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迟到的审判
史克栋
在全世界隆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５０周年之际，逍遥法外达半个世纪的原德国纳粹党卫军军官埃里希·普里布克将被推上法庭。
１２月７日，意大利罗马军事法庭将开庭审判埃里希·普里布克。普里布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为德国纳粹党卫军上尉。１９４４年罗马被占领期间，他曾参加了屠杀３３５名意大利人的阿尔德亚迪纳惨案。战后，他携全家逃到了大洋彼岸的阿根廷，在那里平安地度过了半个世纪。
埃里希·普里布克于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９日出生在柏林市附近的海尼斯多夫镇，父亲是一名警察。他曾在当地的一家旅馆工作，在这期间学习了意大利语和英语，后来又通过在意大利拉帕洛一家旅馆工作（２年时间）和在伦敦的萨沃伊工作的机会对语言进行了深造。１９３３年，他不满２０岁就正式加入纳粹党，１９３６年进入德国警察部队工作，不到一年就转入党卫队，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９日被提升为党卫队上尉。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４日，当时在罗马的德国党卫队收到希特勒的命令，要他们对于一天前３３名德国士兵在罗马市拉塞拉路遭到游击队袭击而丧命一事进行报复，以十偿一，立即处死３３０名意大利人。
当时，罗马的党卫队立即行动，用大型卡车将已经关在监狱里的意大利人拉到位于罗马城东南部的阿尔德亚迪纳枪杀。普里布克当时任上尉，负责核实人数。他最后一算，一共杀害了３３５名意大利人，比原来多了５名。
二战结束后，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０日，罗马军事法庭对阿尔德亚迪纳大屠杀案件进行过一次审判，当时释放了４名军官和一名军士，原因是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而对于纳粹中校卡普莱判处了终身监禁。１９７７年，关在罗马军事监狱的卡普莱由于患病，被转到军事医院治疗。他借此时机在妻子阿娜里莎的帮助下得以逃走，后定居德国，于１９７８年２月９日去世。
普里布克当年是卡普莱的得力干将，两人关系十分密切。战后，普里布克曾被关押在位于亚得里亚海边的里米尼市附近一个英国人管辖的监狱中。他于１９４８年逃出监狱，后在一名主教的帮助下得到了一本护照，并携带家眷离开意大利躲到了阿根廷。
普里布克与家人定居在距布宜诺斯艾利斯１７００公里处的一座小城里，这里共有居民１０万人。他的夫人阿丽莎是德国柏林人，１９３８年与他结为夫妻。几十年来，她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从德国到意大利，后来又到了阿根廷。他们有两个儿子，都已年过半百，老大５４岁，老二５２岁。多年来，他们经营着一家小肉食店，并用商店赚的钱盖了一座小楼，用来开了一个诊所。普里布克早已退休，靠退休金过日子。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期间，他曾两次到意大利旅行，旧地重游，并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任何干预。他还多次去过美国和德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顺利的事。
他现在非常后悔不该接受那次电视采访，正是因为他在１９９４年５月７日接受美国ＡＢＣ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讲到，１９４４年他在意大利阿尔德亚迪纳大屠杀中曾亲自开枪打死一名意大利人，从而人们才发现了他的踪迹。意大利政府很快向阿根廷政府提出引渡要求。从那以后，普里布克就失去了自由，一直有警察对他进行监视。
前不久，阿根廷最高法院正式同意意大利政府的要求，将普里布克引渡到意大利。
意大利于１１月２０日派飞机去阿根廷押解普里布克。根据普里布克的律师要求，行前专门对他进行了身体检查，医生认为，尽管他患有心律不齐和高血压等病，但不影响他从阿根廷到意大利的旅行。专机于２１日晨抵达罗马，普里布克被直接从机场送往军事监狱。在离开阿根廷时，普里布克讲，当时他只是执行了命令，否则他将被处死。到达罗马后的当天下午，预审法官就对他进行了长达３个小时的审讯。他表示，他将在法庭上将所知道的情况全部交待清楚。
意大利警察方面考虑到普里布克已８２岁，给他准备了医院，甚至考虑到如果他提出监外受审，也会为他安排。但是，普里布克说，只要他的身体还行，他打算在监狱里住着。
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之久，可是遇难者的家属对于当时的恐怖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们对普里布克被引渡到意大利受审表示满意，并企盼着这迟到的审判早日作出公正的判决。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杰宁印象
刘水明关锐
在我们要去杰宁采访前，几个巴勒斯坦朋友就告诉我们：“杰宁无旅馆，你们最好住在纳布卢斯。”
既然杰宁没有旅馆，我们乘车到达杰宁后，也就干脆省却自找住处的麻烦，背着行囊径直去了市政委员会。市政委员会的办公楼设在杰宁的半山腰，那是一座两年前建的乳白色建筑，门前车来人往，显得异常繁忙，因为巴勒斯坦警察的先遣队第二天就要进驻杰宁。我们在一位青年人的引领下，走进了市长瓦利德·阿布·穆维斯的办公室。
１０天前，穆维斯才被阿拉法特任命为市长。此前他是一位商人。４５岁的穆维斯衣着整洁，举止大方，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眼镜，看上去不像是精明的实业家，倒像一位儒雅的学者。穆维斯说，杰宁位于约旦河西岸北部的丘陵脚下，控制着通往杰兹里尔山谷的道路。１９６７年前的阿以分界线就在杰宁附近，“六·五战争”打响后，杰宁是最早陷落的巴勒斯坦城市。如今，巴勒斯坦自治即将扩展到杰宁，巴方希望能把自治逐步向南推进，然后逼近耶路撒冷。穆维斯的坦率介绍，正好解答了一直萦绕在我们脑际的“扩大巴勒斯坦自治为什么要从杰宁开始”这一问题。
最后，我们向穆维斯市长提出住宿问题，希望他能帮助解决。穆维斯市长满口答应说：“你们不用担心，杰宁有旅馆，只是条件差一些。如果没有床位了，任何一家杰宁人都愿接待两位中国朋友。”穆维斯的话音刚落，一位巴勒斯坦女记者就为我们写好了一家旅馆的地址。穆维斯的秘书又为我们要通了一家新闻广告公司的电话，并委托这家公司派人将我们送到旅馆。杰宁人热情友好，忠诚纯朴，乐于助人，这是我们在杰宁得到的第一印象。
杰宁这个城市不大，但多年没有搞过人口普查。据穆维斯市长估计，包括难民营的难民在内，全市约有３．５万人，他说准确数字要等巴选举进行人口登记时才能弄清楚。杰宁从东到西只有一条主街，南北则有三四条街道。无论从哪个方向沿街行走，顶多２０分钟即可穿城而过，所以当地人在市内办事，一般不需动用汽车。市内建筑主要是两三层的低矮楼房。街上没有警察维持秩序，但很少出现塞车现象。在交叉路口会车时，司机都能相互礼让。
杰宁１５％以上的市民至今没有用上电。市内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只有一些缝纫店、铁匠铺等手工作坊，还有几家面粉加工厂、橄榄油厂。郊外有几处采石场，生产建筑石材和水磨石砖。杰宁不是一座旅游城市，平时极少有外国人光顾，因此市内没有一家像样的饭店，只有两家简易旅馆，其中一家只有４间客房。我们下榻的“花园旅馆”是去年才开张营业的，有１３间客房，客房内除了一张两尺多宽的木床和一只小床头柜以外，无其他摆设。那天晚上，“花园旅馆”只住了我们两位客人，可第二天上午我们到杰宁郊外的“三角陵园”采访巴警先遣队进驻时，却呼啦啦来了两三百名各国记者。原来，他们大多在离杰宁４３公里的纳布卢斯市投宿过夜。
杰宁没有影剧院，夜晚街上虽有路灯，但行人稀少。一般店铺在下午４时就关门了。晚上市中心只有几个煮咖啡的小摊，摊主用细长的大铝壶煮咖啡，周围摆几张小方桌，几条长凳，顾客就坐在露天饮用咖啡，每杯收费半个谢克尔。赛义德是一家食品店的老板，他的店每晚７时关门，次日凌晨５时半开门。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开门，他说从杰宁去以色列境内打工的人多，杰宁的物价要比以境内便宜３０％，为了节省开支，打工的人每天都要买些饼干、面包带在身上当早点和午餐，所以他的食品店早上生意不错。
位于杰宁市西部的难民营建于１９４８年，现有难民１．３万。老一代难民都是第一次阿以战争时从以境内逃出来的巴勒斯坦人，据说当时有５０００名难民来到杰宁。难民营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每间简陋房屋平均挤住４．２人。今年３２岁的萨利赫是一位建筑工人，他的父亲来自海法，去年病逝。他的弟弟穆斯塔法２６岁，现仍关在以军的监狱里。萨利赫一家７口人，全靠他一人挣钱糊口。他说，到以境内打工一是很辛苦，二是很难获得入境证，特别是３５岁以下的年轻人。杰宁的失业率为４０％，一旦以军封锁约旦河西岸，失业率就高达８０％。
广义上的杰宁是一个省，它包括杰宁市、６５个村庄和３座难民营，约２０万人，占整个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口的１／５。为了早日结束被占领状况，杰宁人民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１９８７年，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发动了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起义，几年内杰宁就有１７９人牺牲。当巴警先遣队进驻杰宁时，７１岁的巴勒斯坦老人苏莱曼对我们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军队会撤出杰宁，今天真的要撤了。我希望从此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永久的珍藏
冯惠明
在莫斯科一个天高云敛的秋日，我去拜访俄中友协名誉会长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是５０年代苏联专家总顾问，在我国连续工作过８个春秋，是中国人民值得尊敬的老朋友。
阿尔希波夫年近九旬，腰板微驼，但依然举止利落，一双蓝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见图）。他的夫人叶卡婕琳娜·阿尔希波娃是一位年逾八旬的和蔼可亲的老人。两位老人在宽敞的客厅里热情接待了我。落座后，我开门见山，请阿尔希波夫谈谈他５０年代在中国工作期间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人和事。老人欣然应允，侃侃地谈起来。他从１９５０年受命赴华开始，谈到在华期间参与中国经济恢复时期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回顾了跟中国领导人的亲切会面以及和中国普通老百姓接触的情景……我感觉到，老人的思维非常敏捷，对往事的记忆也非常清楚。
阿尔希波夫一边讲述，一边向我展示他保存的上百张照片。其中大部分黑白照片是５０年代他在不同场合与中国领导人的合影留念。他拿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同一个外国小男孩亲切交谈的照片沉思良久：“这个男孩是我的小儿子鲍利斯。”阿尔希波夫缓慢深沉地说，“周恩来同志对我们苏联专家非常关心，逢年过节总要邀请我们去做客。记得一年除夕之夜，周恩来同我们在国际饭店欢度新年，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他一直跟大家亲切交谈，陪专家夫人们跳舞，晚会从当晚１１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５点。为什么周恩来陪大家这么长时间？因为北京与莫斯科有５个小时时差，他坚持要和苏联专家一起迎来莫斯科的新年钟声。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他和我的家人一起亲切交谈时照的。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是我一生中接触到的最值得尊敬的外国领导人。”说完，他又择出一张照片给我看。这幅照片记录的是周恩来给阿尔希波夫颁发证书时的情景。周恩来仪表堂堂、笑容亲切，阿尔希波夫西服革履、表情庄重而激动。“你再看背面。”我翻过照片，眼前一亮，原来是周恩来的亲笔题词：“阿尔希波夫同志惠存，周恩来。”看着这两行潇洒奔放、遒劲有力的字体，我心头不禁闪过一念：在国内的报刊上曾千百次读到过周总理的题词，然而绝少见到伟人的手迹，没想到在一位尊贵的外国朋友家中得以拜读，幸哉！“周恩来给您颁发的是证书吗？”“是的。”“如果您还保存着，可否让我看看？”“当然！”阿尔希波夫自豪而爽快地从书橱里取出一个装潢精美的红纸筒，从中抽出一张光亮的长方形铜版纸。展开一看，顿觉生辉：上面赫然印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和数行端正秀丽的毛笔行书汉字：“阿尔希波夫同志：……您不疲倦地工作和勤恳地帮助中国同志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使我们深为感佩。我代表我国政府衷心地感谢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不言而喻，那幅照片和这张证书对于阿尔希波夫来说，也是一生中最宝贵的珍藏。
阿尔希波夫特别提到，当他４年任期快满时，苏联政府要任命新的总顾问来接替他，但中国政府不同意换人，结果他又连任了４年。谈及此事，阿尔希波夫脸上显现出异常激动的神情。
阿尔希波夫收藏的彩色照片大多是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他几度重访中国时的留影，其中一张是１９９１年他在上海同陈云会见时拍摄的。５０年代，陈云主管经济工作，阿尔希波夫在华工作期间与陈云的接触最多。谈起陈云，阿尔希波夫无限怀念：“１９８４年，在两国关系冻结２０多年后，我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第一次率代表团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我拜访了许多老朋友，其中与陈云同志的会面使我终身难忘。我们久别重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陈云哭了，我也止不住流下热泪。当时，他的腿走路不方便，听力也不太好，我们开始交谈时他手里还有一个准备好的提纲，可是老朋友之间一谈起来就无话不说了。那次访问双方签订了许多恢复合作的协议。”此刻我发现，他的眼角又湿润了。阿尔希波夫的这种感情，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热切的爱。
他的这种爱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老人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在中国工作了８年，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焕发出来的那种热忱。我总觉得，和中国人在一起，内心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就有说不完的话。”讲到这儿，老人站立起来，感慨万端地说：“我很喜欢唱歌，在中国工作时，我最喜欢唱‘莫斯科—北京’和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说到这儿，老人竟挺起胸，放开嗓子高歌起来。我惊奇地望着他，如果不是近在眼前，绝难相信这嘹亮高亢的歌声出自一位耄耋老人的喉咙。他的内心蕴藏着多么丰富的感情啊！
我还参观了老人的书房。这间书房真可称为博物馆，书橱里除了书，还陈列着许多精美的工艺品。老人兴致勃勃地介绍说，这里全是外国朋友赠送的礼品：印度的大象，古巴的战舰，日本的织锦，黑非洲的犀牛……“我到过许多国家，有不少领导人是我的朋友，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
回途中，我一直在想：人的一生中大概有许多宝贵的收藏，有的摆在明面上，而有的则珍藏在内心深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无线电百年
与马可尼
施晓慧
当我们今天享用着广播、电视、ＢＰ机、大哥大……这些无线电技术发展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的一切成果时，可曾记得１００年前那位把电磁波原理首次应用于信息空间传输的古利埃姆·马可尼？正是这位意大利物理学家开拓了不用导线就能对无数接收机同时进行电波通信的新时代。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通讯和同一年莱克兄弟发明的电影一起，极大地改变了本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
最近，意大利驻华使馆正在中国举办马可尼无线电百年庆祝活动。在１１月１６日开幕的“百年无线电与设计”展览会上，一段录像真实地再现了１００年前那划时代的一幕：１８９５年夏，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农场老古利埃姆家老式楼房的顶层，２１岁的马可尼正在聚精会神地进行一系列试验。试验的工具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一只增压感应线圈，一只发送端上由莫尔斯键控制的火花放电器。窗外是炎热的骄阳和聒噪的鸣蝉，满头大汗的马可尼无数次地揿动着莫尔斯键，将字母“Ｓ”的电报信号发向窗外。他终于听到了预约的信号枪声，这是他的伙伴向他报告，接收器成功地收到了信号，距离是１．５公里。马可尼抑制不住兴奋，从椅子上欢呼着跳了起来。
就像莱克兄弟发明电影得到了爱迪生等一大批发明家的启发一样，马可尼的时代，无线电通讯也在酝酿之中了。１８６４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他的《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中首次确定了电磁理论。１８８５—１８８９年，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兹在大学实验室中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并测量了波长和速度，指出电磁波在空间的振动性及它的反射、折射特性与光波和热波相同。１８９３年，即他去逝前一年出版的英文版《电波》一文，对马可尼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可尼的成就，在于他把电磁波的理论直接运用到无线电报通讯的实践中。
就是这一试验的成功，成为马可尼开创的不用导线的全新通信系统的基础。然而，当时保守的意大利内阁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意义，竟以“这不是有效的通讯方式”为由，拒绝了马可尼建立无线电电报站的请求。马可尼被迫出走英国。１８９６年６月２日，他获得了“电磁波无线电报”的发明专利权，并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不断改进通信装置，使电报信号的接收距离提高至１００公里，进入实用阶段。
１８９９年，马可尼在英国南福兰角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报站，用来与３１英里外的法国维姆勒通信；同年在英国军舰上，已能在相距７５英里间交换信息。是年９月，在引人注目的“美洲杯”快艇比赛时，马可尼用无线电设备装备了两艘美国船只，随时向纽约报界报道现场实况。这是无线电报系统第一次服务于民用，一下子引起了世界性轰动。
１９０２年１２月，马可尼在美国的纽芬兰接收到了由英国发出的信号，这次横越大西洋传送信息的成功，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它不仅打破了权威数学家的预言：利用电波进行实用通信，会由于地球曲率而被局限在１００至２００英里之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以后所出现的无线电通信、广播等技术广泛发展的起点。
马可尼立即看到了无线电通讯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他一面加快了技术的改进，一面在海运、导航、越洋通讯等领域推进他的产业发展。他要在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建起马可尼电报站。这时，他首先想到了自己并不富有的祖国。１９０２年他写信给意大利海军部，提出愿意让意大利政府免费使用他的专利和无线电设备。１９０３年４月，在马可尼的建议下，意大利首先建起了海上运输无线电监控站；１９０７年１０月，欧美之间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通讯系统正式开通。几年之内，马可尼无线电通讯系统已广泛应用于世界。一个著名的实例是，１９１２年英国泰坦尼克号巨轮冰海沉船时，７００名乘客得以被两艘过路轮船救起，就是用“马可尼”电报发出的求救信号。
１９１０年，不断改进的马可尼电报系统的功率已能达到在６０００英里外收发信号。这时马可尼的跨国公司也已拥有１９家分公司，成为巨大的工业帝国。１９１２年，在一次交通事故中，马可尼不幸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他在发明创造和开创企业方面的活力，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１９１６年，马可尼再一次完成了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短波试验，并将发射机功率又增大了１００倍。由此开始的短波无线电通信的发展，几乎奠定了所有现代远距离无线电通信的基础。
马可尼的无线电通讯，仅仅经过二十几年的改进，就从１公里的短距离发展到了在地球上几乎无所不达的程度。这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促生了另一个连带的新兴产业——无线电广播。在夫累铭、德福雷斯特先后发明了二极管、三极管之后，２０年代，无线电广播走进了人类生活。无线电家族从此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马可尼对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巨大贡献，使他在１９０９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１９３７年７月马可尼在罗马逝世，意大利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可以说，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全球通讯的新时代。
（附图片）
马可尼于1922年制造的无线电发报顺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海外游踪
马丘比丘雄姿
管彦忠
满载游客的大轿车，一辆接一辆跨过奔腾的乌鲁巴巴河，沿着多处１８０度转弯的盘山公路攀越而上。车行８公里之后，便到了慕名已久的秘鲁马丘比丘遗址考古公园。
马丘比丘，在克丘亚语中意为“大山”，位于秘鲁东南部的库斯科省。放眼望去，万仞群山连绵不断，雄关险峻。这里海拔２１３５米，气候温和湿润，动植物种类繁多，光是兰花就有１４０种之多。从１１世纪开始，古代印加人就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建立起他们的宗教首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登高远望，占地面积约５平方公里的遗址公园尽收眼底，农业区和城区各占一半。农业区的山坡上是层层台地。印加人用石块砌成一堵堵石墙，然后填上泥土，筑成了长条形台地，在地里种玉米和土豆等作物，或饲养牲畜，供全城上千口人消费。玉米是印加人的主食。这里没有灌渠，台地本身既能保持土地湿润，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在中段有一条水渠（在巨石上凿成槽），将从５０００米高的雪山融化的雪水过滤后，引向城区。
城区的建筑群呈Ｖ字形，错落有致，气势恢弘。中间是位于不同水平的几个长方形广场，这是举行宗教仪式和社会活动的场所。广场北部的建筑多数是庄严的庙宇和宫殿，南部的房舍则是当时工匠们的作坊和知识阶层活动的场所。所有的房屋都依山而筑，由石阶相互连接。印加文化始于公元１１世纪，１３世纪时达到鼎盛，３００年后才逐步消失。置身于这些古朴建筑之中，印加人建筑师的天才和工程质量令人叹为观止。
在马丘比丘这个印加人的宗教首都，敬神用的庙宇自然占有重要地位。太阳庙、地庙和水庙三位一体，但建筑风格有所不同。太阳庙建筑在一块长１０．５米的巨石之上，内有一祭坛，朝东的墙上开了一扇长方形窗户，６月２１日进入冬季时，太阳正好直射庙内，标志着当地的收获季节已经开始。太阳庙基石底下的陵墓，是印加人向主要首领献牲的地方。地庙在太阳庙的入口处，内墙上留有壁龛，供祭祀用。古代印加人崇拜太阳神，认为太阳代表着光芒、能源和生命。他们也敬地神，因为地神为他们带来食粮。太阳庙的南侧是水庙，至今石槽里仍然泉水淙淙，清澈凉爽。
主庙和三窗庙在建筑遗址中最为壮观。主庙长１１米，宽８米，砌墙的石块呈不规则形状，经过细致加工后，严密而准确地结合在一起。在神鹰庙里，石板地上刻着神鹰的头像，两块斜置的大石如同神鹰的翅膀。按照印加人的信仰，飞向太阳的神鹰是使他们与太阳神保持联系的神鸟。
我来到王宫。印加王睡的是石砌的床，中间放上草垫。宫殿的山墙很高，两檐很长。据说这样设计除了显示国王的威严外，也利于通风。连接各厅室的门有两米多高。印加人个子高大，在当地发现的一个木乃伊身高达到１．９７米。
登上“金字塔”，只见顶部开阔的院子里有一块大花岗岩被凿成三级平台，上端是一个倾斜的菱形体，４个角正指东南西北方向。导游介绍说，它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观象台，根据太阳的光线和阴影来测定时间，类似中国的日晷，印加人称之为印第瓦塔纳（克丘亚语意为“太阳年”）；二是作祭坛用，印加人每年６月都要向太阳神献牲祭祀，求神赐福保佑。
马丘比丘考古遗址位于浓密的原始森林地区，有一条“印加之路”通到这里。它的历史并没有文字记载，第一批居民的年代难以考证。直到本世纪初，美国学者海勒姆·宾厄姆在一些秘鲁学者考察的基础上，对这个“印加人失去的城市”的演变和作用提出了比较科学的结论，使古代印加人创造的灿烂文化开始享誉世界。作为古代秘鲁象征的马丘比丘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１９４８年，从库斯科到马丘比丘１１２公里的铁路修通后，为发展当地旅游业带来了福音。现在，马丘比丘考古遗址的雄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