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夏衍与台湾人民
徐萌山
中国一代文星陨落了。中国杰出的革命文艺家、中国电影的元老、中日友好老人夏衍同志已于２月６日离我们而去了。作为敬仰他的我们，感到非常悲痛；作为一个台湾人和台盟工作人员，回忆起夏衍为台湾人民作的好事，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夏衍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他对台湾工作做过贡献是鲜为人知的。那是建国前１９４７年９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前夕，在香港先成立了新台湾出版社，出版了《新台湾》杂志，向台湾人民介绍祖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展情况，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指出台湾人民的出路即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同时反对美帝策划的分离台湾的阴谋活动。当时这些刊物文章的撰写人和编辑者都是台湾省籍人士，过去主要是学习日文，所以中文水平不高。因此，求教于当时在香港华商报工作的名作家夏衍同志。夏衍同志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同台湾人有共同语言，帮助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而且很具体。据苏新同志（当时台盟宣传工作负责人）说，夏衍同志最大的帮助是使他们认识到“台湾的命运离不开中国的命运，台湾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必须首先从全中国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然后再来考虑台湾的具体问题”，这样就帮助他们接受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自１９４７年９月起到１９４９年３月止，一年多的时间里，当时台盟出版的刊物和发表的文告如《新台湾》、《明天的台湾》、《台湾人民的出路》等六期，都得到了夏衍同志的具体帮助。
夏衍同志帮助台盟反对“台独”是敏锐而坚定的，又是讲究周到的方式方法以期做到仁至义尽的。例如１９４７年９月，廖文毅（留美博士，当时亲美反蒋，后来成为台独头目，７０年代投靠国民党回台湾做官）表示愿意同台盟合作共同反蒋并表示愿意为新台湾出版社每月出经费。当第一期《新台湾》杂志要出版时，他提出了一篇文章要求登载，该文主张“台湾的地位要由联合国主持，台湾人民投票来决定”。主编苏新同志感到为难，于是向夏衍同志请教。夏衍同志明确地说：“台湾的地位怎么能说未定呢！这种文章如果登了，《新台湾》要变成什么样的杂志呢？但处理的办法先请苏新同志去找廖谈一谈、看一看是不是暂时先不要这么提，先集中力量来讲台湾人民所受的压迫，台湾人民要当家做主的问题。”苏新就和廖文毅谈了，廖对一些事情是同意的，但对投票决定的事是比较坚持的，所以后来就分裂了。
夏衍同志不仅在政治上帮助我们，在使用文字上也是具体帮助的。当时台籍作者的文章往往不自觉地使用了台湾人看得懂而大陆人看不懂的文字，夏衍同志能很快发现并作了纠正，如从日文直译过来的汉字“住所”（即地址）“渡合”（即合适的时间）“月给”（即薪水）等等。
《愤怒的台湾》是苏新同志写的（用庄家农笔名）有系统地介绍台湾的历史和现状的一本书。此书在香港出版，后来在东京也出版了，是较有影响的重要书籍。此书也是夏衍同志帮助看过的。他很负责而且很谦虚地说，对历史部分不熟悉，因此介绍了一位历史专家宋文彬先生来看过稿。３０年后苏新同志对从美国来访的台湾作家说过，那一本书要在政治上或历史上来找毛病都不太容易的，因为两方面都有专家看过的。１９９３年经过苏新同志的女儿苏庆黎女士（原台湾《夏潮》杂志总编辑）的努力，这一本书终于突破禁区在台湾出版了。台湾同胞看到这一本书时，可能还不知道里面凝聚着名作家夏衍同志的心血呢！
夏衍同志对台盟刊物的热诚帮助，体现了他对台湾人民的深厚感情和深切的关怀。这是出于他的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加上他在日本留学多年，同台胞有接触，对台湾同胞的处境和苦难有切身的体会而来的。
夏衍同志是永远值得台湾同胞怀念的。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忠诚战士
——怀念宋养初同志
谷牧柴树藩杜春永张沛
宋养初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时光的流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使人们更加怀念这位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终身，并且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老战友、老同志。
养初同志１９１４年出生于江苏省泗洪县。早在青年时代，他在北平读大学时，就积极投身革命。谷牧回忆起１９３５年夏天，他在北平地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时，和宋养初初次相识的情景。有一天，地下党组织通知北平的“左联”领导人谷牧：民国大学的学生小宋（养初），是一个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要谷牧和小宋接触谈心。于是他们约好在北海附近的北平图书馆草坪上见面。这次充满革命友情的谈心，虽已是６０年前的往事，但仍记忆犹新。解放以后，从５０年代开始，谷牧同宋养初又在经济建设的岗位上一起战斗了。就在１９３５年，宋养初参加了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１９３７年，养初同志带领十几名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１９３８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陕甘宁边区做青年工作和教育工作，曾任陕北公学学生总会党组书记、绥德师范党总支书记、中央团校副校长，也做过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为培养抗日青年干部和建设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经济建设工作，担任过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的领导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调国家建材部任部长和党组书记。
养初同志长期奋斗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线上，忠心耿耿，政绩显著。他在国家建委任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时，对全国勘察设计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具体实践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经常到设计院蹲点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凡是重大项目的设计如葛洲坝工程，他都精心组织，倾听专家意见，倾听群众意见及各有关方面领导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决策审批。
宋养初同志对设计工作的改革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６０年代，他在一些设计院调查研究中，了解到一些设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脱离实际、闭门造车。为了设计更好地反映实际，他组织全国的设计工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开展了“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的大讨论，前后经历了１个月之久，发表了五六十篇文章，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实践才是正确设计的源泉的道理，大大提高了设计人员的思想水平。在大讨论之后，他紧接着在全国各勘察设计院开展了“下楼出院”和现场设计的活动，使设计工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当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同志，十分重视设计工作的大讨论，认为在设计院这种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倡导“下楼出院”、实地考察是设计观点、设计思想、设计方法的重大改革，对整个建设事业有很好的作用。为此，谷牧同志迅速把这个情况和意见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很快作了批示，肯定了这种作法，并要求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取得很大成绩。
宋养初同志由于对设计工作的深入调查和深刻理解，认为设计工作必须深入现场，实践才是设计的源泉。脱离实际，闭门造车，必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正确的设计只能从实践中来。养初同志的这个观点，经过多年实践，直到现在也是正确的，是有指导意义的。
宋养初同志调任建材部部长以后，遵照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指示的精神大力整顿设计机构，克服重重阻力，迅速把在“文革”中遭受破坏而分散了的勘察设计力量集中起来，形成了水泥、玻璃、非金属、水泥制品几个拳头设计院。养初同志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措施，在后来改革开放的１５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建材工业的长足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养初同志和建材部党组果断地决定：为了改变我国建材工业技术上十分落后的状况，用先进的技术来武装建材企业。于是，及时从国外引进了两套以先进的窑外分解技术生产的大型水泥厂，一个在冀东，一个在安徽宁国。接着又在上海成立了中英合资的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公司，这是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兴建的第一家先进的浮法玻璃的合资企业。养初和党组其他同志经过多次讨论，为了发展国际上已经广泛应用的新型建材产品，加强这项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一个以党组副书记为主的新型建材领导小组，并且决定从国外引进两条先进的新型建材生产线：石膏板和岩棉。他还亲自到现场去指导。对用新型材料建设的建材部试验办公楼，他抓得很紧，每周都要去看进度并解决问题。
这些重大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多年来，我国建材工业吸取和消化了引进的这些先进技术，使我们逐步缩短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些成就，是养初同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养初同志在建设事业中，一贯尊重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任建材部部长的第一个春节，部党组专门召开了一个在京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畅谈形势，听取意见。鼓励他们对部党组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根据专家的意见，建材部很快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凡是有关技术方面的重大决策，都要听取科技委和专家的意见。在养初同志倡导下，春节前慰问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听取意见这一活动，已成为建材部的优良传统，每年都举行，一直延续到现在。养初同志不仅重视国内专家的作用，还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注视国外。养初同志任部长不久，即邀请美国陶瓷学专家１６人来华考察，交流经验，共同研究中国陶瓷的发展。这是建材行业第一次对外大型交流，取得很好的效果。
宋养初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线上的这些重要贡献，同他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品质、坚定的政治立场、待人宽厚、律己甚严的作风是分不开的。
“文革”初期，林彪、“四人帮”一伙高喊“突出政治”，宋养初却在北京管庄水泥设计院的大会上针锋相对地说：“不能搞空头政治，政治要落实到搞好业务工作中去”。这本来是正确的看法，后来却被作为“反动谬论”受到批判。他因此历尽磨难，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文革”中后期，宋养初虽然处境艰难，但他对一些人的做法深为不满，特别是对一些同志的处理不当很有意见。这时他“靠边站”手中无权，但他仍然想尽办法，仗义执言，保护了一些干部。当他被“解放”重新参加工作后，又积极抓紧解放干部，支持他们去积极工作。春永同志回忆起这一段过程深为感动。
养初同志对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是观点明确，爱憎分明。“文化大革命”中，他历尽磨难。在干部问题上，他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反对一棍子打死。为此他也遭到长时间的批斗。“文革”后期，养初同志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使我们都深深悲痛。对天安门前发生的自发的群众悼念活动，养初同志当时认为这是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悼，对“四人帮”的愤恨，以及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的综合反映。中国有这么好的群众，终归是有希望的。粉碎“四人帮”之后，报纸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养初同志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倾向，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养初同志在建材部工作期间，积极领导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坚决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他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对“四人帮”罪恶行径深恶痛绝。
养初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建材部成立后，他曾多次组成调研小组，亲自带队去地方、厂矿做调查研究，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报告。
我们几个人都同宋养初同志或长或短在一起工作过。在他逝世十周年，也是他８０诞辰之际，我们以这些往事的回首，作为对他的深切怀念。（附图片）
1979年8月29日，宋养初（左二）与谷牧、韩光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北京新型建筑材料试验房屋。 本报资料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孙湘同志
廖诗权
孙湘同志顽强不息地与重病搏斗到最后一刻，不幸于去年９月溘然长逝，大家都为失去这位共事多年的老同志和老战友深感悲痛。
孙湘同志早在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了革命，是一位红军时期的老同志。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她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教导员、军区司令部党总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她受组织委派到铁路部门工作，在铁路局和铁道部机关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和五六个局的局长，可以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革命和老铁路。
我和孙湘同志相识较早，她有许多优秀品德值得我们学习。作为这一届铁路老战士协会的理事长，我感触最深的是她晚年对党的老干部事业、对铁路老战士协会工作的一片赤诚和无私奉献。
１９７９年，铁路系统相继有一大批老干部离开了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三线工作。为了顺利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妥善安置照顾好这批老干部，铁道部党组决定在铁路系统组建老战士协会。孙湘同志当时任铁道部党组成员和部政治部副主任，主要承担了各项筹备和组织工作。她深入基层，广泛和老同志们接触谈心，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领导试点工作小组，在北京铁路分局取得了试点成功。她不辞辛劳、勤奋工作，从贯彻落实部党组的各项指示，到具体组织拟定协会章程，筹办成立协会的各项事宜，都付出很大的精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８１年７月，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正式成立，在铁路老同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交口称赞、轰动一时的大事情。特别是万里同志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参加首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对成立老战士协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更使老同志们深受鼓舞。回忆当时的情景，有不少老同志满含热泪地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党给我们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现在又成立了老战士协会，使我们退下来有了归宿，真是老有所依，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了。
铁路老战士协会成立以后，孙湘同志担任了协会分党组书记、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等职。她不顾自己身体有病，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很好地把握党的老干部政策，推动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解决了老同志中的大量实际问题。诸如为老同志落实政策、解决老同志的活动场所、阅文、健康休养、医疗、用车、住房、易地安置等问题，促进了老同志政治和生活待遇的全面落实。为密切在职干部和老同志的关系，落实党的老干部政策，做出了突出贡献。
孙湘同志离休后在铁路老战士协会工作了十多年，她对协会如何开展工作，是很有独到之处的。比如，她很注意把老同志组织起来，不断创造适合老同志特点的活动形式，为老同志发挥“余热”开辟新领域，为促进他们健康长寿开拓新的生活内容。在她的倡导下，以美化环境、绿化祖国、陶冶情操为目的的老同志的花卉协会成立起来了；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丰富文化生活为目的的老同志的书画研究会成立起来了；以为铁路建设服务、发挥科技优势为目的的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协会也成立起来了。这些协会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把一大批老同志团结吸引到了自己的周围，有力地促进了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
孙湘同志对创办铁路老年大学也是非常积极的。她认为满足老同志的精神需求，有利于完成老同志退下来以后的平稳过渡，是一件意义很深的事情。铁路老年大学开始创办时，既无课堂，又无师资，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各方面困难很大。在孙湘同志的支持帮助下，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达到了今天适合老年人特点的较好的办学条件。在校学员从开始时的２０余人增加到６００余人，教学班从当时的两个发展到２３个。学校多次接待外国来宾，给国际友人留下深刻印象。每当老学员们谈论起这些，都会把一份深深的谢意寄托在孙湘同志身上。
孙湘同志是赖传珠将军的夫人，自己又是一位老资格，但她从没有以此自居过，而是一向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始终保持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光荣本色和崇高风范。她很注意学习，比如，仅仅一套《红旗》杂志，她就从创刊号一直保留到了最后一期，上边勾勾点点，从中可以看出她日常对理论学习是多么重视。她很廉洁、谦逊，与她接触较多的同志反映她从不喜欢向组织谈论个人困难或提什么要求；从不爱在重大场合抛头露面发表讲话；从不喜欢到处签字、留言。铁路老年大学的工作人员反映，孙湘同志办事非常认真，新年，老年大学送她几张老同志自己制作的贺年卡，她还要坚持交工本费，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也可以看出孙湘同志的高贵品德。
更加令人钦佩的是，孙湘同志的骨癌进入晚期后，她仍以惊人的毅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挺住疾病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折磨，在病床上，在各种尽可能的情况下，继续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以及铁路老战士协会的工作。她每天坚持阅读报纸和文件，经常和前去探望她的同志谈论工作，甚至还把电话机拉到床前，长时间地接外地老同志打来的电话，反映出她对党和对老同志们的一片深情。她主动询问并积极参加支援“希望工程”和贫困灾区的活动，捐衣捐物；拿出钱来包下了一个失学儿童上小学的全部费用，并深情地嘱托家人和其他同志，在她去世以后，代她与这个孩子保持联系，教育这个孩子能有出息、长大成材。病危期间，孙湘同志还一再向前去探望她的铁道部领导同志表示，请组织上不要再更多地花费国家的钱财了，她是提倡“安乐死”的，去世后要求丧事从简。
孙湘同志离开我们了，但她为党和为铁路事业所作的贡献是永存的，她那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难忘的记忆
刘安元
颜金生同志与世长辞了。虽然他的英灵已经安息，而他的音容笑貌却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高风亮节时时铭记在我的心中。
在他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我在总政组织部和干部部工作，前后达十一年之久。他一直是我敬佩的领导。我向他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使我难以忘记的是，颜副主任始终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堪称楷模。
颜副主任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修身律己，为人表率。
他经常强调，艰苦奋斗是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桥梁。我党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更需要发扬光荣传统，更离不开艰苦奋斗。他以身作则。平时常听到随颜副主任下部队调查研究或检查工作的同志说，他不允许超标准接待，部队招待所有什么房子就住什么房子，战士吃什么他吃什么。军队配给他的车子，他一再向家里人申明，这是公车，不准用于办私事。他的子女在外地工作，来回也不准接送，全部由他们自己乘公共汽车或地铁往返。他还规定每周家用的锅炉只烧一次热水洗澡，节约用煤。他对子女要求很严。他教育孩子们，工作、生活、成长、进步，一切都要靠组织，不要找什么其它的门道。他任总政副主任期间，曾分管过干部工作，对自己子女的提升和调动的事，从来不过问不插手。在保卫南疆自卫反击作战中，他鼓励随部队赴滇参战的子女要冲锋在前杀敌立功。部队实行文职干部制度时，他的子女和子女配偶有五人要改文职，他告诫子女要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叫改就改，不讲价钱。他的子女大多在京外工作，有时下部队检查工作路过时，只是约孩子到住处见一面，很少到子女工作单位去。他从来不向自己的子女所在单位的领导打招呼，也不允许子女去找领导，向组织上伸手。他一再要求在京外工作的子女要扎根基层。偶尔遇到他爱人和子女有事要同行时，他坚持要爱人和子女买票坐硬卧车厢，自己和警卫员乘软卧包厢。这些事情看起来并不显眼，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他经常教育子女说，你们的父亲是个红军，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你们也要清清白白做人，不要给父亲脸上抹黑。
颜副主任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他反复强调，在首长身边工作责任重大，觉悟要更高，标准也要更高。他常说，在首长身边工作和不在首长身边工作应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在首长身边工作就搞特殊化，更不允许打着首长的旗号谋私利，捞好处，败坏领导形象。他一再对自己的秘书约法三章：你是我的秘书，不是家里人的秘书；凡事必须得到我的同意，不要听家里人的；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事，不准以我的名义为我的家里人办事。他还对家里人同样作了要求。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他认为，士兵是人民军队的主体，只有尊重他们，热爱他们，才能同他们打成一片，获得共同的语言，赢得他们的信任。领导与士兵，只有职务的区分，没有人格上的贵贱，大家都是同志。他密切联系群众，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他对谈工作的同志，总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使人一见面心里就热乎乎的。所以，平时有事，大家都愿意去见他。他对干部的要求是严格的，有缺点或错误他严肃批评，但很诚恳，实事求是，使受批评的同志口服心服。
对上级的指示，他总是深刻地领会，贯彻落实；对一些不熟悉的问题，他从不急于表态，而是真诚地说，对这个问题，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每当遇到这类的情况，他总是注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有时还要找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来谈，直到搞清楚才定。对人事问题，他坚持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看人，强调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的表现，要看整个历史和一贯表现。
由于受“四人帮”迫害，加上长期积劳成疾，颜副主任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他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工作起来，依然是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他第一次患脑血栓病住院期间，每当同志们去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情，而是问总政机关的情况，问部队的情况和工作情况。出院后，他经常带病下部队检查工作，倾听官兵的心声。
颜副主任要求干部工作者把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机关的干部，特别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也要有耐心，能熟悉干部，联系干部”的论述，作为座右铭。在总政治部分管干部工作期间，他模范地遵守党的原则和纪律，敢于抵制违反原则、破坏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标准和原则，公道正派地选拔和使用干部，坚决贯彻执行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他不止一次在与干部部门的同志谈工作时，引用过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并强调，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干部德才标准的论述，基本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政治上的要求，就是听党的话，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第二条是业务上的要求，就是要有能力，包括有知识，有实际工作经验，有组织领导才能。
他坚决反对和抵制跑官要官的不正之风。他身体力行坚持干部职务安排由组织决定的原则，对拉关系、走后门、伸手要官的恶劣风气深恶痛绝。他不仅自己从来不为跑官要官者说情，也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庭其他成员为跑官要官者提供方便，更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或子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去伸手要官。这充分展现了一位老红军坚定的党性原则。
在新的创业年代，我们要像颜金生同志那样，以身作则，搞好传帮带，使我军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扬光大，使老红军本色长久不衰，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对颜金生同志的最好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