５岁（有的从２０岁）至６０岁，由国家、集体、个人投保储蓄（在农村，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以个人投保为主），到６０岁以后，每月支取养老金。老年人靠这笔养老金解决大部或全部生活花销。
靠“养老保险”养老，假如确实靠得住的话，相当多的青年夫妇可以不再为进入老年后的生活费用来源而耽忧，因而除了生一个子女用来调节家庭气氛和解决必要的生活关照外，已没有必要通过多生子女解决生活花费问题。这样，不仅生育问题可以得到控制，而且还可为国家积累大量的建设资金。譬如，具有２１５万应保农民（从２０岁至６０岁）的烟台地区，４年来，已有８７％的农民参加投保，结果，２１０００对被批准生育第二胎的夫妇主动放弃了二胎指标。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连续几年来低于国家规定指标的３％以上，并且４年中积累养老保险金３亿多元。照这个投保幅度，全国４．５亿至５亿应保农民假如都参加投保的话，则可积累养老保险资金六七百亿元。
然而，养老保险到底是否靠得住，不妨认真算笔帐。这里仍以烟台为例，从２０岁至６０岁的农民，每月投入４元钱，加上集体投入的占个人投入的２０％，到６０岁以后，每月可支付养老金５００元。如果投入增至占当地农村人均月收入的１／１０，即１４元，再加集体投入部分，到６０岁以后，每月可领取养老金１２５０元。如果后３５年物价涨幅基本按照前３５年涨价幅度为１０倍至１５倍的话，现在烟台地区农村人均月消费为８０来元，则３５年后为月消费１０００元至１５００元。因而，每月领取１２５０元养老金，基本可解决温饱问题。相反，假如超生，烟台超生一个罚款５０００元至６０００元，而把小孩从１岁抚养到１６岁又可花费两万元。这２５０００元如果用来交纳养老保险金，到６０岁以后，每月可领养老金６０００元之上。这样算来，参加养老保险，远比多生一个孩子强得多。
“养老保险”既然是好事，那么，怎样才能确保在农民中普遍施行呢？我认为，一方面要替农民把帐算清楚，使他们切实感到养老保险优于多生子女和养老储蓄优于银行存款。二是，国家要千方百计保证“养老保险”的资金保值增值。目前，国家民政部规定的“养老保险金”储蓄的利率比在银行长期存款高一个百分点。只这还不够，还必须使之增值。譬如投入民航、铁路运输、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效益较高的项目，通过行政措施和政策倾斜实现只盈不亏。这样，确保养老金在变化不定的物价增长中立于不败之地。农民吃了“定心丸”，“养老保险”和计划生育便能达到预期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