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
一个新构想的命运本报记者 杨健
3月中旬，“多元逻辑8位高速视频D／A转换器”通过了由中科院军工办和电子部军工预研局主持的鉴定。对于一般人来讲，这个电子新产品拗口的名字实在是太陌生了。但随着中科院王守觉先生的讲解，人们不禁对它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兴趣。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技术指标：从国外28种DAC（数字／模拟转换）产品的资料看，其转换时间在15纳秒以上的17种，10—15纳秒的7种，8—10纳秒的为4种，而这次通过鉴定的产品，转换时间在4纳秒以下，面对着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信号处理领域的数模转换方面，中国人超过了实力雄厚的对手。
可更让人惊奇和感慨的内容在后头：早在18年前，王守觉就提出了支持这一成果的理论构想，并在实验室里将这个设想变成了现实。
1977年，中科院半导体所的王守觉院士提出用其独创的模糊逻辑基本单元代替电压／电流模拟开关，大大缩短了转换器的响应时间。但王守觉毕竟是搞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这一成果的工程化既没有财力也没有经验。当时国内正在大规模从国外引进类似技术，王守觉把这一结果发表在一家学术刊物上，希望得到国内厂家的重视。然而此后，国内厂家在引进上花了数以亿计的外汇，王守觉这一超前水平的技术构想却根本无人问津。5年的光阴无情地溜走了。到了1982年，王守觉尝试着以这一技术开发游戏机的视频卡，制出了4台大型游戏机。把这种高技术应用到技术要求低得多的游戏机上当然是“杀鸡用牛刀”，产业界对他的反应更让他哭笑不得：10年之后的1992年，一个组织认为他是国产游戏机的鼻祖，奖给他一个大花瓶，而那个可以将中国数模转换器产业水平提高10年的理论，也被当作一个大花瓶给供了起来。
直到国防科工委的熊和生总工程师和汤小川参谋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慧眼识珠之后，这个被埋没了10多年的成果才得以应用于工程，并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专家们认为，这一成果应用符合我国实际生产的4微米双极微电子工艺，属国际最先进的产品，它在多媒体技术和实时电视图像处理等高新技术领域具有宽广的用途，更是高速军事电子技术不可缺少的基础。
谈到这一成果的坎坷经历，王守觉院士深感“曾经沧海”。他说，一项新理论、新思想往往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被人们接受的。多元逻辑转换器能在18年之后焕发光彩已是非常幸运的了。然而对于那些图省事只顾引进而不愿挖掘国内资源的人们来讲，问题却并不能如此轻描淡写：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任何机会的错失都会让我们落后挨打、追悔莫及。在我们的身边，如今捧着先进的成果受冷遇的人又还有多少呢？社会的承认啊，你可不能再姗姗来迟。
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
哲人仙去功业永存
——悼念李约瑟院士
席泽宗
1995年3月25日上午9时半，我突然接到从海外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说话人向我沉痛宣告：“敬爱的李约瑟博士已于北京时间今晨5时（格林威治时间24日晚9时）逝世，享年95岁”。说话人是李约瑟40年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合作者，现任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的黄奂宗博士。我在接完电话以后，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一些有关人士。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一位对中国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他的逝世是国际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李约瑟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早年是剑桥大学的一位生物化学家。他在31岁时出版的三卷本《化学胚胎学》，受到世界各国100多种学术期刊的赞誉，被认为奠定了这门分支学科的基础。1937年他的实验室来了三位中国留学生：王应睐、沈诗章和鲁桂珍。他们的良好作风和优异成绩，使李约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发生了兴趣，他开始学习中文和钻研中国文化。
由于有这样一个背景，1942年英国政府选派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时就挑中了他。1943年初来到中国西南，这时国共两党已处于貌合神离状态，他觉得作为外交官，很难有所作为。但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朋友，则大有可为。于是他离开大使馆，在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并担任馆长。1943年至1946年在华四年期间，为了了解中国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需要，他历尽千辛万苦，跑遍了尚未沦陷的10个省份，访问了300多个大学、科研单位、医院和工厂，结识了上千位学界人士，向他们提供了6775册图书和200多种学术期刊的缩微胶卷，以及一些仪器和化学试剂，成为“雪中送炭”的朋友。与此同时，他又把我国139篇科学论文推荐到国外发表；经过推荐出国学习的曹天钦等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科研骨干力量。根据调查研究，他于1945年出版的《中国科学》（影集）和《科学前哨》两书，虽然篇幅不多，但价值极大，对抗战时期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活动，作了详细记录和热情报道。
急于开展大规模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李约瑟，于1946年离开中国后不久，把精力愈来愈多地投入到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上。由他组织、设计和作为主要撰稿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于1954年开始出第一卷，至今已40多年。按照他当初拟定的提纲，这部书本来准备出七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集的材料越来越多，从第四卷起就分册出版，最终将为7卷34册。目前出了16册。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作系统而全面的综合研究，李约瑟是首创，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别的著作，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及其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方面，达到如此规模、深度和水准。
李约瑟的工作，改变了世界汉学研究的面貌。以往的汉学家只注重文史哲，而今则必须把科技史放在其视野之内。通过他在剑桥建立李约瑟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学科。如今，世界七大工业国，除了加拿大以外，都建立了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机构。
李约瑟以其大半生的工作使全球的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解放后他八次来华，一直担任着英中友好协会（至1965年）和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为我国参加各种国际科学组织，为我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进行交流合作所做的牵线搭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也在百次以上。1955年8月以汪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去布鲁塞尔参加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就是在李约瑟的帮助和斡旋下才得以实现的。现在，他的研究所经济很困难，但计划一直到1999年，每年仍提供食宿和往返路费资助一位中国青年学者前往进修。
在英国，既是皇家学会（自然科学）会员，又是学术院（人文社会科学）院士的只有他一个人。他获得过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还得到过世界各国的许多奖励；他不仅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还是好几个国家的外籍院士。在众多的荣誉面前，他从不自满，勤恳工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处处留心，不耻下问，见微知著，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治学态度和工作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现在虽离我们而去了，但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很丰厚的遗产。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附图片）
上图：李约瑟在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79）。
左图：李约瑟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1949）。
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编者寄语
更需另一种“善待”
司壮 魏德信
据报载，广东省决定对在粤工作的每位“两院”院士按月发放生活津帖1000元，其医疗保健享受副省级待遇。按照这样的标准，王守觉院士如果在广东的话，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当是不会再有了。对知识界的“国宝”能有这样的“善待”，应该说是我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的巨大进步。
然而读罢上面这篇报道，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善待”——重视那些默默无闻的研究者的科研成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然后再从这些成果创造的巨大效益中提取一定的资金，回报给成果的取得者。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在科技界形成了一种落后的分配方式——知识的创造者不能按劳取酬。应该说这种分配方式到现在也未能彻底得以改变。
按劳取“酬”，这个“酬”，既是经济上的报偿，也指社会对知识的承认。作为潜心学术的科研人员来讲，关心他们的生活固然是社会应尽的职责，但关注他们的工作，更是他们迫切的需求。把这种关系理顺了，他们的生活困难自然会迎刃而解，而接受这样的“善待”，科技工作者的心里恐怕比接受津贴还要熨贴许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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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闰八月”和“天灾人祸”
卞毓麟
今年是农历乙亥年，闰八月。前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了“闰八月是不祥之兆”、“闰八月要出事儿”之类的谣言，它们使真相未辨的人们感到迷茫。那么，“闰八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早在几千年前，人们就开始利用昼夜交替、月亮圆缺、四季更迭等自然现象，作为计量时间的单位。地球自转一周为一“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称为一“回归年”，时间长度为365．2422日。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称为“朔望月”，长度等于29．5306日。可见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的“年”和“月”，长度并不是“日”的整数倍。于是人们就需要制订历法，来协调年、月、日三种不同的时间单位。
“农历”的大月30天，小月29天，它们彼此交替，使“月”的平均长度与“朔望月”非常接近。农历的12个月只有354或355天。为了使农历“年”的平均长度尽可能接近于“回归年”，在农历中平均每过两年多的时间，就要附加一个月，这称为“闰月”。设有闰月的年份就有13个月了。
闰月的设置与一年中的24个节气有关。24节气又分“节气”和“中气”两类，它们各有12个，彼此交替出现。如立春、惊蛰为节气，雨水、春分为中气等。由于接连两个中气的时间间隔平均约为30．5天，而农历每个月的长度却仅约29．5天。这样，必定会发生某月内只有一个节气、而完全没有中气的情况。这样的月份就被定为闰月。如果这个月紧接在农历八月之后，那就称为“闰八月”。
有人说：“1976年闰八月发生了唐山地震，今年又是闰八月，还要发生大地震。”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中有过3次闰八月，它们分别在1900（庚子）年、1957（丁酉）年和1976（丙辰）年。本世纪我国（包括台湾和近海）8级以上的大地震则发生过9次，时间分别是在1902年、1906年、1920年两次、1927年、1931年、1950年、1951年以及1972年，其中没有一次遇上闰八月。1920年（庚申年）12月16日的宁夏海原8．5级大地震，死亡人数与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相当，达20余万，但那一年根本不是闰年。
还有人说：“闰八月不逢天灾、也有人祸。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不就遇上了闰八月吗？”然而，按照这种逻辑，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却与闰八月毫不沾边，那又当作何解释呢？从1937（丁丑）年开始，整整八年抗战，没有一个年头是闰八月的。
道理很简单，答案也很明确：“闰月”是以地球和月亮这两个天体的运动为依据、按照一定的规律来确定的。所以，闰八月和天灾人祸当然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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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警惕酸雨黑雨危害
潘文坤
1994年1月6日晚至7日上午，重庆市的6个区县1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黑水似的酸性黑雨从天而降，一些新建大楼的白墙顿时如同墨染。
国外有的学者把酸雨称为酸性大气污染的沉降，它是含酸性物质超过标准的自然降水，包括雪、雾、露等。通常，人们把PH值（即酸碱度）作为判别降水酸度的一种标志。如果雨水中PH值低于5．6，就可以称作酸雨。经测定，重庆这次降水的黑色度为100度，PH值为3．92。
我国的酸雨主要是由于燃烧煤炭和冶炼含硫的矿石而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硫造成的。在某种气象条件下，二氧化硫飘落地面和水上，再通过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即转化形成酸雨。重庆地区由于地处高原山间盆地，排放的二氧化硫等废气难以扩散稀释，酸雨污染的严重程度在国内最为突出。
酸雨危害极大，它毒害生物，使土壤、水质酸化，破坏农作物和森林，腐蚀建筑，甚至使人死亡。外国有人称酸雨为“空中死神”。重庆下酸雨，导致电视塔受腐蚀，不到3年便锈迹斑斑；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墙和柱子，受到侵蚀而剥落；嘉陵江大桥每年锈蚀速度达160微米。由此，重庆每年的经济损失达5—6亿元。
对付酸雨黑雨这个“死神”，首先要从清除形成灾害的有害成分入手，开发脱硫脱灰技术，采用现代除尘脱硫设备。同时，也要开发新的能源，如核能、太阳能、水力发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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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蛙跳上生物工程大舞台
林青
青蛙作为保护庄稼的益“虫”，一直被列为禁止捕杀的动物。近年来，为保护青蛙，肉用蛙的养殖在国内逐渐兴起。但对于青蛙在生物工程上的价值，认识者仍然甚少。
其实，作为与恐龙同期生活过但未灭绝的动物，青蛙早就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重视，在人造卫星的载荷舱里，青蛙是动物实验的首选载体之一。
我国民间历来就有用蛙肉治病的传统，据医书记载，蛙肉性平、味甘、微凉，对治疗痱、疮等效果极好。现代医学证明，蛙皮中含有抗菌力较强的活性多肽，其中的记忆多肽、睡眠多肽能健脑安神、帮助睡眠。
1961年，我国从古巴引进了“沼泽绿蛙”，我国对青蛙的生物工程研究由此展开。
安徽东方食品科研所芜湖分所陈为长所长等人对沼泽绿蛙的工厂化育种、养殖、深加工、综合利用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走遍大江南北，确定了沼泽绿蛙在我国的养殖范围；运用遗传生物技术，纯化了引进蛙的种源；以糠、麸皮、黄粉虫喂养无菌蝇蛆，改变我国耗粮型肉食品结构，解决了青蛙的食料来源。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利用现代酶工程技术将蛙肉合理酶解，制成了富澳格活性营养露，从蛙皮、蛙油中提取了大量的活性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并开国内蛙皮制革之先河，形成了年产300万张蛙皮的生产能力。1992年，在国家经贸委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单位的支持下，东方生物工程实业公司在安徽芜湖兴建了沼泽绿蛙工厂化养殖深加工基地，一个以出口创汇为主的生物技术产业在我国诞生了。
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制药学院院长吴梧桐等专家认为，利用生物技术综合开发蛙类医疗保健品，将为21世纪生物制药提供新的资源，也是当今新药开发回归天然品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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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医疗与健康
沉默的杀手——钙缺乏症
米昭曾
钙在人体中的总含量约有1公斤多。其中，99％存于骨骼和牙齿，1％左右分布在血液和各种软组织中。
钙在保证神经和肌肉应激、神经冲动传递、维持心动节律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人体钙代谢中，维持血钙稳定是生命攸关的事。这项任务是由骨钙库和血钙调控激素共同完成的。骨钙库酷似一座巨大的水库，而血钙调控激素主要包括甲状旁腺激素（促进破骨使骨钙外流，血钙增加），降钙素（促进成骨，使血钙降低）和维生素D3（促进肠道吸收钙质）等，它们互相配合，将血钙稳定在昼夜变化不超过3％的水平上。
长期钙质缺乏是以前人们未曾重视的“沉默杀手”。一方面是骨骼缺钙，引起骨质疏松和增生，以及各类骨折；另一方面是血液及细胞内的钙含量增高，引起动脉硬化、高血压、结石、老年痴呆等症。这种骨骼减少、血钙和细胞内钙含量增加的现象，是衰老的特征。
营养调查表明，由于饮食的差异，东方人摄入钙量明显低于西方人，我国人均每日实际的钙摄入量仅为500毫克。中国的儿童、孕妇和老年人缺钙尤为严重。我国曾经推荐过每人每日钙的摄入量不少于800毫克的标准。实际上，这远远不够，应当把这一推荐值再增加4至6倍，即每人每日3000至5000毫克，才能真正维持人体的正常需要。
此外，由于药典对钙剂没有强调标示纯钙含量，招致世界上众多医师和药剂师对钙剂含量的误解，将钙盐的含量当成纯钙的含量写成处方，多少年来使缺钙患者只服了应服剂量的1／10，大大影响了疗效。这一概念应尽快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