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编者语
编者语:当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之际,《民族大家庭》向关心、支持、爱护她的各族读者朋友真诚地道一声:谢谢!这里天地虽小,却汇集了大家深沉的思考和热诚的心愿。明年,《民族大家庭》将继续和你们一道关注祖国大家庭日新月异的风貌。“边远人家”将继续为大家讲一些遥远平常而清新动人的故事,新增设的“大家庭专访”将向您报道各族优秀儿女朴实而灿烂的生活足迹。
欢迎各族读者踊跃赐稿!
  撒拉人民唱新歌
杨廷成
大约700多年前,在中亚撒马尔罕地方,有尕勒莽、阿合莽兄弟俩,由于他们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因而遭到当地统治者的迫害。他俩遂率同族18人,牵着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一部《古兰经》向东方远涉而来。当他们到达今循化县境内的街子东面的沙子坡时,天正破晓,黎明中,众人眺望这里土地肥美,清流纵横,便决定在此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就是撒拉族的先民。
如今在巍巍积石山下,滔滔黄河岸边,撒拉尔的子孙继承了他们的祖先为寻找乐土历尽千难万险而勇敢不屈的性格,把这片群山环抱、农田肥沃、牧草丰美、矿藏众多的乐土建设成了青海高原上的“小江南”。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撒拉族人民挟积石山威、裹黄河雄风,谱写出一曲曲比他们的祖先寻找乐土时更壮美的创业之歌。
据清代《循化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这里修筑了街子、查加、清水等5条渠道。但由于循化年平均降水量仅270毫米,水源不足,旱象屡生。有民谣悲叹道:“天旱好比是杀人的刀/穷人们活下的艰难/黄河里流水岸上旱/祖祖辈辈地遭了灾难”。
当我们行踪匆匆地穿梭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时,民谣里所唱的年代早已随撒拉族人民艰苦创业的劳作号子而逝去。据撒拉族县长马德良介绍,循化县农田灌溉设施已星罗棋布,全县近年来已累计建成农灌渠道201条,总长400多公里;建成电灌站85座,总装机容量为6400千瓦;挖机井7眼,总装机容量160千瓦;修涝池70座,总库容170万立方米;搞截流工程17项,兴修小水电站2座,年发电700万千瓦时。在治理水土流失方面工作扎实有效,全县搞小流域治理9处,治理面积达50多平方公里,完成坡改梯田3.3万多亩。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品结构调整等科学举措正在发挥效益。1994年在严重的干旱和冰雹等自然灾害的重创下,农业总产值达5489.5万元,比上年增长4.37%;粮食总产量达2979万公斤,比上年增长2.3%。默读这些撒拉人汗水凝结着的数字,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以农为本的民族正谱写一曲更加辉煌的民族农耕史。
  乡镇企业已在这里骤然崛起,如一夜春风、一朝新雨。韩兴旺、马乙四哈格、韩乙四夫……祖先们寻找到了这块乐土,而这些撒拉族农民企业家们将要走出这片乐土,寻找更新更美的希冀。
当第一家乡镇企业的烟囱高高矗立,当第一家农民运来的机器轰鸣作响时,这些精于商道的伊斯兰后裔们便按捺不住激荡的心,他们黑红的脸膛上露着诚实的微笑,伸出粗糙的双手向外面精彩的世界递上一张张土地般厚重的名片。
韩兴旺:循化县建筑建材开发公司总经理、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企业家。循化县城中心,宝石蓝高档装饰玻璃将一个建筑精雅的二层小楼装潢得别具一格,这就是韩兴旺公司的所在地。
韩兴旺祖辈务农,但他却不甘心守着这片故土被贫困折磨,当年18岁的他率领30多个农民兄弟走出街子,跨过黄河大桥时就暗暗发誓:“不搞出点名堂就无颜见家乡父老。”如今,当年的农民建筑工程队在走南闯北的奔波之后,在风雨坎坷的创业路上摔打得像模像样,这家撒拉族农民自家创办的公司已拥有一个建筑分公司、一个公路桥梁公司、一个水电安装队和供销公司等5个分支机构,14个施工队,承揽工程的能力由原来的600万元发展到2000万元,年实现总产值1170多万元,解决了500多撒拉农民的就业门路,年发工资153万元,公司被省乡镇企业局授予“明星甲级企业”称号。
马乙四哈格:循化县绒毛综合加工厂厂长、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全国扶贫“状元”。
高楼林立,机器轰鸣,在离撒拉族祖先繁衍地骆驼泉不远的小村里,这家由马乙四哈格挑头,和另外3人联办起来的股份制企业从1988年开始创业,到目前已拥有梳绒、针织、擀毡、肠衣4个生产车间,拥有固定资产500多万元,年完成产值1050万元,上交国家税金100多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全县已建起31家正规的畜产品加工企业,一支2000多人的畜产品收购大军活跃在青藏高原。据有关统计数字表明,青藏高原特有的牦牛绒每年产量8000多吨,而循化加工的牦牛绒原料就有2000多吨。循化,已成为青藏高原最大的畜产品加工基地。
韩乙四夫:循化驻格尔木市客运联运公司经理。1979年,循化县街子乡团结村、三兰巴亥村人均口粮不足200公斤,人均收入180元,是该县有名的贫困村。1989年,固守于这方土地的农民跨过黄河、闯过积石山关去寻求一条致富的路。韩乙四夫等12名农民集资购买了5辆大客车,在被称之为藏、川、新、青交通枢纽的格尔木成立了联运公司,每月往返于西宁、拉萨之间,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把触角伸到敦煌、伊犁、乌鲁木齐、成都等地。目前,这支由清一色撒拉族汉子组成的联运公司已拥有客运、货运车126辆,几乎包揽了青海往返上述各城市全部线路。
到1994年底,循化县乡镇企业已发展到1287家;从业人员4872人,完成总产值7010万元,已有20个村的乡镇企业产值超过百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和企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的67.7%和75.2%,占据该县经济的半壁江山。
  过去固守闺房的撒拉族妇女终于跨出了家门,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步,然而……
假如不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把撒拉族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商品经济看成是一场革命,似乎是有点大题小作。许多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生活习俗的影响,撒拉族女子都要深居闺阁,就连谁家的女孩子经常走家串户,都要受到村人的指责。1990年前,循化全县2.25万文盲中妇女占1.6万多人,占文盲总数的七成还多。
治穷先治愚。从1990年到去年底,全县累计举办各类妇女扫盲班48期,参加学员3294人,使全县的妇女非文盲率由1990年的29%上升到现在的61%,文化素质的提高,使撒拉族妇女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1994年,由撒拉族妇女经营的庭院种植,规模养殖,裁缝、食品加工、饮食服务等项目,年经济收入达337.160元。街子乡马家村撒拉族女青年马少兰初中毕业后,在全县撒拉族女青年中第一个自费上完省商业学校的会计专业,现在县绒毛综合加工厂担任会计工作,月工资400多元。
循化县素有高原“瓜果之乡”的美称。据1995年第一期《中国农业科学》报道“青海循化元帅苹果无论色泽,固形物和含糖量等方面,高于美国和加拿大红星苹果”。前几年,由于苹果品种老化,使一度走俏的循化苹果出现销售困难的境况。而近两年来,一度沉默的果农们在祖先耕耘繁衍的黄河沿岸大念“果树经”,使循化果品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好势头。
果农们首先更新老化果树品种,该县果树老化品种面积约1.3万亩,果农们引进了“黄元帅”、“富士”、“红星”等优良品种,淘汰了销售不景气的“国光”、“红玉”。果农们广辟销售渠道,在格尔木、果洛、玉树、临夏等地建立了批发点,目前,全县果品已达11个果种,117个品种,果园面积为1.6466万亩,年水果产量达338.5万公斤,果品产值313.5万元,水果中的元帅、红星、冬果梨获省优质产品称号。
从撒拉族妇女出门参与商品经济到自给自足的果园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这不正展示出撒拉尔民族在历史的新挑战面前勇敢不屈的性格吗?
巍巍积石山下,滔滔黄河南岸,一片播种希望和收获现实的古老的土地正在撒拉尔人脚下重新崛起。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我国民族出版工作成绩显著
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发展迅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图书种类是以前三十年的三点五倍
本报讯截至1993年底,我国民族出版社共出书118500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53200种。自1980年后民族出版图书品种逐年增长,1985年共出版图书3365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2759种;1990年共出书5784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3291种。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发展迅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书种类是建国以来前30年的3.5倍。
这一组组令人欣慰的数据传达出我国民族出版工作的喜人成绩。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发展民族出版事业,全国解放后相继成立了一批民族出版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共成立了17家,占当时全国118家出版社的14.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出版社发展到36家,每年用23种民族文字出版各类图书3000多种,基本保证了各民族聚居区拥有出版自己语言文字图书的出版社。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结构布局较合理的民族出版系统,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民族图书。
36家民族出版社分布在14个省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大中小学教材等各方面。一些地区已成为某种文字的出版中心,如以东北为中心的朝文出版,以内蒙古为中心的蒙文出版,以西藏、四川为中心的藏文出版,已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好评。这种布局适应且促进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长期以来,民族出版社挖掘和整理了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民族文化遗产。如在民族历史方面,藏文古籍出版社《西藏简明通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蒙古秘史〉新还原本》等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奖。为促进民族地区的改革,宣传民族地区的人文优势,民族出版系统推出了大量介绍我国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图书。而那些为民族地区出版的大量有关农、林、牧、渔、副等方面的科普读物,更是把阵阵科技之风吹进了民族地区的千家万户。大量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出版,引起世人瞩目,如蒙学、藏学研究在我国已取得重大成果,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好评。
民族文字教材的出版如今已达2500余种,目前,已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民族文字教材出版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内蒙古出版的蒙文高等教材甚至每年还销往蒙古国一部分。
民族出版工作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管齐下,保证了民族出版的健康良性发展。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我们的两只手,我们是坚持两手抓。市场经济,忽视经济效益走不动路,而忽视社会效益也会走错路。”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张山副总编辑这样告诉笔者。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为了保证一些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的不断问世,该出版社每年拿出20万元人民币作专用基金,从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如该社出版的《满族画册》、陈梧桐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等都曾获得“大学优秀图书奖”。
“民族出版工作不能忽视社会效益!”这也是该行业众多专家的共识。尽管经济状况不太景气,仍然有大量雅俗共赏、社会效益良好的作品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蒙、维、哈、朝、彝、壮、苗、土等少数民族作家的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1700多种。以四川民族出版社为例,已出版236种文学作品,发掘出一批很有潜力的彝、藏族文坛新秀,他们的作品深受民族同胞喜爱,这些作家也成为出版社稳定的供稿人。
尽管成绩显著,民族出版业仍是步履艰难,总的形势不容盲目乐观。不少出版社还处于“吃”国家补贴状态。一些民族杂志期刊也靠“给养”过日子。在出版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民族出版业可谓任重道远。
(田宏亮)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在京满族举行满族命名360周年纪念会
本报讯近日,在京满族同胞举行满族命名360周年纪念会。国家民委、北京市民委等单位的领导和在京满族知名人士胡絜青、关山复、爱新觉罗·溥任出席纪念会。
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农历),皇太极下谕旨,将族称正式定名为“满洲”。近些年来,许多地区满族同胞于每年农历十月十三日举行庆祝活动,以纪念本民族正式命名。
(附图片)
左图为世界满族文教基金会召集人、台湾满族协会副会长毓子重(中)在纪念会上与满族同胞共同联欢。 柳琴摄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民族工作者手记

  土家人和洋芋
群山
山里的土家人把土豆叫“洋芋”。土家人有三大主粮:苞谷、洋芋、小麦。洋芋排名老二,地位自然比平原上做蔬菜用的“土豆”高。
平原上的土豆夏种秋收,生长周期短,水分多,淀粉少,不中吃。山里的洋芋则相反:严冬,土家人顶着寒风,在坡地上播种;第二年春夏,又顶着烈日,上几遍肥、薅去三四茬草,直到盛夏时收获;由于土家人流的汗水格外多,种出的洋芋水分少,淀粉多,就格外好吃。先将洋芋削去皮,就可以煮、蒸、炕、炒、炸,花样百出,各具风味。其中,最好吃的当属“炕洋芋”——将洋芋四面炕出焦黄焦黄的锅巴时,捏一捏,软乎乎的,但不易破裂;咬上一口,就露出里面白花花的粉子来;趁热吃,特香特香。炕的时候,如果放上菜油、盐和香料,一会儿,洋芋表面就会镀上一层油亮亮的金色硬壳;吃到嘴里,又是一番风味。这,实在是土家人辛勤劳动后的一大享受。
可是,在动乱年代里,土家人却享受不到这种人间美味。那时,粮食少,人们常吃野菜,乃至草根、树皮,洋芋自然金贵。土家人不敢摆“花架子”,只能将洋芋们实实在在填进肚里。再说——把没削皮的洋芋剁成碎米子,加在苞谷里面一起蒸;蒸出的“芋苞饭”又黑又灰,又淡又糯,很不中吃。然而,这在当时是土家人的上等饭食。
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家山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粮食满仓,猪羊成群。洋芋年年丰收,人吃了,猪又吃,还是吃不完;让它们烂掉或者冻坏吧,不但一年辛苦白搭,而且占地方。
怎么办呢?
国家开放搞活后,山门大开。活络的土家人将洋芋运出山外,换来白花花的大米。机灵的土家人常守在街道旁,摆一小食摊,炕出金灿灿的炕洋芋,卖给城里人;宾馆、餐馆也常常用炕洋芋招待山外来客。智慧的土家人还把洋芋制成各种干菜,销往山外挣大钱,甚至出口挣外汇。这下,洋芋可风光了。
我感叹:如此香甜可口的洋芋,在人妖颠倒的岁月里,收获少,只能“躲”在“芋苞饭”里;后来政策好了,收获多了,却又白白烂掉或冻坏;如今,它终于得以充分实现其价值。我感慨:土家人的命运和洋芋的命运多么相似啊——土家人纯朴可亲,勤劳勇敢,可在那动乱的年代里,终日忙碌,却填不饱肚子;后来肚子饱了,时间充裕了,却又精力无处使,白白浪费才智;如今开放搞活,终于有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我欢呼:土家人的全新时代到来了,洋芋的全新时代也到来了!(摘自湖北《民族大家庭》杂志)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走向共同富裕笔谈

  大青村的小康路
何耘
在四川省黔江地区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初步实现通电、通水、通路的山村,它就是平均海拔1300米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鹿箐乡大青村。10年来,这个村的苗族党支部书记任洪勇,带领全村600多干部群众战天斗地,在改造历史,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着村民的小农思想和本位意识,使这个村的两个文明建设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大青村离县城80多公里,闭塞、贫困。80年代以前,村民吃饭靠救济,住不遮风,衣不蔽体。1980年任洪勇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先建在危崖上只有一间教室的村小学,迁到阳光充足、视野开阔的地方,并扩建成四间教室,使全村入学率由原先不到50%一下提高到97%。1986年,任洪勇又发动群众集资办电,他先掏出200元钱,请来4个电工苦战45天,拉通了两个组四五十户人家的电,人均只花了37元。两年以后,其余3个组也人均集资200多元把电线拉进了家家户户。
1990年,任洪勇出任大青村党支部书记,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根据大青村的实际,他决心“靠地膜玉米饱肚,靠烤烟生产致富”,探索出一条高寒山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子。一面坚持科技兴粮、兴烟,发展“两高一优”农业;一面抓紧人畜饮水和公路建设,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1991年,两口蓄水280立方米的水池在建党70周年那天竣工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源源流向一二组的家家户户,三四五组也都实现简易自来水,大大缓解了人畜饮水的矛盾。
为了修好村道和通向家家户户的简易公路,任洪勇拿出了自己烤烟收入1.1万元,加上村组干部补助2800多元和私人借的1000元,合计近1.5万元购买爆炸器材。为了说服和发动干部群众支持修路,任洪勇连续7天7夜没合一次眼。1993年春节前后的45天时间里,全村群众顶风冒寒,修通了总长7.5公里的村道,以及通向各组和户的总长7.2公里的简易公路,使马轮车开到全村194户中160户人的家门口,从而结束了大青人祖祖辈辈肩挑背驮的历史,为大青村铺下了一条小康路。
初步实现“三通”以后,大青村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去年,全村人均占有粮食640公斤,人均纯收入1037元,大大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一个原来“天点灯,风扫地,自开门”的贫困山村,如今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踏幽访古

  八思巴的衣冠塔
王璐文杜殿文摄影
学德高超的元朝首任帝师八思巴,是一位毕生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名人。八思巴圆寂后,元朝廷为缅怀他的历史功绩,特意在他生前多次朝拜过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普恩寺,修建了高达10米的精美宝塔,并派专人从西藏请回他的舍利子和衣冠安放塔中供奉,称“八思巴衣冠塔”。如今,这座宝塔依然矗立在这里的绿荫之中,受到各族人民的崇敬与瞻仰。
八思巴(1235—1280),原名罗追坚赞,西藏萨迦昆氏家族人。他自幼颖悟,相传三岁就能背诵咒语,九岁能为人讲经,被称作“八思巴”(即圣人之意),成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
公元1244年,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先于其伯父萨班·贡噶坚赞自西藏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并和伯父一起会见了蒙古皇子、西凉王阔端,归顺蒙古。公元1251年,忽必烈召见八思巴于六盘山,从此他一直追随于忽必烈左右,辅佐蒙古王室,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宗教和政治上对忽必烈有重要影响,受到忽必烈的高度重视和崇信。公元1253年,忽必烈夫妇以俗人见师僧之礼,接受八思巴灌顶。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尊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当时八思巴年仅25岁。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八思巴受命领总制院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政教事务。次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协助元朝建立西藏地方行政机构。经他荐举,忽必烈任命释迦桑波为西藏地方第一任“本钦”(意为萨迦辅政大官),赐“卫藏三路军民万户”之印,总管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八思巴还奉命创制蒙古新字,即著名的八思巴文。按照忽必烈的规定,八思巴文成为当时官方文书法定的主要文字,直到元王朝灭亡后才逐渐废弃。由于八思巴功绩卓著,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封他为“大宝法王”,升号帝师。自此,元朝历代皇帝选封萨迦僧人做帝师成为定制。
公元1274年,八思巴荣归故里,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太子真率军护送至西藏萨迦寺。公元1280年,八思巴英年早逝,元世祖分外悲痛,将他的骨灰盒高举过头,并诏令全国为八思巴建帝师殿,设帝师像,追封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这一崇高谥号,充分显示了元王朝对这位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作出不朽贡献的藏族杰出领袖人物的高度尊崇。
(附图片)
五台山上八思巴的衣冠塔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一方水土

  依依苗寨情
高树立
从贵州归来,终日梦魂牵绕的唯有郎德苗寨了。
那是隐藏在苗岭山区雷公山下的一座小寨,仅有百十户人家。然而,那一片鳞次栉比的吊脚楼,那用石块铺墁的平整的寨内小路,那节奏鲜明的古老的铜鼓点子,那苗女悠远高亢的歌声,还有那古朴的民风,着实令人陶醉和神往……
那天,我们下了汽车,远远望去,清澈见底的望丰河畔,长满绿油油水稻的梯田畦畦相连,宛如一块巨大的翡翠为山寨套上了一只迷人的项圈。山寨上下迎接我们的苗家男女老少都穿起了节日盛装。姑娘们满头满身的银饰,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客人进寨是要喝拦路酒的。举目望去,从山下到山上共设了三座寨门,12道拦路酒,真可谓三步一岗,五步一卡了。这是迎接尊贵客人的最高礼仪。我们中不胜酒力者不禁望而生畏,低低叫起苦来。领我们进寨的胡书记说:“不要怕,酒是米酒,度数很低!”并告诉我们,苗女敬酒时千万不可用手去接,否则一杯就得全喝掉。记住了他的话,每道酒都只呷了一小口,并且总是把两手悄悄藏到身后,生怕一不小心会犯忌。
喝完了11道拦路酒,苗家浓郁的风情使人人都意兴遄飞了。最后一道酒最是厉害,小杯换成了牛角做成的大杯,里面少说也有七八两酒。好在有了先前的经验,总算顺利通过了最后一关。
顺着石块铺就的小路往前走了不多路,我们被引到了铜鼓坪上。这是一个用石块精心镶就的平整的广场。坐在广场边的长凳上,眼前就是高低错落的吊脚楼。长长的起脊青瓦盖下一色木质结构的两层农舍,下层放牲畜和农具,上层供人居住。上层走廊中间一般装有长长的座椅,与房屋栏杆相连,俗称“美人靠”,供做针线和休息用。
伴着浑厚、嘹亮的芦笙曲,苗家姑娘头戴艳丽的花饰,穿着绣花衣跳起了芦笙舞、铜鼓舞和板凳舞。表现苗家男女青年爱情生活题材的歌舞令全场沸腾。小伙子的粗犷、豪放,姑娘们的温柔、深情都凝聚在款款的舞步之中了。
歌舞中间,苗家女又频频向客人敬酒,并献上彩带,客人每喝一杯酒,打上一个结……
夕阳西下时,歌舞结束了。广场上立即摆上了一排二十几米长的饭桌,主人热情地请客人们在长桌两旁就座。颇具特色的酸汤鱼、炒肉、辣豆腐等等美味一瞬间摆满案头。这时,四位少女挨桌唱起了动听的劝酒歌,歌后将一杯杯米酒送到客人的唇边,不容你不喝……
日落时分,我们出寨了。不料,寨门又摆好了送客酒。在寨上一饱苗家风情,又喝了不少的酒,这最后一杯,已经未饮先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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