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两会专页)
专栏：
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小组会发言摘编②
增加投入稳定农业
王坚（民建中央副秘书长）：农业投入问题年年讲，但始终没有解决好。投入最高时为财政支出的５％，去年才１．９％。乱占耕地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每年增长１４００万，耕地每年减少近１０００万亩，长此下去，粮食生产根本不能满足需求。
解峰（全国政协常委）：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撂荒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解决好农业发展后劲问题，要靠综合治理：一、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二、稳定农业管理干部队伍，提高他们的素质，多为他们创造一些工作和生活条件。三、要稳定农业机构，精简机构不能搞“一刀切”。四、领导机构要对农民和农业生产做真正深入的调查研究；五、农业政策要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老摆动。
徐乾清（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有三大问题不容忽视：一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质量不断下降；二是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制约着农业发展；三是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这都需要中央采取切实措施，下大力气，适时调整政策，切实加强对农业的投入。
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毛树梅（抚顺石化公司副总工程师）：我在企业工作了几十年，对国有企业的负担体会很深：一是税赋太重。我所在的企业在全国５００家大型企业中排名１４位。１９９４年销售收入１２０多亿元，利税１７亿元，而利润仅２亿元。二是技改包袱沉重，设备严重老化，很多是在超折旧年限运转，但企业无力更新。三是冗员过多。我公司在岗、放长假、离退休人员各占１／３。有的企业在岗职工与离退休人员各占一半。四是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
张文达（本溪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要设法做到三点使国有企业站稳脚跟。一是要树立以市场为龙头的意识，市场需要什么品种，就生产什么品种。二是要节约开支，降低成本消耗。三是要从严治厂，要对厂内的富余人员进行分流，兴办第三产业；对干部和工人都实行严格的合同制，干部要能上能下。
黄孟复（民建江苏省副主委、南京市副市长）：搞活国有企业最关键的因素是人。企业中的人首先是厂长、经理，即有一支具有良好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其次是企业的职工队伍。
张鹤龄（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建陕西省主委）：应迅速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这项工作仅靠企业、社会是不行的，国家要投入一部分资金，帮助企业放包袱，为搞活国有企业创造条件。
切实抑制通货膨胀
张世尧（中商集团董事长）：就抑制通货膨胀问题谈五点意见：（一）中外历史经验都证明，经济增长快不一定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也未必不出现通货膨胀。（二）要加强宏观调控，搞好总量、结构和重点商品三个平衡。（三）要保持政策稳定。生猪和棉花等这些重要农副产品发展起来不容易，扶持发展的政策要稳定。（四）研究价格要遵循经济规律。（五）要增强信心。现在有些同志忧心忡忡，感到对抑制通货膨胀无能为力，这样不行。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盲目悲观。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系列抑制措施已初见成效，只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按照李鹏总理报告中提出的办法认真去做，通货膨胀是一定能控制住的。
赵海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已出现过四次，这次是物价指数上涨最高的，达到２１．７％；持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已达两年。一定要给予充分的重视，下更大的决心来治理。根本的措施是压缩总需求，压缩基建投资，压缩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是集团消费要严格控制。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应对１９９４年未能实现物价总指数控制指标的原因作更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问题，个别物价上涨是微观经济的问题。靠管理个别品种的物价，对稳定物价总指数的作用是有限的，要研究宏观管理的机制。行政管理是重要的，但靠机制管理是最主要的，具有稳定性和长远性。
加强宏观调控
潘家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电力部顾问）：能源、原材料等应上的项目上不去，而一些不该上的项目又控制不住。１９９３年全年新增大中型发电机组容量１５００多万千瓦，１９９４年要求收缩规模，新的大中型电站项目一个也未上，各地却投资兴建了许多小电站，总的投资规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由于新建的电站规模小，不仅发电效率下降，煤耗增高，而且还污染了环境。为什么不能把资金集中起来搞大电站？希望中央采取一些切实措施，加强宏观调控。
刘新香（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建议国家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引进技术的宏观调控，尽力压缩可引可不引的项目，省出资金来，用于国内同类科研项目的开发，以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进步和民族工业的发展。
赵维臣（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物价问题现在由计委的三个司分别来管，实际上削弱了国家的宏观管理，也管不好。建议成立国家物价委员会，加强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该管的就一定要管住，不该管的就要彻底放开。
认真征收个人所得税
俞云波（致公党中央常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目前，国家财政很困难，９０％靠税收。中央财力不足，原因是税收流失很多。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征管漏洞很大。因此报告提出要认真执行个人所得税法，这很重要。国家财政收入中要努力扩大非债务性的收入。包括加强个人所得税等方面的非债务收入的征收，重点抓好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以增加财政收入。
韩明（致公党湖南省主委）：现在个人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工资以外的所谓“灰色收入”，税收靠个人收入申报很难掌握，要有其他措施跟上去。
重视环境保护
张继禹（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环境保护是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人类对于自我生存的环境越来越重视。我国也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一要大力宣传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二要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坚决制止滥砍乱伐行为，以造福后代；三是乡镇企业，特别是有污染性工厂的建设，必须有环保方面的措施。要坚决贯彻环境保护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不要因小利而损害人民的生存环境。
左焕琛（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副主委）：在地方主义的保护下，一些部门明知所建厂矿和建筑破坏、污染了当地的环境，是违法的，却依旧我行我素。这种蔑视环境保护法规的行为必须坚决纠正，违法建筑要拆掉，原有环境要恢复，破坏法规的责任者，无论官职多高，都要依法查处，不能迁就。
强化第一生产力
叶大年（中科院院士、地质所研究员）：政府工作报告形成过程中，曾经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科技界也曾提出过增加科技投入等意见建议。李鹏总理的报告中强调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当务之急”是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我认为也应强调增加科技投入。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增加科技投入势在必行。
梁思礼（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过去我们搞两弹是靠全国各行业、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完成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西方的先进技术被大量引进，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自身的发展，目前在软件、通讯等产业中，自有知识产权的占有率低得令人担忧。我们要有自己的成果，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要想真正成为科技强国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产品。
徐朴（中国纺织科学院顾问）：目前国家对科技的投入越来越少，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在困难条件下，如何使用好有限的资金，除理顺体制关系外，还要解决好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资金使用要统盘考虑，要根据需要分配，减少浪费，扭转资金使用分散的现状。第二，加大主战场科研单位的科研经费投入。第三，通过重点扶持解决部分科研项目经费不足的问题。
陈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科技问题时，只讲当务之急是努力创造条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而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普遍关心的科技投入不足等问题讲得不多。转化问题涉及到生产、销售等等方面，不是科技本身所能解决的，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努力。
巩毅（中国纺织科学院机械厂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微电子工业就像现代化工业的粮食，如果完全依靠外来是很危险的。这个问题应提上日程，要加快发展，而且还要参与国际竞争。目前世界微电子技术发展很快，３至５年就换代。如果现在还不注意发展，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尽力增加教育投入
王浒（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建议在我国开征新的税种，专门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以解决目前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如基本建设投资中要增加教育税。
倪国熙（民盟中央委员）：现在对教育投入很少，至本世纪末要达４％，很困难。实际情况是物价不断上涨，学校“人头费”增加很快，真正用于教育的经费逐年减少。“蛋糕”越切越小，现已达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希望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叶笃义（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我国教育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但教育方面的开放却刚刚起步。目前国家财力不足，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大学的拨款不可能有明显的增长，要鼓励多种形式办学。
岳炳忠（民进天津市副主委）：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在逐年增加，但教育投入和实际需要相比，仍然很不够。去年工资调改后，不少学校的经费只能保证教师工资的７０％，其余部分靠自筹，校长压力很大。国家要在节流上多做文章，如狠抓偷税漏税、国有资产流失、基建项目重复等问题，将节省的钱用来办教育。
中西医结合预防为主
陈可冀（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我们必须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并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振兴中医中药行业。我们现在的新药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但大都是三四类的药，一二类的并不多。如果不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就难以上水平，难以国际化。我们的中药品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提供有科学依据的材料。
林佳楣（卫生部原妇幼司司长）：中央强调加强卫生保健工作，其中就包括基础卫生和妇幼保健，应采取政府机构与社会团体相结合的办法共同努力。两年来，通过到西北、西南地区搞调查，发现那里医疗卫生条件很差。有的地方没钱购置氧气瓶、血压表这类基本医疗器械，保健工作无法开展，建议有关单位将多余的医疗物资、器械捐献出来，支援贫困地区。
王绵之（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卫生事业是关系到民族利益、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情，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不能身体有病才想起卫生。中西医各有所长，都不可偏废，不仅要强调中西医结合，而且也要强调中西医合作，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可能的前提下，国家要多投入经费，尤其是对中医药，以保障人民健康。
胡熙明 （卫生部原副部长）：许多行政官员法制观念淡薄，就医药卫生行业来说，许多新药的审批并未按审批程序办事，而是行政领导说了算。在许多问题上行政干预过多，不能依法办事。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高占祥（文化部副部长）：精神文明不能只靠精神来建设，要有物质基础，这样才能两手都硬起来。有的地方政府不给文化局拨经费，叫作“减粮”、“断奶”，因此有人说“一手硬、一手软，硬手来把软手砍，软手一天比一天短”。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确实有这种情况，对文化的投入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要求，有一定的比例。建议在“九五”期间切实做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乡有文化站。这件事，“六五”规划就提出了，没实现；“七五”规划又提，也没实现；“八五”规划又写上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有４００个左右的县没做到。
李谷一（中国轻音乐团团长）：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举了一些英雄人物作为学习模范，这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甚为重要。
胡继高（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博物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场所，是直接的教育阵地。我们要抓住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这一大好时机，把各地的博物馆充分利用起来，对广大青少年、对人民进行历史教育。
于蓝（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现在文化艺术领域，庸俗的、黄色的、有害的东西还不时泛起，应下大力气改变这种状况，营造好的社会风气，以对下一代、对民族的未来负责，研究抓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文化市场问题。
大力加强科普工作
张侃（中华医学会原秘书长）：就全国的情况来看，迷信、愚昧的风气有所抬头，不断蔓延，并呈向领导层发展的趋势。多一个巫婆，多一个相信迷信的人，就少一个相信科学的人。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张开逊（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科技发展离不开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有不少人对科学是陌生的。希望国家科委进一步加以重视，建议：１．政府拨款建设地方科技馆，扩大、巩固科普阵地；２．政府拨款支持各种学会开展科学普及工作。
保护妇女权益
陶建华（民盟天津市副主委、天津大学教授）：许多女高级知识分子在５５岁时正是干事业的好时期，但一些地区离退休“一刀切”，造成人才的浪费，十分可惜，这也关系到妇女权益问题。为更好地发挥妇女作用，希望有关方面在制定政策时予以考虑。
童君美（武汉钢铁厂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女职工下岗日益成为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建议劳动部门和妇联对女工下岗问题给予关注，制定女工就业管理办法，为下岗女工二次就业牵线搭桥。
资华筠（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积极支持和配合开好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作为女政协委员很受鼓舞。希望各方面采取积极行动，把有关问题真正落到实处。
张蒙纳（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今年９月将在我国召开，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进一步解决好妇女参政议政、妇女就业等问题。政协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这次增补的政协委员中有６名女性，占总数的１／４，使本届全国政协中的女委员总数高于上届，这是妇女参政方面的一大进步。
刘海荣（全国妇联副主席）：政协是妇女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妇女在参政、就业、教育、社会、家庭等方面都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发挥政协的职能，促进妇女事业的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
李金培（民进中央常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目前有的地方绑架、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特提出如下建议：１．对绑架、拐卖妇女儿童的不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２．在农村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并提高妇女自我保护的能力。３．农村各级基层组织都要做好劳务输出的组织工作，使剩余劳动力有组织地进行流动，以避免拐卖事件发生。
反腐倡廉严肃执法
杨拯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反腐倡廉问题关键就是两个字：“认真”。执法要认真严肃。现在有些地方执法很松，腐败已经侵蚀到了执法机构。反腐倡廉应从上面做起。
张西铭（黄埔同学会理事）：腐败问题是重点的重点，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大家就会悲观失望。我们不能把３０００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江山无声无息地葬送掉。现在的贩毒、卖淫、走私犯罪为什么能发展，就是有保护。领导干部渎职了，也应诉诸法律，不能换个地方照样做官。我们要以法治人，不能以人治人。
朱奎（云南省原副省长）：去年反腐倡廉工作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群众仍然不满意。群众强烈要求查清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违法乱纪的问题。中央应采取果断措施认真查处一批这类案件。我认为，在查处这类案件时，应做到：１．增加办案透明度。２．实行调离回避制度。３．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应由中纪委直接查处。
吴庆洲 （陕西省台联副会长）：目前社会上用公车办私事的情况很严重，有些领导还不敢管司机。车辆的管理十分重要，可以考虑搞社会化管理。
坚决刹住浮夸风
周雅光（陕西省政协主席）：有些干部说假话，是由于上级领导不切实际的要求引起的。一些地方领导平时不认真抓落实，到年终层层给下面压指标，导致乡镇企业产值数字、计划生育指标等都有假。对这种问题，就应当认真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
宋直元（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快速的信息反馈。信息不真实、不及时是宏观决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地方搞浮夸，这对国家的宏观决策会带来很大的恶果。
吴豪德（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目前，浮夸虚报问题相当严重，而且有蔓延的趋势。亏损企业报成利税大户，产值仅几千万元的乡镇报成亿元镇。这也是一种腐败行为，会导致决策上的失误，引起社会、经济的混乱。虚报浮夸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群关系，也毁了一批干部。这种虚假行为造成的恶果比伪劣产品还要严重，打击这种虚假行为已刻不容缓。要加强教育，使广大干部真正认识到虚假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危害；要加强学习，学习统计法，真正维护法的尊严，正确理解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要改进和完善干部考核任用制度，提拔任用干部时要走群众路线，不简单地以数字为政绩；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靠虚报浮夸上去的干部要坚决撤下来并严肃处理。
王郁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要清除弄虚作假和浮夸风，政府首先要带头坚持实事求是。各项统计数字要力求准确，不能有虚假浮夸成分。现在有必要对会议费、旅差费、招待费，乃至科研经费等的标准实事求是地重新核定。情况变了，标准也应随之改变，不然，就会迫使下边弄虚作假。
席裕庚（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我是做基层工作的，对浮夸风的危害深有体会。一是现在滥用新名词，凡事似乎只要冠以这些名词，就成了新兴事物。二是应付上面。上面要检查、视察，要统计数字、报表，下面就应付甚至作假。
做好海外联谊工作
马庆雄（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政协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应扩大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能和联系范围，做好台、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为统一战线和祖国统一做出更大的贡献。
冯锡良（《中国日报》社原总编）：昨天几个香港朋友来电话表示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香港问题的内容很满意。港澳同胞对内地的许多事情是很重视的，特别是关心社会稳定的问题。因为只有内地大局稳定，港澳同胞才会安心，港澳局势才会稳定。
文楼（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主席）：向香港青少年进行中华文化的教育，对拉近香港与内地之间人文距离会起很大作用。可适当邀请一些香港青少年来内地参加夏令营活动；可以邀请香港部分文字工作者到内地参观，了解祖国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