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
亦喜亦忧话科普
——来自科普出版界的报告
王春兰
在动手写这篇报告之前，笔者案头上的几份材料提供了如下一些令人欣慰的事实：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５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加强科学普及工作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使科普工作者如沐春风。有人预言：新一轮的科学普及高潮又要来到了；
新闻出版署的统计数字表明：去年出版的科技图书中，科普图书占２０％强，达４５００余种；
今年９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朱光亚担任编译委员会主任的科普图书精品《大科学家佳作系列》，９月份开始发行，先出版的三本已告售罄；
今年１０月，“’９５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繁荣科普出版事业被提高到空前的议事日程；
…………
然而，在最近有关部门召开的明年科普出版工作规划讨论会上，笔者却得到另外一个印象：
我国科普出版总的形势不容乐观
可喜的２０％只是现象，这个不小的数字背后却是发行量的大大下降。科普出版部门惨淡经营，步履维艰。科普出版社的金维克常务副总编辑告诉笔者：“科普图书出版的品种的确不少，但是，每个品种的平均印数却大大萎缩了。以前，本社科普图书的印数是２０万册左右，现在，突破４０００册的已经不多。”出版界的人士都知道，４０００册只是一个保本数字。
一些科普期刊的日子也不好过。有近４０年历史、由周恩来亲自题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由前些年的５７万份的发行量下跌到３万份，萎缩近９５％。品味很高的、开我国科技期刊先河的《科学》走过了８０年的历程，这几年的发行量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份。如今，走进大街小巷的任何一家邮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期刊世界中几乎难以觅到科普期刊的踪影。
科普作者队伍人才流失严重
“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王临安谈及这个问题时非常忧虑。一些颇具知名度的科普作家这些年纷纷改行。没有稳定的创作队伍，高品位、有新意的作品怎么能不断涌现呢？
一位在我国科普界有口皆碑的科普作家对笔者说：“有人建议我带一带徒弟，我不是不为，实不敢为也。”这里“不敢为”的原因是怕“误人子弟”。一些老的科普作家之所以坚守着这块阵地，是出于多年来的创作感情。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那么多的物质诱惑，又有多少年轻人还愿意为每千字几十元的稿费而笔耕不辍呢？科普出版社副总编说：“这个问题真令人头痛，稿费给少了，没人写；想多给，又拿不出那么多”。
对于科普创作人员来说最大的痛苦莫外乎其成果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在科研单位，科普著作在评定职称时是不算数的。湖北有一位专门为农民写科普的作家，其作品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农民看得懂，学得快，用得上，而这位同志一直是中级职称，连参加学术会议的资格都没有。没有一个完善的激励机制，一味地要求科普工作者的奉献，恐怕也是不现实的。
“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
法国政治家克雷孟梭有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来决定。”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由此引出另一句名言：“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学家来操劳。”在今年１０月份召开的’９５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上，北京天文台天文学家、著名的科普专家卞毓麟说：“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这句话引起与会专家的强烈反响。的确，科普工作应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
其一，来自政府的支持。大量事实证明，在目前情况下把科普出版完全推向市场，对科普出版的繁荣是不利的。据科普出版界的人士介绍，目前生活类科普书刊市场尚好，然而，真正围绕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建设和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做文章的科普书刊，往往因赔钱而难以为继。科学出版社自１９７３年逐年组织翻译出版著名的美国《科学年鉴》，一直未曾中断，在１９９１年却因经费困难而“寿终正寝”了。金维克说：“科普出版首先要强调社会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增加对科普出版的投入是必要的，由政府筹措‘科普出版基金’也是可行的。另外，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协调发行部门减轻科普出版部门的负担在实际工作中也应是行得通的”。
其二，来自科技界的支持。谁对科学最了解，最有感情？当然是科学家。尤其是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知识和最新发展，首先只能由这些科学家来传播。不少科技工作者思想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搞科普没出息。其实，每一个科技工作者不都是科学普及的直接受益者吗？我国老一代的科学大师不乏科普专家。我们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是读了茅以升、华罗庚、高士其的科普作品而走上科学道路的。
其三，来自舆论界的支持。据中国科协普及部的负责人姚昆仑介绍，英国的’９５全国科学、工程技术周办得空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闻单位的热情关注，报道文章多达９００余篇。以前我们对高士其、茅以升等科普专家的宣传很成功，他们多少年来一直是科普工作者的旗帜。相比较而言，今天对科普工作者的宣传似乎成为新闻媒介一个遗忘的角落。
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科技杂谈
市场经济中的科普方式
黄寿年
我国已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科技工作向市场迁徙靠拢，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势在必行、行之有效的。
商品，既是科技物化的成果，也是科技信息的载体。而市场作为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它覆盖了许多社会领域、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领域。这正是科普工作求之不得的传播渠道和理想的运作方式。可以设想：如果把有关的科技知识，随同商品一起售出，就会像商业企业的售后服务一样，不仅可以提高商品的附加值，还可以进一步刺激市场，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商品的增值效应。只要能够有各级政府的指导和各有关专业团体的配合、协调，一个宏大的富有生机的、社会化的大科普，便会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蓬勃地开展起来。
国外有许多促进商品增值效应的科技传播活动。德国有一家冰棒厂，与当地其它冰棒厂相比，其效益远远超出一筹。其原因并不是由于他们生产的冰棒本身质量多高，而是因为儿童每吃一根这家工厂生产的冰棒都能从中得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和答案，比如：吃冰棒前，儿童从冰棒包装纸上看到：鲸鱼是鱼吗？于是他边吃边想，冰棒吃完，答案就从棒的另一端露了出来：鲸鱼不是鱼，是哺乳动物。又如：美国警匪影片《蓝色霹雳号》，描写的是一架先进的直升机集中了大量的高科技产品。影片在边讲故事边表演的同时，把当前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展现给了观众，并将其介绍得非常透彻。笔者认为这是关于介绍多媒体的声像作品中最好的一部。美国是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大量的商品中都包含着一定的科技知识，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了解到不少的科技知识，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美国科普方式”。这种说法比较形象，但不够确切。因为它不是一种有意识的科普行为。
８０年代初，北京曾开展过“科普一条街”活动，有件事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所谓“科普一条街”就是把商店里的商品宣传知识化、科普化。当时前门妇女服装商店地处大栅栏，仓库内积压着大量的电褥子卖不出去，北京市科协与服装店经理商定，开辟一个橱窗，专门介绍８０年代初的这一新产品，使顾客了解到电褥子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经济实用的特性。两星期以后，积压在仓库里的电褥子全部销售一空。
今天已经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更多的高科技产品诸如电脑、手提电话等进入办公室和家庭。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让人们在享用高科技恩惠的同时，尝到科学技术的普及的甜头！这样的科普方式，才是真正的社会化、群众化、经常化的现代社会科普方式，也是比较经济的科普方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普的社会大舞台，这对科普工作是一个机遇，也是一次挑战。
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
Ｘ光一百年
王君学孙岩
今年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Ｘ光１００周年。
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８日，乌兹堡大学校长、５０岁的物理学教授伦琴，同往常一样在实验室里摆弄光学仪器，突然发现了不寻常的奇特现象：在距约两米远的一块做别的实验用的涂有铂氰化钡（一种荧光物质）的硬纸板上出现了一片亮光。经过伦琴穷追不舍的研究，终于获得了一些成果，并将该“亮光”命名为Ｘ光（有人把它称为“伦琴射线”），震惊了科学界。
Ｘ光的发现在科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Ｘ光问世以后，通过大批科学家对Ｘ光的研究或利用Ｘ光进行的研究，使“金字塔尖”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接踵而至：如１８９６年贝克勒耳发现的放射性、１８９７年汤姆逊发现的电子、１８９８年居里夫妇发现的放射性元素钋和镭，等等，由此引发了物理学革命，最终带来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促使人们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Ｘ光是原子中的内层电子发射的高频电磁波，可用高速电子流轰击金属靶得到。它除具有光的一般特性外，还具有最独特的穿透能力，能使荧光物质发光、照相乳胶感光、使气体电离。因此，一百年来Ｘ光在科学研究、工业生产、医疗诊治及国防现代化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如Ｘ射线的衍射是研究晶体结构很有效的方法，也可用来研究高分子结构等；工业上可借助于Ｘ光进行金属探伤等；医疗上用Ｘ光来进行人体透视、计算机体层摄像（即Ｃ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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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构造世界的丹麦人——玻尔
金惠棠
星星缀满天空，静静的房间里响起一个稚气的童话：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国家，名叫丹麦。在丹麦，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当安徒生为我们构造了一个优美的精神世界之后，又一位丹麦人却在一个物质的微观世界里耕耘，他就是近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尼耳斯·玻尔因研究原子结构及其辐射的出色成就，荣获一九二二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与爱因斯坦齐名，永载科学史册。
江苏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关于尼耳斯·玻尔的一些回忆》。这本书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斯忒藩·罗森塔尔博士为纪念玻尔的百周年诞辰而写的回忆录。罗森塔尔博士曾为玻尔做科学助手达十五年之久。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玻尔的伟大人格和他那独特的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他所领导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学术讨论会，以至后来形成的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二战中玻尔如何抵抗纳粹德国占领军以及如何逃离丹麦；他对原子核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贡献，以及参与原子弹的研究直至后来反对使用原子弹……这本书对我们了解玻尔本人或研究物理学史都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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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能消除疲劳——
雪域“红景天”
黄云湖
经过医学生理学的漫长研究和临床验证过程，科学家们终于在２０世纪后期确认：疲劳是人类的第一病因。于是，日本统计出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有“过劳死”之忧；德国人把疲劳视为９０年代的第一病症；美国政府则投入很大力量研究对付“慢性疲劳综合症”……
其实，我国早在古代就对“积劳成疾”有所认识。中医理论把疲劳分为神劳、力劳和房劳三类。其中，神劳是核心。劳神过度引起的是周身疲劳，因为大脑控制着身体各器官，脑失调必引发内脏失调，内脏长期失调自然导致各种病症出现。
疲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客观存在。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又不能不劳，这就需要想法子对付疲劳。用什么办法来预防和消除疲劳呢？学者们发现生活在高原上的我国藏族同胞抗疲劳能力和耐缺氧能力比其他种族的人都高。原因是与藏民们经常使用一种生长在海拔３５００米以上的无污染野生植物“红景天”保健不无关系。藏民们用开水冲泡“红景天”洗脚，能迅速消除疲劳和抵御寒冷，藏医通过口服“红景天”的煎汤，使患者扶正固本……
对青藏高原独产的红景天，我国科研人员做了大量的研究。这种性寒味甘涩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中竟含有１８种氨基酸和铁、锌等３５种有益于人体的元素。经过不断探索，目前，我国科研人员将生长在青藏高原的、性能最好的野生红景天做成干粉装入胶囊制成“Ｒ·Ｋ生命红景天”，使昔日只有少数人享用的红景天，今日也能走进广大知识分子和中老年人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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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化建筑的好管家
现代化办公大楼、多功能豪华住宅，都配备空调、供热、通风、照明、消防、保安等设备，如何合理使用和管理这些设备，对于一个现代化建筑的管理者来说，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北京威光建工楼宇控制工程部新近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立了智能楼宇自动化控制工程演示系统，采用最新的分布式智能控制技术，能使现代化建筑的各种设备协调运作，达到安全、节能、高效，有利于设备的集中化管理，被称为现代化建筑的好管家。（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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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辟治疗癫痫新途径
癫痫，是一种难以治愈的常见病，目前西医的治疗方法主要采用传统的化学合成的抗癫痫药和镇静药，强行抑制脑神经过度兴奋。
在中国中西医微循环学会会长杨国栋教授指导下，山西省平陆县癫痫脑病医院赵占民提出“癫痫及脑病后遗症与脑部微循环障碍有关”的新论点，并通过大量的临床试验，颈总动脉注射药物治疗癫痫病获得成功。
赵占民因此荣获省新长征突击手，省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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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与科学家对话
贾士荣谈植物基因工程
贾士荣，植物生物技术专家，现为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研究员。兼任国家８６３计划生物领域第三届专家委员会委员，农业部生物技术专家顾问组副组长等职。从１９８７年起主持８６３计划“马铃薯抗青枯病基因工程”的研究。
问：利用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生产是世界各国优先研究的课题之一。在我国，谷物和豆科作物在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请您以水稻和大豆为例，介绍一下植物基因工程的新进展。
答：先谈谈一般情况。自１９８３年首次获得转基因烟草、马铃薯以来，短短十余年间，植物基因工程的研究和开发进展十分迅速。国际上获得转基因植株的植物已达１００种以上。
在１９８８年以前，重要谷类作物和豆科作物的转化十分困难，只是在一种生物技术的新工具——“基因枪”研制成功以后，才使得这些作物的转基因成为可能。基因枪是用火药爆炸、电容放电或高压气体作为加速的动力，发射直径仅１微米左右的金属颗粒。微粒表面用优选的基因包覆，高速射入植物细胞，并在细胞内表达产生有活性的基因产物，从而达到改良品种的目的。
最初大豆基因工程的重点放在原生质体和胚性悬浮细胞的再生上，但进展很慢，获得转基因大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基因枪的出现，使大豆转基因成为现实。抗除草剂等基因也已转入大豆，并在过去三年中连续进行了田间试验，预期不久将可商业化，这将是豆科作物基因工程商业化应用的一个里程碑。
水稻为世界第二大谷类作物，在我国为最大的粮食作物，年产１８９９２万吨。水稻得到转基因植株始于１９８８年，最初均以原生质体为受体，采用ＤＮＡ直接转移法，再生出了可育的转基因植株。但是，原生质体再生体系的限制很大，一些科学家认为，原生质体转化在水稻上应用前景有限，最好是用基因枪转化水稻幼胚。最近水稻幼胚和盾片来源的愈伤组织，用根癌农杆菌转化都获得了转基因植株。
问：目前世界上每年被病虫害和杂草夺走大约１／３的农作物收成，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数千亿美元。植物基因工程在减少病虫草害方面有什么突破性进展？
答：重组ＤＮＡ技术的发展，已可将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基因相互转移，打破了物种之间难以杂交的天然屏障。迄今已经把具有实用价值的目的基因如抗病毒、抗虫、抗除草剂、改变蛋白质组分、雄性不育等的基因分别转入烟草、马铃薯、棉花、蕃茄、大豆等作物。植物基因工程对未来农业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病毒是农作物的一个大敌，由它引起的产量损失极大。我国科学家利用转基因方法，已经培育出抗病毒烟草和抗病毒蕃茄，并且已开始进行田间实验。
在抗虫害方面，迄今研究得最多的有两类基因，即苏云金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以及从豇豆等作物中分离的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当害虫在这种转基因植株上取食后会使其致命。
杂草是与农作物争夺营养的天敌，农业上因杂草危害减产由４０年代的８％上升为１２％。通过基因工程培育出抗除草剂的作物，不但可以降低化学除草剂的施用量，减少环境污染，而且给轮作或间作中作物的选择以更大的灵活性。
问：您对我国植物基因工程研究和开发现状有什么评价？
答：８６３计划对促进我国植物基因工程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目前，从技术力量和仪器装备情况看，已具备了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的实力。
但从总体上说，我国植物基因工程的基础研究和开发应用仍是两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必须加强。我国植物基因工程的现状是：仿效多，创新少。创新是建立在深厚的基础研究之上的，没有坚强的基础研究作后盾，便无从创新，势必导致后劲不足。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开发，目前我国也缺乏一种健全、有效的体制。从根本上加强以上两个薄弱环节，关系到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命运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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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杂交育种新工具
——太谷核不育小麦
蒋建科
编者按：本报１２月５日在第五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太谷核不育小麦研究获突破，新品种推广面积七千八百万亩》的消息后，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些读者称“这是农作物育种的一场革命”，更多的读者希望进一步了解太谷核不育小麦的有关知识。作者从科普的角度，回答了什么是杂交育种、太谷核不育小麦的发现过程和育种特性，文章深入浅出，呈现给读者一个较完整的农作物育种新概念。
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大量作物几乎都有一个缺陷：例如抗病的品种往往不高产、而高产的品种通常又不抗病等，农业生产则需要既高产、又抗病、又耐旱、品质又好的品种，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通过杂种优势利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所谓杂种优势就是指通过品种间杂交的方式，将不同品种的各种优良性状集中到一个品种上，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１９７２年春，在国务院主持召开的全国农林科技座谈会上，科学家把水稻、小麦、棉花等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研究正式列为全国农业攻关会战研究课题，并由中国农林科学院负责主持。山西省动员全省力量寻找小麦不育株，共找到３万多株，受各种条件制约，当时还无法对这些不育株进行鉴定。太谷县郭家堡科研组的女技术员高忠丽在１９７２年发现了一株不育株，到１９７６年春，在河北藁城召开全国杂交小麦科研协作会时，中国农科院邓景扬博士从高忠丽女士那里得到了３０粒不育株的种子，开始了深入研究。
大家都知道，自然界的作物通常通过自花授粉和异花授粉两种基本方式结实。小麦属于自花授粉，在育种时先要采取人工杀雄（去雄）的办法，然后人工采集另一品种的花粉，再人工授给已去雄的品种，要逐一套袋标记。然后从其后代中寻找并选择结合了双亲优良性状的个体，培育出比双亲更好的新品种或新材料。这种常规育种方法费工费时，有时为了将多个分散于不同亲本材料中的优良性状集中到一起，还要做３个亲本、４个亲本以至多个亲本之间的杂交。
邓景扬博士把高忠丽女士所赠的３０粒不育株种子和其他多种雄性不育材料种在一起，发现这个不育株的雄蕊没有花粉粒，其后代分离为一半不育株，一半可育株。又经大量实验观察，邓景扬博士认为这株不育株是世界上禾本科中第一次被发现的不育性受显性雄性不育单基因所控制的天然突变体，并将它命名为“太谷核不育小麦”，用“Ｔａｌ”作为这个不育基因的符号。这样，“太谷核不育小麦”等于将小麦的自花授粉改为异花授粉，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杂交育种了。邓景扬博士还建议用“太谷核不育小麦”进行轮回选择的育种方法，把蕴藏于各个不同品种中大量而又分散的各种基因，特别是抗旱、耐盐、抗赤霉病等基因聚集起来，以发挥综合效能。
轮回选择克服了常规杂交育种无法解决的难题，将“太谷核不育小麦”作为杂交工具，通过人工控制授粉或在隔离区内自由授粉，容易获得大量杂交种子，有益的基因不易丢失，而且在育种过程中随时都可对育种的基础材料进行加工、改造和提高，极大地提高了育种效率。
１９８１年，全国成立了“太谷核不育小麦”利用研究协作组，在不到１５年的时间里，就培育成功各具特色的新品种２１个，种植面积达７８００多万亩，创社会经济效益２５．６亿元。其中，山东农业大学培育的“鲁麦１５号”亩产４３８．５公斤，已种植４９４５万亩，深受群众欢迎。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用太谷核不育小麦进行新品种选育这一新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邓景扬博士因此于１９８８年被选为法国农业科学院外籍院士，并于１９９０年荣获劳力士雄才伟略国际大奖荣誉奖，应邀去多个国家讲学。
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
共同的心愿
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半导体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兰英（左），一位是我国模式识别及机器智能研究领域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右）。她们共同关注着我国微电子事业的发展进程。
在日前召开的“八五”国家攻关项目——中科院微电子中心亚微米技术研究的专题鉴定会上，她们充分肯定了微电子中心科研人员在自主发展亚微米技术方面所做的贡献，希望成果尽快走出实验室，实现产业化。
萧泽瀛摄
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
近日，陕西新华印刷厂工人陈铁梅（中）与丈夫李富怀来到医院爱婴室看望自己的三胞胎小宝贝。陈铁梅6年前因放射治疗鼻咽癌，脑垂体遭到破坏，生育能力受到影响。西安医科大学一附院对她进行促排卵治疗。今年11月23日，这对夫妇喜得二女一男。目前，这三胞胎婴儿发育正常。据称，促排卵三胞胎婴儿全部成活在国内尚属首例。 陶 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