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内容提要：信誉高于一切，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倡导商业道德建设。这是实践的呼唤。道德和法制二者缺一不可，法制具有强制性，而道德要靠人的内心力量自觉地起作用。商业道德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建设商业道德，对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我们应把商德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规划。在商德建设中，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商德。
信誉高于一切
——论商德建设
贾春峰
１０年以前，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信誉高于一切”，应当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协作经济。竞争和协作都离不开讲信誉。失去信誉，就没有协作关系，企业也就无竞争力可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守德和守信，是一切经济活动和企业行为的两个基本规范。而解决市场交易中的信誉问题，必须大力强化商业道德建设。
实践的呼唤
在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职业道德建设中，商业道德建设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大，涉及到千家万户和每个消费者的大课题。可以说，现在这个课题已经尖锐地摆在了全社会面前。为什么说当前我们必须大力倡导商德建设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实践的强大呼唤。现在，在商业流通领域，有一个说法，叫做：“买的怕卖的，卖的怕买的。”买的进了货怕是假冒伪劣商品，卖的怕买者不付款。这当然不是普遍的现象，但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人们都很清楚，如果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坑蒙拐骗、欺诈勒索风行，那社会上许多人都要品尝它所结出的苦果。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但是，不遵守合同、契约，“三角债”、“多角债”在现实生活中却普遍存在，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正常状况在一些人心目中竟然变得习以为常。失信，不讲商德，同市场经济、流通秩序中的混乱交织在一起，成为这种混乱的一个内在原因。因此，人们呼吁“理财文化和商业伦理还需要有人多讲讲，才不致使市场经济走入歪道”。“商有商德，无德不成商。”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商场大力弘扬“一团火”精神，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的商场用“情义服务”的企业精神教育全体员工；有的商场把“以德为本”、“以义兴业”定为企业理念和企业价值观；有的商场强调把树立社会责任、纳税意识、环境保护、质量保证、维护消费者权益等意识作为追求利润的前提。所有这些，都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广大消费者的好评。这说明，重视商德是人心所向。
对于流通领域出现的一些混乱状况，有一种意见认为，是因为法制不健全；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是因为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应当说，这既有法制不健全的问题，也有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不重视商德建设的理由。道德和法制各有各的功能和用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制具有强制性，而道德要靠人的内心力量自觉地起作用。更要看到，商业道德不会因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完善起来，也不会因法律条文的制订而自然而然地提高起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商业道德，必须花大力气、采取切实措施、更加自觉地进行建设。笔者很赞成这样的意见：不能不要道德的“内在约束”。在“约束”失效的背景下，毫无顾忌的利己主义具有极大的市场。倘若没有“内在约束”的需求，则“外在约束”的建立也就失去了根基。
最近，推行“服务忌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说明人们都在期盼商业文明。但也要看到，不说“忌语”，只是商业文明中的一个层面，而其内在的还是商德问题。所以推行“服务忌语”也必须深化一步，同商业道德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商业道德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自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命题以后，实践不断提出这样的质问：市场经济是否只靠市场机制、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正常运行？本世纪７０年代，一位名叫小艾尔弗雷德·Ｄ·钱德勒的教授，写了一本书，名叫《看得见的手》。这本书被称之为“对经济学和公司历史研究的一个大贡献”。书中把企业管理列入“看得见的手”，强调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所谓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这本书没有强调职业道德、价值观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在企业行为、经济活动中是无所不在的；是无形的，又是能动的；是渗透到企业行为、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的。
实践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亚当·斯密所讲的市场力量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是不行的；有了亚当·斯密所讲的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只是加上企业管理这一只“看得见的手”，也是不够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相互协调配合。而且，这个“看得见的手”不只是一只，它包括企业管理，也包括国家宏观调控等；“看不见的手”也不只是一只，除市场机制、市场力量外，还包括道德力量、价值观、企业精神等等。这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化，反映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把握及协调能力大大前进了。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它体现了道德和智慧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富有成效，必须寻找、创造、探索各种具体途径和有效形式，使精神文明体现在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进行商德建设，要把道德意识、道德观念渗透在商品的设计、造型、装潢、商标、款式、包装、服务、广告和推销手段等全过程的各个环节，这就把精神文明具体体现在经济行为之中了。还要看到，商业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文化，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有时候，一种商品问世，对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感染力，有时甚至能开社会风气之先。商业广告打出来，展示在公众面前，也会对社会风气发生影响。所以，建设商业文化、广告文化，建设商业道德，对发展全社会的精神文明会起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商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早期阶段出现的假尺子假秤等琐细欺诈现象，曾提出过商业道德发展问题。２００多年以前，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信中，首次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命题，同时也提出了“信誉也是金钱”的命题。对于前一个命题，我们经常引用；而对于后一个命题，我们却不大提起。今天，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如果流通领域没有强有力的商业道德建设及其它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就不会健康地发展、完善起来。
现在，许多企业都在搞企业文化建设，搞形象设计更是个热门，这就是常讲的“ＣＩＳ”，即企业识别系统，包括视觉识别系统、理念识别系统和行为识别系统。但是，企业形象和企业信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遵守合同、契约，互相拖欠习以为常；如果热衷于搞欺诈蒙骗，那还有什么信誉可言。企业形象，企业信誉，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而这又同企业家的素质、全体员工的整体素质直接相关。这个整体素质既包括科学技术素质，也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责任和职业技能的教育，是其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门必修课。今天，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果不强化商业道德建设，如果不突出“信誉高于一切”的教育，而失信成风，自毁形象，企业就谈不上什么“形象营销”、“形象制胜”，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也就难以形成。因此，应当把商德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规划，而且需要商业领域各部门、各企业制订细则和具体措施，并把这些规定列入对员工进行专门培训的内容。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商德
在当前的商业道德建设中，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商德，是一个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商德，是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沃土上，在长期的商业活动、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有人概括为“信”、“义”、“情”三个字，就是把讲信用放在第一位。这其中包括：公平交易，货真价实，忠诚立质，笃守信用，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乐善好施，“买卖不成仁义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诚信赚得字号文，谦和赢来顾客常”，“诚交天下客，誉从信中来”，这些广为流传的话，反映了重诚信、讲谦和的经商作风。与商德相配合的是“商戒”。“商戒”就包括“坑东灭伙”、“欺行霸市”、“私抬高价”、“缺斤短两”、“冒充字号”等等。
对于义和利的关系，中国优秀传统商德首先主张“义以生利”、“以义取利”、“见利思义”、“逐利思义”、“取之有义”、“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而不能“见利忘义”。所谓“经商之道首重信，即以信誉赢得顾客；其次讲义，不以权术欺人，该取一分取一分，昧心黑钱坚决不挣；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以上这些，都是论述信、义、利的关系的。商业经营是利与义相统一的行为，或称之为利与义并举。而当利与义发生冲突时，不能弃义而取利，应当持义、守信而舍利。
中国的老字号店铺，人们常称它们有一块金字招牌。它们之所以能够久负盛名，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注重信誉，注重商德。北京同仁堂创建于１６６９年，至今已有３２６年的历史，从创业之初就提出了“济世”、“养生”的经营宗旨，“在赚钱与济世养生这二者之间，始终把济世养生放在第一位，为济世养生而制药卖药”。“在义与利的关系上，重义在先，通过义而获利。”因此，在制药中，坚持“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杭州的胡庆余堂，企业精神是“戒欺”，认为“凡百贸易均看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在中国老字号店铺的金字招牌之中，不仅有“术”，而且有“德”，其中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整理、研究和总结，使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扬光大。
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需要有商业人才，而商才也必须具备商德。国外研究《论语》、并提出“《论语》加算盘”理论（又称道德经济合一说）的人讲过，“有人以为道德之书和商才并无关系，其实，所谓商才，原应以道德为本，舍道德之无德、欺瞒、诈骗、浮华、轻佻之商才，实为卖弄小聪明、小把戏者，根本称不上真正的商才。商才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信誉第一，商德为本。这是我们必须牢牢树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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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哲学的生命力源于现实
王伟光
哲学学科要发展，必须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解决新的问题，充实新的内容，提炼新的观点，以丰富哲学学科的理论系统。到活生生的现实中去收集素材，进行分析，加以概括，这是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现实提出了大量的时代课题需要哲学来回答，哲学必须在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己、充实自己、丰富自己。那么，当前，哲学要挖掘哪些重大课题加以回答并做出科学的抽象呢？
当前，我国最大的现实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发展首先要面对这个现实，直接解答这一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哲学家应该围绕这个问题加以说明。如，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精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依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和发展动力等问题。对此，只有直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回答现实问题，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带有共性的范畴，加以分析、综合、抽象、概括，进一步建构哲学的范畴体系。社会利益、社会价值、社会动力、社会矛盾、社会体制、社会公正、社会改革、社会心理、社会形态、社会意识、社会发展等等，这些概念、范畴都是现实生活中带有共性的东西，需要给予哲学的概括。譬如，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利益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正确认识利益范畴，说明现实生活中利益作用、利益矛盾，就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其背后总存在一定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角度来探索这些问题，会引发出深层次的哲学思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工作者应当关注这些问题，并加以研究。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主体性问题，等等。哲学工作者应当掌握更多的市场经济的知识和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引出了许多重大哲学问题，如试管婴儿的出现，引起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的争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是生存环境的恶化，人与环境则成为世界哲学探索的中心议题。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密切注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注意现代科技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从中得出一定的哲学结论。同时，面对世界当代优秀文化成果，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研究新思潮，研究新学科，挖掘发展哲学的素材。比如，开展对当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的批判，可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开展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分析研究，可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哲学与许多学科的结合，可以扩充哲学的外延，丰富哲学的内涵，像哲学与管理学的结合，可以生长出管理哲学的新分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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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认识服饰文化的新视角
——大连国际服装节服装理论研讨会评述
张书政
由中国贸促会、人民日报社、大连市政府、大连日报社等十余个单位主办、承办的“’９５大连国际服装节”期间，举行了首届服装文化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近２０位专家学者就服装文化理论进行研讨，提出了认识服装文化和发展服装产业的新视角。
服饰文化的时代嬗变
服饰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与使命。与会学者着重以中国服饰文化变化为例作了剖析。中国服饰文明源远流长。原始时期，服装蔽体遮羞，护身御寒；进入阶级社会，“贵贱有服，服位有尊”（贾谊《新书·服疑》）。中国封建时代，服饰如官、如人，等级制度森严。走向近代，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服渐为中国人所认识并接受。孙中山先生制定“中山装”为“国服”。当时，男人着装，西服与长袍、马褂并举，女人服装，衫裙、旗袍与西式大衣相映生辉。这种兼收并蓄的服饰文化态度，与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们对待西学和中学的态度很相似。
与会学者指出，现代服装具有实用性、审美性和商品性三大功能。从人类学观点看，服饰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用品，体现着人类的物质文明。从美学观点看，服饰体现着人类的精神文明；这种服饰美或形体美，是通过人的气质、体貌与服装及饰品的色彩、造型、款式、材料质地和谐地组合而产生的美感。
服饰文化表明，尽管服装也是商品，但是，服装是市场上文化含量很高的商品，人们购买服装，不仅仅是为了穿戴，而且是在接受和表达一种思想感情、一种文化氛围。中国和西方各具特点的传统观念，构成了世界服饰文化不同的侧面：一方面是以中国的“天人合一”、“形神合一”哲学观、艺术观为代表，讲究与环境、人伦、心态的自我调节。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的“以人为主体”的服饰观念，强调“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表现自我，突出自我，刻意造型，显示人体美。
历史告诉人们，服饰文化的前提是社会观念，其基础则是经济以及一定经济条件下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深化了人们的衣着观念，助长了服饰需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服装的要求已经从适体、得体发展到讲究舒适、追求时尚和显示个性等等。
服饰文化新思潮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服饰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渗透，在服装的审美和设计倾向上日趋显现新的思潮，这可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返璞归真”。根据与会学者研讨涉及的问题概述如下。
自然情调。回归自然和“生态学热”是国际服饰文化的思潮之一。由于自然生态的失衡，唤起了人们强烈的环保意识和对大自然的眷恋。设计师们在服装设计中，突出其植物生态的自然特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充分地表现人体的自然属性和大自然的恬静之美。
原始形态。设计师们从人类早期的雕塑、绘画、服饰、舞蹈、音乐及图腾中，寻求现代服装设计的最本质的美感，为原始艺术形式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真、善、美的情感令现代人所向往。人们看到，最具有创造性的设计师，往往是从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交融之中，通过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寻求其特有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的。
民族民间艺术。吸收民族民间艺术的精华是现代服装设计的主要倾向之一。非洲的部族文化、民俗、图腾等已成为现代服装设计师所热衷的设计主题。中国民族民间艺术受到各国服装设计师的青睐，成为设计灵感的来源之一。意大利著名服装设计师瓦伦蒂诺就推出了中国建筑式样的服饰作品，体现了庄重和威严的艺术内涵。特别是在一些西方的服装设计师的作品中吸收和借鉴了诸如西藏的藏族服饰、贵州的苗族服装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头饰、颈饰、腰饰等。这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这种趋势的出现，进一步显示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永恒魅力。显然，在国际服装文化和服装设计界，西风东渐，日趋掀起一股强劲的东方文化的热潮，这对于东西方服装文化的交流和国际新服装文化体系的建立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
学者们强调，我国服装要与国际市场接轨，设计师应多留意国际流行趋势，知己知彼。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喜好、生活习惯，甚至天气、体形、头发颜色都可以影响服装设计的线条、款式、颜色类别等。这只有确定国际市场的目标，善于吸收信息，才能使设计适合世界各个市场的需求。当然，设计师不要被别人的流行趋势牵着鼻子走，失去创造性，从而失去市场竞争力。要掌握流行趋势的信息，创造竞争条件，争取多元市场的占有权，就要有理性地利用流行趋势，创造设计新潮流，生产世界各地顾客欢迎的服装，从而赢得国际性荣誉。
中国服饰文化及其行业发展战略
如今，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出口国，但服装水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为重振中华“衣冠王国”雄风，与会学者对中国服装文化及其行业发展战略，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名牌效应。名牌服装是一个国家服装工业国际形象的主要象征之一。品牌即是事业，名牌商标是通向市场的门票。实施名牌战略是服装行业的当务之急。名牌不仅仅是质量问题，还是企业综合素质的体现。企业需要名牌服装创效益，树立企业形象。人们“喜新厌旧”的穿衣心理，使服装产品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所以，创新对服装行业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创造自己的名牌，必须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与会学者认为，正是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创造了汉代“丝绸之路”和盛唐“衣披天下”的辉煌，中国传统服饰的许多造型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不朽的魅力。诚如意大利服装设计大师瓦伦蒂诺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哪一位艺术家在创造时不被中国艺术遗产的永恒主题所激发。”不过，我国至今推不出国际公认的名牌服装，从服饰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主要在于设计思维定向过多地强调时代感，而忽略了将时代感寓于民族文化之中，对外来文化不经选择地加以接受，以此为指导设计的服饰必然是盲目地追求时髦，其寿命必短矣。
名师的培养与扶植。服装的名牌与名设计师密不可分。有了一批强有力的人才，才可能推出自己的名牌。我国与国际上的服装设计存在的差距，归根结底是人才差距，缺乏享誉世界的服装设计大师。高等院校是培养设计师的摇篮，应不断改进教学方针和内容，为培养具有国际水准的设计师做出贡献。
开拓市场，面向市场。服装创作要面向市场，不断推出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服装，为企业创效益，切实地引导消费。这同时也是扶植名师、名牌、名企业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学者们还指出，我们必须依靠高科技，发展纺织、皮革、化工等基础产业和深加工产业。保证面料、辅料、颜料的质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香云纱是著名的广东特产，在“文革”中濒临绝迹。改革开放后重新开发，经现代工艺处理，被国际时装界称为“闪光的黑珍珠”，能制成高级时装登上大雅之堂。这说明必须重视运用高新技术开发传统面料和新的面料。
学者们认为，构成国际流行时装有三个基本要素——面料、颜色、线条。这三者体现在我们的作品或产品上，常常是力不从心，即理想的面料、理想的颜色和理想的线条出不来。我们要把短缺的面料和短缺的色调创造出来，必须在硬件建设上，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还要加强软件的建设，做到“眼睛盯在市场上，功夫下在管理上”，向管理要效益；着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的配置，发挥国有大中型服装企业雄厚的实力和内在的潜力，不断增强竞争能力，为大步进入国际服装市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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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起源的科学追溯
——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
李鹏程
当全球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迫切地需要人们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深层研究和反思时，马泽民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引起了我的注意。该书十分详尽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如何从旧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成长为开拓一个新时代的理论的创立者的全过程。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是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前提，也是解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初形态的争论所依据的思想史基础。从本世纪２０年代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的研究开始，到８０年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并遗留下了许多方法论上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有：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成主要地归结为“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和“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俗称为“两大转变论”），而忽视了马恩当时全部思想活动的复杂的系统整体性，把活生生的思想史变成了教条；第二，过分突出了马恩当时思想活动的“独特”意义，因而客观上把实际存在的马恩思想同当时德国思想界的互动关系单向化了，导致把马恩的“创造性”同思想史的实际割裂开来；第三，只重视当时马恩同思想界有关人物的“斗争”和对其进行的批判，而忽视当时思想界争论的来龙去脉，忽视当时有关思想家的理论创造和其对思想史的积极意义，因而对马恩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概念和范畴缺乏历史的解释，从而对一些问题形成长期的误解。
针对这些问题，该书向读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理论研究成果。这本专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前史”的研究范围作出了有理论意义的明确界定。作为一种创新，它既改变了过去一些研究者把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历史全部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前史因而划界太宽的做法，同时着力纠正有人忽略了其广阔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史背景的比较狭窄的研究方法。这本书对历史材料和马恩思想活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较为恰当的处理，追求马恩思想的发展同当时思想史真实发展趋向的科学统一。众所周知，马恩最初的思想成长同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运动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了解并正确解释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运动同马恩思想发展有关的那些内容，是正确理解和解释马恩思想最初发展的关键。但我国对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史的深入理解和正确解释。为此，该书着力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运动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因而能对许多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符合当时思想史发展真实的解释。
作者多年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钻研，花了１０年左右的时间收集国内外各种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了十分仔细地比较和考证。正是这种认真的学风，成为这本达７００多页的书中许多有创见的观点的坚实基础。例如，本书第六章用了９０多页的篇幅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如此详尽深入的研究，真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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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名牌”来自人才群
赵玉琴和卞玉清在《名牌来自人才群》一文中指出：企业要想创造名牌，光有几个“拔尖”的科技人才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多结构、多层次的人才群。记得国外有一位权威的经济学家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人才领先是企业创造名牌的智力基础”。这句话确实是入木三分的至理名言。事实已经充分表明，在现代企业中，市场上的一切竞争都可归结为人才的竞争，产品之争也罢，创牌之争也好，无不如此。可以说，缺乏人才的企业是绝对不可能创造、保护和发展名牌的。只有企业具备人才济济的独到优势，才能创造出独辟蹊径的名牌来。纵观世界上的知名企业，它们成功的足迹无一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用人格、知识、意志、行动等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从国外讲，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之所以能创造名震全球的松下公司，从国内讲，李经纬之所以把原始作坊般的小酒厂办成了“魔水”健力宝集团，就是有个有胆有识的松下幸之助和李经纬，这就说明，创造名牌与优秀企业家是分不开的。然而，企业家只是企业人才的杰出代表，名牌的优势还在于拥有大量的各类专业人才。他们的信条是“在制造产品之前，首先造就人才”；百事可乐公司始终贯彻“第一流公司，职工当然是一流的”的优胜劣汰制度；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创造了职工交互式的培训系统；东芝公司实行“公司内留学制度”；韩国三星集团一九九三年培养人才的投资额就达一千二百亿韩元（合一点五亿美元）。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企业要想创造出类拔萃的名牌产品，既要有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又要拥有广泛的人才队伍。由此可见，当今中国，创造名牌，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造就具有雄才大略的企业家。同时，从企业内部讲，领导者则更要重视人才工作和职工素质的提高，尤其在用人方面，一定要有爱才之心，求才之法，任才之贤，识才之能，用才之行。试想，如果我们的企业都能形成一个配套的优秀人才群，又能善于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那么，创造名牌就会成为指日可待的事实，而再不是“纸上谈兵”的梦想了。
（摘自《沿海经济》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