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
陈云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评述
卢继传
在陈云同志诞辰９０周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１００多位专家学者怀着对陈云衷心爱戴和尊敬之情，出席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组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共同在北京举行的《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学者们从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及其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和思想方法论等方面，畅谈和交流了研究心得。大家一致认为，陈云在长期从事领导工作实践中所概括的思想和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重要发展，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重要指导意义。
一、陈云经济思想的基点：鲜明的人民性、“国力论”
陈云在领导国民经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点的经济思想，其中，“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有市场调节”等，最集中地体现了陈云经济思想的特征，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中，陈云曾主持制订和参与制订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使“一五”时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他还受命主持“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两次国民经济调整，使垂危的国民经济重新获得生机。与会学者展开了充分的研讨后指出，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陈云所一贯坚持的经济思想的正确性，他对发展我国经济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陈云之所以对经济思想有重要建树，经受住实践的考验，在于他确立经济思想的基点是合乎中国实际的。与会学者在认真研讨陈云经济思想的同时，着力分析其考虑和探索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而领悟陈云经济思想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真知灼见，并从中得到启迪，感触甚深。
——把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搞好经济建设的前提。陈云始终把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摆在首位，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他主张，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坚持在安排好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主张经济工作的一个大方针是：“一、要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陈云由此出发，提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他精辟地阐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强调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好的大问题，否则“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一再提醒我们“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今后全党还必须把粮食放在重要位置上”。
——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但是，经济建设既要快速发展又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为此，陈云明确指出，量力而行，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人们称之为“国力论”。这是陈云的一贯思想。早在“一五”计划期间，他就指出：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必须坚持量力而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强调基建投资必须做到没有赤字，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订基本建设规划。
——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在稳中求快。国民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稳步前进，避免折腾，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这是陈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数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之经验必然得出的思想。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我国经济建设遭受的几次挫折，都是由于超越国力，急于求成，片面追求过高发展速度，造成比例关系失调。究其原因，还是按比例发展原则的重要性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今天，我们要坚持陈云提出的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稳中求快的思想，减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切实注意在稳中求快，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
在一些重大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陈云总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的国情，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陈云党建思想的基点：加强党性教育，重在世界观教育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对党的建设作了系统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与会学者认真从陈云的建党思想与实践中去分析他长期探索党的建设的基本出发点。这就是他始终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共产党员的特殊品格来考虑党的建设问题，尤其重视党风建设，强调加强党性教育。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从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和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的新情况出发，加以深邃思考，并在１９８０年的一次会议上，严肃而尖锐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学者们认为，这是新时期陈云对党风建设问题重要性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贡献。
党风是一个政党及其党员的行为准则，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中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建立的。党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党还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从会议提供的论文中所论述的和列举的事实表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成效，必须通过党员的行为表现出来，通过党风建设予以巩固和发展。因此，抓紧党风建设，纠正不正之风，消除腐败现象，发扬优良作风，就能为党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的客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陈云要求每一个党员模范地遵循这个宗旨。他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否则，就会败坏党的风气。陈云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一切工作的主体力量，只有获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他早就指出，在领导干部中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显然，滋长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是由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其思想根源在于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因此，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而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陈云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尤其是要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加强党性教育，重在世界观教育，引导和教育党员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武装自己，改造世界观，这是解决党风问题的一项治本之举。陈云对党风建设问题的科学论断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学者们所强调的：把党风问题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才能使全党同志自觉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加强世界观改造和党性锻炼，努力实践党的性质和宗旨，从根本上把党建设好。
三、提倡学习哲学的基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少犯错误
江泽民同志指出：“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踏实细致地开展工作，并下大的决心一干到底，干出成果，这是陈云同志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这种特点和风格渊源于他具有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深刻地理解唯物辩证法。他不仅自己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而且应用它去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工作。因此，在陈云的经济等方面论述中，充满了哲学的理性思考。他切身体会到“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所以，他大力提倡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习哲学，要“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要犯大的错误呢？陈云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他以自己积累的亲身经验，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人犯错误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所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不合乎实际，这就是所谓认识上的片面性，使人犯错误。因此，陈云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要少犯错误，要做到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他说：“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９９％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换言之，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就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
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能否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对社会主义事业至关重要。学者们指出，在新的时期，陈云对此看得更重了、考虑更多了、感觉更急迫了。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７日，他同当时的中央领导谈话时，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情。他深情地说，邓小平同志已经８４岁了，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于《陈云文选》的始终。陈云从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１５个字，是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具体运用，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把握住这１５个字，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应该成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座右铭。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的忠告：“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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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访谈录
温州经济发展经验探索
——经济学家与县委书记的对话
平阳是温州的一个大县。青年经济学家、北京金思达经济策划中心主任钟朋荣应平阳县委、县政府之邀，组织课题组，多次去该县考察。此间，他与平阳县委书记、原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董希华就温州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里摘要发表他们的谈话录。——编者
钟朋荣：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１９７８年与１９９４年比较，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９．５倍，翻了三番多，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２１倍，财政收入增长１５倍，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０００元，城市居民生活费收入５１１３元。社会总产值发展到１００亿元用了３８年，而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３００亿元仅用了１６年时间。
董希华：应当看到，温州的上述成就是在三少一差的条件下取得的。所谓三少，一是国家投资少，大大低于全国人均投资水平。二是人均耕地少，不到４分。三是资源少。所谓一差，即交通条件差，温州没有铁路，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也很少，到省会杭州需要乘１０多个小时的汽车。
钟朋荣：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各个地方的经济都像温州那样得到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都会大大地前进一步。
董希华：温州的成就是人们艰苦奋斗干出来的。温州人不仅勤劳，更具有开拓意识，他们四海为家，走遍天下。河南商丘地委副书记、常务副专员张海钦曾撰文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是中国人群里最优秀的群体之一。在西方几乎到处能看到温州人。在国内，包括西藏、新疆在内的地区也到处都有温州人。”
钟朋荣：发展经济，人是最基本的因素。而人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发展经济的。同样是温州人，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前，平阳县的一些农村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乃至靠乞讨为生，主要是因为当时那种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人们的手脚，抑制了他们的创造能力。而温州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温州人和温州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的产物。
董希华：起初温州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是：家庭工业、专业市场、供销大军，再加上小城镇；主要特征是：以专业市场为龙头，十万供销员为媒介，小城镇为依托，家庭经营为主体，前店后厂为基本形式。温州发展方式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把发展经济的依托力量放在千家万户：家家户户都开发产品，家家户户都开拓市场，家家户户都研究管理，家家户户都承担风险。
钟朋荣：在这里，企业的产权归属比较明晰，人们发展经济的动力比较强，并且具有持续的动力。而有些乡镇企业，在其创业初期，企业经营者的创业欲望很强，后来企业办大了，自己快要退休了，于是就出现短期行为。
董希华：温州发展方式也有它的局限性。最大的局限性就是，由于家家户户办企业，资金分散、人力分散，不便于上一些大的项目，特别是那些投资风险比较大、回报率比较高的高科技项目。所以，温州的企业，规模大的比较少，产品附加值高的比较少。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温州各级政府也在采取一些措施。如我们平阳县，去年以来实施了一项扶持龙头企业的措施。在部分行业选择一两家大企业作为龙头，县政府给予重点扶持，使这些企业尽快发展壮大起来，有足够的实力采用先进技术，创造名优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钟朋荣：人们是用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去投资，这可称得上是血汗钱，因此投资特别谨慎，一般不敢冒险去投那些风险大的高科技项目，而是投向在当地已经有成功实践的项目。于是，在温州就出现了一个乡镇有几百家皮革厂，另一个乡镇有几百家塑编厂的“一乡一品”现象。
董希华：这几年，通过开展企业上规模、产品上档次、管理上水平的“三上”活动，使温州发展方式得到了一些拓展。在体制上的主要变化是，许多企业从家庭、个人所有转向股份制，转向现代企业制度。到目前为止，全市股份制企业发展到４万多家，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的６０％以上。此外，还组建了６００多家有限责任公司和６０多家企业集团，有２００多家企业相互兼并或合并。像我们平阳县，１９９２年前还没有一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１９９４年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就达到４８家，还出现了一批产值超亿元的企业。
钟朋荣：这一变化，使“温州模式”既保留了自己产权明晰、人们发展经济的动力大等优点，又吸收了“苏南模式”企业规模大，起点高，便于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投资规模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优点。
董希华：温州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还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大多数企业初期的手工操作、小作坊式的家庭工厂发展成机械化、自动化的上规模的现代化工厂。在产品生产方式上，由初期的仿制加工为主发展成现在的研制生产为主，并注重创自己的名牌。如我县的几十个著名商标、国家级新产品，都是近几年创造出来的。
在生产和经营场地上，由初期的前店后厂，发展成现在的厂店分设。许多县市的企业已把生产基地放在工业区内，把销售放在专业的市场内，“前店后厂”逐渐演变为市场与基地。在产品销售方式上，由以前的商贩式的销售为主发展成市场销售和柜台销售为主。温州市形成各类市场５１３个，成交额在亿元以上的市场２７个。“中国小商品城”和“中国轻纺城”的摊位，约有４０—５０％是温州人在经营。这些固定的商业渠道，将温州的产品销往全国。在产品销售范围上，由内向型逐步转向外向型。１９９４年，温州产品的出口交货值达到５０亿元。有直接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到９７个。我们平阳县水头镇去年８亿多元工业产值中，出口交货值达３．４亿元。一个镇年出口创汇达三四亿元。此外，温州人还在法国、荷兰、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开店，销售温州的产品。巴黎就有一条三四公里长的温州街。在产品质量方面，区域性的假冒伪劣、质量差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今年省里组织产品质量抽查，温州被抽查的产品质量高出全省平均水平８个百分点。
此外，农民集资建城，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逐步形成，也应当看做是温州经济发展和变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起初就是靠６５００个万元以上的专业户发展起来的。１０多年来，温州农民自筹资金８０余亿元，新建扩建１３个建制镇，工业产值超过亿元的镇有４１个。这批集镇解决了１２０万城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钟朋荣：看来，温州经济发展方式至少包括了以下内容：发展经济的主体，如投资主体、经营主体和承担风险主体是千家万户，而不是依靠少数人；产品生产方式——从前店后厂发展到店厂分设；产品销售方式——从千万个销售员在全国直销发展到在全国设立成千上万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店和温州专柜进行销售；发展经济的活动方式——不是单守在家门口办企业和做生意，而是走南闯北，四海为家，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生产力的分布方式——不是把生产力分散在一个个山沟沟里，而是集中在建制镇，把经济建设与城镇的发展结合起来，等等。
董希华：温州人还特别崇尚“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去年１７号台风是百年不遇的，许多厂房和生产、生活设施全被台风摧毁。台风过后，老百姓不是等上面来救济，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周之内就开始恢复生产。
钟朋荣：我曾１０多次到温州调查，特别是去年以来，在温州的一些县市进行咨询和策划工作，与市委及部分县市和乡镇的干部、职工、企业家有过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从中感受到，支撑温州经济发展的温州精神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即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它是改革开放年代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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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坚定信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论企业改革中的国有经济定位
韩小明
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改善国有企业的状况，根本目的是要使国有经济更好地发挥其主导作用。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首先需要确定国有经济要发挥主导作用，必须依托哪些行业和企业作为其载体，以此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对象，这就是国有经济定位的意义。只有在明确了国有经济定位的基础上，国有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组织形式的改造，国有资金流向的确定和国有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的解决，才有明确的对象。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就是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的控制。因此，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就是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说法。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或控制作用，是以一定规模的资产存量为条件的。但是，由于控制的方式不同，因而，所需的国有资产存量规模也就有所不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尽可能采取“全面控制”的方式，即通过全资投入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行业和企业的方式（农业部门除外），来保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是，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建设资金需求的日益增加，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实施“全面控制”所需要的资金已难以保证。近年来，国家对现存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已无法全部满足的状况，已经表明“全面控制”的方式已难以为继。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方式，也随之由“全面控制”转向“重点控制”，即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控制，达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控制的目的。这种控制方式的转变，决定了国有经济定位的必要性。
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来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依托于对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金融产业的控制。仅仅把国有经济定位在“公共产品”或“垄断性产品”的生产部门，是无法保证国有经济发挥其主导作用的。因此，国有经济从“全面控制”向“重点控制”的转变，虽然意味着国有经济可能对一些部门或行业不再实施控制，但绝不能将其仅仅局限在“公共产品”或“垄断性产品”的生产部门，这就是当前国有经济定位的“产业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农业除外）、支柱产业和金融产业，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所必须控制的三大“载体产业”。
在明确了“载体产业”的基础上，对“载体产业”本身的控制，亦有“全面控制”与“重点控制”之分。依据国有资产目前的规模状况，“重点控制”的方式仍是最经济的方式；只要国有经济对“载体产业”中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实施有效的控制，便可以通过它们对整个产业的状况发挥控制性的影响。这就是与“载体产业”的“重点控制”方式相适应的国有经济定位的“企业原则”。这些“载体产业”中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载体企业”。
最后，对于“载体企业”的控制，也不一定需要国有经济的全资控制。依据企业的特性和企业资产构成的状况，可以分别采取“全资控制”、“绝对控制”（国有股权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和“相对控制”（国有股权虽不占百分之五十，但具有能左右股东大会决定的第一大股东地位）的方式。这就是国有经济在“载体企业”中定位的“权重原则”。
依据国有经济定位的上述三原则（“产业原则”、“企业原则”和“权重原则”），目前人们争论不休的“国有经济究竟应占多大比重为宜”的问题，显然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要服从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需要，离开了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需要而确定的国有经济比重，无论大小，均是不科学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与此同时，只有依据国有经济定位的“产业原则”，国有资产存量结构的调整和国有资产增量的近期流向，才有明确的目标；只有依据国有经济定位的“企业原则”，才能抓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对象，同时拓宽“非载体企业”的改革思路；只有依据国有经济定位的“权重原则”，才能将确保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最经济地运用国有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国有经济的定位，是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为依据的定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比非国有经济承受更重的财税负担。因此，必须把国有经济的定位与国有企业应承担的上缴税赋区别开来。现在，人们习惯于以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上缴税赋的责任来说明国有经济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并不是具有更重的上缴税赋方面的责任，而是具有更重要的控制国民经济发展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经济的定位也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平等、合理地负担上缴税赋的责任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依据国有经济的定位，确定它所应承担的上缴税赋的责任，即确定怎样的税赋状况能确保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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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浅评《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
谭彬
读完了桑新民著、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人类自身生产探密》，有一种新鲜的感受。本书的结构是按哲学思路来安排的，内容包括导论，教育本体论，教育价值论，教育实践四部分。作者将教育的本质规定为“教育是人类特有的遗传方式与交往方式，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与再创造”。人类自身的再创造是个体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二者都离不开教育。作者从分析马克思的三种生产理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出发，着重分析了教育即人类自身生产对前两种生产的促进作用。以前我们只看到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忽略了教育对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反作用。作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探讨教育的本质，这是一种新的而且较广阔的视野，突破了只从教育过程来讨论教育本质的就事论事的狭隘眼光，突出了人的价值，把人这个因素放在教育的主要地位。
该书指出当前围绕教育目标的各种争论所存在的问题——或是将智、德、体、美、劳五育并列，或是将五育与学科分类等同，造成五育之间的互相隔裂状况，给教育实践带来不良影响。如我国目前基础教育实行分科教学，导致了学生的片面发展。作者将教育分成三个方面，即：（１）人的心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是从人的心理素质角度概括的全面和谐发展；（２）人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这是将人的生理与心理素质统一起来把握的全面和谐发展；（３）个体与社会的协调统一和全面发展。这是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具体地、历史地把握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对此，作者强调了劳动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既然劳动创造了人类，那么如果年轻一代独生子女从小缺乏系统化的劳动技术教育，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正如作者所强调的，科学教育是培养人的认识能力，把握事物的共性，而技术教育在于培养人的实践能力，发挥人的创造性与个性。只有在劳动技术教育中，孩子才能真正理解与领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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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儒学研究取得新成果
陆广平
儒学在我国曾经兴盛了两千余年。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它大大地衰落了。可是，近期以来，儒学有在东亚复兴的趋势。由于它内涵深厚，具有超时代的独特的价值，不仅东亚人，而且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都开始重视儒学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儒学热。在这股儒学热的影响下，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广西桂林市的儒学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去年１１月，经桂林市儒学学会和梁漱溟研究会的筹备和发起，在桂林市首次举行了主题为“儒学与现代化建设”的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２０多个省市的百余名专家、学者提交了５０多篇颇有新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最近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为《儒学研究与现代化》一书出版。这次研讨会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受到广泛的好评。
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加强对儒学的研究，今年金秋季节，以桂林市儒学学会为基础，成立了广西儒学学会。在学会成立之际，区内外与会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不少学者谈到，儒学能否发扬光大，取决于它能否经过整理，适应现代社会，切实帮助人们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难题，使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现代价值。所以，不少学者强调，对儒学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纯学术的层面，还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如何选取儒学的精华，如何针对现实问题运用这些精华，使它们发挥实在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