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永恒的记忆
——怀念陈云同志
牟信之
６月１３日，是陈云同志诞辰９０周年。原定在这一天举行的《陈云文选》再版和《陈云画册》出版发行庆祝活动，转眼间已成纪念。在深切悼念首长的日子里，每当忆及在首长身边的岁月，我总思绪万千，悲痛不已。首长的谆谆教诲和为党为民日夜操劳的身影时时映在眼前。
１９５９年，我接受组织安排，到陈云同志身边工作，不久担任了卫士长。首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不论大小事情，他搞不清楚的绝不发表见解。首长常对我们说：“办什么事情，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他的善于学习和注重调查研究，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首长的言传身教使我学会了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可就在我从他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上不断汲取营养的时候，“文革”的冲击，竟使我与首长断绝工作关系达十多个年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中央警卫局，再次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等工作，并被选为陈云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在跟随首长前后２０多年的时间里，我深切地感到：陈云同志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贞不渝，对实事求是真理的执著追寻，就像一面永远真实的镜子，把他伟大的人格，浓缩在点点滴滴平凡的事迹里。
（一）
实事求是，是陈云同志最鲜明的性格写照。早在４０年代初，他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创见。他常要求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要实打实，绝不能说谎话。”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浪潮中，陈云同志较早发现了党内很多同志头脑发热，把粮食、钢铁指标定得过高，他不赞成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因而时常忧心忡忡地对我们讲：“亩产水稻几万斤，这可能吗？如果把那些稻谷平铺在６０平方丈的土地上，该有多厚！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十足的形而上学。”１９５８年底，当陈云同志了解到１９５９年的钢产量定为２０００万吨时，亲自到国家计委参加讨论，用事实阐明，不能盲目追求高产，应根据国情实力制定钢产计划。１９５９年起，他再三要求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但大家听不进。那时，陈云同志整日焦虑思索，无奈而又感慨地对我们说，现在大家头脑发热，不吃苦是压不下来了。
由于思虑过甚，首长的心脏病加重了，中央批准他休养。可“大跃进”的后遗症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饭吃，全国性的饥饿恐慌和营养不良，使首长食不甘味，夜不成眠。他不顾大夫严格限制工作量的要求，先后到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天津等十几个省市考察，调查化肥的产量有多少？水利建设如何保证？煤炭、钢铁怎样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度过困难需要多长时间？等等。当时面对困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将困难估计过大，无所适从；二是不正视困难，无所施措。陈云同志经过周密的考虑，充满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他说：“我们有好的群众基础，有战胜困难的宝贵经验，有党的正确领导，失望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看不到困难的严重性，不做艰苦的打算也是错误的。”陈云同志在《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一文中，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全党全国人民如何度过困难时期做出了正确的诠释。
在“瓜菜代”的日子里，有一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当时全国出现了较普遍的浮肿病，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也不例外。陈云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那彻夜不熄的灯光让我们十分揪心。一天他问保健医生陈家顺同志，一个人一天起码的营养量是多少？得浮肿病的人需要补充多少？营养的来源在哪里？陈家顺同志经过仔细推算核实，报告首长：一般来说，成人每日约需蛋白质７０—８０克，每两黄豆含蛋白质２０克，是食物中最高的。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如果每人每天食用二两黄豆制品来补充营养，是比较可靠的办法，可以控制并逐步缓解浮肿病情。陈云同志立即让秘书了解国家库存黄豆的情况。当得知库存黄豆的数字时，他愁眉紧锁了许多天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他认为，拿出一部分黄豆来解决燃眉之急，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不久，中央作出了按级别定量供应黄豆、白糖的决定，实施以后效果明显，困扰人心的浮肿病慢慢消失了。之后，全国一亿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定量供应３斤黄豆。陈云同志就是这样善于从小事做起，小中见大，实践着他“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治国名言。
（二）
陈云同志常嘱咐我们，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１９５９年养病以后，伴随他休养的最大乐趣就是听评弹。首长自称评弹起了半个大夫的作用。６０年代初，在杭州、苏州、上海休养的时候，首长经常要到书场与群众一起听评弹。怎样把首长同群众一起听书与保证绝对安全统一起来呢？首长敏锐地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笑着说：“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重和围观。我们进书场不能过早，也不要太晚。”我们理解首长的意图，去早了和去晚了都会影响几百名群众听书，很不礼貌。首长又交代说：“不要在书场门前下车，与我同行的有一两人就可以了。”首长爱民不扰民的心思可谓细而又细。这样，首长每次去书场，只有一部车，一至两人跟随，进场不惊动群众，退场静静走旁门，从不影响群众听书。不少与首长同场听过书的百姓于街头巷尾自豪地说：“我不止七八次地与陈云同志一起听书，我就坐在他的后排右侧，每逢演员放噱头，他就和大伙儿一起放声大笑，一点没有中央领导的架子，真开心！”评弹界的一位老艺人感慨地说，陈云同志经常开诚布公地和我们交流认识，当评弹作品一度过于严肃的时候，他及时指出：“评弹没有了噱头会是很大的寂寞”，“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的。”陈云同志就是这样始终把老百姓装在心里。
杭州有一处旅游景点——云栖。这里环境清幽，竹木参天，是浙江省工人疗养院所在地。陈云同志每到杭州，必游云栖，还特意题词“云栖竹径”，立碑纪念。他经常提醒我们：“云栖是工人疗养的地方，游客多，工人朋友多，一定不要妨碍群众，要主动与群众说话。如果有人提出照相，不要拒绝。”有时群众认出首长，主动形成夹道，拍手欢迎，首长便亲切地同群众握手问候。并询问对游云栖的感受。每当此时，欢笑声便荡漾在幽美、温馨的云栖。而今，首长再也不能畅游云栖，再也不能与群众同声欢笑了。可那洒脱的“云栖竹径”题词，却让游人时时记起一位和蔼的革命老人。
（三）
善于算经济帐，是陈云同志终其一生的职业特点。他经常提醒人们，搞经济建设必须学会算经济帐。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都是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单位，不可小视。
党的十四大以后，陈云同志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他时刻关注着改革开放的事业。人口、水源、土地、粮食在他脑海里转来转去，不断变换位置，调整着关系。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的５１７个城市中有３００个城市缺水，其中１００个严重缺水，北方有８０％的城市供水不足，由供水不足造成的城市工业损失每年高达１２００亿元，由水源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有４００亿元，供水危机正在变成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现实的能源问题。１９９２年当首长从广播里听到上海水源也同样紧缺的消息后，几天不爱讲话。我们知道这是首长思考重要问题时的习惯。果然有一天，首长让我算一算，城市居民用抽水马桶大小便一天需多少水？我估算了一下，一般情况每人每天大便１次，小便６—８次，每次冲洗用水１０公斤左右，每天约需８０公斤水。如果有条件把小便时用马桶改为小便池的话，每次小便冲洗只需用水２．５公斤，这样，每人每天就可节水５０—６０公斤。为了节约水，有的居民小便时不拉抽水马桶而是用少量的水冲洗。首长听后欣慰地笑了：“看来，我国节水的潜力大有可为。”诚然，只有缺水的城市，市民更能深刻理解节水的重要性。
首长出生在贫苦人家，他的生活非常俭朴，一生注重点滴的节约。到了晚年，首长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等眼疾，常点药水，为了避免手帕擦拭引起感染，１９９３年大夫建议他改用消毒棉球擦泪水。首长认为这太浪费了，要求把他用过的卫生棉球保存起来，消毒以后改作他用。过了几个月，他还是惦记着浪费的事儿，一定要计算一下，他一年用多少棉球？一共花多少钱？工作人员把用过的棉球积攒起来从中统计出：首长一个月约用棉球２５０克，价值七八元，全年花费不超过百元。首长听后，再次指示我们一定要把棉球消毒改作他用，这才安下心来。作为新中国财经史上举足轻重的元老之一，陈云同志勤俭节约、细算经济帐的工作作风，为将我国经济工作提高到科学水平，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在首长住院的最后岁月里，他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毅力和清醒的头脑。去年７月１５日，根据治疗需要，大夫给首长插鼻饲管。我当时站在一旁，只见首长紧握着拳头，锁着眉头，脸上痛苦地抽搐着却不出声。见此情景，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想了很多很多……这正是他几十年风雨中最永恒的一种神情！今年４月５日，首长还写字给我看“下床散步”。４月９日听完了早新闻，又听了一盘《一往情深》评弹录音带。４月１０日上午，首长的病情出现了新情况。当薄一波、宋任穷两位老同志来探望他时，他还露出笑意并目送他们远去。中午，首长的病情急剧恶化，江泽民同志等得知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下午２时零４分，一颗强劲搏动了９０个春秋的伟大心灵，骤然归于宁静。
陈云同志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却将永驻乾坤！
（附图片）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得志，你永远活在我心中
石莉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５日１９时４５分，杨得志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最后的搏动。他终于解脱了病痛的折磨，却把无尽的痛苦，无限的哀思，留给了我，留给了子女和亲友们。得志，虽然人人都有辞世的那一天，可是您走得太早了，我们俩的生活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来得及实现百年之约的诺言啊！
１１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前一天在解放军总医院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消息下方是一幅照片，画面左侧是礼兵抬着玻璃棺缓步前行，右侧是臂戴黑纱跟随于后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照片的中心位置上，是全身着黑，满脸哀戚的我，正由得志的独生子建华轻挽着……
至今我仍经常默默地注视着这幅照片，每一次注视，都令我泪水长流，好像照片中的我，紧随着灵柩，在低沉凄婉的哀乐中缓步走着——不，不是灵柩，而是将军本人！我俩仍然形影不离，谈笑风生；我们相互伴随着，漫步在铺满金色的阳光的大地；像我们过去相约相誓的那样，一同走向永生……
一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８日，我应一位老首长——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任政委的李雪三同志同夫人的急电，由武汉来到北京。见到了他们我才知道，要我火速赶来北京，是要为我做媒。
“小石呀”，他们到现在还是这么称呼我，“我们要向你介绍一位最好最好的人”。“他打仗好，这你知道。而他的为人也好。他的夫人已经去世好长时间了，你如果到他身边，我们相信，他会百分之二百地对你好……”
当我听到这人的名字竟然是——杨得志将军时，我惊怔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是真的吗？
其实，早在朝鲜前线，我就认识将军，那是在烽烟弥漫的朝鲜战场，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文工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得志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也常常来文工团与我们联欢。他身材不高，体格魁梧，头颅硕大，相貌看似威猛，却总是笑容可掬，和蔼亲切，像一位忠厚长者。
他的名字和他英雄般的传奇经历，多少年来，对于我这个普通一兵来说如雷贯耳。１９５５年军队授衔，他是５７位上将之一。我曾在５０年代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字儿排开的杨得志上将、孙继先中将、赵章成少将和李得才大校身着旧式军装的照片。当年红军“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壮举，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是组织指挥者，而突击队是孙继先营派出的，迫击炮手赵章成用仅有的几发炮弹消灭了守敌的主要火力点，机枪手李得才在强渡的全过程中，硬是压住了敌人的机枪……从平型关战役开始，得志参与或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功勋卓著、彪炳青史。新中国建国后，他来不及享受一下安定的生活，又率部赴朝参战，再度浴血苦战，创建了赫赫战功，并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任司令员。
后来得志告诉我：军委决定他当总参谋长，是邓小平主席找他谈的话。他对邓主席说，他一贯是搞军事指挥的，没做过参谋工作。他真有点怕做不好。然而在总参谋长这个职位上，他一干就是八年，是历任总参谋长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在我心中，他一直是一位高不可攀的将军。我曾是一个对人生充满了幻想的人。即使有过一千个幻想，做过一万个美梦，也从来不敢想象，我将和得志将军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敬畏，使我不敢相信这已降临的际遇；而对他的仰慕又使我急迫地向他走近。
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年岁，是否还有“一见钟情”，或者说“一见钟情”对于我们这个年岁的人是否还适用？如果仍然适用，那么，它就曾经发生在将军和我之间。
１９９０年２月２４日，是预约同得志见面的日子，这天晚上７时半，我在另一位老首长及夫人的陪伴下，惴惴不安地来到北京文津街高干俱乐部，与得志见面。当我一眼看见他的时候，不禁深深惊讶于岁月风霜并未在他的面庞上留下多少刻痕，他看上去还如当年一样满头黑发，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还像当年一样和蔼可亲。
那次见面，我恭敬地称呼他为“首长”。这个称谓引起他的好奇：“怎么这样叫我？”我说：“他们都叫您首长嘛。”他笑起来：“他们！他们在我面前是下级，你不是呀。”我也笑了：“我也是你的下级，而且早就是了。”
得志略略一愣。
我是湖北红安县人。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参加文工团，后参军入伍，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名副排级军人。１９５５年转业。将军了解过我的整个历史。
得志说：“哦，对了。你也是扛过枪、跨过江，被祖国人民称之为最可爱的人。”他笑起来接着说：“看来，你还真该叫我首长了。”
一位是叱咤风云的伟大的军事指挥家；一个不过是当年的小兵，而此时此刻、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的却是人生的另一个重大话题，这将决定我们晚年的生活。
得志已满７９岁，我生于１９３５年６月。我们都不年轻了。我们都希望这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终身大事”，燧石相撞时，发出剧烈的声响和耀眼的火花。心灵的相撞，却只有火花，没有声响。见面时间快要结束了，他站起来，专注而深情地望着我，轻声对我耳语道：“石莉，我的孩子们将来都会尊重你，我也会尊重你。”
——这语言就像他本人：朴实、厚重、诚恳，值得信赖。我忽然感到浑身的血液在奔涌，我有许多话想对他倾诉，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是同样专注而深情地迎住他的目光，使劲地点着头……
二
１９９０年４月３０日，我来到了他的身边，婚后的生活和谐、幸福。将军就像见面时允诺的那样，尊重我，爱护我。
多少个美丽的黄昏，我们在庭院里散步，依偎着坐在花径旁，他用宽厚而温暖的手轻拍着我的膝，眯缝的双眼里流溢着浓浓的情谊，轻轻地说“石莉，我们的结合是‘三个满意’呀，第一，你我满意，第二，孩子们满意，第三，凡是见过你的老同志都满意。”
我能够给将军的晚年生活带来快乐，这正是我最大的满足。可是，这美好的时光会有多长呢？我常常对将军说：“等您活到１００岁时，我就７０多了，我们一起走，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也将伴随你，照顾你，真的……”
他嗔道：“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不敢说我活到１００岁，９０岁总要活吧？那时你才６０多，好好活着。”
７月中旬，我第一次随将军来到了久负盛名的北戴河。每日下午三四点钟陪得志到大海的游泳池畔太阳伞下坐坐，吹吹海风，欣赏游泳人的风姿。我是根本不会游泳的，没法下水，得志也没说他游泳的事。我本能的认为：像他这样如此高龄，即便是年轻的时候会游泳，现在也不再下水了。有一天，我突然看见陈再道将军由几名警卫陪同在大海里游得很自如。我问得志：“首长，您会游泳吗？”
“会呀！不但会，而且还游得很不错。我最喜欢四肢摊开浮在水面，静静地躺着很舒服。我每年来北戴河都要下海去泡一泡。”
我奇怪地问：“您现在怎么不下去泡泡呢”？将军深情地、轻声地对我说：“游泳最容易晒黑皮肤。我现在不想晒得黑乎乎的。”
将军是伟人。但他也和常人一样热爱生活、热爱家庭。
得志对他的元配申夫人情深谊笃，志同道合，共生养６个儿女。１９８９年申夫人病故，得志和孩子们悲悼不已。我到得志身边后，他每每向我谈起申夫人，总是情难自抑，泪流满面。我深深地理解并尊重他这种情感。假如申夫人地下有灵，也会为得志的挚情而含笑九泉的。
他深深地疼爱自己的儿女们，时刻关心着他们的成长进步，严格要求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并唯愿自己的孩子个个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二女儿柏华因患绝症，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去世，年仅４５岁。全家人强忍悲痛瞒着他，说是柏华病重转院到外地治疗去了，得志放心不下，整日坐立不安，常常追问柏华的情况。无奈，只得将实情相告。
将军哭了，是那样伤心的痛哭……
我视得志的健康为自己的生命。他的身体有点什么不适我就心惊肉跳，而他深怕我为他操心。总是尽量装出没事的样子。有天早上，天还没大亮，他轻手轻脚下床，没开灯，只是借助地灯的微光走到桌边去拉抽屉。
我赶忙起身下床走到他身边：“首长，您怎么了？”
“我的嗓子有点不舒服，恐怕是有点感冒，我想含点喉片就没事了。”
“您怎么不早说呢？这不是含点喉片管用的。要马上去医院。”得志一贯是这样：只要说到自己不舒服，必定是说成有一点点。其实，如果是他说出来的一点点，那已是忍受不了的病痛了。这次是来得很猛的一次重感冒，他没完没了地咳嗽。背、胸都咳痛了。我一直守候在他身边尽心护理着。得志对我说：“你不要离我太近，小心传染给你了。”我安慰地说：“夫妻之间是不传染的。”其实，我瘦弱的体质，过去，我是最容易传染感冒的。
去年的４月４日，得志又是因为感冒住进解放军总医院，这次入院就再也没有出院。
４月４日至１０月２５日，两百多个日日夜夜他是在送走他的那个病榻上度过的。不管病如何地折磨，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得志总是显得那样的平静，那么的泰然。我多么想分担他的痛苦，为他承受一份折磨。可面对这一切，我显得是那么的无能，那么的没有办法！
得志说，他要听我给他读书。
是的，他平日喜欢读书看报，尤其喜欢听我给他念书。孩子们买来了好几本书，其中多数是中外政治名人的传记，得志要我读其中的一本《毛泽东青少时代》。
这本书读完后，得志认真对我说：“你给我读《邓选》。”天啊，他病成这样子还牢记学习《邓选》。
得志的病情是越来越重，我的心里在淌血。
作为他的妻子，我愿以自己的健康去换来他的康复，愿无私奉献全部的爱给他一分安慰。我每日每时地守候在得志病榻旁，精心地护理他，同护理人员一起为他擦洗。
到后来，我趴在得志的床头，贴近他的脸，轻轻地对他说：“您好好休息，军委领导已多次指示医院，要精心为您治疗。医院的领导及方方面面的专家教授在全力以赴地研究您的病情。每天都有治疗方案。您会好的。您好了以后，我们就出院，我们到处去玩玩。”
他满意地、吃力地点点头。我心里涌上阵阵酸楚：一位曾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将军，在病魔的折磨下，竟是这般无奈！他却永远是那么平静。我攥着他的手紧紧地紧紧地贴着我的脸。默默相依，再无需语言表白，我们都希望就这样长相厮守，不想，不动……
三
在我和得志的共同生活中，他只对我发过一次火，发火的原因，竟是为给他买衣服。
过去他习惯穿军服，后来不穿军服了，还有几套历次出国访问时做的西服和中山装，质地很好，但式样都有些过时，我想给他添置一些比较“新潮”的衣服，他总是反复强调：他的衣服多，料子又好，穿不完，买了浪费，笑笑拒绝了。
一天，我们又开始了关于买衣服的话题。我玩笑地说：“首长，您经常出席这个会，那个会，还常常上电视，老是穿那两套衣服，人家肯定要说是我这个做老婆的没有把您打扮好。”看他情绪很好，我赶紧说：“我现在先去给您买两件新潮一点的毛衣，下次参加社会活动时，也可风光一下。”得志看我是要动真格的了，他笑着的脸突然沉了下来，粗声粗气地说：“你买了你穿，反正我不穿！”我偷偷看了他一眼，果真生气了。我还是第一次见他生气的样子。
得志吃饭菜也很简单。他是湖南人，当然最爱吃的是辣椒。早餐时，如果菜盘子里还剩下一点辣椒末，他会将牛奶倒到盘子里涮一涮，再喝下去，深怕那点辣椒末倒掉可惜了。他的饭碗里从来不剩下一颗饭粒。
还有一件事，给我感触太深，永远永远不会忘怀。那是１９９１年春天，我们在广东省从化市，有天晚上他已上床准备睡觉，突然一阵咳嗽，咳出一大口痰。我赶紧对得志说：“您别动，我拿手纸来给您接痰。”我从卫生间卷几层卫生纸到得志身边准备给他接痰。他不让我接，自己把卫生纸接过去了。我以为他要自己接痰，吐起来方便。没想到他把手纸接过去后，撕下一小块，把多半块放在枕头边，小块纸才是用来吐痰的。吐完痰，他对我说：“吐一口痰不用这么多纸！过去我们在农村，大便时从来也没纸用。现在恐怕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用上纸。”当时，我心头一阵发热，脸上一阵泛红。
唉，一个出身于贫苦的将军，身居高位后还时时处处不忘当年农民的生活，还时时处处不忘农民的生活疾苦！
得志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积极参与扶贫工作。他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时曾兼任过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得志对山东的广大农村很熟悉，菏泽某些地区水质恶劣，很多人饮用后生病。得志组织一批山东籍或在山东工作过的老同志，如：段君毅、赵健民、韩哲一等同志，认真落实扶贫措施。１９９４年６月，得志重病期间，韩哲一同志特地从上海来医院看望他，他见到韩哲一同志后，首先是询问扶贫工作的情况。
四
战场上得志是员虎将，令敌闻风丧胆；而在平时，他为人真诚厚道，也是有口皆碑的。
凡在得志手下工作过的同志，都感受到他的真诚，他的宽容，得到过他的理解，他的帮助，说他像父亲、像兄长；凡是接触过得志的同志，都说他热情亲切、善解人意。
不管哪位同志，预约在什么时间来看望他，得志一定提前作好准备。梳梳头，穿上接见客人的庄重的衣服，等待着客人的到来，然后时不时地看手表，而且还交待，不能让客人坐在背光的位子上，这样他看不见人家的脸。
不管来人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职务，得志从不背靠在沙发上听人说话。他一定是自己侧身坐在沙发边沿上，面对着客人。这种姿势坐长一点，的确难受，而且我怕他会倒下来。我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对他说：“首长，您坐好，您靠着坐，这样坐太难受。”他装做没听见，不理我。有时我用手拉拉他，提醒他坐好，他也不动，继续面对客人，只是偷偷地用手把我的手推开。
在医院里，医生、护士都说，得志平易近人。是的，在我的心中，总认为得志的平易近人，不只是“平易近人”四个字所包含得了的。
得志从不愿麻烦别人，从不愿显示出自己一点点“特殊”。他最怕抽血，他血管细，不太好抽。有天晚上值班护士告诉他：“首长，明天早上空腹抽血。”护士走后，得志说：“咳！明天早班护士不知是谁，要遇上个抽血抽得好的护士就好了。”我说：“等会儿护士长来，我问问。请她安排会抽血的护士。”他说：“你不要问，我自己来问。”他是怕我语气不好。
护士长来了。得志问：“护士长，明天早上是哪个护士值班？”
“是某某某，她是老护士。首长，您肯定认得她的。”“嗯！认得，认得。”
护士长问：“有什么事吗？首长，有事只管对我们说，别客气。”我正想说话，得志却用手势阻住了，淡淡地说：“没什么事，随便问问，谢谢了。”护士长走了。
我问得志“这护士您认识吗？”
“不认识。”
我会意地笑了。他是绝不会麻烦人的。
其实，得志完全可以提出要求，然而他不。他总把自己当做最普通不过的人！
一颗灿烂的将星陨落了，消融在正南方向的沉沉夜幕中。
得志回故乡去了，去休息，去看望父母和乡亲，去重新沐浴故乡的山水风光。
我决心回一趟湖南，去得志的故乡，寻找得志。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我离开北京。翌日下午抵达长沙市。
湖南省军区的领导同志热诚地接待我并安排我住进１６３医院休养。
１９９５年元月８日，株洲军分区派车接我回株洲。
株洲是解放后新建起来的工业城市，地域是从附近数县划入的。礼陵县南阳桥乡也被划归株洲。因此，这里便是得志的故乡。
当轿车沿着公路疾驰，写着“进入株洲市地界”大幅标牌扑面而来并迅即掠往脑后时，我热泪潸潸……
回到这片生育养育得志的故土，怎么就我一个人！得志，你怎么没有陪我？你不是向我许过愿：要陪我一起回故乡看看！
我对着公路两旁的山水和田野默默地呼唤：
得志，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