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我身边的故事
“电话梦”成真
江苏大丰县供销社周亚峰
大年三十，表弟从乡下携女儿晶晶来访。读初中的儿子指着家中刚装的电话，神气地向小表妹炫耀。不料，晶晶一副不屑的神情：“我爸身上有‘大哥大’！”
听着孩子们的“斗富”，我和表弟不禁聊起了一段往事。小时候放暑假，我俩走了３０多里，赶到我父亲供职的养殖场。不巧，父亲到县城办事去了。一位叔叔开玩笑说：“挂个电话给你爸，叫他从城里带点好吃的回来。”
电话？电话是什么？我俩满场转悠。寻到一间空会议室，听着有人说话，却不见人影。抬头一看，原来是挂在墙上的一只圆喇叭发出的声音。顿时欣喜若狂，亮开嗓门便对喇叭叫唤：“爸爸，你带几只肉包给我呀！”晚上，爸爸两手空空回来，我们才知道会议室里那玩艺儿不是电话，是广播。养殖场没有电话。
翌年暑假，我和表弟又说起电话，便决定自己动手造。我们捉了两只大青蛙，剥下皮蒙在两只竹筒上，中间用一根细线连起来，两人各执一端使劲喊叫，“我们成功了！”
开学后向老师一汇报，才晓得我们的“发明”实在幼稚可笑。
直到７０年代，我到公社供销社做营业员后，方知放在主任办公桌上的那只带摇柄的黑匣子才是真电话。什么时候自己有部电话呢？
去年，县电话局开通“程控”，私人住宅装电话一下子扩展到一万多门。经不住“诱惑”，我也拿出积蓄装了电话。表弟呢，他在家乡种地养蚕，农闲跑买卖，前年盖了幢新楼房，去年又买了只“随身听”（大哥大）。忆及往事，恍如梦境。然而许多旧梦而今不都已成真了么？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
机票代售：不收手续费以后
王建宁陈汉泼
民航总局明确规定，从今年１月１日起，所有国内机票销售代理点一律不得向旅客收取或变相收取手续费，一刀砍掉了销售代理人口中的一块“肥肉”。如今，销售代理行业的日子过得如何呢？
广州金橡机票代售处１９８５年就开始经营机票代理业务，是广州地区最早开办的机票代理点。那时，“金橡”每天可代销４００多张机票，手续费加上航空公司的回扣，经济效益好得令人吃惊。说到现状，一副精干女强人模样的吴经理一脸无奈：如今的“金橡”，日出票量只有２０—３０张！
地理位置不好；待遇低、留不住业务熟练的售票员，老客户流失；经营成本直线上升。压力最大的，是同行的竞争。１９９２年前，广州地区不过２０多家销售代理，现在猛增到１５０多家。
南方航空公司广州售票处提供的数据显示，从１９９３年起，绝大多数销售代理人的单独销售量呈下降趋势。东莞航空服务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规模较大的老点，多年来稳居南航代理点销售量第一把交椅。现在的销售量尽管比独家经营时下降，每天仍有３００张左右。不过这３００多张并不是在一个点卖出的——该公司在东莞所辖的５个乡镇及市内共设了８个“分点”，连本部共９个点才有这样的记录。
那么，代售点究竟要有多大的规模和多大的业务量才能保证有利可图呢？南海侨联航空服务公司的潘经理给我们算了一笔帐：该公司现在每天销售机票１００—１５０张，仅是两年前的１／３，按３％回扣，一年大约有５０—８０万元收入。开支有：场地租金一年１４万元多，电脑租金１０万元多一点（７台），线路租金６万多元，加上１０名票务人员的人工，各项业务费、杂费，基本持平。像这样规模的点如果每天出票量能达到２００张以上，则可以赢利。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代售点都面临“生存危机”。广州华海航空服务公司三年多来，在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销售量反而节节上升。我们驱车来到华海，迎面看到的是醒目的通知：“敬告旅客：买机票不收任何手续费”。不用说，这里是严格执行了民航的规定。问起他们的经营之道，方经理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就在前天晚上，快下班了，我们的售票员接到一位旅客的电话，说是家中老母病重，要买第二天早上去郑州的机票。他说：“我知道你们要下班了，我正在路上，你们能不能等我？”于是我们的售票员一直等到８∶３０，终于为这位旅客开了票。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
戒欺
燮阳
在荣毅仁家中的典雅客厅里，正中上方高悬着一块匾额，上面书写了３个大字——戒欺室。棕底绿字，十分醒目。
原先，这个匾额是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保存在无锡故居书屋里的，后来，这块匾额被毁坏了。１９８８年，荣毅仁为了牢记“戒欺”这条家训，请邓小平同志重新题写，小平同志欣然应允了。
欺者，欺骗，欺诈也。经商最忌欺骗。
荣毅仁的祖辈，从小小的纺织厂起家，发展到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一不靠欺，二不靠诈，靠什么？靠的是以诚为本，诚诚实实地为人，诚诚实实地经商，讲信誉，求质量，日久天长，取得了众多人的信任，逐渐才有荣家的今天。
我国许多著名的“老字号”，也是以诚为本起家，守法经营，艰苦创业。在经营活动中，提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讲的就是以诚为本。
眼下，我们有些人做生意违背了以诚为本。他们不讲信誉，不求质量，采取了坑、蒙、拐、骗等恶劣手法欺骗顾客，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表现，也是违法犯罪行为。骗人只能骗一时，不能骗长久；一旦欺骗行为被“上帝”识破，就会名誉扫地，身败名裂。
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竞争。但竞争决不是胡作非为，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市场经济越发达，越讲法规、讲道德、讲规范。“以信为本”，“戒欺”，应当成为企业家、生意人的座右铭。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
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维吾尔族手工制做的乐器风靡海内外。
董介吾速写并文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
“你又输了” 何剑荣摄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市场追踪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在北京，洗衣社会化，开始走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方兴未艾洗衣业
王泓
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洗衣，成为京城百姓时常念叨的话题。走在北京街头，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洗衣店，或插缝于繁华闹市，或立足于居民小区。不论是门面堂皇的洗衣公司，还是设备简陋的洗熨摊点，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准了北京人身上那些越来越鲜亮的“行头”。
据北京市饮食服务总公司统计，全市现有纳入行业管理的洗衣店共４６８家，其中集体和国营的分别只占１５％，个体的则占到７０％。
１９９０年以来增加的洗衣店中，绝大多数是个体摊点：一把熨斗、一副熨台便撑出了门面；价钱便宜又取送上门，因而设备虽简单，但在市场竞争中自有一番优势。
尽管数量上不占优势，国营洗衣店仍是洗衣业的“正规军”，牌子老、技术好、老百姓有信任感。就拿老字号“普兰德”来说吧，在北京人眼里，它简直就是“洗染”的代名词。多数人表示，高档服装还是拿到国有洗衣店里洗放心。
此外，相当数量的饭店内部洗衣房也纷纷对外服务；香港、新加坡、日本的一些企业也先后在北京成立合资洗衣公司。“境外军团”的加盟，使竞争日渐激烈的京城洗衣业更加热闹。
洗衣店的兴起，确实适应了市场的需求，给老百姓带来了方便。作为一种社会服务业，洗衣业还应加快发展，不断提高质量。
北京饮食服务总公司行业管理处负责人金杰东认为：质量问题，是目前洗衣业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从整体看，各种洗衣店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不足的缺憾，特别是个体洗衣店。据朝阳区洗衣行会统计，去年该协会受理的１０件投诉案中，有９件是投诉个体洗衣店的。
更突出的是，高档化服装如裘皮类服装的洗涤。对多数店家来说，洗这类服装须冒一定风险。好几千块钱的东西，一不小心洗坏了，对顾客和店家都是不小的损失。据饮食服务总公司介绍，去年他们调解的两桩洗衣投诉案，均涉及高档裘皮服装。有鉴于此，许多店家对此类服装干脆拒之门外。因而金杰东认为，加强洗衣专业技术培训，是当务之急。
如何既满足市场需求，又避免店家、顾客承担风险？国外通行的做法是将“保险”引入洗衣业。尚在发育之中的京城洗衣业，能否也引入“保险”呢？
从日本研修归来的普兰德洗染公司副总经理齐大同说，眼下京城洗衣店洗衣时间还普遍太长。少则三天、多则一周，这令许多想去洗衣的人们颇费踌躇。去年底，日本染德公司与中国普兰德公司合资成立了双德洗染公司，这家洗衣公司在西四一开张，给京城人带来不小的惊喜：８小时保证交货。服务如此快捷，竞争力自然会大。开张不到两个月时间，“双德”便顾客盈门。
还有洗衣价格，也是一个颇多议论的问题。金杰东认为，北京的洗衣价格，相对于上海、广州而言，是比较低的，但作为一种服务业，洗衣价格还可更面向大众。“双德”洗染公司中方经理朱金春表示，价格的大众化要以降低成本为基础。他们注重在内部管理、效率提高和原料节约上做文章，目前价格已比同类洗衣店低１／３左右。
价格要面向大众，洗衣业自身又该如何发展呢？有识之士认为，必须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目前，多数洗衣店存在“吃不饱”的问题。因此，普设网点，是洗衣业必然的发展方向，对顾客而言，越方便吸引力也就越大。在这方面，老字号“普兰德”狠下了一番功夫。以前，“普兰德”在全市仅有６个门市部，而现在，仅去年一年就建了１７个连锁店，今年还打算再增设２０个。“一个洗衣店的规模不能太大，否则，不易形成规模效益”。金杰东认为，中型化、连锁化，将是京城洗衣业的发展趋势。
（照片说明：普兰德把连锁店开进了方庄购物中心。）
（附图片）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经营之道
韶山人巧打知名度
韶山，人口不过１０万。在全国众多中小城市中，就其城市规模和经济实力，也许排不上什么号。然而若论知名度，则是许多城市无法比的，因为韶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诞生地。
知名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无形的资本，但它只有在改革开放中通过市场才能转变为资本。韶山市委书记颜向阳这样说。
近年来，来韶山参观旅游观光的客人逐年增多，其中许多掌握资金、技术、项目的老板们在观光旅游中加深了对韶山的了解，不少人把资金、技术、项目投在韶山，按他们的话说：投资在这块风水宝地，能借助知名度，取得名利双收的效应，台湾欧亨国际饮料有限公司与韶山合资兴办的矿泉水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他们将生产的矿泉水取名叫“滴水洞”，滴水洞因毛泽东１９６６年回韶山住过１１天而名扬海内外，因此滴水洞矿泉水一投放市场，便备受青睐。
去年３月，湖北黄冈地区物资公司一位姓陈的经理到韶山参观，在韶山冲一家个体餐馆就餐时与店老板谈及想在韶山冲办一个纪念品厂。颇有经济头脑的韶山村村委会副主任邹中益得知消息后，当即赶到这家饭店与对方洽谈，双方一拍即合，很快签订了协议。两个月后，“韶山冲钟表工艺厂”建成投产，生产“韶峰”牌仿古工艺纪念怀表。
很多人都知道，韶山有个故园，在韶山宾馆里面，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１９５９年毛泽东回韶山时住在这里，去年，韶山酒厂生产出了“故园”牌系列白酒，把“故园”带进了寻常百姓家。
韶山茶厂生产的“韶峰”牌系列茶叶，很早就是毛泽东的保健饮品之一，只是当时由于产量低，工艺落后，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近年来，该厂瞄准市场，通过进行技术改造，生产的各种包装的精制“韶峰”牌绿茶、花茶等令人耳目一新。现在该厂产品畅销大江南北和日本及港澳台地区，同时还引来了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厂考察和品尝。如今，每年来韶山旅游、观光的客人都在１００万人次以上，他们到韶山，饮的是韶山“滴水洞”矿泉水，喝的是“故园”酒，尝的是“韶峰”茶。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
和九亿农民做“情人”
本报记者江夏
一见面，她就向大家打招呼，我这个人记不住数字，更记不住名字，所以我索性不发名片，也不向别人要名片，这样忘掉别人的名字就有情可原了。就是这位随意得连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的香港知名爱国工商业家龚如心女士，却精心挑选了２月１４日——中国的元宵节和西方的情人节——这中西合璧的吉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如心农业奖励金”首奖仪式。她笑言，我要和９亿农民作“情人”。
“如心农业奖励金”确是对农民情有独钟，她准备以平均每周奖励一位的频度，每个季度向十几个人颁奖，他们可以是大陆任何省份的普通农、牧、渔民，乡镇企业职工或是科技人员，只要他们对农业有突出的贡献。每奖一万元，科技方面有突出成就者，重奖。首获此奖的是安徽蚌埠郊区的一个庄稼人庞文全。他虽然一天干部也没当过，却以忧国忧民之心写了几十万字的调查报告，多次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反映农村的各种问题。
对她和她先生在香港的创业经历，对他们的华懋集团，龚如心轻言淡语，一带而过，她更乐于谈她的“如心农业奖励金”。
一个香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为什么会对大陆的农业和农民有兴趣呢？这个颇费思量的问题，让龚如心解释起来，变得极简单。“有一次，我见到农业部部长刘江。刘江说，过些年他就要退下去了，他会在任内完成农业发展的预定目标。但到下个世纪，中国农业仍将面临许多问题，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解决不好吃饭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提供那么多粮食，所以现在就要尽力做些打基础的工作。我听了很感动，就决定捐１００万元给中华农业科教基金。”后来她又听说不少地方的农民对务农没兴趣，只想离开农村，很多人涌入华南的大城市……，于是又动议设立了农业奖励金，鼓励农民热爱农村，搞好农业生产，并希望社会各界给农业更多的支持。
作为生活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她也许很难弄清楚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复杂，只是极想为中国做点什么。对自己的这些举动，她不太有把握地反复问，这会有一点帮助吗？会吗？言语间流露着一份对农民命运的关切之情，点点滴滴、丝丝缕缕……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经济茶座
品牌心理需端正
石建康
现在，有种奇特现象：一方面，国内一些厂商纷纷给自己的产品起洋名，另一方面，许多舶来品却一个个取起了中式“姓氏”，如约翰逊叫杨森，史泼力特叫雪碧，还有“庄臣”、“奥妙”、“果珍”等，让中国百姓浑然不觉其“洋”味。
这是一次国货与洋货“品牌心理”的大换位。
孰优孰劣，众说纷纭。有人说，国货起洋名，体现了国货敢与洋货“叫板”的信心；更多的人则认为国货取洋名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丧失了品牌“贴近性”优势，不合时宜。
笔者以为后一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现在，不少国货已赶上甚至超过了洋货，一些洋货已经受到消费者冷落。这一事实说明，人们图的不再是什么“洋品牌”，而是品牌背后精湛的工艺和上乘的质量。国货质量提高了，又发挥好价格和服务上的优势，国人自会踊跃购买，无需挖空心思给国货戴顶“洋帽子”。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商品文化，品牌是这种文化的体现。叫得响的国货精品如熊猫电子、解放汽车、联想电脑、中华牙膏、六神丸等，无不是中国品牌。中国人看着这些品牌有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和亲切感，这就是品牌的“贴近性”。既然洋老板都知道采用“贴近性”原理，我们的企业为什么要放弃这种优势呢？
第10版(经济生活)
专栏：市场透视
警惕走私冒牌空调
经济日报记者李铁铮本报记者刘鲜日
春节刚过，冬意仍浓，但各空调生产厂商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广告攻势，搅得消费者眼花缭乱。
据统计，目前国内空调器的社会拥有量已过１０００万台，自去年开始，消费者选择的目标开始转向分体式空调。去年全国大大小小百余家企业总销量近４００万台，其中近７０％是分体式空调。
分体空调需求的增长为国内空调业调整产品结构带来了机会，但是，由于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健全，也产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一是走私和冒牌日产空调器严重冲击国内市场。走私日本空调产于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冒牌日本空调则是沿海地区的一些小厂甚至小作坊用走私配件七拼八凑而成的。质量低劣，没有售后服务保证，隐患相当大。这类所谓“进口”空调价格高于国内同类产品２０００元左右，去年全国各种渠道共销售此类空调１５０万台，连北京、上海某些大商场也有这种空调。
二是国内分体空调生产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技术、质量参差不齐，使得大量进入市场的分体空调质量难以保证。空调生产技术比起冰箱等家电产品来，技术难度要高得多，而国内市场迅速增长的需求极大刺激了生产，于是国内空调业产生了三类企业：第一种是资本实力大的企业，其产量高，广告投入大，但产品质量并不稳定；第二种企业是组织散件装好就卖，这类企业没有设备投入，没有质量保证和检测手段，产品质量很差；第三种企业虽起步较晚，但通过中外合资合作等形式，投资大，设备及技术非常先进，同时拥有现代管理、检测手段，产品质量可靠。像江苏的“黄河纽士威”、广东的“科龙”、“美的”、“威力”。
三是国内空调市场处在发育阶段，流通十分混乱。进货渠道庞杂，商品鱼目混杂，进售货人员缺乏对空调这种高科技产品的了解，只好转述厂家的广告之词，常常使消费者上当。另外，一些不法商人及个体户不具备经销空调的条件，使一大批质次价高的空调流入市场。
有“火炉”之称的南京有关部门曾搞过一次民意测验，消费者仅对少数几个牌号表示满意。
根据今年冬季气温偏暖的现象分析，有关专家认为，夏季全国可能会出现普遍高温，这又是一次空调销售的极好机会，许多厂家已经在跃跃欲试了。
然而，如果当前空调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和控制，分体空调粗制滥造的状况就会扩大，以至影响中国空调业的发展。
有不少大企业呼吁，应该规范空调生产经营，采取法律手段扶优限劣。对于那些起点高，产品质量好的生产厂家，要积极给予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使他们尽快形成规模，快步进入先进行列。对于那些虽然现在规模较大，但产品质量不可靠的企业，则要让他们重点抓技术、抓管理、上水平。而对那些靠走私配件东拼西凑的小厂则应采取严厉措施令其停产。
除此之外，各媒体要严格执行新颁布施行的《广告法》，以减少和杜绝虚假广告。江苏一家产量很大的企业每年投入８００万广告费，产品销路很广，质量却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在一次质量抽检中勉强过关。像这种靠不实广告打开销路的企业，也应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