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沉痛宣告
陈云同志在北京逝世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光辉的一生。陈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他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１日电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因病于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０日１４时０４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０岁。
陈云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光辉的一生。
陈云同志是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人。１９１９年冬，年仅１５岁的陈云同志，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来当店员，开始接触并接受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１９２５年，他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８月担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全馆职工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７年，陈云同志参加了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到青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
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２年，陈云同志在上海参加领导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中央特科书记，上海临时中央成员、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１９３０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３１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３３年１月，陈云同志离开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继续参加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１９３４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陈云同志担任过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河（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并于１９３５年１月参加了遵义会议，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这个提纲是在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１９３５年６月，在长征途中，陈云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从四川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９月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为了广泛传播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１９３６年３月起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１９３７年４月回国，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他利用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有利时机，接应西路军余部四百多人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底，陈云同志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历时近７年，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他当时发表了许多著作，起草了不少党的建设方面的文件，其中《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被编入印发全党学习的《整风文献》。１９４４年３月，陈云同志改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为克服由于国民党军和日伪军的封锁而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４５年６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８月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同志参加领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他转战北满和南满，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提出了若干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等职，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建国初期，在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迅速稳定金融物价以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等一系列严重和困难的斗争中，在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重大决策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复杂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才能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陈云同志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严格的科学精神。他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及时研究新问题，为探索建立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过许多重要主张，但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而没有得到实行。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努力下，使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同志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
陈云同志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他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并被下放到江西“蹲点”。他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周恩来同志委托他研究外贸问题。他多次同外贸部门和银行的同志座谈，提出了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国应占的地位，以及可以利用外资等观点。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的天安门事件，主张平反冤假错案。他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所有这些，对纠正当时党内“左”的错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同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提出，要依照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调整国民经济，坚决纠正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影响。他在１９７９年３月指出，过去我们计划工作制度中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些观点，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推动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我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高度赞扬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好作用，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他特别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指出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他非常关心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经验。他一贯主张，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他还一贯主张，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
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新时期党的建设。他参与制订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出要立即着手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认为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他多次强调，提拔使用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而要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正确，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搞调查研究，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他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认为，就党的领导机关来说，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和执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他多次提醒各级领导部门，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要一起抓。
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十年间，陈云同志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为加强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主权的恢复行使，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陈云同志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陈云同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他殷切希望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陈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他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陈云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我们深切悼念他，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陈云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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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村书库”工程落户广安
最近，由文化扶贫委员会赞助支持的“万村书库”工程协兴图书馆，在邓小平同志故乡——四川省广安县协兴镇建成。协兴图书馆由中国政法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倡议建立，文化扶贫委员会、四川省委宣传部等捐赠了“万村书库”工程图书，三所学校学生又自发捐献农业科技、法律、文艺、社会生活类图书６０００余册。
（常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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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近几年把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预防为主和监督执法上来，全省防治水土流失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１３年来全省共投入治理水土流失资金８亿多元，其中国家投资１８８７万元，省级投入８１２２．３万元，各地市县和群众自筹７亿多元，全省群众共投劳４．１７亿个工日，累积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０９３５．５平方公里，其中有效治理面积７９８２．９平方公里。（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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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今年将把预算内新增基建投资的９０％用于农业，预计全区农业投资比上年增长１２％多。今年除基建投资的新增部分主要用于农业外，区财政支农资金也增长了１１％，以工代赈的农业资金增长了１５％。各有关部门还将采取税收、贴息、补贴、债券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引导社会各方面增加对农业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