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苏维埃的“一头牛”
——纪念何叔衡烈士牺牲六十周年
易凤葵
１９３５年４月的一天（一说２月１４日），在福建上杭县小迳村的一次突围战斗中，一位身负重伤的六旬老人勇敢地与两个前来追捕的敌人搏斗，当即被敌人杀害。这位被害老人就是我们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何叔衡烈士。他的英勇牺牲，实践了他生前说过的“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何叔衡同志离开我们整整６０年了，但他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诚之心，却使我们长久不能忘怀。
何老是党的“一大”代表。在党的创建初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努力作出了自己应作的贡献。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过他这个时期的工作，说“叔衡办事，可当大局”，还说“何胡子是一头牛”，意思是说他能像牛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他更冷静而坚贞。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１日，湖南军阀何键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叛变革命，制造了反共的“马日事变”。事变当天，何老正在宁乡乡下。闻讯后，他不顾危险立即赶到县城，得知长沙城内情况十分严重，革命团体机关全被捣毁，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长沙城。为了寻找党的组织，反击反革命逆流，他不顾严重的白色恐怖，毅然赶往长沙。到长沙后，即不幸被捕。审讯时，伪法官觉得他像一个乡村老学究，便问他的姓名和职业。他说他姓张，是个私塾先生。接着他装迂，摇头晃脑一字不漏地背诵起《论语》来。法官打断他的话头，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吗？”，他回答：“吾乃学者，焉能不知？我知之甚详。国民党即三民主义是也，共产党乃五权宪法之倡议者。”何老这种似乎荒唐的说法和镇静自如的姿态，哄骗了法官，他很快被释放了。
长沙脱险以后，何老经武汉到了上海，坚持党的地下斗争。１９２８年６月，党决定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途经哈尔滨时，他写过这样一首诗表达自己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身上征衣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
风雨登轮出国门。
在莫斯科期间，何老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内的情况和家人的进步。他在给兄弟何玉书和何玉湘的信中说：“我在此阅中国报纸，见白崇禧在北京演说词云，湖南自去年起死去１７万人，又１２月记载，河南饥民有６００万人。即此之事可观中国之情形矣！”在另一封信中还说：“我不希望我家活多人，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他在其他几次家书中谈到自己的人生观，说：“我平生对于过去的失败，绝不懊悔，未来的侥幸，绝不强求；只我现在应做的事，不敢稍微放松，所以免去许多烦恼。”“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
１９３０年７月，何老在莫斯科结束两年多的学习回到上海，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这时他的两个女儿都在上海工作，他到上海不久，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两个女儿均被捕，次女实嗣的爱人杜延庆也在另地被捕，长女实山的爱人夏尺冰被杀害于长沙。面对种种严重情况，何老冷静地通过组织做营救工作，两个女儿获释以后，他教育和安慰她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该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何老还要求她们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继续做好党的工作。
１９３１年秋，何老离开上海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在那里他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重要领导工作，直到牺牲。
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还表现在他遭受错误打击、蒙受委屈的时候，能够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不改变对真理的信仰。
许多熟悉党的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何老曾经遭受过王明“左”倾领导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是在１９３３年前后，先是“左”倾领导者通过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召开的赣南会议和１９３２年８月召开的宁都会议，错误地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们为了打击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何老被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而被错整。他们整何老的主要理由是说他在分管中央革命根据地监察、司法等项工作中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而实际情况是何老在掌管司法大权时恰恰是采取审慎而又稳妥的工作方针，认为不该杀的坚决不能杀，该杀的也要证据确凿才能杀，不能滥杀。比如，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６日，他审批瑞金县上报的一个叫朱多伸的案件就是采取的慎重方针。朱当时犯有一般刑事罪，基层法院决定判他死刑。何老复审时，认为并非反革命罪，且朱组织过游击队，参加革命，又年已７２岁，因此由死刑改“监禁二年”。这种审慎的作风和态度本来是司法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但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却反诬他：“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活动用来替反革命辩护或减轻罪行”，并且从１９３３年６、７月开始对他进行完全错误的打击和批判；同时在当年年底还撤掉了他担任的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检察部长和中央苏维埃临时法庭主席等重要职务。面对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处分，当时何老曾向有关负责同志进行申辩，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在错误的处分得不到纠正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坚持从大局出发，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忍辱负重，服从分配，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哪怕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老革命家李六如生前曾回忆何老当年的工作情景：“叔衡同志于三五年苏区沦为游击区时，随队伍住在江西雩都县公馆乡一段时期，党派他帮助该乡政府作动员工作，每天扶一根拐杖，朝出晚归，虽很辛苦，但他却无半点怨言，不辞艰苦。已６０岁以上的老人，还派这种工作给他，我们当时虽不敢说，心里是很难过的。”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何老是当时最年长的革命家，他向中央负责同志提出了要求参加长征的请求，但他最后服从了中央的安排。他和瞿秋白、陈毅、项英等留在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何老牺牲以后，熟悉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党的１６周年纪念大会上在为牺牲的同志致哀时郑重提到了何老的名字。
谢觉哉曾经回忆说：“在中央苏区时，何叔衡同志本来处理得对的案子，以为不对，这种领导不能培养好的司法作风。”“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深刻和意志坚定是超人一等的。”“叔衡同志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虚怀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面前。”
何叔衡烈士是我们党的骄傲、民族的骄傲，也是他的故乡——我们宁乡人民的骄傲。在纪念烈士牺牲６０周年的时候，我们决心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百折不挠，奋力拚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永远推向前进。
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为《开国总理周恩来》序
刘澜涛
２０世纪的中国，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崛起的时代。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和助手的周恩来，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人民心中矗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辉煌形象成为历史进程中为数不多的几位伟人之一。
周恩来同志鞠躬尽瘁、坦荡一生的光辉业绩，深得人们的敬佩和爱戴。大家早就盼望能看到由国内自己人撰写的周恩来传记。现在，力平同志所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出版了。力平同志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他付出了大量、细致的艰辛劳动，翻阅、搜集各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准确、可靠、翔实而生动的材料，记述了周恩来才智过人、气度非凡的一生。特别是作者以２／３的篇幅展现建国以后、作为共和国总理的伟人风范。这正是广大读者所最需要了解的内容。我读了这本书，很受启迪。应作者的要求，为此好书写几句话，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崇敬。
我仰慕周恩来的英名，是从１９２７年的南昌起义开始，当时我在陕北从事革命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陕甘宁、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就同周恩来同志有所接触。建国以后，我不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得以常见周恩来同志。后来，我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正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的。所以，平时的工作接触和往来就更多了。我在中央书记处任候补书记的时期，也经常见面和聆听他的工作指示。１９６０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央决定我任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临去西安前，我找总理给予指示。当时他带着沉重和焦虑的心情向我介绍了国内经济形势的严峻困难状况。然后，他着重作了三点指示：一是要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二是要搞好西北地区的民族团结；三是要发扬延安精神，关心人民疾苦。这简短而切中要害的谈话内容，至今我仍铭刻在心。“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周总理工作最艰难的十年。他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无端诋毁和蛮横刁难的逆境中，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气魄，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竭智竭力挽救国家，保护革命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文革”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我在西北局将面临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周总理得知情况后，立即亲拟电报，深夜报请毛主席圈阅后，急速致电西北局和“造反派”，明确指示：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完全清楚的。从而扼制了一场大规模的批斗。当“造反派”将我秘密裹胁到北京时，周总理、陈毅同志非常关心，指示有关部门给予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后来，我在狱中被囚禁八年，心中一直忧虑着我们国家会不会堕入崩溃的深渊，正是因为有周恩来等一批老领导作为中流砥柱，支撑局面，才使国家免于大难，也才会有后来的重大转折。
周总理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全党学习的楷模。他那种虚怀若谷、特别突出的自我批评精神，更应成为全党学习的典范。当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的端正党风、反腐倡廉的工作中，我们更应当向周总理学习，认真贯彻毛主席倡导的、我党特有的“自我批评”精神。
在这本书里，还反映了周恩来同邓小平同志５０多年的深厚情谊。２０年代初，他们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又同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共同擘画中国革命。５０年代，周总理因反对冒进而有离职的可能，政治局极力挽留，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拟写纪要，送毛主席圈阅的。７０年代初，毛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复出，也是周总理等同志努力的结果。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呼唤邓小平，这是人心所向。
当前，我们正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一读《开国总理周恩来》，可以了解一些周恩来同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长期探索如何振兴中华，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思想，也可以帮助我们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理解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决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读《开国总理周恩来》，可以体会到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隽才，可以使人们启发心智，扩展胸襟，也有助于学习和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１９９５年２月）
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讲实话的人吃不了亏
——怀念江一真同志
肖克李运昌项南肖鹏石山
江一真同志逝世一周年了，我们这些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每一回忆到他，他那种坦诚直率、敢于面对现实的坚强性格，就立刻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一生遭到四次无情打击，但他始终没有向错误的领导低过头。
江一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一年开始了他的医务生涯。一个工农干部要掌握现代医术是比较困难的，由于他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很快成为外科手术专家，先后为刘伯承、林彪做了大手术，成为我们党早期自己培养出来的医疗卫生界的著名专家和优秀的领导干部。他在长征途中，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救活了大量的伤病员。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人包围、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创建了白求恩卫生学校，亲自担任校长，为前线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
江一真同志在离开卫生界达三十多年后，于一九七七年春，再次重返卫生战线。在卫生部任部长的两年间，他坚决执行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推动卫生系统的拨乱反正，为大批“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加强了医院的整顿工作，大抓中医工作和推广中西医相结合，努力探索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为我国一度被“四人帮”破坏的卫生医药事业的振兴打下了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江一真同志历任新四军滨海总队政治委员兼滨海县委书记、泰州地委副书记。他带领干部群众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巩固地方政权建设，积极支援前线，并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在滨海县的土改复查中，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使土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新中国成立前夕，江一真同志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农民协会主席，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一九五六年当选为福建省省长。
福建是江一真同志出生并工作、生活过三十二年的地方。他与家乡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艰苦朴素，工作扎实，为福建人民办了许多实事；福建人民也热爱他，拥戴他。他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爱憎分明、实事求是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福建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农田基本建设，以及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长期主管农业、农村工作，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乃至整个农业生产，他都兢兢业业、日夜操劳，经常下农村，到基层，调查研究，树立典型。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几乎跑遍所有的县，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时刻把农民的冷暖安危挂在心上。他刚任省长，就安排三四个月时间，带领副省长、商业厅厅长等一批人马，对城市经济和商业工作进行系统调查、考察，向党外企业家虚心求教，改进领导工作。他一贯平易近人，爱护干部，实事求是。与他一道工作过的同志，不论上级、同级、下级，不论老同志、新同志，不论党内、党外，他那种实事求是、爱憎分明、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高贵品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一真同志那种坦诚待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非常突出的。一九五五年肃反，他的秘书被人诬告为三青团骨干分子，有的人主张立即调离秘书的岗位，江一真同志坚持把问题搞清后再处理，并亲自找秘书谈话，要他实事求是地交代情况，配合组织搞清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核实，证明秘书的历史是清白的，没有因此而被调动工作。这位秘书以后跟随江一真同志近三十年，和他同甘共苦，忠心耿耿地完成本职工作并成为一位优秀的革命干部。
在“大跃进”年代，全国到处放粮食高产“卫星”，浮夸风已遍及神州。他作为红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农民的儿子，焉能不知道一亩地打多少粮食？什么亩产万斤、几万斤，明明是瞎说、作假。他本来心中就窝了一肚子气，当有些农村干部、县委书记向江一真同志反映情况，问他产量怎么报时？江一真同志大声回答：“亩产多少就报多少，讲实话的人吃不了亏。”
到了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大炼钢铁”、“公社化”、“大跃进”存在的缺点、错误逐渐暴露出来，江一真同志到平和、漳州等地调查，直接听取农民意见，在龙溪地委作了“接受教训，继续跃进”的讲话，支持大家说真话，对造成的损失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没想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他在这个讲话中引用的一些农民的老实话，竟被当成反党言论，讲实话，还是吃了亏，他被打成“江、魏反党联盟”，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下放到福建三明钢铁厂任副厂长。即使这样，他也正确对待，没有怨言，工作、生活都同工人打成一片。
党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为江一真同志甄别平反。平反后不久，省政府召开有处级以上干部参加的精简工作动员大会，江一真同志第一次出面作报告，会议刚一结束，礼堂内坐得满满的人群就不约而同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十多分钟，场面十分感人。公理自在人心，讲实话还是吃不了亏。
江一真同志在平反后，即调北京任农垦部副部长、农业部代部长兼党组书记。江一真同志凭借他多年来农村、农业工作的丰富经验，总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为我国农垦战线的建设和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一真同志遭受到极左路线和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押达五年之久。但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江一真同志得到平反。一九七七年初，他被党中央派驻卫生部，同年十一月任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一九七九年，江一真同志调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衷心拥护、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他在推进农村改革中的卓越表现，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江一真同志是在一九八二年退居二线的，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工作热情，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坚持每年三至四个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翌年冬，江一真同志在离开福建长达二十二年之后，又回到家乡进行调查，走访了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泉州、莆田和福州等地市县，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认真工作的精神不减当年。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他除写了关于福建林业改革的文章和加强老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报告外，还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他的建议，并在他所写的建议中作了多处批示。福建省遗留多年的地下党问题，在江一真同志的协助下，又由于福建省委的认真对待，具体落实，终于得到了正确的处理。
江一真同志一生坎坷。在他六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曾经四次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迫害，但他始终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真理，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即使身患绝症，他仍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积极配合医务人员同疾病作斗争，并立下遗嘱，将遗体献给医院作医学研究。他认为这是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社会所能作到的一点贡献了。
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的怀念
戎子和
宋劭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历历往事，始终萦绕心头，时时激起对他的深切怀念。
我和劭文同志认识是在１９３６年６月。当时阎锡山在山西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我们两人都是自强救国同志会青年组的委员（委员共１０人）。在自强救国同志会中，我们两人同时参与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宋劭文同志是发起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发起成立牺盟会的过程中，他起草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后来牺盟会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他又写了大会宣言。这份行动纲领和大会宣言，基本上是按照党的主张写的，在当时发挥了很大影响。牺盟会的成立，对推动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开展党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１９３７年９月，经过党组织批准，宋劭文同志任阎锡山的山西省五台县县长，这是牺盟会进步人士第一批在山西省担任县长职务。同年１１月山西成立七个行政主任公署，宋劭文同志任第一行政主任公署（即正太路以北、同蒲路以东的晋东北行政公署）政治主任。后来的晋察冀边区，就是以这个行政主任公署为基础，加上察哈尔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建立的。晋察冀边区建立后，宋劭文同志当选为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建立晋察冀边区是党中央决定的，但在当时国共合作期间，成立边区行政委员会是要经过阎锡山批准的。为此，宋劭文同志以行政主任的名义给阎锡山发过两次电报，提出为了发展抗日力量，需要成立边区行政委员会，但阎锡山都没有同意。后来宋劭文同志接受别的同志的建议，认为对阎锡山这样一个封建军阀，光讲抗日还不行。于是他又向阎提出，成立边区行政委员会，不仅有利于抗日，而且可以向河北和察哈尔扩充势力。阎锡山这才同意了。宋劭文乘机向阎锡山要了２０万元山西币的开办费。这２０万元山西币，除了一小部分用于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开办之外，大部分是作为聂荣臻同志领导的部队的支前经费。宋劭文同志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边区党委的领导之下，为建立和巩固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边区的奠基和发展上，劭文是有功劳的。
１９４８年８月，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宋劭文同志任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华北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我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宋劭文同志根据党中央和中财委的指示，参与了统一华北财政和金融，恢复并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商业流通，建立完善财经工作制度等项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宋劭文同志任中财委委员、中财委财经计划局局长。１９５２年８月任中财委秘书长。在中财委陈云、薄一波正副主任的领导之下，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他参与了中财委的很多重要决策。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财经工作方针，在统一财经工作，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和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抗美援朝期间，成立了由宋劭文、杨立三和我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后勤工作，宋劭文同志任组长。对于日常后勤供应工作，三人小组能解决的即由三人小组解决，三人小组解决不了的再请示陈云同志，陈云同志遇到问题再请示周总理。三人小组的工作常由宋劭文向陈云同志报告。当时工作虽很紧张，但我们三人合作得很好，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宋劭文同志还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编制工作，并作为以周总理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历时八个多月的赴苏联谈判工作。
宋劭文同志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很有根底，写文章逻辑性很强。他作风稳健踏实，很注重调查研究，遇到数字多要亲自计算。他勤于思考问题，善于出点子。我们现在国家预算收支表的基本格式，就是他提出来的。新中国建立之初，财政部向中财委汇报国家预算时，是用两张表，一张是收入表，一张是支出表。后来宋劭文提出，可以把两张表合并在一起，左边列收入，右边列支出，成为一张平衡表。陈云同志很赞赏这种表格。从此，这种表格就一直沿用至今。
宋劭文同志在政治上历经坎坷，但他遵守纪律，严于律己，不随便臧否别人。在晋察冀边区时，由于工作需要，他的党关系没有公开，只同个别同志单线联系，有些人不了解他，在运动中对他不够尊重，他处之泰然，从不计较，毫无怨言。他晚年患病瘫痪后，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曾问他：你是晋察冀的老同志，是否把你得病的情况向彭真、聂荣臻同志报告一下？他不同意，不愿为了他的病而打扰他们。他瘫痪住院后，开始是由他家人在医院照顾的。我曾建议他的家属向国家计委领导反映一下，请国家计委雇人看护他。他也不同意。后来当国家计委同志得知这个情况后，便雇了一个人来照顾他。
宋劭文同志很喜爱书法，可惜留下的墨迹不多。他在书房中自书了“求实”“战斗”两幅大字。我想，这也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