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两会专页)
专栏：
现在，想的就是回去干
——人大代表访谈录
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接近尾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全国人大代表，问他们有些什么想法。他们表示：带着希望来，有了新信心，关键还在落实好。现在，想的就是回去干！
重庆市南开中学教务主任、特级教师李丁一代表告诉记者：“现在的心情与刚来时大不一样。我所在的沙坪坝区是文化区，有１０名全国人大代表。１０位代表成立了一个联络小组，经常交流一些情况，听听群众对‘热点’问题的反映。群众最集中反映的问题就是物价、社会治安和廉政，特别对物价问题大家想‘有个说法’。来开会之前，我压力很大，感到无法交差。这次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我松了口气，我认为报告中的说法是负责的，实事求是的，我有了信心。”
与连续当过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聊天时，这位村支书心情特别好。她说：“这次会议气氛与往届又有不同，不光是农业的事，其他的事大家也都更注重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了，对我们农村基层干部来说，很受鼓舞，信心更足了。”
来自三峡库区的四川万县市委书记陈光国代表说：“我从总理报告中感到咱们国家做事更有章法了，该紧的紧，该松的松。国家紧缩资金，但对我们还是大力支持的，定了几个大项目，给我市经济发展带来大好机遇。”
龙寿红代表是湘西花垣县补抽乡的乡长，这位淳朴而有才干的年轻女代表坦诚直言：“我们湘西这个老少边穷地区的特贫乡，人均年收入只有４５０块钱，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６３户没有房子住。开了几天会，我有了信心，想法也明确了。在保证粮食增产的条件下增加经济作物，组织群众大规模发展养殖业，利用山地开发杜仲、黄柏等药材生产，一边抓农民致富，一边抓乡镇财政。有点钱，就可以多干些事情了。现在我就急着想回去干。”
韩修国代表赴京开会前半个月刚走上甘肃省主管工业副省长的岗位，这一重任加上大中型企业的现状使他感到压力很大。这位不满５０岁的代表就是带着压力和很大的希望踏上会议旅途的。他说，几天会下来，我看大中型企业真要唱一台“重头戏”了。这样我的心情也就松了松。
湖南省衡阳市市委书记颜永盛代表心情平和地说：抱着希望来，愿意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审议、交朋友，此刻信心更足了，因为看到了１９９４年工作的成效，又可预见到１９９５年的美好发展前景。
诸君菁代表是上海普林电路板公司的总经理。来京开会之前，她与其他代表一起去浦东开发区视察时听到这样的反映：中央关于浦东的政策会不会变。当记者在京西宾馆见到她时，她说：“我听完李鹏总理的报告，就感到心里踏实了。报告中对成绩讲到了，也摆了大家关心的问题。那天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我们上海团，有的代表也问到浦东的问题，江总书记明确表示，中央对开发浦东的决心不变，基本政策不变。大家听了都很高兴，我也更有信心了。”
当一些来自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代表在为企业遇到的问题而感到担忧时，内蒙古大雁矿务局局长何福林却显得比较轻松。“我们矿主要生产褐煤，由于灰份高，煤价上不去，一直享受国家政策性亏损补贴。去年国家拨给２１３５万元补贴，实际到年末决算我们还上交利润１６万元，人均收入达５５２９元。全局没有潜亏，维简费和福利不超。”何福林代表介绍：“我们主要抓了四个字‘减人提效’，就是精简行政人员，提高效益和效率，并有信心争取今年实现利润１０００万元。”
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呢？何福林代表将他的打算一一道来：人员还要继续精简，第三产业规模还要继续扩大。矿区有３．２万亩塌陷区可以开垦，要分流出１０００人发展种养业。这样一方面节约开支６００万元，第三产业还可上交６００万元，这一里一外就是１２００万元。今年人均收入力争６０００元以上。他有了应对措施，自然也有了信心。
青海省省长田成平代表说：“来开会路上心里并不平静，最担心的就是物价。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收入增长不均衡，青海省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有限啊！这几天下来，我心宽多了，对控制物价上涨指数的信心增强了。这几天审议几个报告，深深感到政府真正把通货膨胀和中西部差距拉大问题的解决摆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在宏观上准备采取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差距，心里就踏实了。”
河北王文义代表说，我和不少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来开会前，满肚子的话想说，准备到会上好好放一通。可是，开幕那天，总理的报告那么坦诚，那么客观地分析了去年的经济形势。这下子，原来准备的话反倒没了，该说的话都说了，咱就不提意见提建议了。
本报记者李维平董建勤傅旭严冰李勤王清宪集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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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自基层
勿忘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
本报记者苏宁新华社记者陈雁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事无大小巨细，最后都得落实到农村党支部身上。如果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搞不好，就好比一座楼房没有根基，是无法立得住的。”
这番话出自河南嵩县于沟村已经当了３４年村党支部书记的曹江代表之口，也反映了许多代表的共同呼声。
山东莱芜市房干村党支部书记韩增旗代表说，我们村是个只有１５８户、５００多人的小山村。过去这里是“山上无树，沟里无水，进村无路”，农民靠返销吃饭，靠救济花钱。村党支部带领全村人整整苦干了１０年，修建了７座水库、３０公里的盘山公路、１２００米的环山水渠和１００亩良田。如今家家户户安上了电话，住上了新瓦房，粮食总产量翻了三番，人均收入增了２０倍。现在的房干村也有一个顺口溜：“柏油马路到村口，瓦房换上小洋楼，村里汽车六七辆，山上果树一行行，由穷变富靠的啥，全靠咱村党支部”。
河南省沈丘县留福村党总支书记张新亚代表建议：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普遍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经济管理水平，使他们掌握更多的农业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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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自基层
“好经验来自基层”
——赵宗晋代表谈煤炭企业如何走出困境
本报记者董建勤
“推进煤炭企业扭亏增盈，只有调整煤炭单一产业的格局，多业并举，综合发展，最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是根本出路。”郑州矿务局局长赵宗晋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赵宗晋认为，煤炭行业连续亏损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也有产业布局、政策导向和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他把当前煤炭企业的困难概括为：经营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债务沉重、技术装备陈旧、冗员过多、社会负担重和煤炭大量积压占据大量资金；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经济效益低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生产要素闲置、职工生活困难，严重制约着企业改革的进程。
他说，企业走出困境的好主意、好经验，都来自基层。国有煤炭企业如何走上扭亏增盈之路，河南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已经破题。郑州矿务局过去效益差、包袱重、亏损多。这几年，我们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实施以煤为主、多业并举、综合开发的战略，适时发展电力、铁路、建材、水泥、建筑施工、商贸、客运等产业，使企业一举扭亏为盈，去年销售额达七亿元，成为全国煤炭行业扭亏增盈先进典型。
赵宗晋代表对搞好煤炭企业充满信心。他说：“以市场为导向，转换经营机制，始终把提高煤炭企业应变能力的着眼点置于销售与开发能力的建设上，相信煤炭企业的命运会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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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自基层
多扶植民族产业
本报记者卢新宁
谈到民族产业的发展，北京团的代表纷纷表示，国家应制定政策，扶植民族工业。
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倪光南代表说，信息产业是最活跃、发展最快的支柱产业，去年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速度超过国民经济发展的５倍以上。在进入信息社会之时，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如今，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有一种危机感，就是民族信息产业比重下降较大，去年的计算机市场，除了联想集团占了１０％份额，长城公司占了一定份额，其他几被国外大公司吞占。倪光南认为，发展民族信息产业，需要政策，目前在产品的购销、引进、投标、招标等方面存在着某种不公平竞争，重复、盲目引进严重，对民族信息产业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
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代表说，许多国家都很注重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我们也应该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扶植民族工业，特别是正在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另外，还要教育民众，增强民族自尊心。现在有的人以为国产货不如组装货，组装货不如外国货。我们的一些产业发展初期可能确实如此，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许多信息产品完全可与外国货媲美，但许多人还是抱着老信条，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我认为目前增强民族自尊心，振奋民族精神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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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为农业出把力！”
纪学武陈国琦
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切实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河北渤海电缆厂厂长孙贵忠激奋不已。他一面致电在京参加人代会的河北代表团，表示要为加强农业出力；一面拿出２００万元，设立“支持农业发展基金”，今年重点用于扶持本乡棉花生产。目前，基金会资金及章程、组织等事宜已经落实。
河北渤海电缆厂是１９９０年由３户农民联合兴办的股份制乡镇企业。到目前，已形成年产值１．５亿元的生产能力，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农民出身的孙贵忠清楚地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他始终不忘支援农业，几年来先后拿出近百万元，为当地打机井，修公路，架电话线，为农村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今年适逢河北渤海电缆厂建厂５周年，他们原打算热热闹闹地庆祝一下。听了李鹏总理的报告后，他们觉得不夯实农业这个基础，就会制约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支持农业，反哺农业，也是乡镇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孙贵忠决定，取消“厂庆”，用节约的资金设立“支持农业发展基金”，扶持棉花生产。对本乡棉农，每亩发放扶持金２０元；户种棉５亩以上，每亩交国家皮棉５０公斤以上的，每亩再奖３０元；在棉花育种、治虫、技术推广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给予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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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江苏代表团访谈录
本报记者李勤
“结合江苏经济实际，要在继续扩展总量的同时，尽快把重点转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新任江苏省省长郑斯林列席本次人大会议，同江苏代表团的代表一起，围绕“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展开热烈讨论。
江苏省国民生产总值在１９９３年就提前７年实现了翻两番。１９９４年国民生产总值达４０５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５％。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江苏约占１／４。但是，目前江苏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市场的制约。以加工业为主，“两头”在外是江苏经济的特点，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二是资源的制约。江苏人多地少，随着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对资源、能源的需求增大；三是企业规模的制约。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５万多家，中小企业数量占９８％。
面对这一形势，如何做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篇大文章呢？郑斯林认为，从微观来讲，必须抓好企业机制转换，加强内部管理，加快技术改造。从宏观来说，首先要强化农业基础，其次是启动“两个轮子”：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省内区域联合；打破行业和企业界限，加快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加快专业化协作，促进中小企业的联合。二是加速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季允石代表说：“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增长，尽快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经济转变，这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他指出，江苏将大力实施“科教兴省”的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智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市场的发展。对此，江苏虹雨集团公司总裁尤俊明代表有同感。他说：“增强科技意识，提高企业全员素质，十分重要。我们提出企业围绕科技转，这是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一个关键。”
对企业机制的转换，徐州市市长王希龙代表认为：“关键在于两条：一是深化改革，内添动力；二是创造宽松环境，外添活力。要建立健全好的经营机制、用人机制、投资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企业尽快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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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科技系统的调整
——访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代表
本报记者毕全忠
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时，指出要加快科技系统的结构调整，加强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协调与联合。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代表。
曲钦岳说，科技系统结构的调整、协调和联合，目的在于更合理、充分地利用科技资源，以便出更多、质量更高的成果和人才。
他提出两点建议。首先，他建议在从事基础研究的领域内，选择若干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进行联合试点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有两条理由，一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内要想取得重大成果或重大突破，往往需要多学科的联合攻关；二是基础研究的成果通常不能在近期内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是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才能转化为生产力。
第二，他建议调整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他说，独立的科研院所招收、培养研究生，授予学位，不是好办法。科研院所有很多高水平的科学家和专家，从他们个人来说，完全有能力指导研究生从事高水平的研究。问题是应当让研究生继续攻读一些课程，使他们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才能在某个领域作高水平的研究。博士，就要博，不能做“窄士”。独立的科研院所，多是单科性的研究机构，要让它们承担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显然很难。要从根本上调整研究生的培养与学位授予制度。研究生由大学招收、培养和授予学位，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可以到大学兼职，与大学联合培养。这样既可以发挥大学在教学和管理上的优势，也可以发挥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的长处，还可以促进科研院所与大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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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穷帽主要靠自己
——访来自大别山区的叶书根代表
本报记者严冰沈兴耕
巍巍大别山，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地处大别山腹地、全国十八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安徽省六安地区，如何尽快摘掉贫困帽子，走上小康道路？曾任六安地区专员的叶书根代表说：“过去的发展主要靠上面扶持和国家投资。现在我们认识到，贫困地区人民要脱贫奔小康，在继续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关键是要靠自己。”
叶书根代表介绍说，一九九四年，六安地区提前六年完成了国内生产总值在一九八○年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一举消化了历年滚存的八千多万元赤字；粮食总产量和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增幅都居全省第二位，经济总量在全省的位次从一九九○年的第十二位上升到第九位。老区人民正是从“靠自己”中尝到了甜头。
叶书根说：“靠自己首先是转变观念，六安地区地处大别山，躺着看山是穷根，站着看山是富源。”
皖西人思路一活络，经济也活络了。依靠六安地区干茧总产、白鹅饲养量均居全省第一的优势，六安人舞起了茧丝绸之龙，今年要形成八十万亩蚕桑、十万绪缫丝基地；建造白色工程，白鹅饲养量将突破两千万只，还要建成一个羽绒市场，深度开发鹅肉食品和羽绒制品。
“当然贫困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要借脑生财，借梯上楼，借船出海。”叶书根代表说，“但这是靠市场经济纽带结成的经济联系，关键是自己要打开思路。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破除各种陈旧的、保守的、封闭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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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摄影比赛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今年9月将在北京举行。本次人代会上，来自各民族各条战线的妇女代表格外引人注目。 本报记者李舸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