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要闻)
专栏：文化下乡
天津儿艺３个月送戏１９０场
双阳评剧团农家院演戏４０年
本报天津１２月１７日电记者陈杰报道：天津近１５万农家孩子平生第一次在村头、校园看到真人演的儿童剧。今年从酷暑到深秋，天津儿童艺术剧团的演职员历时３个月，行程１．５万公里，为农村儿童送戏１９０余场，足迹遍及天津的武清、静海等５县６４个乡镇。
为了满足孩子们对艺术的渴求，天津儿艺的演员们克服重重困难，经常一天演出三四场，上一场演出刚完，立即奔赴下一场，风雨无阻。气候炎热，演员们把荫凉留给小观众；深秋季节，演员们让小观众坐在温暖的阳光下。在武清县大沙河乡上演《淘气包的奇遇》时，日光暴晒，扮演“淘气包”的张淑婕穿着演出短裤爬在烫手的平台上，腿烫出一片片红斑。乡干部看着心疼，劝她换个动作，可这位年轻的女演员毫无怨言，依然按照剧情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完成。
在蓟县山区偏僻的段庄，演员们收到一份份厚礼：孩子们亲手采来的一束束山菊花。段庄中心小学５年级的女生段金玉记下了她的观后感：“生长在山区的孩子，同样渴望艺术的陶冶，渴望友情，渴望为家乡插上腾飞的翅膀。”在宁河县演出，演员们发现一个孩子独自坐在教室里，问他为何不去看戏，他说：“我眼睛看不见，坐在这里听。”这一句话使所有演员流下了眼泪。
本报讯记者汪波报道：吉林省双阳评剧团，坚持为农民写戏、演戏，近几年好戏迭出，连年获奖。他们创作并演出的大型现代评剧《三醉酒》，最近又被中宣部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产品。
双阳评剧团成立于１９５４年。建团之初，演职员身背肩挑，上山下乡为农民送戏上门，深受农民欢迎。６０年代初，曾被省文化厅命名为“一根扁担剧团”。４０多年来，他们发扬“一根扁担”精神，始终坚持为农民写戏、演戏。如今，市场经济为剧团的生存发展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剧团还要不要为农民写戏、演戏？双阳评剧团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以新节目、新形式继续走通往庄稼院的乡间小路。
从１９８１年到现在，剧团每年都在农村演出２５０场以上，１９９３年高达５００多场。他们把２００多个节目的戏单交给农民，让农民们点戏，一改剧团演啥农民看啥的“供给制”，把看戏的主动权交给了农民。《三醉酒》的作者、农民出身的张福生说：“我不愿坐在办公室去凭空想象，农村、农民是我创作的源泉，黑土地上才有我的根”。
第4版(要闻)
专栏：人民论坛征文
政绩与包袱
米博华
一位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曾对我说，今年他的日子难过。难者有二：一是前任领导“政绩”显赫，但经济发展中水分不小。倘实事求是地挤掉虚数，则意味着今年的经济增长仍达不到去年的水平。二是前任斥巨资上了一些项目，而这些项目的市场前景暗淡。实情是，前任预支了“政绩”的支票，后任去履行无法实现的承诺；前任借了钱，后任去还债。所以在有的地方就出现了一种怪印象：这样看，是流光溢彩的“政绩”；那样看，则是不堪重负的包袱。有人形容这种现象是“一个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实在是一语中的。
当然，矛盾的焦点也不仅限于继任者。前任的老领导或晋升或退职，指望着立几块碑，谓之“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所以抓几个响动大的项目。继任的新领导希望建立威信，开创新局面，又要烧三把火，争着上几个像样的大工程，表明自己的魄力。在这种“再造辉煌”的比赛中，出现了没完没了的“大干快上”。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投项目时拍脑袋，批项目时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国家投资热度和基建规模压不下来，和这种不断膨胀的头脑确有关系。
一些干部追求虚夸的“政绩”，缺少求真务实的作风，和某种不健康的风气有关。比如，一些地方对干部的奖掖、擢升提出所谓“硬指标”，即，如果经济发展达不到百分之多少，就下；反之，就上。这种办法的用意也许不错。但不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加分析地一律以数字取人，其弊大矣，其害深矣！“凭政绩用干部”，这个精神是对的，今后也还要坚持，但不能简单化。盖起了风风光光的高楼大厦是政绩，助困扶贫，为老百姓搭起了普普通通的民居也是政绩；建设现代化工厂是政绩，筑坝疏渠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是政绩。总之，政绩应该体现“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那种为了迎合某种不健康的东西，只顾个人邀功升官，不惜劳民伤财，使群众和国家利益受损的“政绩”，是为政的大忌，断不可取。
当然，为一己之私弄虚作假、好大喜功的干部毕竟是少数。多数同志头脑有些热度，还是希望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发展快些、再快些。但在经济建设方面何谓政绩，恐怕也要有所思考。过去，一讲政绩，就是抓了多少大项目、上了多少大工程。这个观念应该改一改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发展的“两个转变”，即传统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不仅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全面准确理解政绩的重要依据；不仅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一个变革，也是转变思想、更新观念的崭新课题。以往，我们有不少轰轰烈烈的拍脑袋、拍胸脯的大项目、大工程变成了而今的包袱，也有不少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而不必要的代价。这些教训应该记取。
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制定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有的地方不再提一两年内建设经济强县的口号，对什么“六大支柱”、“八大产业”之类进行了压缩调整，目标更明确、重点更突出。这样的规划看上去不那么辉煌，但真的落到实处也是不小的成绩。这并不是说上工程、上项目，加快发展速度不好。正相反，从实际出发，该上的上，不该上的就不上，才有真正的快速发展。正像常识所见，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积压在仓库里，是财富还是包袱？而拖着这样的包袱讲速度有何意义？又怎么能谈得上快速发展？
第4版(要闻)
专栏：
“未来属于孩子”新年音乐会举行
李岚清等观看演出
本报北京１２月１７日讯新华社记者陈雁、本报记者杨振武报道：“未来属于孩子”新年合唱音乐会今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首都千余名观众一起欣赏了音乐会的精彩演出。
在今晚的音乐会上，中央乐团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在杨鸿年教授的指挥下，演唱了《拉起手》、《祝你新年快乐》、《欢乐的那达慕》、《乘着歌声的翅膀》、《春潮》、《蓝色的多瑙河》等２５首中外名曲。
中央乐团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创办于１９８３年，现有团员２００人，来自北京市各中、小学。１０多年来，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杨鸿年教授严格细致的训练下，合唱团已积累了５００余首中外合唱名曲，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童声合唱团。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等观看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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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洲”出现银装素裹奇观
本报乌鲁木齐１２月１７日电记者祝谦报道：１１日至１２日，“火洲”吐鲁番大雪纷飞，地面积雪达５厘米以上，有的地区厚达１０厘米，使罕见积雪的吐鲁番银装素裹。各族群众纷纷出门，笑容满面欣赏雪景。
吐鲁番是《西游记》中“火焰山”所在地，素有“火洲”之称。这里干旱少雨，年积温５４００摄氏度，年蒸发量３０００多毫米，降水量仅１０毫米左右。气象资料记载，吐鲁番日极端最高气温达４７．７摄氏度，地面温度曾创７６．６摄氏度纪录，是中国最炎热的地方。冬季往往轻飘数朵雪花，少有大雪。
几位观看雪景的百岁左右维吾尔族老人回忆说，吐鲁番降这么厚的雪，确实少见。地委书记杨刚告诉记者：“这场大雪，对明年的农业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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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特写
地瓜引来远方客
本报记者刘磊
１１月２３日，被称为“中国粉条第一乡”的山东省平阴县旧县乡，迎来了一群不同肤色的远方客人。这些来自世界十几个国家及国际农业组织的专家学者，是专程来考察地瓜加工的。
在王古店村史正亮的地瓜加工厂，只见一个个地瓜滚进机器里，出来时已变成淀粉；再经加工，又变成了粉条。客人们兴致勃勃地围在机器旁，仔细地观察每一道工序，不停地提问。
手拿相机的卡林津女士是菲律宾的一位市长夫人。她一边拍照，一边高兴地说：“菲律宾种植甘薯也很多，我要把这种加工方法带回去。”
东南亚马铃薯研究与开发组织主席瑞斯考博士说：“这种甘薯加工方法简单，技术不复杂，可以向其它甘薯种植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广。”
史正亮告诉客人，他这个加工厂年加工地瓜达１００万公斤，雇了３５个工人，年收入十几万元。专家们听了都惊叹不已。
在旧县乡，像史正亮这样的地瓜加工户有８００多家，所产淀粉和粉条销往全国各地。据县长王义来介绍，现在地瓜种植和加工业已成为平阴县的支柱产业，今年全县地瓜总产量达４亿公斤，年加工能力超过５亿公斤。地瓜加工业的兴起还带动了运输、酿造、饲养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平阴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铺出了一条因地制宜脱贫致富的金光大道。当地老百姓高兴地说，往日不值钱的“地瓜蛋”如今变成了“宝贝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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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掖大佛寺发现明清佛经六千卷
原版“北藏”、金银佛经为世所罕见
据新华社兰州１２月１５日电（记者郗永年）甘肃张掖大佛寺藏经殿的夹墙内，最近发现佛经６０００多卷。这是继１９００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后，我国目前发现数量最多、最完整的佛教文献。
张掖大佛寺修建于西夏永安元年（公元１０９８年），至今保存完好。其藏经殿后墙为一夹墙，墙长４０米、高２０米、厚４米，古佛经即藏在夹墙内的１２个经柜之中。每个经柜高约２米、宽约１米，每柜有６４个经斗，每斗贮经约十卷；经斗以“千字文”字序编号，十分完整。
这批文献主要包括四部分：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北京官版刻印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汇集我国佛教各宗派经、律、论１２６１部、６６４７卷；明正统６年至嘉靖３７年１１６年间，用金、银粉手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涅槃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等６２２卷；明代官版雕印佛曲１５册、佛画２０多幅、手写《大唐西域记》一册、御赐北藏经版８２２块，明英宗圣旨一卷；清代写经２００卷。
张掖是我国历史上的佛教重镇，法显、鸠摩罗什、玄奘等在此均有学佛弘法活动。据专家介绍，从这座古刹名寺中发现的这些文献价值在于：一是我国刻印藏经始于北宋开宝年间（公元９７１—９８３年），大佛寺发现的８２２块北藏经是我国最古的雕印藏经版实物。发现完整的原版“北藏”，对世界佛教文化是极大贡献。二是这次发现的明代写经６２２卷全部用纯真金、银粉写在绀青纸上，是世界上少见的“金银佛经”。三是大佛寺发现的１５册佛曲、２０多幅佛画、１２个经柜、６２２卷彩缎为面的经卷等，艺术水平极高，是研究我国古代曲谱、绘画、书法、雕刻、藏书、装帧的宝贵资料。
这些古文献为什么长期未能发现？据介绍，“北藏”和经柜从北京运到张掖后即修了有夹墙的藏经殿，置放其中，５００多年只有历代住持僧官一人传承而知。解放前军阀马步芳曾在大佛寺驻军，因此僧官对此更加保密。“文革”后期大佛寺只留住一姚姓老尼姑，其住房紧靠藏经殿后墙，住室内有一暗门与夹墙相通，外人难以发现。最近张掖市文化馆在拆修姚尼姑住过的房屋时，发现暗门与夹墙，才使这些宝贵文献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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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西总统结束访华
新华社上海１２月１７日电（记者周解蓉）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卡多佐结束了对中国为期６天的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去澳门。
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电力工业部部长史大桢，上海市副市长沙麟等到机场为巴西贵宾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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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在基层
访“左权”
本报记者申明河
前不久，记者回到了阔别２５年的故乡——山西左权县。
左权县是以左权将军的英名而命名的，原名辽县。这里山大沟深，大部分地区海拔在１２００米以上，自然条件恶劣，曾是山西有名的贫困县。
我一到县城就被那繁荣的景象吸引住了：宽阔的大街上车水马龙、百货商店的货物琳琅满目、集市上的农副产品应有尽有……这与２５年前死气沉沉的县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县委书记林玉平向我介绍说，左权“八山一水一分田”，这样一个县“穷在山，富也在山”。根据这种情况，县委县政府这几年为父老乡亲们做了三件实事：一是开发经济林；二是狠抓乡镇企业；三是修整道路。１９９４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５．３７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达６８８元。
离开县城，我乘公共汽车来到了桐峪镇。过去从县城到桐峪要步行８个小时的羊肠小道，如今乘车４０分钟就到了。在宽敞平坦的柏油马路上，拉煤的大卡车和拖拉机、载客的大小汽车以及各种运输车川流不息。
到了桐峪，所见到的一切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新修的四条街，两边都盖上了整齐的新房；当地居民过去几十年来挑水吃，现在户户有了自来水；昔日的涸河乱石滩，如今变成了水稻田；这里不少农户装上了程控电话。我还好奇地往北京试拨了一次电话，通话效果就像在北京城里打电话一样清楚。
年轻的镇党委书记巨维平深有感触地对我说：“１９８７年，２０７国道从桐峪通过后，这里的运输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农民养车的多了，载５吨重的挂车就有１５０辆，小三轮和小四轮有１００多辆。饮食、服务业应运而生，如今有５０万元、１００万元收入的农户也不为鲜见了。”镇长李建书接过话说：“咱桐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继８０年代建起两座选矿厂后，如今电石厂、铁厂、焦化厂和煤气厂相继投产。电石产品供不应求，常常是还冒着热气就被装上了汽车。”
离桐峪３公里的下武村，曾是当年北方局、中央党校的驻地。原来这个穷山村很落后，如今，由于推广了优良品种、配方施肥、地膜覆盖和兴修水利等一系列农业开发技术，这个村成了稻麦大村。去年，这个村水稻亩产达到了４５０公斤。在这里，实现了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粮、菜、瓜、果立体种植。
据了解，去年，左权县水稻种植面积已发展到１万多亩，总产量达４００万公斤。如今左权人大多数吃上了大米，曾是左权家常便饭的玉米面和山药蛋已“退居二线”。
左权山大坡广，宜林宜牧。建国初期，全县林业仅限于零星种植。如今，荒山秃岭已披上了绿装。当我们驱车来到当年左权将军殉难处的十字岭向四处眺望时，山上山下郁郁葱葱。县委宣传部长王秀凤对我说，目前，全县林业覆盖率达到３０．９％，经济林的发展已成为今天左权林业生产的主旋律，全县已有各种经济树木２８６万株。１９９４年，全县经济林总收入为２３６０万元，占人均纯收入的２５％。
左权在变，县领导班子思变心切。在谈到今后的打算时，林玉平书记说，今后重点是抓好道路、电力、通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目前，１１万伏变电站已破土动工，通往各乡的公路正在加紧施工，左权的经济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附图片）
压题照片：左权桐峪西山。 申明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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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驾机上蓝天
致富后的浙仁东阳市横店农民，积极开展航空体育活动。今年7月，横店集团投资300万元，建立了农民航空俱乐部，添置3架“小鹰5号”飞机。昔日扛犁握锄的农民，今天驾机翱翔蓝天。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