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广角)
专栏：
“焚书”
赵锐
高中毕业前夕，当我疲惫不堪地陷身重重书围时，曾暗自立下这么一个誓言：“只要考上大学，一定把这些书籍全部烧掉！”立誓之时，十分尊崇并怀念我们的先祖始皇帝。的确有人是哼着流行歌曲轻松跨进大学的，谁让人家聪颖又走运呢？
待到进入大学，虽未实行焚书，但自然成为最后一个步入学校图书馆大门的新生。
进校之初，每当路过位于宿舍与教室之间的图书馆，总是故意绕过那座巍峨挺立的建筑。可是，整个校园甚至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烂熟于胸了，这才动了心思，要不去图书馆看看？只去看看，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决不捧回大摞大摞的劳什子，决不不可自拔地再做一只书蛀虫。
没想到，竟然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实远远不止是易水，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海。我第一次发现没有发令枪和终点线、不规定姿式的“游泳”实在最幸福不过了。不容迟缓，不容思索，一个猛子扎下去，一扎就是酣畅淋漓的四年。
然而，当我四年后从书海里抬起头来，忽然觉得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时代竟变得让我不敢相认了。面临毕业择业，所有的同学都争相去酒店宾馆、证券公司、报纸电台……哪儿有钱往哪儿奔，整个儿一个夸父逐日，金币就是一轮灿烂的太阳。半梦半醒之间，我也毕业了，不过仅仅是从学校图书馆转移到公共图书馆，专业对口，顺理成章地进了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部。起初尚有几分自豪，南京图书馆的实力紧趋北京、上海，位列全国第三，古籍部一百来万册的典籍更是阵容强大，威名远播。徜徉在一架架线装书之间，隐隐地便要以文化传人自居。
半年后同学聚会，嗬嗬，都发了，发达了，发福了，一个个腰别ＢＰ机，口谈股票期货房地产，各人的得意真正讲也讲不完。终于，他们小心翼翼地转向默默无语的我：“真羡慕你啊，守着悠闲和专业，好像个世外桃源。”他们的话，是真诚的怜悯，还是违心的抚慰？摸不准。这就是我的同窗？这就是全国设置甚少而又招生有限的古籍文献毕业生？
我又一次厌弃书籍了。这一次是深刻而又持久的，我陷入都市膨胀的物质欲望和萎缩的精神追求的矛盾夹缝之中。我认真作了突围的构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进了酒店当公关，我也去了证券公司，我也腰挂ＢＰ机满街跑，又将如何？首先我最怕敷衍和应酬，而数字是打小就头疼的，好不容易厕身文科得以摆脱阿拉伯数字那蚊虫般的骚扰，又何苦重投罗网作茧自缚？三百六十行几乎想了个遍，这才发现自己除了读书似乎什么也不快乐。不觉便想起颜回，孔子夸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其实有颜老夫子踽踽在前，还有什么样的穷苦不能忍受？说到底，至少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各人自有各人的感觉，各人自有各人的标准罢了。
想到这儿不禁轻松了许多，于是又恬然淡然地投入我青灯古卷、云淡风疏的寻常日子。桌上那一只嗒嗒作响的座钟权作木鱼，再点燃心香一炷，当然不是为了焚书。
第10版(文化广角)
专栏：书海扬帆
从条约看近代中国制度的嬗变
——评《中国对外条约辞典》
邢坚敏孙少岩
中华民族的苦难，近代中国制度的转轨都是与中外条约的签订联系在一起的，条约，尤其是不平等条约是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史制度文明的钥匙。历史学家朱寰和青年学者王恒伟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对外条约辞典（１６８９—１９４９）》（以下简称《辞典》），以在长达两个多世纪所签订的上千个条约为研究对象，客观而冷静地介绍历届中国政府签约、修约、废约的历史进程，反映中国社会闭关自守，被迫开放及至主动开放的历史转变。条约以确凿的史料，揭示了近代中国制度文明遭受的挑战，浓缩了中国社会与中外关系发展变化的信息。条约史是一部中国近代制度文明的演绎史。
近代史上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分界，无不是以重要条约的签订为标志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仅代表着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更标志着中国闭关自守阶段的结束。《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被强迫纳入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体系。由于国势衰微，中国不得不担当与其辽阔国土极不相称的小角色。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迫承担被奴役的义务。《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明文规定了英国在华的种种特权，如协定关税权，中国的关税要与外国协商而订，从此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作用。此外，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也严重地侵害了中国的司法制度。
近代条约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海关、航空、铁路、邮政、教育、通讯、财政借款、商贸、租地、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近代中国的海关制度、外交体制、邮政制度、教育制度、铁路系统、法律制度的建立，都是与不平等条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不是主动走入世界的，而是被列强作为附庸强行推入了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国家的近代化过程是以我们主权的沦丧为代价的，这就使修约、废约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的重要外交目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辞典》用大量的词条，对历届政府订约、修约、废约活动给予了公允地介绍，《辞典》对历史人物的介绍不搞因噎废食、因人废事。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但在１８７４年与秘鲁谈判时，李鸿章就华工在秘国受虐待一事，向秘方表示强烈不满，同秘鲁代表所签订的《中秘会议专条》，基本上维护了华工在秘国的权益，同期所签订的《中秘通商条约》，从权利和义务上来看基本上是对等的。这些词条的撰写有助于人们正确评价李鸿章。
有关租界方面的条约，《辞典》作者也花费了大量功夫，收集了许多条约、合同，读者可通过《辞典》的介绍，了解租界研究的最新状况。
《辞典》作者所做的开拓性工作，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传统观点认为，旧中国签订的１０００多个条约统统属于不平等条约，《辞典》作者却没有拘泥于旧说，而吸取了近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近现代史上的条约，沉淀着大量中国制度变迁的信息。从《南京条约》订立后设置的“五口通商大臣”到“抚夷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至清末的“外务部”，都反映了中国外交体制，特别是制度文明的重大变化。“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置说明清政府已被迫承认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以往的“藩属”关系，但是“五口通商大臣”仍是钦差大臣身份，又是兼职，这就表明清政府在主观意识上仍未放弃其闭关思想，依旧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交涉事务看成是临时性的。以后设立的“抚夷局”，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置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着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清政府已被迫放弃了闭关政策，到《辛丑条约》规定所建立的“外务部”与西方国家相比，从名称到职责范围都已经相当规范了。
条约如实地记载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向近代社会演变的曲折轨迹。重新研究近代条约，会认识到世界文明正以加速度向开放方向发展，无论意识到与否，还是同意与否，每一个国家必然要加入这一潮流，与其被人用武力打开国门饱受屈辱，还不如主动接受挑战。面对厚厚的条约文本，我们深感中华民族在近代社会转轨中所付出的代价太多、太沉重，这就是《辞典》给我们的启示。
第10版(文化广角)
专栏：
书法程传新
第10版(文化广角)
专栏：九州风物
湖笔杂谈
陈永昊
一友人日前自西安返，说到西安有条文化街，街上有店名曰“善琏笔庄”，是专卖湖笔的。我于是刨根究底：庄主是不是湖州人？“湖笔”是否正宗……友人答店主自称是湖州人，却已不会讲湖州话。
说到湖笔和善琏，自然要提到蒙恬。蒙恬是秦代大将，却又独享“湖笔之祖”的光荣。其实，据说早蒙恬几百年的孔子时代就已有毛笔。孔子还看到周室宫廷门墉上用毛笔画出的尧、舜、桀、纣的画像。在《庄子》一书里则有“众史皆舐笔和墨，是以毫染墨也”的记载。
那么，为什么偏说蒙恬是“湖笔之祖”呢？
原来，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毛笔名称不一，楚称“聿”，吴称“不律”，燕称“弗”，秦称“笔”。传说秦初蒙恬曾在善琏取羊毫和兔毫制笔，并对毛笔进行过重大改良。他以竹为管，将笔毛纳入管内，这便是最早的“湖笔”。此种笔与以前毛笔的最大区别就是笔头藏纳于凿空的竹管之中，因而“蒙恬始作秦笔”（后唐马绞：《中华古今注》）的说法也就流传下来了。１９５７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２１７年）墓里，还真出土了一支以竹为管的毛笔呢！对蒙恬造笔，《湖州府志》分析道：“博物志云舜造笔，续博物志云蒙恬造笔。古非无笔，也但用兔毫，自恬而制法较胜于故。至今善琏者必祀恬为笔祖耳。”
湖笔经历代发展，至唐宋，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由于当时纸张的普遍使用，笔也从刚硬的短锋笋式笔，演变成柔软的长锋毛笔。这类毛笔的诞生又影响到书风变革，唐宋时期书家辈出，风格纷呈，不能不说与笔的改进大有关系。元代以后，湖笔制作技艺更臻成熟，与现代制笔工艺十分接近。善琏人冯应科、陆文宝成为制笔大师，其精品，竟需千金之价。冯陆制笔法从此成为湖笔的祖传技艺，流传至今，使湖笔在海内外一直享有盛誉。
湖笔有软毫、硬毫之分，正如人的性格有刚柔之异一样。羊毫选用优质山羊毛精制而成。鸡毫是湖笔中最柔软的一种，最初选用白毛乌骨鸡身上的绒毛制成，现已改用纯白鸡腋下之毛制作。古代名家用鸡毫作字画者，当首推做过湖州太守的苏东坡，并有鸡毛笔字帖留于后世。狼毫选用东北优质黄鼠狼尾毛制成，弹性强，锐而健，书画皆宜，但不适合初学者。紫毫以山兔毛为原料，是湖笔中毫性最硬最锐的。其中一种叫“紫圭”，仅用几十根兔毫制成，是理想的工笔画工具。兼毫用羊毫和兔毫或狼毫等其他毫料配制，刚柔相济，笔型较小，一般适于书写中小楷。
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均在湖州任过太守，他们不但能书善画，还经常和湖州笔工们一起磋商、改进制笔工艺。至隋，王羲之七世孙、有名的书法家智永禅师云游到善琏，在“蒙公祠”边的“永欣寺”一住就是３０年。他一边临池习书，一边与笔工切磋技艺，使湖笔制作更合书家之意。智永生前曾自造一支大笔，圆寂时还抱着它。后朝的颜真卿、杜牧、苏东坡、赵孟頫等名人学者在湖州参政为官时，都关心湖笔技艺，都对发展湖笔业作出了贡献。这些人和事，是湖笔也是湖州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