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校园里的“生命工程”
本报记者杜若原
８月的太阳，像火球一般炙烤大地。湖北蕲春县城，街头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突然，震天的“砰砰”巨响声中，一辆人力平板车上装运的２００公斤炸药燃爆了，强大的冲击波撞碎了两旁建筑物的玻璃……
飞来横祸惊动市长
湖北财经专科学校的女生叶陈洁，路过这里，还没等她作出反应，便已倒在血泊中……她的衣服、头发全被烧焦，面部炸得血肉模糊，全身烧伤面积达６０％。此时，离叶陈洁假满返校只有６天。
灾难发生后，叶陈洁立即被一群好心人送进蕲春县医院，旋即转至武汉市三医院。
院方说，救治叶陈洁需要１０万元医疗费。可是，肇事人——平板车夫已被炸死，医疗费只能由病人承担。对家庭经济相当艰难的叶家来说，１０万元真是天文数字！
好在叶陈洁的同乡、同学为她奔走呼吁。他们联名发出求助信，恳求校内校外相识的、不相识的人们，节约一包烟钱，节省一杯酒钱，少看一次电影，少喝一罐饮料，来挽救叶陈洁年轻的生命！
武汉纺织学院学生付庭生是叶陈洁的同学，在为叶陈洁呼吁的同时陷入了深思。不久，他将自己的一腔真诚倾泻于笔端，给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写了一封信。
“天有不测风云，肯定还会有第二、第三个叶陈洁，难道我们能忍心看到他们在死神面前一无所措吗？”这位学子向市长建议：尽快制订大、中、小学生医疗保险办法，建立青少年医疗保险基金……
赵宝江市长、吴厚溥副市长看到这封信，沉思良久，郑重批给武汉市保险公司。
校园里的“生命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２０元买个“护身符”
薄薄的一张淡红纸，是硚口区保险公司开展健康平安保险的宣传单。７９中１３岁的李堃把它拿回家后，她的父母并没有多瞧一眼。因此，当李堃将保单交给父母时，他们很随意地塞进了抽屉。
今年５月，聪颖、活泼的李堃突感浑身乏力。送到医院一查，全家惊呆了：她患的是白血病！李父是普通工人，收入不高；李母所在的厂已停产多年，每月仅有数目很少的生活费。医疗费从何而来？只有向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筹借，还是班主任想起李堃曾投过保，于是，保单从抽屉里翻了出来。
几天后，当硚口区保险公司副经理张莉莉到李家，递上１万余元医疗赔付款时，李堃父母泪水夺眶而出。张经理当场允诺：只要李堃继续投保，公司将继续承担她的医疗费用。一张保单成了李堃的“护身符”，而它的投入只有２０元人民币。
武汉市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谢双元对记者说，他们早就盼着开办健康保险了。突发的叶陈洁事件和市长的批示，无疑推动了“生命工程”。他介绍说，每位学生缴纳２０元保险费，即可享受一年的健康平安保险，其中健康险１２元，平安险８元。在有效期内，学生遇意外伤害，最高可得到５０００元平安保险金；如患重病，则可得到最高１０万元的健康补偿。
然而，健康保险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有人支持，有人非议，甚至不知真情者视它为“乱收费”。
张莉莉副经理说，今年，他们头顶烈日，逐一走访学校时，一件突发悲剧为健康保险作了最有说服力的宣传。当他们来到某中学推广健康险时，校方不愿意配合。５月，这所学校的老师带学生去长江中的沙洲写生，小船被风浪掀翻，死了６个学生。由于得不到赔偿，死者家长从区政府一直上访到市政府……
血的教训，震醒了学校、家庭和有关部门的保险意识。去年，硚口区中小学健康平安险投保率只有８５％，今年，则可超过９５％。
爱心呼唤保障机制
曾任过共青团武汉市委书记的孙志军，如今是江汉区区长。当他得知保险公司开办健康平安险种时，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孙志军在团市委工作期间，每年都要为重病或突发事故中受伤的青少年发起募捐。一年数次，四处求援，累得精疲力竭。
武珞路小学昌校长也有同样的感受。去年底的一天，该校学生王胜兰，在由父亲接送回家的路上被火车撞倒，王父当场死亡，小胜兰被父亲掩在身下，虽保住了性命，但锁骨、盆骨等多处骨折，体内至今仍有几颗钢钉。发生这样大的事故，要在往常，校长们便要放下工作，全力投入应付之中。由于王胜兰投了保，保险公司和铁路系统负担了医疗费用，校长们才松了一口气。
昌校长告诉记者，近两年，学校相继有几位学生患重病或遇意外事故，校方屡次动员师生捐款献爱，但次数多了，师生财力终归有限。
市保险公司人身险部经理张绍国介绍说，在武汉，有孩子患重病的家庭呼吁社会募捐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募捐体现了崇高的社会公德，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采用保险方式筹措青少年医疗基金，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探索。
保险是一种商品，一种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特殊商品。有投入就有收获，投保不一定非要得到什么，而是预防万一，使每个家庭在突罹意外之灾时能够安然度过。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生命工程”的精髓。爱心呼唤建立广泛而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生命工程，祝你平安
武汉市开办中小学生健康平安保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它何以能越过重重困难，赢得政府的支持和民心呢？
武汉市保险公司总经理龚锋作了如下解说，随着企事业单位医疗制度的改革，许多干部职工子女的医药费不再由公费统包；那些亏损、停产企业职工子女的医疗费已难以报销；众多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医疗费更少，有不少人游离于保险之外。他们一旦遇上重病、大病，除了给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重荷，还有可能对各级政府和组织造成压力，引致社会情绪的波动。
龚锋说，我们看准了这个空当，才拚尽全力拓展保险市场，既要为这些抵御健康风险能力差的人群编织“保护网”，又要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替政府分忧，同时也把人保的“蛋糕”做得更大些。
从某种意义上说，健康平安保险就是为普通群众，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开办的社会公益性险种。因此，武汉市保险公司从方案设计到实施，确立了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指导思想，做到收费低，承保范围宽，保额高。
据武昌区保险公司经理张培孝介绍，到今年底，该区已有５８０多人次得到经济补偿，赔付５３万元；其中健康险单例赔付最高达２．８万元。这两年，武昌区公司赔付金占保费收入的５０％，扣除费、税之后，剩余的钱悉数纳入中小学生健康保险基金。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生命工程”，它的覆盖面也愈来愈大。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就像父母为孩子买一件漂亮衣服一样，为孩子买一份保险，也倾注着父母的爱心；而“集万家之财，解一家之难”的“生命工程”，正是基于千万家庭富于理性和责任感的爱心奉献，才铸起呵护下一代平安走向未来的坚实臂膀！
（附图片）
左图：武汉市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谢双元（左一）到学校了解情况。
下图：硚口区保险公司副经理张莉莉（右一）到医院看望李堃母女。
杜若原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练字人”孙厚琦
本报记者武卫政
“孙老师好！”“孙爷爷好！”
听到这一声声问候，济南市经八路４号院１号楼的居民便知道，东单元退休教师孙厚琦家又要摆开阵势，热热闹闹地练字了。老住户们都记得，孙老师义务指导练字已有好几个年头。
大大小小的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孙老师虽然六十有二，仍以简单易行、快速有效的“描影练字法”诲人不倦。在光线不足、略显局促的居室之中，他摊开一大堆钢笔书法作品，颇为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起一个个学有所成的学生进步的过程。“我自己手把手教过的学生有３０００多人，他们的成绩最为突出。近年来在全国性的硬笔书法大赛上，已有１００多人次获得不同层次的奖励，有２０多名中小学生成为山东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目前仅济南市就有十多万青少年用这一方法练字，他们的书写能力普遍有了明显提高。”面对那些工整清秀的钢笔楷书作品，记者没想到它们竟出自习字两至四年的学生之手。
在钢笔成为我们最主要书写工具的今天，如何有效地提高广大青少年的书写能力？社会和家长寄希望于教育界。十多年前，孙老师在给铁路职工上语文课时，就下决心要在这方面闯一闯。他用了５年多时间苦练钢笔字，提高书写水平。在日日夜夜的练习中，他把古人练毛笔字的方法用于练钢笔字，并指导十几个中小学生实验３年，总结出钢笔字的“描影练字法”。
为推广这种练字法，孙老师吸收现行钢笔字帖的有益成分，先后编写了２０多本钢笔描影字帖。与６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相配套的系列字帖，经山东省和济南市教委安排，在济南市６所小学进行大面积实验，得到广大师生充分肯定。他主讲的“描影练字法电视讲座”在山东电视台播出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和信件让人应接不暇。
说来难以置信，在自我提高的那几年里，５０多岁的孙老师不避寒暑，竟然每天伏案练字十多个小时！近几年，他又用上所有的业余时间到少年宫和各小学设点办班，累计教过一万多人，并且还向３０００多位小学教师介绍了这种练字法的教学过程。每个班结业时，他都用自己的稿费和兼课费买来钢笔、字帖、日记本和彩笔等，奖励好学上进的学生。
一批批学生从孙老师的言传身教中，读懂了“写好汉字，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意义。看到学生的成长进步，孙老师更是老当益壮。人们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正是孙老师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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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多听批评获“营养”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委书记王少刚一席谈
段存章杜振兴
王少刚，１９４５年生，大专文化，当过工厂技术员、厂长。曾任邯郸市政府秘书长，邯郸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现任中共邯郸市丛台区委书记。
在多年的领导工作中，我有一点很深的体会，就是不仅要乐于听“顺言”，而且要善于听“逆言”。因为许多顺言，是对工作成绩的肯定，而逆言则是对工作不足的反映。通过对逆言的正面分析，从群众的批评建议中汲取营养，往往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对待群众的批评建议要有诚恳的态度。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是信赖的。从多年接待处理群众的批评意见来看，大都是有实际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而且对解决问题抱有很大期望。“兼听则明”，广听群众的批评建议，才能了解群众的疾苦，懂得群众的利益，增加与群众的感情，吸收群众的办法，解决群众的难题。我们在群众的批评建议面前，经常反思自己对待群众的态度上有哪些“营养不足”，群众高兴的事，我们是不是喜欢，群众发愁的事，我们是不是着急，群众反对的事，我们是不是愤恨，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人民。
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些虽是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但可能具有普遍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从有些批评建议入手，加以研究、分析，将对整体工作和长远谋划具有指导意义。比如，居委会干部补贴标准低是一个老问题，严重影响着街道居委会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每年的人代会、政协会都有相当分量的这类建议和提案。但现阶段财政还拿不出很多的钱，最终还要靠发展街道经济来自我改善。我们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适当调整了居委会干部生活补贴费标准；另一方面，支持和鼓励街道居委会发展经济。我们在全区街道居委会党员干部中开展了“抓党建，促经济，创万元”优胜竞赛活动，实施了“一委一点”创万元工程，并在政策、奖金、场地、用房等方面积极为街道居委会排忧解难，使街道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居委会干部待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及时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批评建议，除了各级领导干部经常眼睛向下，放下架子，深入群众之外，还要建立和疏通经常性的渠道。我们特别注重加强信访工作力度，立足于把问题消化在基层，解决在内部，逐级实行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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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让能人跳出来
——安徽省宁国县县长刘庆强一席谈
本报记者刘杰
刘庆强，１９５７年８月出生，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先后在地委宣传部、组织部任职，１９９１年到宁国县任县委副书记，１９９４年当选为县长。
我在大学里读的是哲学，这几年在基层跌打磨练，习惯于用辩证法的眼光看问题，多有所获。宁国是个只有３８万人口的山区小县，资源匮乏，素称“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家园”，到１９８６年还是个国家财政补贴县。后来，我们跳出资源怪圈，以人为本，辨证施治，放手发展乡镇企业，面向市场寻找资源外的项目，很快形成了亚洲最大规模的高科技凤形耐磨材料集团，位居全国同行之首的密封件中鼎有限公司，以及“５年赚回１５个厂”的“三环牌”机动三轮车集团。
不过，健康的县级经济不能维系在单线条的产业结构上！于是，我们坚持以改革为根本动力，不论国营、集体或个体，谁有能力谁先上，谁有“胃口”尽管“吃”，租赁，兼并，联合，不拘形式。同时还引导企业变“向政府要优惠”为“向机制要优势”，政府严格做到“四管四不管”，即项目上管向不管项，人事上管帅不管将，环境上管外不管内，分配上管总不管分。正是在“管”与“不管”上把得准，才使山沟沟里的“能猴儿”们纷纷跳将出来，平地冒出“华贝”、“永宁”、“飞达”等９家在全国同行业中占据“霸主”地位的乡镇企业，一批３０岁左右的“第二代企业家”迅速成长起来。
人才是我们这个资源小县的最大财富，应该特别注重保护扶持这生产力中的“第一资源”，从政治、政策上创造更好的环境，重水平看政绩不唯文凭，重表现看贡献不唯身份，重开拓看精神不唯年龄，重长处看主流不唯过失，对有功之臣，不但给荣誉，给地位，更给实惠。这样一来，不少人破除了“官念”，不当县长、镇长当厂长，不当县长助理当厂长助理。
能人多了，就形成了“能人效应”，人人思变，个个思上，经济迅猛发展，不久前捧回了“全国百强县”金牌。
话又说回来，山里能人多了，地方官可就不好当了。企业家们跑市场多，出国多，见多识广，我们再不提高自己的水平还真不行。所以，我平时特别注意学习，向企业家们学，向书本和专家学，还动员周围的人一起学，一个时期围绕一个题目，边学边议，各抒己见，思路越辩越明。
（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正义之剑撼临汾
本报记者郑德刚
山西临汾，古称平阳，上古时乃帝尧之都。境内山环水绕，民风淳朴，一条汾河蜿蜒而过，两岸田野果红花香，有“汾水春深落晚霞，沿堤十里尽桃花”之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宁静而凝重的古城，却不知从何时起变得浮躁起来，一时间恐怖笼罩了乡里，狰狞代替了祥和。
然而也就在此时，一柄高悬的正义之剑，迅猛地一挥而下，引发了一场硬碰硬的“扫黑”斗争。
被称为“平阳硬汉”的临汾市公安局局长申公元，眉头紧锁，一脸严峻地向记者讲述了那一个个不眠之夜。
乾坤朗朗，岂容狼奔豕突
１９９４年初，已经干了十六七年公安的申公元走马上任临汾市公安局长。上任伊始，劈头盖脸而来的便是一封封举报信和一声声悲愤的哭泣。
申公元被惊呆了！从这些举报信和老百姓既恨且怕的目光中，他感到一股难言的压力向他袭来，他实在没有想到，那些地痞、流氓竟把一个好端端的临汾祸害得如此不堪。面对老百姓近似祈求的目光，申公元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知道，要铲除这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绝非易事，但他别无选择，他必须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否则就对不起头顶上的国徽和身上的警服。
在临汾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一场缜密的调查工作，在临汾市城乡的大街小巷悄然铺开。多少双眼睛在注视着这一切，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意味。
公安干警们将要面对的对手，绝非普通角色。这些“活跃”在临汾城乡各个角落的大小恶势力各有各的绝活儿，有的靠抢劫为生，有的以械斗取乐，有的擅长巧取豪夺，有的精通敲诈勒索，有的专门欺辱妇女，有的整日沉浮赌海。这些人看似一盘散沙，实则盘根错节，各为其主，骨干成员多为道德沦丧、良知泯灭之徒。他们平日枪不离身，诸如汽车、摩托车、大哥大、对讲机、ＢＰ机等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一应俱全。在他们各自的地盘内，这些人就是“山大王”，谁不服气就放谁的血，别的流氓团伙如果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就凭实力“火并”一场，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来一场枪战，不见血不罢休。这样为非作歹、手段残忍、欺压良善的流氓团伙，在临汾已成气候的就有七八个，其骨干也为数不少。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流氓团伙中的主要成员，大多是浪迹江湖的老手，并多次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对社会充满仇视，作起案来从不计后果，其手段更是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祸根不除，临汾永无宁日。”申公元和他的伙伴们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证据并了解到人民群众的顾虑后，越发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再大的风险由我们来承担，一定要主持公道，把这股邪气打下去！”
众志成城，何惧八面来风
１９９４年４月，临汾市公安局成立专门指挥机构，在战前动员会上，申公元动情地说：“我们面临的这一战很不平凡，要承受许多意想不到的压力。这些流氓团伙不仅经营多年，而且拥有武器，是一帮性情凶残的亡命之徒，在抓捕过程中很可能会疯狂反扑，同志们要多保重……只要这些罪犯及其‘关系网’没把我整倒，我就会和大家在一起，一条心！”
担任这次行动指挥的副局长乔临生、段波和参加行动的公安干警相互紧紧握手，立誓不铲除这些流氓团伙绝不罢休，不管压力来自何处。
期待已久的战斗，在临汾市西郊的金殿镇打开了第一仗。金殿镇是当地流氓马旭宁、马旭辉兄弟二人长期盘踞的地方，当地人一提“河西二马”无不咬牙切齿。以这兄弟二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乱设关卡，殴打无辜，大白天就敢入室打劫；这伙流氓还长期群奸群宿，任意霸占他人之妻，侮辱良家妇女，谁敢反抗全家遭殃。公安干警们进驻金殿镇后，取证过程困难重重，几乎每一位受害人都因害怕报复而欲言又止。干警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多群众为此潸然泪下。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先后有２００多名群众接受了调查，查清了马氏兄弟及其同伙的犯罪事实４０多起。很快，“河西二马”及１７名帮凶落入法网。
首战告捷，临汾百姓奔走相告，公安干警士气大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公安部门将“老狐狸”吴临斌、“独眼龙”买青虎、“黑市长”安小根、“惹不起”高嵩、“野狼嚎”范天增等８个在临汾市称霸一方的流氓犯罪团伙的“首脑”人物及２００多名骨干成员一一捉拿归案，并收缴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犯罪工具。
整个临汾震动了，山西省震动了。每抓获一批罪犯，临汾大街上便响起一片喜庆的鞭炮声，每召开一次公审大会，会场上便是人山人海。久久憋在老百姓心中的那股怨气，终于一吐为快。
为了这一天，在整整一年时间里，公安干警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多少天抛家别子风餐露宿，多少人重病缠身置之不顾……如今，看到人民群众如此兴高采烈，公安战士心中涌出的是一份甘甜。
爆竹声声，倍感任重道远
古城临汾终于从恶梦中苏醒过来，但临汾市公安局长申公元和公安干警们紧绷的心弦并没有松弛下来。伴随这场“扫黑”斗争而来的，还有另外一场更艰难的较量。
谁没有三亲六故、七朋八友，何况这些社会渣滓哪一个不是在临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面临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当然也不可能坐视不理。于是，各种各样的人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纷纷托人说情，希望对这些人能“法外开恩”，有的干脆进行恐吓或威胁。
有一次，一位有来头的说情者把电话直接打到申公元的办公室，要求对一个已被抓获的流氓团伙成员“高抬贵手”。申公元当即答复：“这几个犯罪分子伤天害理，无恶不作，如果对他们宽容，就是我当局长的失职，对不起临汾的老百姓。要我把他们放出来，我这个局长就得蹲进去。”临汾市公安局召开党委会，统一思想认识，要求全体干警坚持依法办案，坚决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对犯罪分子决不手软。
看到公安干警们能真正为民除害，老百姓送来了一面面锦旗，各种感谢信、慰问信也雪片般寄来。面对这一切，公安干警们并没有陶醉，他们深知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责任，更懂得今后斗争的艰巨性。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