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哈佛商学院的教训
张勇
在全球的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的招牌也许是最响亮的，地位也许是至高无上的。自１９０８年创办起，它几乎是在荣誉之花铺成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历史。然而，在最近美国《商业周刊》全美商学院排行榜上，它却名落第五，据说，这是其办学史上最惨的一次。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此评论，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是哈佛商学院滑向下坡的原因，还举出一例：它甚至拒不接受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市场调研和分析方法。其实，它的致命伤在于它的一些商业理论。早在７０年代，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了警告，只是当时哈佛商学院如日中天，没有引起注意。
客观地说，哈佛商学院在商业理论和教学方面是多有建树的，因而被视为工商管理院校的鼻祖，并被誉为美国商界的“俄亥俄州”（该州产生过多任美国总统），因为它“每年都为美国最大的公司董事会输送成员”，它的“每８个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是某家公司的首席行政官”。根据１９８５年的统计，美国有近７００家有权颁发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商学院，而在企业界事业有成的工商管理硕士中竟有一半是哈佛毕业生。
正是通过为美国企业界输送大批高层管理人才，哈佛商学院对美国经济施加着不言而喻的影响，在美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多少年来，它首创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个案分析”教学法一直是各家商学院争相仿效的楷模。然而，它也有不宜公开的一面。一位学生说，哈佛教给他的是如何“把别人梯子的横棍锯断而不使他察觉的方法”，所谓的“推销香肠的老花招”就是其一。他解释说，“你用一种全肉馅、高质量的香肠打开了市场，产品站住了脚。然后你开始往香肠里放进少量锯末，人们不会察觉，因为人是遵循习惯的动物。当然如此三番五次，你的产品会与刚开始差别甚大或完全不同，但你仍可蒙混过关，至少一个时期内是这样。你的销售量会持平，但利润会增加，而且每个人都会认为你很精明。”
不幸的是，这种“香肠推销术”以及它所代表的忽视质量甚至降质牟利的自杀性商业观念和行为，在战后美国经济发展中流毒甚广。有事实为证：战后，“美国制造”曾经是高质量的代名词，而到１９８０年，美国质量控制协会的研究表明，５０％的美国消费者不满意国内产品，只有３９％的人认为美国产品质量高，１７．６％的人对美国汽车满意。随之而来的是外国产品，尤其是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美国制造业节节溃退。
８０年代对于“病魔缠身”的美国制造业如同恶梦一般。批评者说，美国人“真正的气力没有花在改进产品上，而是用在怎样使成本更低、广告做得更好的筹划上。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篇报告指出，美国人死抱着批量生产制度不放，而日本人早就认识到重要的不只是规模经济，还有质量、可靠性……尤其令美国人尴尬的是，被日本奉为圣人的质量控制管理大师竟是他们赶走的美国人戴明。当年，戴明关注产品质量，对主流的管理哲学是一个挑战，激起了美国经理阶层的不满和讥讽，据《幸福》杂志报道，他们的反应是“我们在赚钱，戴明，你滚吧。”后来，戴明的管理思想在日本大放异彩，从１９５０年起，日本每年颁发一次戴明质量控制奖。
哈佛商学院及其推销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指责。它的一位学生发难说，当今工业中许多问题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相对实力地位的变化，都是哈佛商学院４０年代哲学普及的结果。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界向日本式管理学习的风气也出现了。１９９４年，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成为获得日本戴明质量控制奖的第一家美国公司。许多其他美国公司也实施了控制质量的强有力措施，“全面质量管理”成为美国企业管理的中心话题。长期忽视质量的美国制造业懂得了只有靠质量才能走出困境。９０年代是美国经济的复兴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和标志就是美国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高。
如今，“香肠推销术”已成明日黄花，哈佛商学院的落寞自然就不难理解了。据说，“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常常犯错误，但从来不被怀疑”，然而，人们已从怀疑“香肠”的质量，进而怀疑“推销员”的质量。如果说美国经济曾因忽视产品质量问题经历了一番磨难，那么，哈佛商学院正在经历同样的磨难，因为它的“产品”也存在着质量上的缺陷。
从哈佛商学院和美国经济走过的弯路，人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一个有益的鉴戒，那就是，“质量就是生命”，是万万忽视不得的，否则就可能最终毁掉一个品牌、一所学校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无论它们以前是多么有名，多么强大。正如一些美国商人得出的结论，“从长远来看，依靠质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家庭——总统的“安全港”
朱富贤
１１月２０日晚，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第二轮总统大选的结果。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全家激动不已，他们所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他们的奥莱克（亚历山大的昵称）要当波兰共和国第三任总统了。但是，他们也明白，从现在起，他们可爱的家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年４１岁的当选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在谈到自己成功的原因时对记者说，他的两位女士——夫人约兰塔和１４岁的女儿奥拉是他始终可以得到支持和安慰的“靠山”，她们经常给他“打气”，他的家是他在政治暴风雨中最为可靠的“安全港”。
克瓦希涅夫斯基和约兰塔在波兰北部著名的格但斯克大学邂逅，前者选读外贸，后者攻读法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结为伉俪，尔后，迁居华沙。两年后，他们有了女儿奥拉。
克瓦希涅夫斯基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他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和时事教育。克瓦希涅夫斯基在小学一年级时，已经开始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大学时代，他开始对政治感兴趣，活跃在青年组织中。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５年，他先后担任了大学生周刊《等等》和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机关报《青年旗帜报》总编。此后，他在政治领域非常活跃。１９９０年，他当选为波兰社民党主席。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他担任了波兰议会最大的民主左派议员团主席的职务。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他又被选为波兰国民大会宪法委员会主席。
今年总统竞选活动伊始，他跑了全国近百个地区。在那里，他发表竞选演说，并与各地居民进行交流和座谈。由于他从小喜爱体育锻炼，并且坚持不懈，所以在紧张的竞选活动中他始终精力充沛。在青少年时代，他的百米短跑成绩是１１．１秒；他从不漏掉任何一场重要的足球联赛；几乎每天要骑６０公里赛车。参加工作后，只要有空闲，他就挥拍打网球。他的假日多半是与家人在海边度过。强健的体魄是他从政的资本。
在这１６年的风风雨雨中，作为政治家妻子的约兰塔担负起抚养、教育女儿和操持家务的重任。她深知奥莱克不可能像一般工作人员那样早上８点上班，下午４点下班。议会辩论和会见活动常常持续到深夜。这就决定了丈夫对家庭的寄托和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她往往“自主地”决定家庭的各种事务：从采购装饰厨房的瓷砖、汽车的零部件，到室内布置。她爱好东方艺术，家庭布置颇有中国格调和情趣。她十分注重自身和丈夫的修饰。由于她的建议和设计，克瓦希涅夫斯基的领带样式和色调是家庭生活报刊经常评述的话题。她自己构思和设计的标新立异的装束，使她在今年的华沙服饰比赛中获得了“金色珍珠”奖，成为１０名穿着入时的波兰女性之一。她擅长烹调，家庭成员经常能享受到她制作的美味佳肴。她尽到了做一位政治家妻子的责任。但是，她毕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时代女性，不甘心埋头于家务琐事。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她“下海”了，办起房地产咨询公司，还买了一家私人保险公司的股票，买卖甚为红火。这些稍微满足了她自己的事业心。
奥拉在上中学，个子和她母亲相差无几。当有人问她，谁将是下一届总统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爸爸，因为他是最杰出的。
“论坛报”一名记者在评述克瓦希涅夫斯基的家时写到，这是一个充满和睦和温馨的家。哪怕外面政治风云骤起，雷电交加，在这个家里总是风平浪静，温情脉脉。在这里可以得到松弛和喘息，得到温暖和启迪。母亲称女儿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女儿夸父亲是最好的人，而父亲说，维系这个家庭的纽带是互敬互爱，从不强求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萨拉热窝
几家欢乐几家愁
胡锡进
重现光明
代顿协议后，萨拉热窝穆控区的街上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副武装的穆斯林士兵比比皆是，一些防弹墙和遮住大楼底层窗户的水泥板还没撤走，以防不测。但市中心的商业区已出现了久别的热闹场景。２３岁的女摊主米拉达说，她一天能卖出去３０—４０盘鸡蛋、１５公斤腊肉。在她周围的摊位上，各种水果、蔬菜、奶制品应有尽有，售价已与前南其他地区相差无几。摊主们说，货都是经伊格曼山公路从克罗地亚方向运进来的，如今这条通道在联合国部队的保护下已畅通无阻。
萨拉热窝是波黑战争的窗口，著名的“冷枪手大街”则是这个窗口的“小窗口”。这条开阔的大街与距离最近的战场不过百米，曾有大量平民和不少维和士兵的鲜血洒在这里。今天，街上终于又出现了散步的行人，有轨电车隆隆驶过。一个汽车加油站自战争以来首次对市民营业，油价贱到０．７美元一升。弹痕累累的邮局也在一个多月前重开信件邮寄业务，在那里甚至可以给北京发一封信，盖上宝贵的“萨拉热窝”邮戳。夜幕降临，路口的红绿灯、汽车的尾灯、新设的小霓虹灯，以及远处高楼里密密麻麻的灯火，仿佛是从不久前的黑暗中飘出的一个梦……
苦乐不均
然而，这只是萨拉热窝的部分状况。
萨拉热窝市区有幢被打得千疮百孔的４层居民楼，它的内部就是战场，４个单元被塞族控制，一个单元被穆斯林控制，据称是萨拉热窝、也是全波黑穆、塞两族相距最近的阵地。从这里开始，萨拉热窝被分为两半。在塞族控制的单元里，年轻的塞军中尉多迪克说：“战争在萨拉热窝开始，也只有在萨拉热窝才能结束。代顿协议把整个萨拉热窝划给了穆斯林，但我和妻子、女儿、父母都没有地方可去，我只有在这个阵地上保卫他们。”
对于萨拉热窝的许多普通人来说，代顿协议将为他们的命运编写新的一页。其中３位警察的心态，或许是这个复杂时期穆、塞族不同心理的缩影。
塞族警察巴伊奇在战争初期携全家从现在的穆控区逃到塞控区，成为失去住房的难民，住进一位逃到对面穆控区的穆斯林警察家中。他不认识那位穆斯林同行，但在战争初期两边还通电话时，他接到过主人打来的电话，并得知他叫卡罗维奇。３年半战争中，巴伊奇经历的最大痛苦是１８岁的大女儿被打死。他将原主人家里的一切，包括电器、衣服、甚至照片保存完好。他在家中对我说，代顿协议一旦执行，就意味着原主人要返回。他自己的住房就在几条街以外的穆控区，但他却不敢回到自己原来的住所，因为他不相信代顿协议关于人权的任何许诺。他将带着全家和不幸女儿的照片流浪他乡。
在穆控区，我找到了那位叫卡罗维奇的穆斯林警察，向他描述了我在他的房中见到的一切。他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惊喜，或许是因为我们谈话的地点是在警察局会客室。他带着半官方的口气对我说，他这些年也经历了许多痛苦，现住在一位去了德国的难民家中。他表示，他将根据代顿协议收回自己的住房，开始新的生活，至于那位塞族警察的命运，将由当局来决定，如果他没有在战争中“犯罪”，就没有必要害怕。
第三位警察叫米尔萨德，是４０岁的穆斯林人。战前，他是目前塞控区一家自行车厂的厂长，如今的主要任务是在一幢政府大楼“看大门”。他说，萨拉热窝重新统一在穆—克联邦一边后，他有信心回到厂里，重新坐进厂长办公室，并与过去的塞族同行再次共事。我问他，见到过去的塞族朋友，第一句话会说什么？会不会拥抱他们？他显得很犹豫，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在战争中都做了些什么，是否犯了罪。”
医治创伤
萨拉热窝市长库普索维奇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表示了这样的信念：波黑战争已经结束，萨拉热窝战争已经结束。他的城市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在战火和围困中生存下来。现在，城市即将步入解决难民、就业、重建等战后问题的新时期。市政府已经列出１３５２个重建和恢复基础设施项目的清单，将投入３０亿美元。这意味着将会出现大量就业机会，也意味着政府将面临许多具体困难。然而，在他看来，最大的挑战是医治人们的心理创伤，重建萨拉热窝各族人共同生活的健康心态。他说，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场战争是困难的，但或许可以指望有一天，一位外来的旅游者会惊讶地说：多么美丽的萨拉热窝，和我过去见到的一样啊。到了那天，萨拉热窝将向全世界宣布，要求再次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附图片）
（题图：代顿协议后，萨市塞族居民心境黯然。新华社发）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异国风情
因纽特人今昔
孔晓宁
今年５月，当记者随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走进加拿大雷索柳特市因纽特人居住的小村时，看到的是一副副似曾相识的熟面孔，一模一样的黄皮肤，一股胞波情油然而生。
位于北纬７４度４２分的这个村庄，背山面海，是美洲最北的一个居民点。一幢幢平房立于皑皑白雪之上。它们的式样与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住宅并无二致。不过，家家门口拴着的肥大的爱斯基摩狗以及晾晒的驯鹿、北极熊等野兽毛皮表明，这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的民族。
“突突突突……”一连串摩托车的发动声从远处传来。循声望去，村外冰海上，四五辆雪上摩托排成一队，正向冰盖深处进发。每辆摩托由一位男性猎手驾驶。从古至今，因纽特男子一直担负着捕获食物的重任，以保证自己的种族能在这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
村里的“白领”几乎全由女子担任。售货员、邮递员、教师都是女的，就连这个被政府列为“城市”的市长也是女的。现任市长贝莎女士看上去约摸３０出头，全“市”５００来人的就业、福利、生老病死，都需要她考虑和安排。
我们参观了村里唯一一家“超级市场”。它的面积虽不算大，商品却十分丰富，从现代化的电器到各种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
售货员是一位小巧而俏丽的姑娘，见我们光顾她的领地，连忙与我们打招呼：“请问，你们是从日本来的吗？”
“不，不，不，是中国，北京。”我们因被误认，心中生出一丝不快，急忙申辩道。
“我们的祖先是来自蒙古的！”她话音刚落，便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言语中明显带着几分自豪。
“我们中国有个内蒙古自治区，说不定你的祖先就是从我们中国迁来的呢！”我们不失时机地与她攀起老乡来。她眨了眨两只丹凤眼，狠命点了点头，接着又咯咯笑了起来。
今天的因纽特人一如他们的祖先，依然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格陵兰、俄罗斯等国沿森林线一带，他们的居民点最北到北纬８２度的冰盖。这里冬天奇寒无比，黑夜长达数月；夏天昼夜明亮，却仍然寒冷。就在这北极大地，他们千百年来顽强地生存着，与北极地区其他２０多个土著民族共同创造并发展了独特的“白色文化”。
也许有人问，人类有择善而居的本能，为什么美洲的因纽特人一直困守冰天雪地，不朝条件更好的南方转移？一个答案是，古印第安人比他们更早到达美洲大陆，并且迅速占领了南部广大的肥沃土地。待因纽特人接踵而至时，迎接他们的只是如林的长矛与弓箭。因此，他们只能忍辱负重，退守荒无人烟的极地。从印第安人把他们叫作爱斯基摩（意即吃生肉的人），即可看出他们的生活极其不易。而他们一直把自己称为因纽特（意为高贵的人），则反映出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
今天的雷索柳特村村民，全部是自当地飞机场修好后，从格陵兰、哈德逊湾、阿拉斯加等地迁移过来的。７０年代，考古学家在离村子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古人类遗址。由此得知，早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这一带就有因纽特人活动。遗址中，一座棚屋的梁架最引人注目。它呈三角形，组成棚梁的一根根鲸鱼骨，历数千年而不腐不烂；连接骨架的海豹皮绳子，依然保持着韧力。
现今，雷索柳特村的房舍优美挺拔。我们走进一位名叫赛坡娜的主妇家。房里有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客厅，各类家具以及冰箱、烤箱、洗衣机等电器置于四周。漂亮的大柜子上依次放着彩电、音响、游戏机、唱机以及盆景、瓷瓶等物品。在几处房角，奇异花卉蓬蓬勃勃竞吐芬芳。一只鸟笼中，名贵小鸟唧唧喳喳欢叫不停。若不是屋外白雪堆掩了半截窗子，几乎看不出这儿与加拿大其他地方的白人家庭有何区别。
“你们现在吃什么？”我们开门见山地问女主人。我们听说过，因纽特人一直有吃生肉的习惯。
“你们看到那家超级市场了，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从那里买来的。”她爽快地答道，“我们现在仍然吃生肉。那海豹肉生吃可香了！我们觉得，这是最大的享受。”因纽特人为什么与生肉结下不解之缘？其实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在他们的传统食物中，维生素含量很少。而肉一煮熟，这种营养素大部分会被破坏。因此，他们只有通过吃生肉来吸收足够的维生素。
１９８８年，当地的人口是１８２人，目前已增至近５００人，其中大半是青年人。除了移民之外，出生率高是人口剧增的重要原因。例如，赛坡娜已有了７个子女。现在的医疗条件也非常完善，死亡率降低。
一座外形颇具现代气派的学校建在村子正中央。学校提供９年制义务教育。全校有５０多名学生和４名教师。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入内地学校继续就读高中、大学。近年来，已有多名本村孩子出去念了大学以后，又回来服务于生养自己的这方水土。学校内一间大厅的墙上贴满照片，不少黑白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本民族先民们着皮衣、住皮帐篷和雪屋的场景。墙上还贴着英文的办校宗旨：掌握生活的基本需要，确定因纽特人的身份，培养爱心、自信、自尊……
走出校门，我看见一大群孩子在一处斜坡玩着滑雪。在零下２０摄氏度的露天，有人只着短衣短裤。这些年轻人，或乘小雪橇，或骑自行车，从坡顶一溜而下，嘻嘻哈哈闹个没完。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因纽特人的未来。
（附图片）
（题图：因纽特姑娘孔晓宁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亏耶？盈耶？
左文恕
日本有家叫“越后屋”的衣料店，每逢下雨，许多没有带伞的顾客或路人，纷纷聚集在此店的屋檐下或店堂里避雨。该店的店员灵机一动，便准备了印着“越后屋”３个大字的雨伞供他们使用，“越后屋”的名字也就随之而广为人知。雨中送伞，令撑伞者难以忘怀，当然要买衣料就免不了想到“越后屋”。与“越后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风行美国的“酬谢包装”。所谓酬谢包装，就是用标准包装容器包装比标准容量要多的商品，而以原价出售，并在包装上注明“酬谢包装”。如洗发液行销商让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以２５０毫升的价格得到３００毫升的商品，这就大大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
“越后屋”及“酬谢包装”有一个共同点，即舍得“亏”自己而不“亏”顾客。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星期天陪妻去逛百货大楼，买了５００克奶糖。在过秤时，售货员见秤尾微微翘起，即拿下一粒，但秤尾又“拖”下去了。售货员拿着那粒奶糖，欲放欲拿。笔者便不禁说：“就让点利吧。”没料到这句话反倒使售货员果断起来：“一人让一点，百人让百点，我们不吃饭啦。”那粒奶糖终于被拿回去了。这家商场宁肯“亏”顾客，也丝毫不能“亏”自己。这与“越后屋”和“酬谢包装”形成鲜明对照。
“亏”与“盈”是相对的，眼前的“亏”或许能获得长远的“盈”。就像“越后屋”及“酬谢包装”，其实最后都没有“亏”。“越后屋”的老板说：“我给顾客送伞，而顾客为我遮住了‘风雨’。在衣料购销市场急风骤雨式的竞争中，是用伞人保护了我们的衣料店。”一家实行“酬谢包装”的化妆品店经理说：“酬谢是要付出的，但我付出后店里却没有积压品，我最终还是赚了。”原按２５０毫升价格包装的３００毫升洗发液在市场上售完后，商店便换掉“酬谢包装”的标签，而将价格改为３００毫升的，销售额仍然很高。因为这家商店通过“酬谢包装”的营销策略，鼓励了那些以前购买别的品牌商品的顾客转而购买自己品牌的商品，小“亏”而大“盈”。
“亏”与“盈”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那家不愿“一人让一点，百人让百点”的商店，虽然眼前不“亏”，但它给顾客的印象是：这家商店不会让顾客占一点便宜。顾客自然能在彼地购买就不会在此地购买。这种潜在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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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送什么贺卡
邹德浩
在加拿大工作，每年的圣诞节之前都要寄出一批贺卡，除了入乡随俗的考虑外，与各界朋友保持联系、借机向他们表示友好之情或感激之意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今年给加拿大朋友寄什么贺卡呢？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这里还有一定的“学问”。商店内有上百种五颜六色的贺卡，差不多每张贺卡上都标明着收卡人的身份，如果只注意贺卡的设计或色彩，就很容易把给爷爷或情人的贺卡寄到朋友家中，岂不贻笑大方。
今年笔者发现，加拿大有一种带有慈善性质的贺卡，送这种贺卡给朋友，既可以送去温暖，又可以达到赞助社会的双重目的。
早在一九五一年，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就以销售圣诞贺卡的形式来筹集资金，第一张贺卡是由捷克一位七岁女孩用彩笔绘制的，画面是五个女孩在手挽手跳舞。后来，印有英、法、西、俄、中、阿文字的贺卡，以及各式各样的玩具、笔记本、装饰物等，都成了筹集资金的小礼品。单是这些贺卡和纪念品，去年就筹到资金六千三百四十万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联合国儿童基金的贺卡共卖出十亿张，而加拿大是购买这种贺卡最多的国家之一。该组织的贺卡一九五九年首次在加拿大出售，至今已卖出一亿二千五百万张。
除了这一国际性组织出售慈善贺卡外，加拿大还有一些团体也在节日期间推出各种贺卡或礼品筹款，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四个：
加拿大肾病基金会的贺卡，由一名十一岁的换肾儿童绘制，每套十张，售价十加元；加拿大关节炎协会发售的六种圣诞贺卡，以及附加的白鸽饰物；加拿大儿童基金会推出的是一幅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画家洛德的作品复制而成的贺卡，每十二个售价十一加元；加拿大口足绘画艺术协会的节日礼品，包括圣诞杯、餐巾、贺卡、包装纸等，全部由一批用口或足运笔的画家绘制而成。
除此之外，各商店还有一些高档贺卡，每个售价数加元，一般人都舍不得破费。在预测今年圣诞贺卡市场前景时，分析家们认为，预测某一类产品在圣诞节期间的业绩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一九九二年，分析家都说贺卡市场会是一片愁云惨雾，可是一个季节下来，却让商人喜出望外。今年也有人预言，消费者在最后时刻也不一定会大方花钱。
不过，多伦多皇家银行的戴维另有高见，他认为由于魁北克分裂危机的影响，再加上担心失业以及政府削减赤字和减少各种福利，许多零售商今年有可能过一个灰色的圣诞节。但人们节省下买其他商品的钱，正可用来购买各种贺卡，花小钱办大事，既送礼又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贺卡市场的“牛市”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