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普通人的故事
追寻母爱
３岁那年，母亲因病离开了我。从那以后，每当长辈们说起母亲的长相、性格，我总是搜肠刮肚地回忆母亲的样子，只是总也回忆不起来。可母亲留给我的爱却永远温暖着我的心。听长辈们说，母亲临终时，口中念得最多的是我的名字，就在她咽气前的一刻，嘴里还不停地说：“我死了，我的小伟咋办呀！”
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挂念的还是自己的孩子，这是普天下母亲的共同品质。难怪《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共鸣。母爱真是太伟大了。然而，我却过早地失去了母亲。
在那些没有母爱的日子里，我经历了生活的艰辛。我只有在梦中享受一点母爱。我常想，如果母亲在世，一定会很疼爱我，而我一定好好孝敬她。为了寄托对母亲的思念，每当清明时节，我都在母亲的坟头长跪不起，把这一年中自己经历的一切讲给母亲。冥冥之中，我似乎听到了母亲抚慰爱子的低语，获得了勇气和力量。
日久天长，我对自己母亲的思念之情，转化成了对天下母亲的爱，不忍看到任何一位母亲生活不愉快。有一段时间，邻家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常和母亲骂架。一天中午，我把那家儿子叫来，和他讲起了我对母亲的感受和没有母亲的苦处。他听着听着哭了起来。从那以后，他和母亲的关系渐渐地好起来。
有一年春节我回老家，听说附近的一个青年多次动手打他母亲。我去调解，他不服。我急了，冲他喊道：“你尝过没有母亲的滋味吗？身在福中不知福，如果你不怕别人戳你的脊梁骨，你妈我认了，我把她老人家接到我家生活！”他愣了半天，落泪了，悔得用手直打自己的脸。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我们都应该珍惜母爱，回报母亲。
湖北老河口市易丰伟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人生一得
珍惜你所拥有的
赵蓓蓓
“健康是福。”对这句话有深切体验的肯定都是曾经或者正在饱受疾病折磨的人。
记得１０年前，我因病住了两个星期的院。那时，每次穿着病号服在院子里“放风”，看着穿梭往来的人们，我都会想：“能像他们那样自由自在有多好！”
现在，身体的疾患给本已自由自在的我造成了行走障碍。看到那些健步如飞、行走自如的人，我又禁不住感叹：“能正常地走路真幸福！”
人总是这样，拥有某种东西的时候往往浑然不觉，而一旦失去才知道它的宝贵。青春年少时，总是羡慕那些成熟的人；年近不惑了，又对韶颜稚齿者钦羡不已。我和女儿之间的对话便经常会在这个问题上缠绕。
“我现在要像您这么大就好了！”女儿说。
“我现在要像你这么小就好了！”我说。
３０年后，女儿恐怕又会与她的孩子重复我们之间的对话。
得知我生病在家，可以在床上睡懒觉、看书，一个终日忙碌不堪的朋友对我说：“我真羡慕你，我都快累死了！”“那咱俩换换，你生病，我工作，如何？”朋友不语。
家庭生活的平淡、琐碎，夫妻之间的争执、冲突，常使人感到烦恼与痛苦，许多人为此而产生冲出“围城”的想法。最近一位在海外闯荡多年的同学却满脸倦意地对我坦言：“我想结婚。”有个单身朋友也曾如是说：“婚姻的不愉快还可以通过躲避来排遣，单身的寂寞却是无法排遣的。”
拥有的想放弃，没有的想拥有，也许这就是生活。但生活也同时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可能失而复得，如健康，如金钱；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便不会再有，如青春，如生命。
一个人的诞生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的概率，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所以，朋友，你应该知道：
能来到这世上，真好！
能健康地活着，真好！
能正常地工作，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真好！
能有个舒服的家，有几个真诚的朋友，真好！
这辈子若能得一知己，遇到个与你真心相爱的人，那你便是最最幸福的人了。
我们总以为“生活在别处”，其实，生活就在身边。岁月河水一般在我们脚下缓缓流过，一去不返。两千多年前，孔夫子便曾在河川上感叹：逝者如斯！几乎在同一时代，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在沉吟：“万物流变，无物常在。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先哲们那悠远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人啊，请千万记住：珍惜你所拥有的和值得你珍惜的！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读者评报
只要稿子好……
２月１０日人民日报《读者之友》版“编读往来”栏，刊出贵州平坝读者曾启俊的来信和编辑答复《只认质量，不认关系》，读后，我有许多话想说。
我是基层连队的一名普通战士，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业余时间喜欢写写画画。经过努力，虽然在军内外报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却很向往在人民日报上见到自己的新闻作品。当时，我也曾有曾启俊那样的想法，认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除了本报记者采写的稿件，每天还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大量文稿，稿件多，用稿量有限，自己是连队的战士，作者队伍中的无名小辈，既不认识报社编辑，也没有亲自到报社送稿的机会，要想在人民日报上见名，一定十分困难。
后来，我仔细翻阅人民日报，发现《读者来信》版的作者群来自全国各条战线，我不相信他们都与编辑有关系，于是，我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寄去了一篇稿件。不久，这篇题为《女烟民何以增多》的稿子居然在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６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上发表了。今年２月１日，《读者来信》版又发表了我拍摄的批评沈阳北站广场设置香烟广告的两幅图片，也在我的意料之外。
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图文稿件的经历说明，虽然同编辑不相识，但只要平时多看报纸，多思考，问题抓准了，稿件有质量，无名小辈的稿件，照样能登“大雅之堂”。
辽宁沈阳市驻军某部 杨红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数据库
１９９４年与中国广告业有关的数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已于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实施）
广告营业额： ２００．３亿元
广告从业人员： ４０．８万人
广告经营单位： ４．３万家
其中，广告公司： １８３３９家
兼营广告业务的报社： ２５０９家
兼营广告业务的广播电台：９２９家
兼营广告业务的电视台：１９８５家
兼营广告业务的杂志社：３７７４家
资料来源：国家工商局广告司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朋友信箱
国旗，镌刻在我们心中
曾在天安门广场守旗６年的陶维革，虽然离开了过去的岗位，又身染沉疴，但他却念念不忘国旗，不忘战友……他在写给去年采访过国旗护卫队的本报记者傅昌波的信中，倾吐了他的这种真实情感。
特别是当我们得知他口述这封信时，正发着高烧，内脏出血，血小板已降至正常人的１／１０，更被他的赤子之心所震撼。
现将陶维革的来信和傅昌波给他的复信及照片，一同刊登出来，献给广大读者朋友。希望在庄严的国旗下，中华儿女的心永远凝聚在一起！——编者
陶维革同志：
你好！读完你的信，我十分感动，又非常焦急。我立即要通了武汉市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电话。医生说，你的病情已经控制住，我和我的同事们这才松了口气。不知你眼下感觉怎么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不要有太多顾虑，好好养病。
我和我的同事们读完你的信后，很想为你做些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把你接到北京，看看国旗，看看战友。但是你的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我们，目前你的身体状况还不适于长途旅行，我们只好遗憾地放弃了这一计划。我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代你去天安门广场，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你向国旗敬个礼。
３月１７日凌晨５点４０分，我和我们报社团委书记唐宁同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你的战友、武警天安门警卫支队副政委郭占斌同志也闻讯赶来了。
这几天，北京的气温突然下降了５—１０摄氏度。当时的气温为零下８摄氏度，虽然天气骤冷，但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在天安门广场旗杆的周围却早已集聚了数千人。他们有的仰望旗杆，有的遥望天安门城楼，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那庄严、神圣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旗杆的东面，我看见一大群排着整整齐齐队伍的小学生。他们迎着寒风个个精神振奋。一个名叫李丹的小同学告诉我，她是天津市河北区法政桥第二小学六年级（２）班的学生，是专门从天津赶来看升国旗的。她和２００多名同学凌晨１点半就从学校出发了。这是毕业前学校为他们安排的重要一课。她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一大早也来看升旗？我说：“我是受一位身患重病素不相识的朋友之托而来的。这个朋友以前就在这里为国旗站岗！”接着我向她讲起了你。旁边的同学也都围了过来，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地听。看得出来，你的故事打动了他们的心。我想多年以后，他们依然会记得你，记得这个不同寻常的早晨。带他们来北京的校长肖慧云同志走上前来，向我要去了你的联系地址。她还说：“请记者同志一定代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问候陶维革同志，就说远在千里之外，有一群天真的孩子，还有孩子们的老师祝他早日康复！”
在旗杆北面，来自辽宁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他们一行１０人明天就要去加拿大了，这次出国时间比较长，今天是专程来看升国旗的。
看到这里，我想你会感到欣慰的。虽然时间改变了许多东西，但你曾经护卫过的这方圣地将永远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６点１０分，国旗护卫队指导员谢辉提前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新旗杆的情况。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５日正式启用新旗杆。新旗杆基座平面分三层，第一层（内层）是汉白玉平台，四面各有２米宽的出入通道，中心是３０米高的银灰色旗杆，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褚色花岗岩带，第三层是绿化带。另外，基座周围还围着５６个金黄色的隔离墩，象征５６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左图：谢辉摄）你看，现在的旗杆基座是不是比以前气派多了？
６点２０分，随着升旗手一声威严的“敬礼”，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我本想代你向国旗行个军礼，但我不是军人，郭占斌政委找来护卫队员刘静，替你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想，这一情景一定能让你回忆起许多已逝的美好时光。因为你在６年的军人生涯中，曾无数次这样面对国旗，举手齐眉。晨光中，我站在刘静旁边，右手抚胸，面对东方，代表你，代表我，代表我的同事，向国旗行注目礼。（下图：赵涌摄）此时此刻我感到有一股热流在周身奔涌。
记得去年我到国旗护卫队采访时，曾反复思索是什么力量使你在胃穿孔时还能在哨位上站得笔直。因为我亲眼见过胃穿孔发作的病人疼得缩成一团在地上打滚的模样。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正是这每天举行的圣典给你注入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陶维革，我相信这神圣的典礼和国旗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你的心中，她会继续给予你力量去战胜病魔的！
升旗仪式后，我来到国旗护卫队营地。我问几名新战士知道不知道陶维革，他们七嘴八舌地说：“陶维革，湖北黄冈人……”你的事迹已载入了部队编的《天安门前橄榄绿》一书中。部队每一次对新兵进行光荣传统教育时，都会提到你。
自国旗班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改为国旗护卫队以来，已４次荣立集体三等功，并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旗卫士”荣誉称号。今年２月，国旗护卫队又被命名为全国“公安系统先进集体”。
在营地，我还见到了你的几位老战友。谢辉告诉我，你的一大特点是一说话就笑，他刚当班长时，你作为一个老战士能主动配合他工作。窦海建现在是某中队指导员，他对你的印象是待人诚恳、热情。史涛说，他完全能体会到你对国旗的感情，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你的老战友们都期盼着能与你再次相聚叙旧。
在我准备离开护卫队时，遇到了你的老首长——武警北京总队政委张世瑷同志。他告诉我说：“部队在得知陶维革同志的情况后，已经派人去看望，我们会尽力帮助他的。”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一个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国旗，把国旗哨位看得那么重、那么神圣，这种心系国旗的精神在当前具有特殊的意义。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的教育。我觉得陶维革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爱国和奉献精神的和谐统一。”
你要我代你做的事我都做了，该写的也差不多都写下来了，陶维革同志，你一定要有信心，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傅昌波（附图片）
（题图：赵涌摄）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
请代我向国旗敬个礼
傅昌波同志：
你好！读了你写的《敬礼，国旗卫士！》（见本报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５日第一版——编者）一文后，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叫陶维革，有时也写成陶卫革。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入伍到１９９０年３月复员，我一直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每天在天安门广场守旗、值勤，每天都能看到心爱的五星红旗，国旗就是我的生命！
我最近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病情很严重，在黄冈地区医院无法治疗，转到了武汉市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听医生说，这个病很难治，要做骨髓移植，需要很多钱。我复员后还没能为所在的单位做多少贡献，反倒给单位增加了负担；在部队时，我只献过一次２００毫升血，可现在，医生已经给我输了好几次血。这一切，既让我感动，又使我不安。
唉！我现在多么想念曾与我朝夕相处，一起护卫过国旗的战友，多么想再望一望我扛过的国旗。听说国旗旗杆换了新的，我多么想看一眼新的国旗旗杆啊！我真后悔复员后没有再去北京一趟，看一看国旗。
回想１９８５年，我突然得了胃病。当时正值新老兵交替期间，人手比较紧，是国旗鼓励我每天站６班岗。那天在哨位上，我的胃穿孔了，腹部剧烈疼痛，是国旗激励我坚持站完岗，然后正步走到军营才倒在床上。多亏战友和领导及时把我送到医院，才保住了我的生命。看到你的文章，想起这一切，从来不流泪的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现在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了下地活动的能力。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这里也可能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站。我非常感谢你报道了我们国旗班，也感谢你知道我的名字。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什么时候你去天安门广场，代我看一眼国旗，在国旗升起的时候，替我向国旗敬一个礼。如果有可能，再代我去国旗护卫队看看新战士，向他们问好，也向我过去的老战友问好。
再见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国旗！
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
我已不能握笔，这封信是由我口述，请人代笔写给你的。
陶维革（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