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伍修权和他的《回忆与怀念》
谢筱迺
伍修权是我们党内资深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也是我们素所敬仰的前辈，今年已逾八十四岁高龄。出版一本回忆录，献给党和人民，是他多年以来的夙愿。
一九八四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约请徐迟、洪炉、彭加瑾同志协助伍老将他写的若干回忆和纪念文章汇编结集，出版了《往事沧桑》一书。但这是一个不完全的集子，如伍老在六十年代参加的许多重要活动的回忆就未收入。在该书的“后记”中，伍老不无感慨地说：“打算在有生之年，在我照常完成交付给我的其他任务的同时，把我还没有和应该写的东西，都一一如实写出，一方面向党和同志们提供更多的情况和资料，一方面争取在适当的时候，向读者献上一部内容更加充实和完整的书来。”我其时适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工作，受伍老之嘱协助他完成此愿，便约请主持《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工作的王寅城同志协助，对伍老全部回忆和纪念文章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编辑，最后经伍老本人审定，卒成《回忆与怀念》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一九九一年出版面世。
这本书分“回忆篇”和“怀念篇”两部分。“回忆篇”是自传体的回忆录，约三十余万字。“怀念篇”为纪念文章，约十万字。“回忆篇”是本书的主体。伍老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受到陈潭秋、董必武的教育和启发走上革命道路起，直到一九八○年他作为大法官参与主持审判“四人帮”为止，先后近七十年间丰富多采的革命生涯。正是在这七十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伍老的革命经历，不啻是七十年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期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书中都有或详或略的反映。作者在书中详细描写了他去苏联学习和工作的情形，在中央苏区的斗争生活，参加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的经历，参加中苏首脑会议的经过细节，出任南斯拉夫大使，出席联合国大会及参加苏联和东欧各国党代会详细过程，参加庐山会议的情形，八年的“牛棚”生活，审判“四人帮”的详细过程等等。这些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伍老所亲历、亲见、亲闻。他是这些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也是见证人。本书的一个特点是文风朴实，不尚华辞。作者全凭自己的记忆，娓娓写来；读来令人感到亲切、自然、可信。读到激情处会噙泪哀思，遇惊险处会惊心动魄，遇幽默处会哑然失笑。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口述”历史。
恭读《回忆与怀念》一书，深深感受到书中几乎无时无处不流露出来的伍老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拳拳赤子之心。为了振兴中华，包括伍老在内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奋斗终生。其中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没有他们的奋斗，便没有今天的新中国。伍老作为这群奋斗者中的一员，同样也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二五年，伍老年方十七岁，便受党组织派遣，离乡背井，不远万里，去苏联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三一年，当他了解到国内的同志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艰苦斗争时，便毅然放弃在苏联比较稳定的工作和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主动回到祖国加入艰苦斗争的行列。当时他想的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战死也比在异国扬名好”。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伍老多次面临生死考验，但他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畏惧。他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参加战斗，便被一颗子弹击中面部，几乎丧命。在几十年的经历中，伍老的工作多次变动，职务有升有降（有时甚至是自己主动要求降职），只要是革命需要，他从无二言，总是愉快服从分配，努力去做好新的工作。伍老就任南斯拉夫大使时因为如实反映了情况而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十年“文革”中，他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而失去自由，坐牢八年。总之伍老的一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矢志不渝，始终如一，经得起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显示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回忆与怀念》一书的下篇，收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发表或未刊出的回忆和纪念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徐向前、陈潭秋、王稼祥、张闻天、李立三、董必武、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徐海东、朱瑞、李伯钊、丛德滋、罗扬实、徐舜寿、李克农等战友的文章。故人已逝，音容长存。作者以满怀深情的笔触，生动地介绍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的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并且表述了伍老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作为领袖和师长的尊崇和敬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自己的战友和同志的深厚革命情谊——这是一种比骨肉之亲更加深厚的战友情、同志情，是一种比血更浓的感情。
本书于一九九一年出版后，不久即销售一空，连年来不断索书、购书而不得者不乏其人，故为满足读者要求而再版，以飨读者。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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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徐以新同志陪同董必武同志会见南斯拉夫大使。
本报资料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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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徐以新同志
钱其琛
去年外交部春节团拜时，我与以新同志坐在同桌，交谈甚欢。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同志们前来问候他时都说他身体不错。不意今年此时，我正准备赴非洲访问，以新同志已溘然长逝。因在国外访问，未能参加徐老的遗体送别仪式。人在万里外，憾事几回肠。徐以新同志是外交部领导中参加革命最早的，深受大家的尊敬。我和他没有直接共事过，但近几年每年夏天在北戴河都有机会见面。他平易近人，作风随和，不论职位高低，年龄长幼，外交部的干部们都愿意和他接触聊天。有几次我邀请一些老同志聚会，他总是那样心情开朗，兴致很高，不像是８０多岁的老人。
徐以新（原名徐一新）同志是浙江衢州人，生于１９１１年，中学时代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投身革命。１９２７年在武汉经陈赓同志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０年在苏联留学时转为共产党员。以新同志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近７０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革命的征途上他投奔北伐军，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在周恩来、贺龙等同志身边工作过。１９３１年以新同志从苏联学成回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先后担任省委常委、军事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谋主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后以红四方面军全权代表身份，于１９３３年５月至７月与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全权代表孙尉如进行谈判，达成了秘密协议，为四面受围的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一条红色交通线。
１９３３年８月，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路线，以新同志被张国焘逮捕关押。他跟随部队三过草地，两过雪山，直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个方面军大会师后才获得自由。在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
在延安期间，他于１９３８年初参加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并任政治部主任。他在抗大、鲁艺、陕公、女大等学校讲授《社会主义概论》等课程，很多老干部都听过他讲的课。１９４３年任中央直属党委书记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１９４４年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特地叮嘱他最好能到县一级基层锻炼，在东北他担任过合江省依兰县委书记、佳木斯市委书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以新同志被调回部队任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建立后，以新同志于１９５０年５月调入外交部，任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司长等职。１９５２年作为顾问随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参加了总理同斯大林的多次会谈。他因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工作，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表扬。１９５４年周总理亲自指派徐以新同志出任驻阿尔巴尼亚首任大使。行前，毛主席特地接见了徐以新大使夫妇。此后，以新同志出任过驻挪威大使、叙利亚大使，８０年代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在任驻外大使期间，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我国外交路线和方针，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努力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为增进两国政府、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扩大同驻在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有几个国家在他离任时为他授勋，以表彰他为促进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他十分重视调研工作，密切跟踪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和驻在国形势的发展与变化，经常提出建议，供国内决策参考。
１９６６年以后，以新同志任外交部副部长。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外交政策方针，多次参加接待来华访问的重要外宾，处理了大量的内部事务和涉外案件。正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时候，碰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由于所谓的“历史问题”，他受冲击长达１１年之久。以新同志识大体，顾大局，忍辱负重，无所畏惧，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９３年，以新同志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他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他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参加经济组的活动，多次担任政协赴各地考察团团长，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认真参政议政，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维护和巩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各民族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以新同志在近７０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无论是艰苦的对敌斗争中，还是受到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迫害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都英勇斗争，坚贞不屈，正气凛然，刚正不阿。他党性强，顾大局，识大体，处处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居功自傲，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遇到风浪决不动摇。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竭尽心力，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他生活俭朴，待人诚恳，关心干部成长，体察群众疾苦，关心和爱护同志，始终保持着老红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的本色。
徐以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对于他的逝世，我们深感悲痛。他那崇高的革命品德、优良的革命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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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开拓善于创造
——纪念陈伟达同志
叶飞
陈伟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与伟达同志相识多年。在我的印象中，他既有丰富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多方面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勇于在困境中开拓，善于在废墟上创造。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如此。
伟达同志原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学生。３０年代初，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上海领导人之一，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党团委员、上海“学委”领导人。１９３８年８月，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派，他与唐守愚等同志一起，到苏北开辟工作，成立了中共江北特委，伟达同志分工负责抓抗日武装。这对于书生出身的伟达同志来说，无疑是个新课题，也是个难题。但他知难而进，搞得有声有色，显现出了开拓的勇气和创造的智慧。为了团结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抗日力量，将一部分武装掌握在党手里，他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已有的国民党地方部队，通过各种关系打进去，相机取得对部队的控制权，使之在名义上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在实质上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部队。他除了亲自在地方抗日武装担任大队长外，还派了一些政工干部打入了保安一旅、四旅和颜秀五的部队。对于尚无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地方，则利用国民党区政府和部队的番号，组织独立的自卫队和游击组织，如金沙区自卫队、盐民自卫队等。从而使这一地区有了党所掌握的部分武装，并建立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为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南通地区即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新四军东进以后，伟达同志在苏中四分区先后担任了第四地委委员、专署公安局长、地委敌工委书记、地委副书记等职。这期间，正值日伪汪对第四分区进行残酷的“清乡”。反“清乡”斗争，成为四分区的主要任务。为了粉碎敌人的“清乡”，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７日，由我领衔给四地委书记吉洛、副书记钟民和伟达同志发了一份“苏中区党委指示电”指出：敌伪“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破产后，必然发展到九分高压群众阶段”，“对付敌人高压斗争，仍应以高度斗争为主，此为四分区反‘清乡’最高阶段斗争，全党全民能熬得过关，就是反‘清乡’最后胜利”。与此同时，我们还从苏中另外三个分区抽调了大批短枪队员到四分区，归伟达同志指挥，加强反“清乡”斗争的力量。伟达同志作为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直接领导者和指挥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区党委的这一指示，摸索出一套高超巧妙的反“清乡”斗争的策略和战术，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反“清乡”斗争。他将兄弟分区支援的短枪队和四分区本身的短枪队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短枪大队，下设四个分队，伟达同志亲率这支精悍的队伍，深入敌后，配合主力部队，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惩办汉奸，捣毁“清乡”机构，扰乱“清乡”部署，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从而带动全区军民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斗争，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计划，而且发展和壮大了原有的根据地，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开辟了新的抗日民主区域。由于伟达同志在反“清乡”斗争中的出色表现，１９４５年初日伪在上海浦东地区“清乡”时，他被调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委，去领导与组织浦东地区的反“清乡”斗争。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我担任华东野战军一纵司令，伟达同志任一纵一师政治部主任。进入解放战争后，部队战斗频繁，伤亡大，需要在极短时间内把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吸收到我军中，转化为人民战士，调转枪口，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士兵进行教育，加快他们立场和思想的转变过程。伟达同志在一师领导此项工作时，充分发挥了他的开拓与创造才能。他亲自到一团蹲点，取得实践经验后，以点带面，在全师逐步推广，从而总结出了一套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对解放战士进行教育的成功经验。这套诉苦教育的大致内容是：引苦（形象地引导阶级觉悟）；诉苦（列举切身所受阶级压迫之苦，启发阶级觉悟）；追根（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了解阶级、阶级形成和阶级压迫的根源）；诉蒋（弄清什么是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形式）；讨蒋（弄清蒋介石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翻身（弄清推翻反革命政权才能获得民主）。这种现实的生动的激发阶级觉悟的直感教育，曾武装了战场上解放来的无数工农子弟，激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以及革命的自觉性，促使他们迅速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战斗行列。因而受到广大官兵的欢迎和部队领导的重视。在一师推广后，又在一纵推广，并很快由一纵而推广到华东野战军各个部队，成为华东野战军政治工作的法宝之一，从而为华东野战军迅速补充兵员，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了直接的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伟达同志先后担任过浙江省地委和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和书记等职。他在浙江工作了３０年，为开拓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发展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在一个岗位，他都有所开拓，有所建树。建国初期，他任宁波地委书记，深入基层，依靠群众，出色地领导了宁波地区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迅速确立了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在省委组织部长任上，他大胆选拔年青干部，为经济建设和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年青领导干部。这在干部队伍尚未明显老化的当时，是很有远见，也很有魄力的。主持全省工业交通等经济工作时，他亲自筹划、组织和指挥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建设，并努力创建和发展冶金、电力、化工、机械、电子、轻纺工业和交通业，逐步奠定了浙江较为坚实的工业基础。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工业支援农业，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还为浙江的教育科技体育事业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长期、残酷的迫害，同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１９７２年恢复工作后，他继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以极大的毅力主持经济工作，抓重点工程建设，努力贯彻邓小平提出的整顿方针。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央任命伟达同志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当时的天津，问题成堆，困难如山，处于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进行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伟达同志到任后，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组织全市人民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结合实际，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各项政策，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扭转了天津工作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伟达同志带领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开创天津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新局面。为了搞好天津的改革开放，他亲自到深圳、珠海考察并联系天津实际，研究制订天津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方案，提出立足天津、着眼全国，做好外来新技术新知识的消化和梯形转移，从实际出发，发挥天津优势，扬长避短，走出一条适合天津特点的路子。
伟达同志十分注意开拓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渠道，勇于把富有才干的优秀中青年干部推到经济建设的第一线，推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去经受锻炼和考验，以推动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在天津倡导科研单位与天津经济建设结合，开展技术引进和改造，推动科技进步，也推进经济发展。他还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把让人民安居乐业作为自己和全市所有领导者的重大职责，解决了人民群众生活中许多最紧迫的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他在天津只有６年，但所领导开创的改革开放局面，却为天津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津的干部和人民，至今不忘他在天津的贡献。
伟达同志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后，大家期望他于政法工作有所建树时，他却身染沉疴，一病不起，至今令人惋惜。
伟达同志虽然去了，但他敢于开拓和善于创造的精神与魄力，将永远激励着他的战友和同志们，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