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振兴文学的几点思考
艾斐
一
在各种艺术门类中，在整个文化事业中，文学是占着重要地位的。它是各个艺术品种乃至整个文化事业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和龙头。文学的重要性更在于它可以为时代和生活提供厚重而绚丽的史诗，它可以为历史和现实钤印深邃而真切的画面，它可以为人生和理想铺设智慧的精神航道和引发高尚的审美情操。它的效用和功能是广泛的、多方面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就几乎是与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采取同一步幅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可以没有精神，都不可以没有文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澎湃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时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变革的社会，对于我们犹如大鹏展翅、奋翮高翔的民族和人民来说，尤其如此。这就是说，我们的时代和人民对文学的期望值很高，对作家一向抱有由衷的厚爱，亟盼作家们能以自己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频频地为我们的人民输送美感和力量，为我们的事业插上奋翮高翔的翅膀。
应当说，这并不是奢望，这并不是苛求。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作家完全应该做到这一点，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问世，就说明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是进行了努力的，是付出了辛劳的，并且也撷获了丰硕的果实。但是，如若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另一个方面看，就会发现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问题还是有的，甚至是存在着明显的缺憾和偏颇的。譬如，正面描写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明显不足，尤其缺少饱含激情、力量和美感的全方位描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史诗式的宏篇巨制；政治热情、时代精神、生活主潮、思想原则、意识品位和理想追求，在一些作品中不仅越来越淡化、越稀释；有一部分文学作品自觉不自觉地割裂和抛弃了文学的集审美、认识、教育、启迪和激励作用于一体的综合优势，而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纯乎逗乐和唯为挣钱的工具。此外，连篇累牍地写无聊人生，写污秽生活，写艳情窳事，写出世悖时，写人格扭曲和性心理畸变的作品，也时有所见。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文学自身。由于一些作家和作品避开时代精神和生活主潮，过分沉溺于“表现自我”，过分醉心于描写偏、悖、畸、庸的生活现象和精神状态，过分地消解了是非观念和道德规范，过分地侵蚀了具有民族传统特色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思想力量和美学力量，乃至在文学与时代、社会和人民之间，产生了一种离散与暌隔。文学不关心群众了，群众自然也就不会再去关心文学。一旦他们从文学中看不到自己的生活和理想，得不到启迪、鼓舞和纯洁高尚的美学享受与健康向上的思想熏陶的时候，他们便必然要本能地对文学产生失望，接踵而至的就是疏远和冷漠。
二
怎样改变，怎样改进呢？
根据实际情况，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认真做起：
首先，要有正确的导向。导向，也就是把作家及其创作往什么地方引导，诱掖、支持和鼓励他创作什么和如何进行创作，并及时地对创作中所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中肯的评论，以科学的精神和鲜明的态度，在政治方向、创作思想、艺术方法和美学追求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和具有建设性的引导。许多作家都有这种体会。他们说，正确的引导常常能够给他们以启悟，给他们以力量，使他们在创作实践中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在创作效能上也可以举一反三、转益多师、一以当十、事半功倍。
除了对作家的创作进行政治、思想、艺术和审美诸方面的具体评析和引导之外，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引导也很重要。理论和舆论最容易左右导向，也最容易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方向性的影响。引导对了，起好的作用，是巨大的；引导错了，起坏的作用，也同样是巨大的。例如，文坛上一度兴起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和“后现代主义与新写实主义热”，就是先从理论上的介绍上造成的，而这些理论的诠解和阐释往往失于浮躁和偏激，未能很好地对它所要宣传和提倡的东西从理论上分析透，未能恰如其分地指出其优弊与短长、特点与性质、开拓与局限等，所以就出现上述各种“热”，在客观上造成了误导。此外，各种媒体对文学、对作家、对作品的宣传也是不可小觑的，它以自身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往往能够在社会上造成舆论，产生巨大的心理效应。
许多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在新时期之初刚刚起步的时候，应当说创作势头大都是相当不错的，确乎写出了一些好作品，甚至是写出了一些足以彪炳当代文学史的优秀作品。但有的同志写着写着就变了，就逐渐放弃了自己本来走得好好的创作路子，而硬是踅足到其他路子上去了，着实令人惋惜。仔细想来，在他们这个易“辙”转“轨”的过程中，导向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这就启示我们，在考虑如何振兴文学的时候，不能不把加强正确的导向放在理当采取的诸多措施之首位。
其次，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始终把描写生活主潮、反映社会变革和表现时代精神作为头等重要的课题，全力以赴地、满含激情地去完成。
诚然，题材无禁区。写什么和如何写，完全是作家的自由。不过，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创造和选择中，常常无可回避和无法掩盖地显示出作家的品位、功底和能力。历朝历代吃文学饭的人何止千万？但真正在文学史上留下辉煌、在人们心中树起碑碣的作家和作品，毕竟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而这极少数作家和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无一例外地深刻而艺术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主流、本质和精神，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民的感情、希冀和理想。不如此，便不足以成为大作家和好作品。
文学是否表现了生活主潮、社会变革和时代精神，虽然与作家选择的题材和主题有一定的关系，但也并不尽然。只要作家处理得好，非生活主潮的题材和主题，也同样可以表现时代精神。甚至，只要处理得好，即使是历史题材也可以显示出强烈的当代性。１９４２年４月３日重庆首演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就掀起了直接撄及时代精神的龙卷风，谁也没有感到这是表现两千年前的生活，谁都感到这是在表现现实的生活。
所以说，文学表现生活主潮、社会变革和时代精神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它与作家对题材的选择有一定的关系，但又不完全受题材的限制。不论写什么和怎样写，关键是要深刻地和不拘一格地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内涵、精神实质和发展趋向，表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进取精神和美好愿望，表现出深沉的历史感和鲜明的现实性！
第三，对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自觉地在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心，不断升华积聚思想品位与人格力量。
文学，从来就是创造美和展示精神风采与道德品位的事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文学创作的竞争、作品质量的竞争，说到底还是创作主体综合素质、精神风貌和人格力量的竞争。作品与作家的人品不应当是二元论，而应当是一元论。因为不管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他其实都是在说着自己的话，都是在倾诉着自己的心声，同时也都是自己人生体验和生活理想的形象化表现，都是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艺术宣示，都是自己内心深处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基于此，我们要提高作品的思想质量和美学质量，我们要振兴文学，就不能不对创作主体的自身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鲁迅曾经说过，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何以然呢？盖因拓落，掉队，不追赶时代大潮，不适应形势发展所致。我们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变革时代，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严峻的考验，也是难得的机遇。我们要不使自己萎黄而使自己发展，就一定要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扬帆击水，始终以一个灵魂工程师的觉悟和良知、以一个美的发现者和创造者的高洁与敏慧，积极潜入生活底层，切实走到群众之中，真正把握时代脉搏，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审美能力，满怀激情地为改革开放树青史、唱赞歌，满怀真诚地替人民群众诉衷情、抒心声！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外包装与“练内功”
潘凯雄
一年一度的报刊征订方告一段落，一些纯文学和高雅文化报刊便喜上眉梢，缘何？它们的发行量有了幅度不同的上升，于是，雀跃声迭起：高雅文化正在复苏！
一些品味不俗、质量不凡的报刊在新的一年中订数有了上扬，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可喜可贺，有理由为之欢呼、为之雀跃。它至少传递出一条信息：高雅文化并没有被拜金主义的大潮冲得七零八落，它在经历了一两年痛苦的沉寂与挣扎后，不仅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反而顽强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静悄悄地继续前进。这一信息无疑给从事高雅文化的同行和更多的热爱高雅文化的受众以信心和欣慰。但是，由此而断言它意味着高雅文化正在走出低谷而步入复苏是否又过于急切了一点？况且，何谓“低谷”？何谓“复苏”？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视角下作出的评估未必相同。曾记否，就在“复苏”的雀跃声响起前不久，徜徉于我们耳畔的更多的还是诸如“低谷”、“危机”、“困境”一类的悲切之音，其立论的依据无非也是高雅文化的地盘缩小、受众寥落……
姑且不论仅仅依据地盘的大小和受众的多寡来判断高雅文化的价值、地位和前景是否科学，倒是从悲切与雀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中来评估一下发声者的心态更为有益。
无论是悲切还是雀跃，我从中都听出了一种浮躁与焦虑。君不见，一旦高雅文化的地盘被蚕食、受众在减少，立即便惊慌失措，乱了阵脚，仿佛它将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而情况稍有好转，又欣喜若狂，以为就此可以高枕无忧、悠哉悠哉。应该承认，这种浮躁与焦虑心态的盛行事出有因，或许是我们以往从来就没有正视过“市场”这个“怪物”，或许是我们过去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真正区分而习惯一勺烩，于是，一旦“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一旦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分野真正来临，思想上、理论上、行为上便毫无准备，自己先乱了起来。其实，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发展史便不难看出高雅文化的升降沉浮既取决于从事高雅文化者自身的素质与品味，又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说穿了其主要因素也无非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的文化素质。而以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形而论，经济虽在腾飞，但离强国尚有距离；百姓虽在奔小康，毕竟又有大量文盲的存在。这样的国情再加上从事高雅文化者自身素质的局限，指望高雅文化在目前中国能有多大的市场和多么辉煌的成就似乎过于浪漫；而以为高雅文化在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就会走向消亡则未免过于悲观。高雅文化自身的品味和定性以及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热爱高雅文化的受众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它注定不会消亡；而比之于通俗文化的热热闹闹，它又注定相对冷寂；但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高雅文化的发展前景必然会一年比一年看好。
这或许便是平常心态下高雅文化的现状与未来。有了这般平常心，那种时而悲切、时而雀跃的一惊一乍式的反反复复或许会少得多，相反倒是可以静下心来沉住气，扎扎实实地做好正在从事的事业。今年在订数上有了较大增长的一些高雅文化的报刊或许在适应市场需求的所谓“外包装”上做了一点文章，但更多的则还是早早剔除了浮躁与焦虑之心，在“练内功”上下功夫，如果没有这种平常心，大约也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要体现时代精神
——读报告文学《走向天堂》、《凤鸣梧桐》
云德
据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澍结识了郑瑞英，也迷恋上了洪山镇。作者为洪山人民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所感染，创作灵感一发而不可收，于是有《走向天堂》和《凤鸣梧桐》（作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且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这是生活的馈赠。作者应为此而感谢生活。
正因为有了《走向天堂》和《凤鸣梧桐》，我们才熟悉了洪山，熟悉了郑瑞英，熟悉了陈和、陈国栋、黄家清、杨增斌、林超祥等一大批为洪山人民的富裕而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们。洪山人抓住机遇、顺时而动，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他们不唯书、不唯上，尊重经济规律，一切“按实际办”的务实作风；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胆略；他们立足眼前、面向未来、放眼世界，全方位发展区域经济的气魄；他们顾全大局、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的高尚风格；他们在追求物质富裕的同时，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使两个文明共同发展的远见卓识，都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走向天堂》和《凤鸣梧桐》在洪山与读者之间铺设了一座桥梁，如果没有报告文学如此真实生动而又具体的描绘，读者就不可能这样真切具体地了解洪山。我们应该为此而感谢文学。
文学历来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者，是时代精神的承载者。人类文学发展史充分证明，真正优秀的文学，必然是反映人民的意愿、时代的声音和历史的足迹的文学。因为，任何时代都客观地存在着一定的社会生活的主潮，任何时代都有在整个思想文化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任何具有时代概括力的优秀作品都必然要传达出人民群众的心声、意志和愿望，必然要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趋势。这就是我们曾拥有过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延续进程，且不能隔代替换的明证。在文学本体论的意义上而言，一个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名著，实际上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部诗化了的历史。
我们之所以对《走向天堂》和《凤鸣梧桐》给予较高评价，正是基于其鲜明体现了我们社会的时代精神。尽管作品与那些经典力作尚有距离，尽管作者摸爬滚打，入乎其内，且苦心孤诣、旁征博引，力求让“报告”最大限度的“文学化”，但是，作品出乎其外的功夫尚不够自如，致使报告文学在整体结构上显得拘谨而不洒脱。然而，这些绝不影响《走向天堂》和《凤鸣梧桐》成为两部颇具震撼力的报告文学力作。因为它们所表现的不仅是一幅幅鲜活的、极具时代特征的生活画面，而且所揭示的同样也是一个极为深刻的社会主题。
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直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中国农民，古往今来，持续着一个不灭的致富梦想，但真正能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走向天堂》、《凤鸣梧桐》所表现的正是中国福建洪山镇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洪山农民揆情度势、白手起家，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努力，使洪山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神奇变化。概括起来有三大特点，那就是韧性、诚实和效率。作品没有人为地回避现实生活的矛盾，没有概念化地简单处理洪山人民经济腾飞的坎坷经历，而是真实、客观、具体地展示了洪山农民艰苦探索、不懈追求，变梦想为现实，终于寻觅到“走向天堂”之路的艰难历程。这也是作品成功之所在。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黄土地上的“信天游”
——读刘成章的散文
肖云儒
刘成章有点像他笔下的安塞腰鼓，乍看拙朴沉厚，一旦响起来，生命便激越地翻飞，在一种高亢的节奏中跳跃。刘成章也有点像他笔下的《信天游》，有时冲淡悠远，如伫立于天际的白云和沙原，有时又飞高遏低，以一股炽热灼烫你的心魄。
他的散文可以归入乡土散文一类，既以乡土乡风乡亲乡情为情结，对陕北生活、陕北文化作了深层开掘，又以民俗和民艺为熔接剂，使自己的文章熔铸进陕北民间艺术中去，他的散文已经由文学转成艺术，成为陕北艺术现象之一种。
刘成章散文字面的人称是“我”，但内里的人称是“我们”。他的文化价值标准不是个体自足的，而是群体认同的。他的散文绝对具有“我”的眼光、“我”的笔墨，但这一“我”的眼光，其实是“我们”眼光的凝聚，这一“我”的笔墨，总是用来为父老乡亲行线敷色。他总是以“我”的人称来写“我们”，写人民、土地，以“我们”的精神坐标来衡定生活和艺术。“我们”是“我”的心灵底色，“我”是“我们”的艺术表达渠径。这个“我们”，具体一点说，就是“陕北人”，世代生长在黄土地上的陕北人。“陕北人”，在他的散文中，已经不只是一个地域性、社会性的生命群落，更是一个文化性生命群落。他用自己的散文，艺术地提出了“陕北人”的文化概念这个命题。他大量而翔实地写到了陕北的艺术文化、民居文化、岁时文化、婚丧文化、宗教文化、衣饰和饮食文化，但这些都不是他走笔行文的焦点，他的焦点在于描述陕北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这边风景》其实写的是“这边”的人文风景，《黄土写意》其实是黄土文化的写意，《奇崛的一群》其实写的是“陕北人”文化群落，从生态环境、种族血缘的奇崛，到行为方式、心理状态和价值观的奇崛，以至于对待苦难的幽默方式的奇崛。“陕北人”作为文化群落，引起散文家关注不止成章一个，但写得这般集中而又执著，写得这般引人注目，却以成章为最。
在艺术感受和艺术表现上，刘成章有自己的特点，他既“卖的是生活”，从生活出发，重视客体现实在散文写作中的作用，又执意“捕捉记忆深处的亮点”，重视个人感受的独特性。他既以陕北风情为自己的领地，又适应着时代和个人生活的变化，逐步扩大着题材范围，由写陕北到写西安、写香港、写俄罗斯，显示出自己多方面的感悟和思考。他在各类散文写法风起云涌的今天，既坚执地守护着自己熟悉的东西，又不当“磨倌”，一味踏着自己的脚印走，而是审慎地汲取新的艺术精神，探索着新的生活和人物更具表现力的各种手法。
他的散文，在沉静从容的描述中，不时揉进《信天游》式的比兴与抒情，揉进民间剪纸式的拙趣和色彩，显示着一种超脱、恬淡的心境。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近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当代》杂志编辑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华文学选刊》、《国际人才交流》编辑部联合组织的《中国之约》研讨会在京举行。
乔迈的《中国之约》是反映改革开放十五年来我国引进国外智力、促进经济建设发展伟大成果的一部报告文学。这一题材，以往作家涉足不多，而《中国之约》则以较大篇幅全景式抒写这一领域生活。
（文一）
▲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作家编辑等参加了太原日报社、中国作协创研部等单位举办的“文艺副刊研讨会”。与会者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办好文艺副刊、文艺副刊的文化品位、审美风格、作者队伍建设以及编者的素质培养等进行了讨论。
（文边）
▲由河北省社科院、涿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郦道元暨《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日前在河北省涿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参加了讨论会，与会者就“郦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及《三国演义》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文一）
▲陈俊山主编的《古今中外散文诗鉴赏辞典》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