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谈谈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化
严昭柱
近年来文艺理论界对我国崛起的大众文化进行了认真研讨，在相当范围达成了共识。我国当前崛起的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勃兴相联系，是五四以来新文化“大众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尽管它在现状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根本性质而言，它不同于西方完全商品化、完全市场化的所谓“大众文化”，也不是什么削平价值、消解中心的“后现代文化”。因此，对于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说来，盲目照搬或模仿西方“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运行模式，是不适当的。同时也要看到，大众文化是一种带世界性、时代性的文化现象，在许多方面与高科技对文艺领域的渗透相联系，包涵着人类文化发展在当代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现在我们在大众文化问题上面临的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条件下坚持“大众化”的方向，并善于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些共识，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大众文化提出的新课题奠定了基础。当前，至少有三个新的课题亟待深入研究，它们是：电视对文化格局的冲击问题、某些艺术生产的工业化问题和大众文化品位的提高问题。
近几年电视事业迅猛发展，对原有的文化格局产生了强烈冲击。电视作为一种高科技传媒，具有传播迅捷、形象生动、覆盖面广的优势。现在电视已广泛地进入家庭，观众足不出户便可在舒适的环境中对电视节目进行适当的选择。因而，电视愈来愈成为亿万群众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主渠道。而主要靠剧场演出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等和靠阅读方式接受的文学，均纷呈萎顿、陷入低谷乃至生存危机。这就引起了原有文化格局的剧烈震荡。加上电视节目制作周期短、投资少、观众多，有强烈的明星效应和大量广告的经济支持，因而使那些寻找名利双收捷径者趋之若鹜，于是在火爆的“电视热”中出现了不少胡编乱侃、粗制滥造的劣质品，影响了电视文化的整体品位。但是，这并不是电视的罪，也不是电视事业迅猛发展的弊端，而在根本上是文艺格局因高科技渗透而发生变革、走向新的平衡所经历的阵痛。抓紧时机，研究这场变革的特点和规律性，对文化格局进行积极的调整。加强对电视特性和电视艺术创作经验的研究，加强电视工作的队伍建设和法规建设，迅速提高电视文化品位，应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与历史经验一致，电视作为科技渗透出现的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与原有艺术门类相互渗透、学习、融汇的阶段。因此，有必要研究发挥电视特性以促进原有各类艺术革新的可能性，以及利用各类艺术之所长帮助电视文化走向成熟的途径，使它们在相互渗透中实现共同发展。
某些艺术生产的工业化问题，是大众文化有关的又一个新课题。诚然，“文化工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艺术生产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其许多批判性见解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与工业、艺术生产与工业生产是绝对不搭界、绝对不相容的。特别是在高科技渗透的条件下，譬如许多音像影视产品的制作就不能不实行工业化、甚至形成某种高科技的工业化企业，并且这种制作的工业化还会与文化市场发生联系，也会对文艺创作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成为与大众文化相关的一个问题。这是高科技的发展和渗透对艺术生产提出的新的时代课题。至于生产的大批量、产品某种程度的模式化，以及与文化市场的联系，恐怕是实行工业化所必然会有的现象，它们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根本的方向、性质问题解决得好，它们也可能不致引起非审美、反文化的恶果。当然，这里还有必须加以研究、探索的广阔的学术空间。即使在高科技发展和渗透的今天乃至明天，恐怕也不可能把全部艺术生产都实行工业化，尤其是艺术创造恐怕永远属于艺术家富于独创性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在今天究竟哪些艺术生产部门在哪些生产环节上需要实行何种程度的工业化，并且如何葆有精神生产固有的本质和追求、不致被工业化的物质生产所冲淡或扭曲，就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又如艺术产品在物化制作过程中工业化的大批量、模式化问题，恐怕难以判定它们是绝对排斥个人风格和文化韵味的，现在有些比较成功的ＭＴＶ就不仅葆有歌曲创作者、演唱者的独特风格，还以大量生动的形象及其组合丰富了艺术的内涵和表现力。当然，大批量、模式化的生产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助长类型化、公式化的倾向，使文化生活在追星逐潮中运行，并不利于艺术家坚持执著的思想艺术追求，也不利于文化生活和谐、健康的发展；这种情况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如何加以限制、缩小或转化，是需要细致地探讨的。
近几年大众文化的崛起，既对原有文化格局发生强烈冲击，又伴随出现了精神滑坡现象，这里有文化格局在高科技渗透下的历史性调整的原因，也有经济杠杆的作用和拜金主义的影响。近年来，江泽民同志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除了强调世界观人生观的建设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蚀，他还号召全社会关心、扶持高雅艺术的发展，最近更要求抓好长篇小说、电影、儿童文学的创作。我认为这些指示对整个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提高大众文化的品格也有重要意义。学习和贯彻这些指示，就会涉及和重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普及性。但是这种普及如果脱离提高的指导就会降低文化品格，甚至流于低俗。事实上，近几年大众文化、特别是电视文化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等的生存危机，而这些面临困境的恰恰就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内涵的艺术门类，这便在总的态势上形成大众文化的普及性脱离了提高的指导，因而在运行中会逐渐流于低俗。要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就得改变这种状况，明确地把大众文化定位于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样，在总的文化格局上，就应当在积极发展大众文化的同时，大力扶持高雅艺术，抓好长篇小说、电影、儿童文学的创作，使大众文化有可能获得体现着民族文化精华的严肃文学、高雅艺术的滋养和渗透；而大众文化本身，更要自觉地获取这种滋养，实现自己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定位。应该说，这是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的一个关键。
当然，大众文化也有它自身的优势，它能够比较直接而迅捷地反映处于不断变动中的群众兴趣和时代情绪，善于捕捉新的生活现象和适应新的审美趋向。在提高的指导下真正发挥这种优势，显然是大众文化提高品位的通途。而严肃文学、高雅艺术也要遵循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原则，尊重、汲取并提高大众文化的优势，创作出更多的传世精品来。这样，既有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又有在普及基础上提高，普及与提高相互渗透、相互推动，形成我们新的文化格局的良性循环、生态平衡，把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引上新的高度。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爱国主义与文学传统
董学文
爱国主义是我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光荣传统。千百年来，爱国主义精魂像一条耀眼的红线，贯穿在我国文学绵延起伏、波澜迭沓的历史长河之中。尤其是到了近现代，由于社会变革和内忧外患的加剧，忧患意识、救亡图存、反帝爱国的内容，成了我国文学最鲜明持久而重大的主题。进入社会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凯歌行进的祖国又给文学的爱国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可以这样说，我国文学一直站在中华民族爱国运动的前列，始终起着某种中坚和先锋的作用。这是一笔滋育当代激励来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文学中的爱国主义是作家爱国情感升华而成的一种思想，一种信念。本质上，它是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爱国情愫和爱国业绩的反映。凡是留下奉献者、开拓者和奋斗者足迹的地方，便会闪现爱国主义的光芒。凡是全心全意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家，他就会感受到无穷的爱国主义力量。作家表现爱国主义，不仅是他的权利，而且也是他的义务。作家倘疏离了自己的祖国，他也就疏离了养育自己的人民。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
爱国主义之于文学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动力。对于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说，它是寻求解放的号角，动员和鼓舞民众抗敌御侮的思想长城；对于获得独立和自由的人民来说，它是振奋民魂民气、引导社会前进的火炬，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旗帜。文学作品有了爱国主义气质，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历史激情，就能使读者在经受磨砺、遭遇挫折之后获取坦然面对生活的勇气；就会洋溢起青春的热血和豪迈的骨气，导引读者去追赶时代的车轮，承担社会的重任，坚信那熠熠生辉、永不熄灭的理想之火。
当然，爱国主义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范畴。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环境有不同的旋律。今天，文学表现爱国主义与表现社会主义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深厚而广泛的基础，社会主义则赋予爱国主义崇高的信念和崭新的意义。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作家，必然上升到对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择和认同。毫无疑问，对社会主义文学来说，它应该随着形势的发展给人们提供日益丰富的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拿牺牲作品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作为繁荣的代价。尤其是爱国主义，这是我们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我们民族文学振兴的有力支柱。时代的腾飞需要爱国主义的推动，文学的发展需要爱国主义的底蕴。文学渴望时代爱国主义氛围的滋养，时代也渴望文学来为爱国主义说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爱国主义就是文学精神之本。把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文学传统同当代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想结合起来，这正是中国文学走向发达、走向世界的伟力之根源。
我国爱国主义文学传统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爱祖国和爱人民是相辅相成、浑融一体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祖国和民族一切值得骄傲、赓续的美好事物，都存留和积淀在人民中间。文学的爱国主义正是由于吮吸了人民的乳汁，才显得充实、光彩、满含生气；正是由于看到了人民是祖国发展的天然纽带，才永恒地指向期望、憧憬和未来。江泽民同志在《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一文中曾指出：“我们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爱国主义应从人民群众的母体中产生，二是它应对团结人民、激发社会活力发挥作用。这一指示，对我们理解文学创作中如何表现爱国主义、如何处理好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很有帮助。文学不能暌隔和远离人民，不能冷漠和忘却祖国的事业。爱国主义文学与那种呈现出清冷孤傲的“贵族气”的作品，与那种蜷缩在螺丝壳中咀嚼个人小悲欢的作品，与那种把劳动人民描绘得卑琐龌龊、“痞气”十足的作品，是难以同条共贯、同功一体的。因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爱国主义和挚爱人民已经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爱国主义文学不一定非在“大”题材中表现不可，那些赞美祖国河山壮丽、民风纯朴、文化独特、历史悠久的作品，也能成为精品和佳构。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描写有关国家兴衰荣辱的重大题材，绝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反映国脉所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场景。当今中国正突飞猛进地发展，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文学应当直面现实，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应当通过艺术的形式，总结历代盛衰演变的经验教训；应当唤起民众的责任感，高唱民族的正气歌，让鼓舞人的作品多起来。这，正是文学爱国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发扬光大。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繁荣长篇小说创作笔谈
历史小说寻求超越的突破点
吴秀明
当我们讨论长篇历史小说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寻求超越的时候，首先就不能不将反思的目光投向作家的创造主体本身。因为从“历史”的真到“历史小说”的真，这之间包括选材、构思到最后成型的全过程，它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作家主体的能动参与。尽管历史题材对象自有其客观的定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历史小说在“基本事实，基本是非”方面也应该有所规范，不可作漫无边际的谵妄之想；但是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它与历史只是“异质同构”而不是“同质同构”的联系。因此，这就决定了其所谓的“规范”不但丝毫不能淡化创造主体，相反，倒是需要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主体积极性。越是优秀的历史小说作家，他在将历史规范化为“自律”要求的同时，总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
正是立足于以上这样的事实和道理，再来审视当前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我们就找到了可资深思的话题。不言而喻，近年来历史小说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继《李自成》、《金瓯缺》、《少年天子》之后，也出现了一批颇具艺术造诣或创意的作品，如唐浩明的《曾国藩》、凌力的《倾城倾国》、顾汶光的《百年沉冤》、刘斯奋的《秋露危城》、颜廷瑞的《庄妃》以及杨书案的文化系列、吴因易的唐朝系列等等。然而从总体上看，它的实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是相对于长篇这个文学重量级的工程或曰时代的一个巨大纪念碑，其间的差距尚十分明显。虽然每年新作不少，市场的销行也还不错，但量的增多并没有带来多少质的提高。面临着时代生活的变化，今天的历史小说还没有拿出为广大读者所期待的大气之作。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生活（包括史料）积累不足，功利实用性太强，思想认识平庸，艺术功力不到位等等。但最根本的，我认为还是作家创造主体孱弱的缘故：即主体在历史转化的过程中，对意欲表现的历史对象不是主动积极地进行选择，将其纳入“正确的”审美机制中予以观照处理；而是由于“史化”观念的习惯思维，对已然历史人事的习惯性敬畏，对之表现出一种不无惶惑的仰视态度甚至是一种病态的膜拜。这种情况在以往的一些历史作品中较为多见。所以，尽管他们创作态度严谨踏实，引进的有关人事史料翔实而准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最后写成的作品文学品位却不高，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文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文学。这自然也就谈不上对历史的真正同化与内化，求得历史感与艺术美感的有机统一。相反，像上面提到的《曾国藩》、《倾城倾国》、《秋露危城》、《百年沉冤》等作，它们之所以在同类题材中高出一筹，主要也就在于作家自身具有较为强健的主体意识和完美的艺术心理结构。这种主体意识和心理结构表现在主客关系上，主要就是具有驾驭素材的凌云气度；落实到人物形象塑造上，借用凌力的话来说，就是既不搞“鬼化”也不搞“精神上崇拜”，就是主体基于主导地位与客体的一种沟通，一种对话，一种调动已知经验的再体验和重新认同。惟其如此，当这些作家对曾国藩、孙元化、钱谦益、袁崇焕其人其事进行描写时，他们的创造主体便自然而然地与历史对象发生相应的双向交流，直到主客浑一，从而不但有效化纳历史而且充分激活历史，臻此佳境。
有论者认为，要解决当前历史小说的“史化”问题，提高其文学品位，关键是看作者能否做到“自由虚构”。强调历史小说的“虚构自由”，此说不能算错，并且在一定意义上确实也打中了新时期历史小说的要害；但作为一种普泛的理论主张，我不敢苟同。这倒不仅是它有悖于历史小说独特的审美属性，更主要的是这种“自由虚构”说的倡导，因离开了作家的创造主体尤其是创造主体深层的同化、内化不谈，是不可能获取真正的精神创作自由的，弄得不好，甚至还为反历史、非审美的现代化留下了隐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毕竟是才智学识的较量，也是历史和生活的积累馈赠，它需要作家全身心的投入，不懈的追求。一味地讲“自由虚构”，在松动历史规范上做文章，如同斤斤计较于史实真伪，每事必蹈史家窠臼一样，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它绝不可能写出振聋发聩的大作品来。
长篇历史小说是新时期长篇中的重镇。它起点高，从７０年代末崛起文坛以来，一直趋于比较稳步发展的状态，也相应形成了自己一批比较稳定的中老年作家队伍。这批作家，目前最活跃、也颇具后劲的主要是凌力、杨书案、顾汶光、刘斯奋、唐浩明、颜廷瑞、吴因易、马昭、穆陶等５０岁上下的一代中年作家。他们在商品大潮冲击面前虽不免也有自己的烦躁和苦恼，但大都能甘于寂寞，矢志创作，不为功利物欲所动。这一点非常不易。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鲜血浇灌的花
——读《二十世纪的中国女兵》
曾克
经过多年来的辛劳，解放军出版社在许多革命老同志、特别是曾致力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关心世界妇女解放、团结，友好、进步的先生、女士们的协助下，《二十世纪中国女兵》出版了。它图文并茂地展现了近一个世纪（１９２７—１９９５），中国女兵自我解放、献身祖国摆脱封建和殖民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雄伟业绩和精神风貌。
该书以中国革命史的四大时期：大革命和红军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５）、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１９４５—１９５３）、新中国成立至今为大背景，选了百多位有功勋、有奉献、有典型意义的女军人，用真实的史料，艺术的文笔，生动的照片，把她们的出身、生平、业绩、形象和心灵，如诗如画地介绍出来。它不是一般的人物传记。它是纪实文学的新突破。通过编者精练、画龙点睛地对人物所处时代、环境的描述，读者被引进２０世纪大半个时代，看到了千万个“女兵英烈”和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女兵群体”。更突出的是全书强烈而令人信服地看到：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整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创立人民的武装，浴血奋战推翻中国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和日本侵略者，民族和妇女的解放都是不可能的。正如毛泽东同志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０日在“延安女大”成立会上所说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该书写了将近７０年。全国各民族、各战场、还有归国华侨女兵的成长、壮大、拚搏、牺牲的全景。中国革命的女先行人、妇女运动的领导、女兵的创造者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大革命时期第一代女红军危拱之、游曦、伍若兰、李伯钊、张琴秋、贺子珍、康克清、陆琮英、胡筠等……抗日、解放至抗美援朝战争中百万女兵拥进解放军、游击队和民兵，她们用枪，用笔，用嘴，用医术和电讯，用热血和生命贡献自己。丁玲、廖冰、罗琼、郝志平、莫耶、赵一曼、刘胡兰、郭俊卿、江竹筠（江姐）、李兰丁等……接着就是为新中国，特别是为改革开放做出突出贡献，在国际上留下辉煌业绩的：海、陆、空、防化、文艺、体育的女兵，她们——被称为和平盾牌的铸造者，特别是我们１４位共和国的女将军。
该书所写的各个时期的人物，不少是为人熟知和仰慕的。特别像我这样６０年来没有离开过革命队伍的人。她们有的是我的恩师，有的是战友，有些是我所崇敬，想用拙笔书写的人。如通晓五国文字的红军女师长张琴秋，她带领５００农妇缴一团白军枪械的功绩及长征中三过草地，两越雪山，抗战中被俘等感人细节；红军女司令胡筠在火线上分娩，然后坐在箩筐里指挥战斗。女红军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四子女三遗失，伍若兰（朱德总司令的夫人），文武双全，被俘遭敌杀害，砍头后装入竹笼，行船示众。印尼华侨张力，反扫荡时被俘，因拒绝敌人重金诱降自尽身亡，遗体被日本强盗肢解，腹内小生命死于敌刺刀尖上。冯和兰（新四军女战士），在狱中写给姐姐的信中，留下生命最后的诗句：“希望滋润了狱中半枯竭的生命。”张敏（大别山红军妇女排战士）为着掩护更多的同志，捂死自己的儿子……这一桩桩举不完的震撼灵魂的事，书中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这些，铸成了大写的女人——女兵。
读到这里时，我手边正放着一首老诗人萧三的诗，他歌颂着女性伟大牺牲的主题。妇女是人类的母亲，人类的半边天。女兵则是母亲最先进而有组织的群体。她们是彻底解放自己，又竭尽全力解放全人类的女性。中国女兵已经做出了有目共睹的业绩。她们正面向世界，和各国妇女团结合作，解放全人类的母亲，让半边天都享受真正的平等、自由、幸福，发挥无穷的智慧和博大的母爱。
这是女烈士的生命、鲜血，女英雄的意志和汗水浇灌出的一束永不凋谢的花。
这是一组凝聚着女兵圣洁、博大母爱雕铸的群塑，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交响曲，一本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年轻一代记住祖母、母亲、姐姐们的教科书。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推出一套《文学评论丛书》，共十六本：陈荒煤的《点燃灵魂的一簇圣火》、冯牧的《但求无愧无悔》、洁泯的《今天将会过去》、朱寨的《感悟与沉思》、王春元的《审美之窗》、江晓天的《文林察辨》、唐达成的《南窗乱弹》、顾骧的《海边草》、陈丹晨的《在历史的边缘》、谢永旺的《当代小说闻见录》、缪俊杰的《审美的感悟与追求》、何西来的《文学的理性和良知》、何镇邦的《文体的自觉与抉择》、秦晋的《演进与代价》、冯立三的《从艺术到人生》、雷达的《文学活着》。在近日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与会的作家、评论家认为，这些论著，有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反思，有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流向和走势的研讨；有宏观的描述，有微观的评析，从整体上反映了我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历程。
（任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河南《莽原》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长篇小说《疼痛与抚摸》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与会者认为，河南作家张宇的这部新作通过水家三代四个女子婚姻和情爱的历程，表现了农村女性的命运。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探索者丛书》的一部。
（惠文）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陈章汉长篇报告文学《江口风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作品反映了福建省的著名侨乡莆田县江口镇如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偏僻山乡，奋然崛起的艰难历程。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作家出版社、福建省作家协会以及福建省莆田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钟文）
△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联合举办的“文采阁笔会”杂文奖，日前评定揭晓，其中一等奖一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十名。并于日前在北京文采阁举行颁奖大会。
（刘）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应关注乡镇企业
乔迈
中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主要是解决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镇）化和农民的脱贫致富奔小康问题。乡镇企业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文学应该给予乡镇企业以最大的热情的关注，首先要端正对乡镇企业的认识。
乡镇企业的兴起不是“痞子运动”，更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它是亿万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创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最重要、意义更为深远的事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意义更不寻常，伴随乡镇企业出现的一大批乡镇企业家，已被证明不愧为现今中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
文学的本质是关注人和社会，因此不能不关注乡镇企业家和他们在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作用。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除了报告文学作家以外，从事其他体裁创作的作家很少有人留意到这种现实；作为文学主力部队的小说，尤其是中长篇小说，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家题材的作品还不多见。当代的中国小说，虽不时有佳作问世，但就题材内容来说，相对滞后也是显见的事实。小说家的眼睛喜欢往后看，他们笔下的人物大多是闰土和阿Ｑ的兄弟，祥林嫂和三仙姑的姊妹，陈奂生的同辈人；但是已经没有了李双双，连毁誉不定的高大泉那样的形象都不见了——我是说我们的小说家不大喜欢把注意力投向中国农村的当代英雄。
现今中国农村的当代英雄是那些有作为的乡镇企业家。他们领导的乡镇企业从一出生就面对市场，这使他们很快就在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风云中练硬了翅膀，一旦国家经济体制转轨，他们适应起来毫无困难。不少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而乡镇企业如鱼在水，秘密尽在于此。仅仅十几年工夫，乡镇企业从“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发展成现在拥有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生动地表明了这种经济的活力。社会曾经指责乡镇企业偷税漏税，搞不正之风。这种现象存在，但这种现象别人也有。光靠不正之风发展不了如今这样规模，而且难以持久。
乡镇企业家仓促上阵，思想和文化准备不足，问题是难免的。他们正在做补偿工作。乡镇企业才有十几年历史，目前活跃在中国经济前沿的多是第一代乡镇企业家，到本世纪末，第二代或第三代将会出现，那时的乡镇企业家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他们在中国经济或政治大舞台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