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走一趟黄土地
冯军
一支参差不齐的队伍，伴随着声声唢呐和锣鼓出现在延安宝塔山下。这是“原北京知青赴延考察团”的２８名随团子女，他们大的１８岁，小的才６岁。
火车上，同车厢的人听说这群孩子是随父母回当年插队的延安，都禁不住称赞：“不简单！如今不少人都往沿海、特区、国外跑，你们却往较贫困的延安奔，有志气！”在延安考察期间，车队每到一地都会涌来欢腾的人流，当年的乡亲堵住车道与知青爸爸妈妈们拥抱握手，许多人热泪盈眶。路口的交警、执勤的武警在烈日下肃立着，列队向载着知青的车队敬礼。而爸爸妈妈，竟会一头扎进满身泥土的老乡怀里，像孩子似的哭泣。孩子们震惊了，甚至有些不理解，陌生的乡亲何以会亲人般相待，司空见惯的父母怎么会对这片土地如此情深。
１１岁的王拓勍回到爸爸插队的杨家岭村，父亲王建华带她爬坡上洼，走家串户，边走边对女儿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后来他考取了北京理工大学，成为兵器工业第五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建华对女儿说：“没有那时的艰苦磨练，我不会顶住当时的失败，没有当年的吃苦，就得不到延安乡亲的真情，就走不端人生之路。”
吴佳妮的妈妈曾经在延长县插队，老爷李卓然曾是延安时期西北局的主要领导，来之前小佳妮犹豫不决，去那儿有意思吗？我能吃那份苦吗？１０天的延安城乡考察，她跟上妈妈顶烈日冒风雨，爬山涉水，辗转奔波，脸晒黑了，身子累瘦了，但她看到了老爷、姥姥、妈妈两代人在黄土地上的足迹。她提起笔来，打算把延安之行的见闻、感受讲给同学和老师。
理工大学附中初一的冯松来到妈妈生活过的宜川县蜀旺村，看到妈妈住过的土窑洞，他激动地扑过去，以至没有注意“铁将军”还锁着门。他学着妈妈的样子，冒雨到地头干活，在老乡炕上啃窝窝、吃酸菜、蒸豆角，从不挑食。他说：“看到妈妈当年住的土窑洞，吃上妈妈当年吃的菜饭，怎么也想象不到，妈妈年青时竟会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学习、成长，与妈妈相比，我太幸福了。北京现在条件这么好，再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他和妈妈一起走访了村里的小学，把从北京带来的新书包、１０本精心挑选的《语文学习之友》、一座崭新的大电子钟都赠给了学校。
首都师大附中高三的孟延，来到妈妈当年任教的延安杨家湾小学，见到了１５年前的“奶妈”——姬大妈。大妈含泪讲述了“女儿”的身世。孟延的妈妈张代书是印尼归侨，曾在黄陵县插队，１９７４年调到杨家湾担任小学校长，那时孟延已经１岁了。母亲全身心投入教学，没有奶水，姬大妈就把孟延当成亲女儿，给她喂奶喂小米汤，教她走路说话。孟延从小体弱，一次发高烧，生命垂危，大妈和乡亲们星夜登车送她到医院抢救。正因为这段身世，妈妈给她起名叫“孟延”。谈及这段往事，孟延说：“我是喝延安母亲的乳汁长大的，我要报答母亲。”她向大妈透露了心中的秘密：大学毕业后要来杨家湾当一段时间的老师，体验一下当年妈妈走过的路。
短短的几天里，孩子们长大了许多。随父亲回延长县樊家圪台村的小罗希失眠了，临别时他哭了，掏出了口袋里的１０元零花钱，捐给了村办小学，他觉得自己献出了一颗红心。（附图片）
左上图：一面锦旗寄深情。
下图：回到“母亲”的怀抱。新华社记者张燕辉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北京知青回延安
李华松
编者的话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当年从北京到延安插队落户的“老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一样，伴随着共和国的蹉跎岁月长大。他们中的一位作家曾经感叹：“在我们身上，永远都带着知青的影子。”也正是这种“知青情结”，使得他们一踏上那片土地，就有如行进物体所带的惯性——迫不及待地去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火。而且，他们还带上了子女，用花在游乐场上或去饭馆“搓一顿”的钱，让孩子走一趟“探亲”的路。这种人生体验虽然短暂，但比起循环往复的说教，要生动、深刻得多。
７月２０日，延安火车站格外喧闹，当年的“北京娃”回来了。少先队员们热情地拥上前去，给每个人都戴上一朵大红花。２５年前，２７０００多名北京知青在这片土地上抛洒青春，今天，延安地委和行署邀请１００多名老知青回故地考察，为振兴延安经济出谋划策。此刻，老知青们心潮澎湃，逝去的青春仿佛重现眼前。
昔日的“北京娃”又踏上了黄土地。他们有的已经是中央或国家机关的干部，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科技、文教部门的骨干。
曾在宜川县寿峰乡桌里村插队的张革和姚立军，先后在村里当过党支书和团支书、青年突击队长，他们当年和乡亲们一起苦干７年，建起一座１５０千瓦的水电站。他们这次来，是想让电站发挥更大作用，准备出资架设桌里村连接前后６、７个村的高压输电线，带动这一片共同致富。
欢迎座谈会上，延安地委、行署负责同志殷切希望他们以“娘家人”的身份为振兴延安出力，这也正是老知青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同时，他们相互告诫：不管我们挂了什么头衔，有了什么名分，回到这片土地上，就都是当年的“北京娃”。
北京市中医医院的大夫阎伟，当年是宜川县云岩公社的一名赤脚医生，曾用几根银针和几包阿斯匹林解除过患病乡亲的痛苦，这次她又背上了药箱，带来了各种常用药，走村串户给乡亲们看病。
７月２２日至２５日，老知青们分别回到自己生活过的山山峁峁、沟沟岔岔。随后，地委、行署又安排他们参观了农业综合治理、高效农业及林果业基地、延安卷烟厂、陶瓷厂、汽车联营公司。眼见到旧日的荒山变成了米粮坡，老城的矮房代之以高楼大厦，老知青们颇感欣慰，但总体实力的薄弱也让他们坐立不安。参观考察中，他们随时传播外面的信息，寻找项目合作伙伴。首钢建材化工厂倪增信曾在洛川县插队，他建议调整乡镇企业布局。发展主导产业，形成“一业带一片，一片带一业”的经济结构，当得知延安今年将把冶金作为一项主导产业时，他当即表示自己可以为发展延安冶金事业尽微薄之力。
张铁良、徐华清、孙红飞、刘堂林曾在延川县插队，现分别在高科技企业和清华大学供职，他们愿意利用北京科技人员密集、信息发达的优越条件，为延安提供计算机应用、设备更新改造、新技术转让及项目开发等信息方面的服务。
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办公室主任傅国亮曾在黄陵县插队，他说，改变现在单纯的文化教学结构，培养一代新型农民，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出路。他和老知青中的教育工作者表示愿意和延安地区学校接成“手拉手”关系，无偿提供教学、师资培训、设备维修等服务。延川县冯家坪乡聂家坪村的老知青，还设立了助学基金会，每年为失学儿童提供资金。老知青当场为失学儿童捐献助学金总计３８０００多元。
８天的“探亲”考察结束了。７月２８日，在父老乡亲们的一片告别声中，火车徐徐离开了延安车站。８天里，老知青们分别与地区、县、乡签订合同、协议和达成意向性合作项目５７项，提出各类建设性意见数百条。望着远去的宝塔山，他们默默地念叨：延安，我们还会回来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公生明廉生威
——访广西陆川县委书记李海峰
刘鲜日张凤龙
李海峰，４１岁，当过兵，搞过政策研究。历任广西玉林地区行署办公室科长、副主任，玉林地区体改委副主任，玉林地区行署副秘书长。１９９２年６月调任中共广西陆川县委书记。
现在一说起反腐倡廉，或许不少人会认为是搞搞形式主义，走走过场，没什么实在意义。我认为，一个地方党群关系的好与坏，经济发展得快与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腐倡廉是否得力。所以，我们在反复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首先以县委一班人带头廉洁自律为突破口，制定了反腐倡廉５条规定：即不准为任何亲属招工、招干和提干说情；不准为任何人批承包工程；在职期间不得购买宅基地和商品房；不把爱人安排到待遇好的单位工作；充分发扬民主，不搞一言堂。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以解决热点问题来巩固反腐倡廉的成果。着力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工程承包、公款吃喝、招工招干、农转非、“三乱”等问题，集中查处了发生在党、政、司法、经济管理部门中的案件２５起。其中，涉及局级以上领导案件３起。并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专项治理，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戴。
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还必须强化制度建设。为此，县委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全县党政机关副乡、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设立“党风廉政考核卡”，一年一考核，严格奖惩。同时，组织专职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随时把结果在电视台、电台、县报上公布，严格舆论监督。
这些措施，对我县的党风、民风、社会风气的好转起了不小的作用，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想大事办实事
——包头市委书记谭博文一席谈
本报记者傲腾刘亮明
谭博文，土家族，１９３９年出生，大学毕业；教过书，当过工人。曾任包头市２０２厂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纪检委副书记、区政协委员。
坐在市委书记这个位子上，我的最大感觉就是担子重、压力大。１８０多万人口的一个市，领导管理工作能否做好，事关重大。因此，我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脚踏实地，尽心尽力地想大事、办实事。
包头市是个较大的工业城市，基础不错，但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在企业转制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如果把握、处理不当，就会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牵涉全局。这是大事，丝毫马虎不得。年初，我们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市企业进行了调查摸底，做出了“先小后大，先易后难”的转制部署。目前，已有４０％的小型企业完成转制工作，生产发展出现良好的势头；各大中型企业的转制试点工作也在逐步推行。
包头是个工业城市，农业比重偏轻。这么多人口的城市，农业的基础稍有动摇，就会影响稳定。因此，我把农业当作一项硬任务来抓。大力发展生产加工销售和贸工农一体化的“龙”型经济，既为农业丰收奠定了基础，又为提高农民收入拓宽了道路。
工作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任何时候都要力戒浮夸和形式主义，要多为群众办实事。今年，包头市要举办首届国际稀土会议，原计划要改造体育馆、新建市委大楼。群众反映这些不是当务之急。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就砍掉了这两个项目，把省下的钱用于支援工农业生产并为市民办２０件好事实事，结果赢得了市民的齐声称赞。（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桓台连天下
张兆武李玉文
有道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如今在山东桓台县，农民不出村，就能与世界各地通话。
程控电话入农家，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在桓台，从“摇把子”到全县村村都装上程控电话，才用了３年时间。
县邮电局长刘有志介绍说，３年间，全县往电信上投了５０００万元，程控电话总容量达１００００门，已经开通了６０００门。
桓台是我国江北第一个“吨粮县”。这些年，农村经济发展很快，可是，农村的电信事业还处于五六十年代的“摇把子”水平。
“摇把子”的滋味是苦涩的。在乡下挂个长途，不知要等多久，好不容易通了话，又听不清。一家乡镇企业四处寻觅，和一家外商达成了合资意向。外商实地考察时，对别的都还满意，唯独看到“摇把子”电话，连连摇头，很多合资项目就这么“摇”砸了。
“上程控！”桓台人下了狠心，他们提出要“彻底甩掉‘摇把子’，农话一步到位”。他们与乡镇合作，不但解决了资金问题，也使征地、拆迁、土建施工中常见的一些矛盾很快解决。全县上下形成“电话热”。到今年７月底，全县光是农民住宅电话就装了３２００多部。
大寨村是粮食贩运专业村，原来贩运面只是附近几个县。几个贩粮大户装上电话后，业务面很快扩展到河北、浙江等地。他们靠电话建立了３０多家贩粮联系点，加强信息交流，在当地形成了全县第一家规范的粮食市场。
桓台人创造了“电话县”，电话也把桓台变了个样。近３年，全县１３个乡镇建成三资企业１００余家，合同利用外资５０００万美元，三资企业在桓台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桓台农村和世界的距离缩短了。（附图片）
农民荆功明一家和在台湾的新属通上了话。王春省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家庭简报》系亲情
本报记者范伟国
江南宁波的一个普通民宅里，印发着这样一份“报纸”——蔡氏《家庭简报》。
普通的１６开油印小报，版式并不讲究，却办得有滋有味。
已故的蔡竹屏先生，是宁波知名的爱国人士。他的１２个子女虽在磨难中长大，事业上却各有所成，而且手足情深。５年前，蔡夫人也溘然长逝，在北京、天津、广州、成都、杭州等地的子女赶来告别。一个问题也同时产生了：二老都已谢世，靠什么来维系同胞情谊？
１２个兄弟姐妹议来议去，终于议定了一个主意：办份家庭简报，以此来通音讯、增亲情，在事业上互相勉励。
蔡家的老五，民革宁波市委副主委蔡国黄受众人所托，当起了《家庭简报》主编。蔡先生说，最初的稿件取自各地家庭成员给他的信件和他向在甬弟妹了解的信息。尔后正规了，由每个家庭推选一名成员作通讯员，每月出一期，每期２５份。
今年第２期简报中，他们评选出去年十大家庭新闻：国温被评为宁波市先进工作者，任宁波教育学院数学系主任；大哥（蔡义汉，天津大学教授，地热专家）受到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奖励；二哥（蔡义江，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副部长，教授）校注的新版《红楼梦》出版，融校、注、评于一体，受到红学界关注……
《家庭简报》除了反映各家的动态外，还有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思考。大哥夫妇俩１９９０年６月访问了前苏联。归来后，写了长达万字的《访苏观感》在简报中刊出，从前苏联与祖国的对比中，道出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认识。
老七蔡国晋今春带着一家人，回到以前插队落户的地方，与妻子重温当年的艰苦岁月，也让两个女儿看看父母的过去。他们把这次活动写成文章登在简报上。
大哥这样评价《家庭简报》：“我感到我们大家庭的团结、和睦、向上的特点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浓了。”老六的女儿来信说，每次看报，都感到几分团聚的欢欣。有的子侄辈写信给“主编”说：他们的同事也知道有这样一份简报，每次寄到都争相传阅，分享一个大家庭的欢乐与温馨。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十九年搬走“千座山”
董伟宋雁冰
刘思舜，哈尔滨市报刊发行局分发员，被大家称为“铁数”和“双手搬走千座山”。
参加工作１９年，刘思舜做了１９年的报刊分发工作。他负责黑龙江日报社整个出口邮件的分发、交接工作，每年要分报２４０万份、交接邮件近３００万袋（件），竟无一差错。
每天凌晨二三点钟，伴着隆隆的印刷机的轰鸣，他走出甜美的梦境开始工作。散发着油香的报纸被一张张摞起来，打好，装进邮袋，然后送往全省各地。眼看着报纸由数十种发展到数百种，由四版变为十几版，而小刘仍重复着那几个动作。问他怎么想，他说，他习惯了平凡。
每天，工友们上岗时，他已经做好了全部准备工作。１９年来，他为国家奉献了７０００多个小时，还不包括星期天的义务献工。
一次，串休的刘思舜习惯地带着孩子到单位看看有没有事。正巧，赶上《中国电视报》提前开印，报纸堆了一台没人分发，他把孩子往办公室一放，就干了起来。３个人的工作，他不声不响地干了几个小时。当工友们上班时，他已经把１０多万份报全部分发完毕。
刘思舜总结出“两看清、三对照”工作法，并推广到整个发行局，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１９年过去了，刘思舜当上了省、市两级劳动模范。同年参加工作的朋友当了科长、局长，而他还是分发员。对此，刘思舜还是那句老话：我习惯干这活。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无锡有个“三国城”
本报记者刘士安
?嶂山麓，太湖之滨，新近又增添了一组建筑群。这就是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八十集电视剧《三国演义》而兴建的大型电视文化景区——“三国城”，它是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继“唐城”、“欧洲城”之后的又一个影视旅游景点。
“三国城”位于无锡市西南郊，与旅游胜地鼋头渚、三山隔太湖而相望，占地三十五公顷。城内建造了“吴王宫”、“甘露寺”、“曹营水寨”、“吴营水寨”、“七星坛”、“烽火台”等几十个大型景点，还配备建造了二十多条古战船，其中曹操官船长四十多米、宽二十米、高十米，气势不凡。“三国城”广场，矗立着高大宏伟的城门楼，诸葛亮就是在这里摆下“空城计”，智退司马懿几十万大军。从城门楼拾阶而下，大道右侧驻扎着数十顶军帐；左侧的跑马场里，四十多匹骏马嘶声不断，它们曾是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演员”，如今供游客扬鞭驰骋。
“三国城”南边，是长三百米、宽一百米的赤壁曹营水旱寨，由三座辕门、一座点将台及战船、古城墙等组成。电视剧《三国演义》的重头戏“横槊赋诗”、“火烧赤壁”就在此景地拍摄。
古城北去是“三江口吴营”，这里有周瑜点将台、七星坛、水寨等景观。“借东风”这场戏就是在七星坛拍摄的。七星坛面临太湖，坛高五点五米，金字塔造型，周围的卦相与中心部分的八卦阴阳鱼形使其更具神秘感。据说，在天晴无风的日子里，登上七星坛，站在阴阳鱼形的中间，仰天大喊一声，会听到隆隆的轰鸣声在四周回荡。
吴营北面是庄严巍峨的吴王宫。宫门左侧的聚贤堂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所在。富丽堂皇的王宫主殿里张灯结彩，俨然是刘备招亲的庆典，令人笑看孙权、周瑜如何“赔了夫人又折兵”。
游历“三国城”，确有“亲临其境”（附图片）
“三国城”中的甘露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