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繁荣长篇小说创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谈《新战争与和平》的成功经验
张爱萍
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要重视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很符合时代需要、人民需要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因为长篇小说可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强烈的时代精神，塑造众多的典型人物，描写宏伟的生活场景，展现生动丰富、曲折多姿的故事情节，所以它在读者心灵上所产生的强烈、持久的艺术感染力，往往是其它的文艺体裁难以达到的。一部称得上“史诗”的长篇小说，往往可以反映一个时代，概括一定社会时期的历史，被誉为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因而鲁迅称赞长篇小说是“时代的纪念碑”，高尔基则说，长篇小说是“文学艺术的重要武器和大炮”。有些长篇小说，由于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富有独创精神，其魅力竟能历久不衰，世代相传，在文艺史上，发出亘古常新的光辉。优秀的长篇小说是历史的丰碑，民族的骄傲。例如，我国杰出的长篇小说《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等，就曾经和正在强烈地吸引着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广大读者。又如，在我国现、当代文艺史上，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等，也曾经并正在国内外广大读者中获得崇高的声誉。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近年来已经有一些文艺家按照人民的需要，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长篇小说。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就是突出一例。
李尔重同志写的《新战争与和平》是一部长篇巨著，花了１０年功夫，写了８本，４８０多万字，写了那么多抗日斗争的战场和画面，写了那么多抗日人物和历史事件，又具有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是十分惊人的。他读过大学，留学日本，１９２９年参加革命，打过仗，长期在地方做领导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只有他这样的经历和才华，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他小时候就喜欢文学，青年时期开始写作，写了不少文学作品，出过不少书，听说毛主席曾当面称他是“我们的作家”。
４８０多万字的大部头书，读起来也很困难。开始我是从别人那里看到的。他送给我书以后，翻了翻，读了几部分。从内容上看是写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开头从山海关写起，描写了东北逃往关内难民的悲惨场面，还写了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在山海关一带的活动。这部书是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写起的。
这部书的特点是描写了抗日战争的悲壮场面。第一，地区广大：从华北写到了华东、中南，全国各个抗日战场都写到了。不光写了八路军，也写了新四军。我当时在新四军工作，知道这段历史，他写得很详细，很真实。第二，人物众多：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有领导人，也有广大群众。敌我友几个方面都写到了。第三，事件纷繁：“七七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西安事变等等。包括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都写到了，而且写得很深刻、很真实。可以说，这部书全景式地描写了抗日战争，揭示了战争的根源。更可贵的是，用文学的手法，写得很生动，很感人。既有事件人物的真实性，又有事件人物的典型性。比用其它体裁和手法写的书真实可信，能够引发人们去思考很多问题。不论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老年人，还是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青年人，都会从这部文学作品中受到教育和启迪。用文学手法描写一个重大时期的全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时间跨度那样长，事实材料那样多，很不容易写好。李尔重同志采用文学手法，写得那样细致，那样深刻，那样感人，实在是不容易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时候，把这部书宣传出去，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历程。从明朝的戚继光抗击倭寇开始，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接连不断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都没有取得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算起，整整打了８年。为了抗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各种口号，制定了各项政策，形成了党领导人民群众抗日的一整套路线。“三大法宝”，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使党和人民完全融合在一起，成为一家人。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就能胜利。“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也是产生在抗日时期，表现出党、领袖、人民的完全一致。所以说抗日战争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
现在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不少人，根本不承认他们当年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他们把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中国，解放东南亚的“圣战”。说什么没有日本的“圣战”，中国就没法解放。好像中国人民的和平、幸福是日本赐给的，这纯粹是强盗的逻辑。日本侵略中国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伤亡近３５００万人，直接损失５０００多亿美元。我们要彻底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这血泪仇、民族恨，要牢记日本军国主义者亡我之心不死。如今世界形势纷纭复杂，远不是那么平静。在此形势下，宣传《新战争与和平》这部书，很有好处，让广大青少年认识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铭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是大有用处的。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好好读读《新战争与和平》，把抗战爱国的精神，世世代代发扬光大。我建议要像读《资治通鉴》一样读《新战争与和平》，我还举双手赞成把这部巨著拍成电视连续剧，让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正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
李尔重同志这部著作写好以后，他曾来找我谈过为什么叫《新战争与和平》。关键是一个“新”字，并不是套用外国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描写的是俄国人反对拿破仑的侵略，大长俄国人民的志气，教育了俄国几代人。李尔重同志写的《新战争与和平》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同样是描写反抗民族入侵，但从时代、规模、程度上大不相同。最大的不同点是，《新战争与和平》描写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并且深刻揭示了产生战争的根源，指出了战争的危险，提出了消灭战争的办法。因此，《新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将是久远而深刻的，所以我称它是“抗战史诗”。
江泽民同志曾说：“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和人民的丰功伟绩，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奋斗，克服暂时困难，投身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宏伟事业，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更大的成就。”《新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完全符合江泽民同志这段讲话精神。李尔重同志的成功经验就在于：一、他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他写作这部书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完全是为了子孙后代永不忘记我们民族受侵略受屈辱的历史，永不忘记我们民族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威武不屈、英勇反抗的历史。二、他具有深厚的生活功底。李尔重同志既是这场战争的亲自参加者，又是这场战争的理论分析者、全面观察和形象思维者。丰富的战斗生活经验是创作的唯一的源泉，这是长篇小说写作成功的根本条件。三、他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他能够站在战争发展规律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高度反映这场战争，而且回答了战争到底是怎么来的，怎样消灭战争的根源等重大尖锐的问题。四、他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能够吸收中外文艺精华于一炉，使《新战争与和平》的写作目的不是靠抽象的逻辑语言来达到，而是通过文学的艺术魅力来达到。五、他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古稀之年动笔，伏案十载，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这部独具特色、思想性艺术性兼备，能够服务于现实生活又将流传于后世的文学巨著，用文学的形式为党的事业做出了新的卓越的贡献。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读李准的《繁荣与选择》
志今
在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和评论相对薄弱，批评与创作日见隔膜的境况下，我们高兴地读到了一本与众不同的书，这就是李准的又一本理论评论集《繁荣与选择》。这的确是一本品格独特，视角新颖，能给予不同层次读者以教益与启示的书。
首先是作者理论探索的超前意识和锐气格外引人注目。作为开篇的《论商品经济与文艺繁荣》写于１９８９年。当时对于商品经济与文艺发展关系的认识，虽在中国文坛已议论纷纭，但多属即兴式的感想。真正从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上，做出深入而又具说服力的剖析和探索的，这大概是最有分量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关于文艺的两重属性，关于完整艺术生产的两个阶段，关于艺术生产的两种效益等等，均作了透辟阐述。当实践已经走过数年的历程，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及其阐述，特别是一些对策性研究，仍感到富有新鲜的魅力。这种超前意识和理论锐气在《要重视对文化市场的理论研究》、《文化市场的现状和改进管理的对策》等文中都有精彩而独到的展示。当文化市场等还在孕育阶段，与此相关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刚刚露出端倪之时，作者的探索触角就敏锐地发现并跟踪它，并不懈地作出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剖析和解答。
其次是本书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几乎都是关系社会主义文艺繁荣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是当代文艺理论与创作中迫切需要解答的热点、难点问题。作者的研究和探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表现出相当的理论勇气。这在其《战争和人》、《社会主义文艺和理想的追求》、《对一个创作口号的质疑》等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战争与人性，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课题。新时期以来，在某些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在我国文学、影视创作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度罩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阴影，似乎越是站在超阶级、超善恶的立场去表现“战争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就越是深化了战争哲学的题旨，揭示了丰富人性的内涵，获得了在战争表现上的新突破。对此，本书作者从古今中外的广泛考察论证入手，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切中肯綮。面对五花八门的以摒弃理想精神为号召的各种主义在文坛的弥漫，《社会主义文艺和理想的追求》一文可谓适逢其时。作者考察了中外文艺史，考察了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从社会主义文艺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血肉联系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社会主义文艺的理想追求，不是游离于文艺发展自身规律的外部特征，而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其他如《关于多样化和主旋律》、《革命历史与艺术表现》等都是及时回答现实中焦点问题的重要篇什。作者总是从纷纭变幻、热闹复杂的文艺实践中撷取理论灵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美学的观点，是贯穿他批评灵魂的一条主线。他自觉地吸纳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但都要经过自己的充分消化，因此，读他的文章，决无生涩之感。
第三，大概是得力于作者既是理论家，又参予文艺领导管理的多重角色体验的助益吧，与通常的文艺研究相比，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在切入视角上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即把理论研究、创作评论和管理对策融为一体。作者站在三者的交叉点上探幽烛微，因而能见人所之未见，道人所之未道。从《“文化夜市”看繁荣》等篇可看出，在一些常人熟视无睹的文化现象面前，作者总能从小见大，发现并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作者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知识积累，使其研究和评论具有一种宏阔的理论视野。这种视野的宏阔还表现在，各类艺术的理论与创作，几乎都纳入了他的考察之内。可以看出，他具有长期的多样化的艺术鉴赏活动的实践根基，因而握起笔来能击中要害，无隔靴搔痒之感。
第四，纵观本书，我们还惊喜地发现，在多年从事理论研究和领导管理工作之后，作者仍保持着可贵的艺术感受力，依然显示出活跃的艺术思维的风采。在进行宏观的理论透视的同时，他还不时地换一种神态，将目光移至一些颇具特色的文艺现象上，信笔写来，文章虽短，却挥洒自如，妙趣横生。在这类文章中，作者把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融为一体，读来轻松活泼又意味盎然。《一个典雅一个潇洒》、《清新与辉煌》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是一组偏重感性的，灵动的短评，虽数量不算很多，却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显示了作者思维套路的多样化，语言表达的多样化和评论风格的多样化。
通过本书中的精彩篇章，我们同样强烈地感到，作者在进行批评时所喷发出的充沛激情。他没有把理论和评论作为呆板的教条，而是作为一种燃烧着生命激情的创造活动。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分明感到，创作需要激情，评论也应是一门燃烧着激情的科学。这种激情使他的不少文章气韵生动，文笔优美，节奏张弛有度。他总是在寻找着一个点，即理论与实践，理论思维与艺术思维相融合的最佳点，在这种融合中，理论思维被艺术灵性之光照亮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理论新境界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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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宗白华全集》
程代熙
宗白华先生称得上是真正的学界大师，这次他的全集问世，使更多的读者对他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对宗先生这样一代的学者来说，新中国的诞生，使他们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他认为新中国的诞生在理论上得力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他在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２年间，编写了《近代思想史提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提纲》。在前一个提纲里，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要义和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新的贡献。而在后一个提纲里，他阐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毛泽东思想。从这两个提纲的内容和开列的参考书目来看，他阅读了他当时能见到的大部分马恩列斯的重要著作（汉文译本）。不仅如此，他还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他的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这种精神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就是在今天，也是极为可贵的。
在宗先生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给他的诗情添上了两只有力的翅膀，使他能在学术领域展翅飞翔。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书法艺术得到了极大的普及，而且，我国的书法理论也同时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宗先生１９６２年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就是研究中国书法美学的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
西方的文字，主要是一种语言符号，而汉字就不单单是一种符号，它还可成为艺术品。白华先生解释说，主要是具有这样两个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因此，写字，在中国古代称之为“书”。书者如也。“如”的意思是“似”，或者“像”。宗先生解释说，“写出来的字要‘如’我们心中对于物象的把握和理解”。在象形中的“文”里，就存在着一定的结构，就蕴含着某种规律。如果掌握住了，体现出了物象中“文”的长短、大小、疏密、向背、穿插等等的规律和结构，就不仅把握到了“文”，同时也就反映着人对它的情感反应。宗先生说，“这种‘因情生文，因文见情’的字就升华到艺术境界，具有艺术价值而成为美学的对象了”。
中国人正是发明和运用了毛笔，才创造出了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
白华先生把文字和毛笔合起来加以考察。他说，“在字的笔画里、结构里、章法里，显示出形象里面的骨、筋、肉、血，以至于动作的关联。后来从形象到谐声，形声相益，更丰富了‘字’的形象的意境，像江字、河字，令人仿佛目睹水流，耳闻汩汩的水声。所以唐人的一首绝句若用优美的书法写了出来，不但是使我们领略诗情，也同时如睹画境。诗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壁上，美的享受不亚于画，而且也是一种综合艺术，像中国其它许多艺术那样。”
白华先生是“艺境”说的倡导者。他认为，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他指出，“中国的书法，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是走上艺术的方面，而成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这也可说是中国书法的一个特点”。
宗先生不仅研究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美学思想，他还分别研究了古代文物、绘画、音乐、舞蹈、古代建筑和园林、古代文论、诗论以及诸子百家著作里的美学思想。在这方面，他的一些见解是非常精辟的。宗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不能仅仅着眼于典籍。如果只是注重文字资料，就不能深刻理解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他主张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结合具体的艺术品、工艺品来研究。例如，他指出，应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他认为这种结合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研究古代工艺品，就可以见出古代的工匠是怎样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艺术构思和美的创造的。白华先生还指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从这里可以见出，宗先生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非常重视古人的和今人的艺术实践。
西洋艺术有西洋艺术的空间意识，中国艺术有中国艺术的空间意识。西洋艺术讲究透视法（几何学），中国艺术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空间意境，或称“灵的空间”，即虚实结合的空间。中国艺术中的园林建筑、书法、绘画、舞蹈、音乐，以及戏剧等等，都极其重视虚实的结合。艺术是一种创造，唯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才有无穷的意味，悠远的境界。中国的园林建筑，也十分讲究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中国的园林艺术，以及其他各种门类的艺术，就通过虚实结合、布置空间等等手法，丰富了美的感受。宗先生就借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说的这句话——“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也”，归结为“中国一般艺术的特征”。
宗白华生前，曾计划与汤用彤先生领衔合撰一部《中国美学史》，但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原因，中途而辍。从他给我们留下的文章、笔记和讲话里，还是能感受到他的美学思想是多么的博大精深，恢宏清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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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繁荣长篇小说创作笔谈
家族史与长篇小说
牛玉秋
关注长篇小说创作的人也许会注意到，近年来，不少作家不约而同地写起了家族史小说。如李锐的《旧址》、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张抗抗的《赤彤丹朱》等。以家族历史作为小说的素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外文学史上有影响的这类作品就有《红楼梦》、《福尔赛世家》、《卢贡—马卡尔家族》、《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等等，近年来流行的还有一本澳大利亚的《荆棘鸟》。让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是这样几个曾被称为“知青”的作家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呢？他们的“家族情结”是怎样生成的呢？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为基础和核心的文化。中国的家族制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残余遗留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家族制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确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又以“三纲五常”规定了人际关系的准则。家族内部虽然等级森严、贫富悬殊，但就整个家族而言，却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血缘亲情观念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中都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一般说来，在文化传统相对牢固的农村，这种观念也相对浓厚。然而，恰恰不是农村籍的作家而是城市籍的作家首先开始了家族史小说的创作，这是什么原因呢？
严格地说，家族史并不是当代小说的上好素材。对于这一代中青年作家而言，从他们出生之日起，家族的盛衰已经是昨日的传说。他们既不能像曹雪芹那样亲历悲凉之雾的浸淫，也无法像高尔基那样旁观变迁之风的渐盛。而且，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地主、资本家的家族史已经被社会意识形态判定为剥削史、罪恶史。而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对这类家族史的任何非批判性描述（包括口头的和文字的）都被视为禁区。所以，对很多家族来说，传说就是禁忌。然而，作为小说素材的家族又必需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历史，而历史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这样一来，作为小说素材的家族史就成了悖论。把家族史作为小说素材，对于很多作家来说都有巨大的心理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客观地认识各种家族的历史，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或消除了写作家族史的心理障碍。尽管如此，对于不少作家而言，家族史依然止于传说。因为他们的家族已经随着新时代的诞生而消亡。而上述几位作家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父母都是家族的叛逆者，旧时代的叛逆者，同时也是新时代的创建者。对于家族而言，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得父母一辈有了承上启下的可能，也使得家族史作为小说素材不再仅仅止于传说，而且有了现实的内容。
除了上面所说的特殊心理原因外，家族史小说符合了评论界关于长篇小说应该是“史诗”的要求，这也是家族史小说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史诗”包括了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要求。“史”要求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具有相当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一个瞬间、一个场面，显然不具有“史”的品格。它必须涵盖一个或几个历史时期，囊括各个社会阶层的多方面的生活内容。“诗”虽然不再局限于字面上的形式要求，但其要求的艰巨性并未减轻，反而加重了。它要求作品具有巨大的艺术冲击力，能使读者精神震荡、激情澎湃。家族史本身已经具有“史”的品格，而一个大家族的兴衰，特别是在出现了家族叛逆之后，必然与历史潮流发生这样那样的牵连，使得很多社会阶层都有了亮相的机会。至于“诗”的品格也包含在家族史之中。作者的血缘亲情，是他处理素材时激情充盈的保证。我们读上述作品时所感受到的苍凉、激愤、沉郁，都是作者情感的传达。
家族史小说的创作还仅仅是开始。作家们应该看到，与家族史的发展纠缠在一起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并决定着家族史的发展的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能够把那种化解不开、撕扯不断的家族亲情再疏离一些，把更多的注意力和感情投向时代的洪流，更深入细致地揭示家族命运与历史潮流的关系，我相信，家族史小说的创作还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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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亚龙杯小小说大奖赛”揭晓
为推动小小说创作的繁荣，反映改革时代的社会生活，《沧州日报》和中国亚龙集团联合举办的“亚龙杯小小说大奖赛”近日揭晓。大奖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及新加坡、澳门的应征稿件一万多件，评选出１６篇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傅青锋高海涛）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当代杂文创作研讨会在蔚县召开
由《杂文报》、河北省杂文学会联合举办的以研讨杂文创作现状，进一步提高杂文质量为主题的当代杂文创作研讨会，日前在历史文化名城河北蔚县召开。参加研讨会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和河北省１２家报刊的杂文编辑、杂文作家、杂文理论工作者，共３０余人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当代杂文创作现状进行了认真热烈的研讨。与会同志在充分肯定进入新时期以来当代杂文取得可喜成就的基础上，重点针对杂文创作中的问题进行了研讨。研讨会得到了中共蔚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以及县煤炭（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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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近“深圳的维纳斯”
——评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维纳斯之谜》
海梦
十五年了，在深圳这座迎着新世纪阳光的移民城里，改革开放的大潮将两百万深圳女性拥入了时代的波峰浪谷。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她们原有的生存状态、情感结构、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等，无一不在这场变革的冲击下发生裂变与重塑。由倪元辂主持创作的《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的姊妹篇、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维纳斯之谜》，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坐标点上，对深圳这一特定环境中的女性群体进行了真实的展示与深刻的探索。
如果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最早承受了大变革、大震荡，那么，占深圳人口半数以上的深圳女性，则更是最先迎接了现代文明的大洗礼、大挑战。
当内地某些单位的女“领导”还在“百分比”的规定中存在于领导位置上时，深圳的女政治家、女企业家们却要凭自己的实力“在男人的世界里打天下”了。市场经济法则告诉她们，“权”可以被“授予”，而“威望”却要凭自己全部的才情与胆识、智慧与汗水。没有人比她们更清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权力”与“能力”之间并没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大河篇”里，“欢腾的维纳斯”们正是这样一些女性的真实写照。
作品没有回避在深圳的职业女性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被这铺天盖地的大潮“卷”进来的。在知识阶层的思维里，特区是个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展示个性潜质的地方，因此，许多人告别故土，举家南迁，人们把这称作“孔雀东南飞”。然而，“孔雀东南飞”的代价往往首先是他们的女人放弃了为之奋斗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专业，放弃了原有的岗位与职位，她们必须“割断前史”，一切从零开始。但值得骄傲的是，她们毕竟是敢于来闯深圳的女性，她们硬是凭着一种坚韧和自强自信的品格，重新确立了“自我”——而这其中经历的失落、苦楚、磨难、艰辛，种种滋味非个中人不能体味……
“打工妹”这个称谓，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家喻户晓了。《深圳的维纳斯之谜》几乎辟出三分之一的版面，以“繁星篇：苦斗的维纳斯”为题，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这些来自黄河之滨、湘江之畔、峨嵋山下、浣纱溪边的少女们的“打工生涯”。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十五年来打工妹们在这座城市的建设中所做出的贡献和付出的艰辛。尽管大多数打工妹都清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圆了“从打工妹到女老板”或是“从打工妹到女作家”的梦，但她们依然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支撑了这座钢筋水泥的现代化都市建设，支撑着家乡父老的期望，并以这座城市回报给她们的文明之火，点亮了生她养她的那片贫瘠的土地……
掩卷沉思，猛然醒悟，这片沸腾的土地不仅生长钢筋水泥的森林，也成长起一代新人：无论是女企业家，还是“白领丽人”，无论是昔日的农家女，还是今天的打工妹，她们都在参与建设一个全新城市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崭新的自我。
人的进步，才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本质标志。或许，这正是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
作为《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的姊妹篇，《深圳的维纳斯之谜》秉承了姊篇的思辨色彩和纵横古今、语贯中西的恢宏气势。全书分大河篇、繁星篇、两性篇共十三章四十六节，从主体构架到布局谋篇都显示了创作者的匠心独运和才情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