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学者剪影
木棉的情愫
——陈云英博士印象
王永红
“（橡树和木棉）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舒婷
一对留美博士，两个研究领域，丈夫林毅夫是农村发展研究专家，妻子陈云英则是新中国第一位从事特殊教育的女博士。他们的家藏在北京一条普通的胡同里，青灰砖墙、朱红色门，很像从旧府邸辟出的小院。
在女主人的小书房里，粉黛未施、小巧白皙的陈云英博士充满动感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人生有许多十字路口，不同的选择往往意味着迥然相异的人生际遇，造就今日陈云英的是两次重要的抉择。
一次是选择林毅夫作一生厮守的伴侣。小学四年级的陈云英就已读了古籍《世说新语》。在台湾念大学中文系时，陈云英从书本中苦苦追问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与林毅夫频繁的书信往来，使漫溢文学气息的陈云英与儒雅稳健的林先生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恪守妇道的家训使婚后的陈云英一门心思做个贤妻良母，去学插花、学茶道。深谙妻子性情的林先生却说：“你不要在这些事上费时间。”一语唤醒梦中人！“我嫁了个聪明的男人！”云英真的很感激爱人的点拨。因为这理解和扶持，一对年轻人的精神更不可分了。
为与爱人相依相随，３０岁的陈云英赴美国求学，攻读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是颇受冷遇的研究领域，陈云英为何选择这一行当？也许是因为她年幼时曾向残疾人布施而受到信佛的母亲多次赞美；也许是因为大学时代在一个名为“爱爱会”的学生社团工作中，证实了自己是个“热情，有说服力的人”；但最主要的缘由是将来投身的广袤土地缺少的正是特殊教育方面的人才。经世致用，大概是中国每个知识分子不变的情怀。
１９８７年，陈云英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七天，偕夫将雏回到北京定居，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特殊教育研究室。在翌年召开的首次全国特教工作会议上，陈云英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只建特殊学校是一种投资高效益低的做法，应该将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结合起来，在普通学校开设特教班，或让残疾儿童与普通学生随班就读，这样才能调动儿童学习的潜能去因势利导。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接受特殊教育的一些观点和理论方法，有可能带动全国普通教育的发展和全国教育思想的更新。陈云英提出的多种形式办特殊教育的主张已被国家教委采纳，写入有关的政策法规中。
回大陆８年间，陈云英的足迹踏遍东南、东北和中原大地。在６个省的１５个贫困县，她进行残疾学生随班就读实验。在如此忙碌的奔波中，年过不惑的陈云英找到了大学时代苦苦追索的答案：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使他人的生命有价值。
傍晚时分，我告别陈云英博士，告别那个独门小院，女主人明亮的眼眸、灿烂的笑靥还在眼前晃动。她是一株秀美、挺拔、昂扬的木棉树，因为拥有橡树的爱情和高远的天空显得格外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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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
男女角色相互接近
家务分配基本平衡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调查部对北京等九个地区进行了一次题为“中国的社会改革与女性角色发展”的问卷调查。据该中心负责人沙莲香教授介绍，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就是男女两性角色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有双性化的趋势。所谓两性角色的双性化，指的是男女双方在角色期待、角色扮演和角色实现的过程中，无论是心理特征还是行为特征都彼此向对方接近，逐步走向趋同。在问卷中，列举了做饭、饭后洗刷、购食物、购衣物、洗衣、扫除、服侍老人、教育子女、家计和理财、馈赠礼品１０种主要家务，以妻子为主的占２６．３％，以丈夫为主的占１８．２％，共同承担的为１２．１％，谁有时间谁做占３９．７％。这说明，中国目前男女家务的分配是基本平衡的。更为重要的是，问卷结果明确反映出旧的“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内两性角色格局已基本改变，逐步走向内外事务夫妻共同承担。（王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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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性：跟着商业文化走？
马汝爰
８０年代，有个话题在大众传媒中一度流行，那就是“寻找男子汉”。几乎同时，对理想女性的探讨也在热闹地进行。当屏幕上“奶油小生”被高仓健打倒后，传媒对男子汉形象似乎已无异议，而对理解女性的定义却仍颇费踌躇。１０年前，北京大学女研究生王友琴在三八节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短文，倡导“超贤妻良母”，虽然博得了一些女性的响应，却未得到广泛的附和而渐渐被人遗忘。倒是影视、广告、消闲性报刊等商业文化媒体塑造的女性理念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七八十年代之交时，即使是在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上海，人们也会对浓妆艳抹招摇过市的女郎侧目而视；而现在，化妆已被视为尊重他人和热爱生活之举。年前，女作家毕淑敏一篇对浓妆不以为然的散文《素面朝天》，竟引来无数女同胞的批评和抗议；《中国妇女报》就此展开关于“容貌的意义”的讨论，来稿中多数女性的观点与毕淑敏相左。不仅化妆被广为认同，１９９２年风靡许多城市的假发热和１９９４年以来流行的把头发染成红黄褐紫，以及夏季夜礼服式黑裙大白天满街翻飞，已表明人们对“奇装异服”有了极强的心理承受力。
这些现象的商业背景是：１９８２年，中国只有１００家化妆品厂家，产品年销售额只有２亿元；１９９４年增加到２０００多个（一说５０００个），年销售额达１００亿元。据北京对商店里女顾客的调查，她们平均每人每月购买３３元的化妆品。尽管有许多天生丽质的脸蛋因为希望完美无缺而在美容时反被毁容，但整形外科还是方兴未艾，从业人员已达１５０万人，文眉刺眼线隆鼻垫下巴已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女性的平常经历……广告、影视等对流行的制造和渲染，使上亿的职业女性自己以及关心她们的男性朋友和家人竞相消费，造就了服装业、化妆品业、美容业的繁荣。广告是当今社会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商业文化形式。其中的女性形象除了秘书或写字楼里的职员，就是各种化妆美容用品和洗衣机电冰箱等家务劳动替代品的消费者，她们是一个个美丽富足温馨的家庭里可爱的贤妻良母。这样，商业文化就和我们的传统理想默契吻合了，而且，它使这个传统的形象具有现代的魅力。
１９９３年，一曲城市新民谣《小芳》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那种对“长得好看又善良”、“辫子粗又长”的咏叹，对涸泉中相濡以沫的爱情的凭吊，有着丰富的言外之意——与１９９０年《渴望》中的刘慧芳形象风靡国中相似，它昭示着一个民族女性审美心理的回归。在商品经济大繁荣的时代，多少时髦新潮的女性形象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莫衷一是。蓦然回首，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依然散发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经久不变的芳香，这是耐人寻味的。商业文化虽然以标新立异、追风逐浪、变幻无常为特质，却也不得不从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理想中寻找文化资源。当古老的“东方美德”披着消费时代的时髦包装频频出现于歌声、荧屏和银幕而引起一片喝彩时，很难辨析中国女性究竟是被现代的商业样式所吸引，还是被传统的文化精魂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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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描绘妇女解放的曲折历程
——中外女性文学比较谈
于洪笙
１８７９年，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用他的如椽之笔写下了著名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看清了丈夫海尔茂的虚伪，毅然摆脱玩偶地位走出家门。她以自己的行动向全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宣言：“我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娜拉的姐妹们获得答案了吗？她们争取到自己应有的价值了吗？要知道娜拉走出家门并不是步入天堂，迎接她的是一个比家庭更复杂艰险、危机四伏的社会。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妇女要闯出自己的路谈何容易。欧美妇女为取消各种歧视妇女的法律一直斗争至今。１９７９年，距离《玩偶之家》发表整整１００年，美国家庭伦理片《克莱默夫妇》似乎在回答着这个历史的询问。泰德·克莱默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一名能干的广告员，无暇顾及家庭、妻儿。尽管他为人诚实，在道德上远远高于易卜生笔下的海尔茂，但某天突然发现妻子乔安娜模仿娜拉离家出走了。乔安娜忍受不了现代生活使丈夫疲于奔命而自己放弃了服装设计专业被囿于家庭的桎梏，要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和独立的生活。而历史的发展又使她比娜拉幸运多了。她很快找到了报酬丰厚的工作，并能利用法律来和泰德争夺抚养儿子的权利。法庭上她胜诉了，但儿子舍不得爸爸，这使乔安娜陷入更复杂的痛苦中。１００年后的乔安娜再次出走说明了尽管社会已经迈入现代化，但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家庭崩溃依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欧美相比较，中国因为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被困在家庭中的时间就更长些，中国妇女走出家庭、解除自己心灵的桎梏就更加艰难。中国现代戏剧大师曹禺自称受易卜生影响最大，１９３４年他在名剧《雷雨》中塑造了三位被压迫被蹂躏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那座象征中国封建社会的周公馆的牺牲品。尽管国情不同、时间不同，但三位女性均有着与娜拉相同的决心——出走，只是鲁妈被命运又带回公馆，繁漪是周萍不敢带她走，四凤是繁漪不让她走。繁漪的遭遇更具有悲剧性。她生活在辛亥革命后新思想已广泛传播的中国，聪慧有文化，却被周公馆的封建气息紧紧囚禁住。当她的反抗失败时，便亲手毁掉了四凤的幸福。在她身上，我们看到封建意识这根巨索是如何残害着妇女的心灵。这种妇女在解放自己的道路上体现出来的盘根错节复杂万端的心态，在女作家张爱玲的作品中俯拾皆是。
新中国女性步入社会之多、工作领域之广、享受到的平等待遇之早（美国１９６３年国会才通过男女同酬法），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但在女性与社会、女性与家庭等方面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克莱默夫妇》问世后的第六年，中国电影界最高奖金鸡奖授予了一部反映中国当代女知识分子痛苦心路历程的影片《井》。主人公徐丽莎研制的新药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她刚刚开始享受现代女性的自豪感的时候，失意的丈夫被古井旁的“信息中心”发布的闲言所刺激，成了嫉妒的魔鬼。转瞬间满天风雨，人们都伸长脖子盯着她，而她所爱的人承受不住她的感情退缩了，出国的名单也换了他人。她有家不能归，有爱不能求，有工作不能做，只能投向那口深深的井。东方现代女性深层的心灵痛苦有别于西方影视中那些说离家就离家的潇洒女性。中国建设现代化的任务是艰巨的，而要扫除那眼古井旁的“信息中心”恐怕要花上更大的力气、更多的时间！
当然，妇女的解放不仅依赖于社会的完善，妇女自身的觉悟提高也是十分重要的。１９９３年，被柏林电影节授予金熊奖的《香魂女》把视角投向我国广大农村妇女。香二嫂的故事既反映了传统农村妇女的命运，又是新一代具有觉醒意识的农村妇女的代表。她的觉醒不只是表现在摆脱了既残疾又游手好闲的男人的阴影，独立经营油坊事业，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男人；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她和儿媳的关系上。为傻儿子，她用钱买来了环环。当环环目睹她的幽会却保持沉默时，她的心灵被搅动了。都是女人，为什么自己要追求幸福却又损害这个年轻姑娘的幸福呢？情人走了，二嫂也决定把环环当女儿对待，让她重新选择生活。在两代女性宽容与理解的泪水中，影片结束了。近６０年的间隔，香二嫂不再是繁漪，从“要死一块死，谁也不能出这个门”到“要活一块活，到大天地里活”，真是天壤之别，中国妇女在解放自己、争取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实现了又一次的精神飞跃。当然在文化特色上，这种精神飞跃也明显地和西方影视中如乔安娜那种以寻求自我完善和个人自由为中心的文化心理不同，而是浸透着东方群体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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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人
陈四益文丁聪画
孔老先生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轻鄙之意见于辞色。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之低下，境遇之酷虐，儒学与有力焉。
到了汉代，又有三纲六纪之说，夫为妻纲，遂成定论。按照这样发展起来的规矩，妇者，服也，伏也，也就是要乖乖地听凭男人摆布。男人要传宗，女人便替他生儿育女；男人要开心，女人便为他承欢侍寝；男人可以娶妾嫖娼，女人只能守节；男人如果短命，女人不许再嫁；男人齐家治国如果出了毛病，女人便成了替罪羊，亡国的罪责每每落到女人的头上。后蜀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不服气，做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怎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是她的聪明，也是她的糊涂。须知，要她做替罪羊时，一首小诗抵什么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残酷、最愚昧、最卑怯的部分，便是对妇女的态度。这腐朽的传统，直到“五四”才被打破。这样，我们才渐次有了男女平等的新传统——优秀的传统。这是万分值得庆幸的。
使我惊愕的是，近来又有高倡“三纲六纪”的论客，以为要求安定，“三纲六纪”“正是我们目前所最需要的”。其他二纲六纪姑置勿论，单是“夫为妻纲”今日是否需要，总得先听一听女人们的意见吧——问问她们若是恢复“夫为妻纲”，这社会能否安定？
诗曰：
阳者雄飞雌者伏，男人作主女为奴。
“三纲六纪”重搬出，谁肯虔心拜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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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探访录
东方女性如何融入现代社会
——首都部分女性解析女性文化
本报记者卢新宁祝华新
记者：近年来，在一些行业排斥女性的同时，大量出现了“公关小姐”、女秘书、歌女舞女等“青春型职业”，这是否意味着女性日益被置于被观赏、被决定的文化客体位置？
禹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编审）：市场经济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她们能参与男人世界的竞争。“青春型职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这本身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女性如何在这些职业中把握自己。这些职业的设定原本就带有男性文化的痕迹，容易把女性置于陪衬、从属的位置。这就给这些女性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用青春美貌包装自己，甘愿作男性文化的宠物，还是珍惜青春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女性需要高度的文化自觉。
田禾（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某些青春型职业已经成了众多女青年朝思暮想的就业目标，其中包括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价值取向如此偏颇，足见我们教育的失误！“青春型职业”的兴盛，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地位的改善绝不是衡量妇女解放的唯一尺度。
记者：那些事业上表现卓越的职业女性（有的男性称之为“女强人”）的出现，与传统的性别审美心理发生冲突。您如何评价这种冲突？
陈祖芬（报告文学作家）：大家都讲“女强人”，恰恰说明女性不够强大。出个女厂长女经理就是“女强人”，可男厂长男经理一大堆一大箩，也没人说什么。这说明社会并没有对男女同等要求。
刘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副总经理）：我很反感“女强人”的提法。“女强人”给人的感觉是雌性雄化，这里面最深层的恐怕还是男人对女性的理解问题。他们心目中的女人必须是柔顺的“贤妻良母”型，所以稍稍做出点事就变成强人了。
我想大多数成功女性都不会认为要了事业就不要家庭。现实中有许多人对两者关系处理得很好。尽管社会进步，生活节奏加快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与现代生活并不矛盾。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男性的观念，比如男主外女主内等。对于想干大事的男性来说，在工作中他不会歧视女同事，但在选择伴侣时又希望找一个甘做配角的女性，将家庭作为歇憩的港湾，这就给一些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女性造成一定的压力。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把男女平等看成男女完全一样也不一定好。中国传统的关于和谐的理想，所谓和而不同的原则，我觉得很好，和谐相处发挥男女各自的特长。
记者：知识女性往往面临事业和家庭的矛盾而难以两全，同时她们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常常得不到包括知识男性在内的社会舆论的充分肯定，因此有人说“做女人难，做知识女性更难”。您是否也有这种困惑，或者您如何解释这种困惑？
陈一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有些男性不能接受超过自己的女性。我们在婚姻咨询中发现，城市大龄未婚女性有“三高”，即高个子、高文凭、高素质。原因何在？有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但传统择偶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总是习惯于甲男找乙女、乙男找丙女，而甲女必须嫁给超甲男，否则只好独身，因为地位低的男人畏惧她们。
陈小雅（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许多男性不需要女性在智力和才华上与自己肩并肩，不肯承认知识女性的价值，即使得到过她们的帮助也会绝口不提。这是一种没有人文修养的残缺的男性。另一方面，男性要求知识女性有更多的女人味，这与女人不喜欢太女人化的男人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知识女性既要有开阔的思路和男人般的心胸，又要温柔细腻，“侠骨柔肠”兼而有之。这四个字男人更不容易做到。
陈祖芬：我觉得恰恰相反，作为知识女性比男性更能得到肯定。女作家、女记者、女企业家、女明星，名词前面加个女字仿佛分量就更重一点，更稀有一点，更靓一点。
有时我倒觉得男人很可怜。女人的世界很缤纷，如服装、首饰等等。即使是做家务也是很有意思的，做家务肯定小脑发达，体态很灵活。教育子女也使你更能体味人生的滋味。所以我说女性从外部到内心都比男性更丰富。
女人与男人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弱势，但弱势也是优势。男人要承担更重的责任，社会的和家庭的。他不能哭，而且还不能糊涂。小孩糊涂是天真，女人糊涂是可爱，男人糊涂就让人觉得是无能。对于男人来讲，他的面前充满了“不”字。我认为当知识男性才是更难。
田禾：主体意识觉醒的知识女性在精神方面的忧患确实超过了非知识女性，但这决不能与处于社会底层的非知识女性的谋生忧患同日而语。走出高高的象牙塔，也许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女人的疾苦，才会从患得患失的呓语中解脱出来。
记者：在体育界有“阴盛阳衰”的说法，在许多家庭中女性是事实上的“户主”，在一些影视文学作品中时髦女性更是咄咄逼人，甚至中、小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女生比男生更活跃的现象。这种性别角色的转换是一种社会进步还是文化的畸变？
刘冰：这种现象我看是社会的进步。女性进入社会各个领域，有可能崭露头角。这是好事。但我们应当看到，在农村人口占中国妇女绝大部分的今天，还无从谈起女人的强势。事实上，女人“户主”的地位只是在家庭生活的琐碎小事上。真正对家庭大事做决定的往往还是男性。
田禾：在一个仍然由男性规定游戏规则的外部世界，不少妇女步入社会就不得不按男人的标准实行某种转化。要么是“当男人”当得还不够像，只能在男人的阴影下甘拉第二小提琴；要么是“当男人”当得太像了，成了在各个沙场与男人展开角逐、内心充满冲突的女强人。
陈小雅：过去女人依附于男人是不合理的，现在要求男人完全服从女人的需要也不对。妇女解放绝不意味着要回到母系社会。女人一生为男人和家庭付出很多，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奴役男人。我不主张单独谈女权，而主张建立整个社会不分男女的人文基础。男人与女人都要加强文明修养，相互尊重和体谅，在普遍人权的基础之上再来谈女权。
记者：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大都突破了古典闺怨诗的文学传统，试图确立女性在爱情、婚姻和事业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否会造成社会审美心理方面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禹燕：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价值取向不一。男作家、男艺术家更擅长写乡村女人。从《牧马人》到《乡音》，从早期的贾平凹到苏童、张艺谋，对传统女性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据说电视剧《渴望》拍刘慧芳原意不乏批判。但男性即使在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欣赏和爱怜的心态，这种心态不知不觉传递给观众，竟使刘慧芳引来一片喝彩。这是耐人寻味的。男性作家对城市现代女性的把握则有欠准确，不够真实。要么是纯情少女型，把男人当作父亲一样崇拜；要么是荡妇型，把城市女人作为男人的玩物；要么是“女强人”，因为不愿意崇拜男人也不甘于为男人所玩赏而在人格形象中被夸张变异，显得缺乏女人味，令人敬而远之。这种状况反映了社会主流文化以男性占优势的现实。男人即使在讲女人的故事，传达的依然是男性的观念。
与男人相比，女作家更能把握城市生活，反映女性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例如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女作家即使是从乡村出来，也很少描写乡村。因为农村自然经济是男性文化垄断一切的土壤，给女人带来的绝不是美好的回忆。
记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变革中的社会，传统的、现代的、本土的、外来的文化纷纭杂陈，已经很难用“贤妻良母”四字来涵盖中国女性。在您看来，变化中的中国女性将如何进一步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她们将给男性世界和整个社会带来哪些新的东西？
乐黛云：中国女性文化传统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近年考古发掘妇好墓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妇好是公元前１３世纪殷王武丁的第三个妃子，她的墓葬有许多铭文是记载她率兵征伐的功绩。女人带兵打仗在中国是有传统的。文学中有杨门女将，戏剧中的刀马旦这一角色也是西方所没有的。明清之际李香君、柳如是等都表现得比一些男性更有理想、更有气节。那种认为中国的女性从来是关在家里的看法其实大谬不然。儒家传统对女性有着压制的一面，但儒家的理念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中国文学里面美好的女性形象都不是“三从四德”的形象。西方在１８世纪以前，就私奔这个现象来看，往往是男方很主动。如果女方愿意，常是男方雇一辆马车，半夜等在后门，女人上车就走了。而在中国，像卓文君自己为私奔作了很多的准备，女性是主动策划者。
陈一筠：大致说来，当代中国妇女可以分为几大类别：一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妇女，主要是农村妇女，她们是妇女中的大多数。这是一种顺从型、服从型的文化样式。二是城市中年女性。她们曾长期生活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无差别文化中，对旧体制的保障十分依赖，而对改革以来效率优先于公平的原则十分担忧、困惑和焦虑，较难接受拉开档次的竞争。三是市场经济影响下的青年女性，在语言、服饰和生活方式上都认同于西方，但她们为此要付出比西方姐妹大得多的代价，例如许多人不得不为延续事业生涯而推迟婚姻。
还有一类女性值得注意。她们具有相当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受到国外女权主义的影响，又想做女人又不屑于做女人，不愿意生孩子，甚至不愿意结婚，而宁愿选择同居。她们对女性的话题最敏感，但不少人的自我人格很矛盾。
禹燕：当代女性有三种选择：一是驯服于传统的男性文化规范，二是激进地批判传统，三是尝试与男性文化对话和沟通，逐步加以渗透和改良。我倾向于第三种。我相信，知识女性在两性文化沟通方面能有所作为。在传统的男性文化之外，我们还需要发展一种女性文化，表达女人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代表女人的理想，又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女人也是文化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