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论保证中央的权威
陈顺武
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历史和现实表明，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中央的权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权威问题作过非常精辟、深刻的论述：“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须的。”同时还指出：“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把自治原则说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断，给权威问题赋予了更加深刻、具体的科学内涵。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５６个民族、近１２亿人口，并且经济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满足１２亿人口稳定生活的政治模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就成了现实需要。这种政治模式的实质，就是坚持共产党对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领导地位。因此，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又根据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进一步提出维护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的工作方法。他说：“关于工作方法，我提一点：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小平同志还反复强调，中国有８个民主党派，它们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离不开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但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地区差距逐步拉大，个人收入悬殊。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９２年，我国人均收入为１１５８元。东部地区平均收入最高为１４３１元，中部为１００６元，西部为９６５元。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进行比较，东部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１６．７％，中部和西部却分别低１３．１％和１６．７％。１９９３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２１．１％，其中，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６省的增长幅度均在３０％以上，而内陆绝大部分省区在１５％以下。个人收入的差距则更大。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由中央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对此，小平同志非常深刻地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整体推进的攻坚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更多，没有中央的权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小平同志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
正确的路线制定后，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权威来保障它的实施。小平同志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导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受到了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戴。目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中央的权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中央要有权威，也是一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痛苦的社会转型过程，必然出现社会无序现象。要把社会无序现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必须确立和强化中央的权威。
（二）
要保证中央的权威，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才能真正确立中央的权威，党也才能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树立中央的权威，就是要全面、系统地理解小平同志这个博大精深的伟大理论，用这一理论指导全部工作，切忌形式主义、片面性，不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搞实用主义。
其次，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用民主集中制保证中央的权威，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早在１９６２年，他就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够充分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依靠全党的智慧，保持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和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把民主集中制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命令，进而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活力，要适应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情况，就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性；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实行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实行正确的集中。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首先，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保证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这是中央有权威的根本前提。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约束机制，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路线的全面实施。在当前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既有民主不够，又有集中不够的问题。民主不够主要表现为决策缺乏科学的程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个别地方还存在草率决策，未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现象。集中不够则表现为有章不依，有规不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当前，坚持民主集中制，就要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根本组织原则，并通过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保证这个原则的贯彻执行。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还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中央权威，其本质是基层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中央政府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能够保证全国一盘棋。这就需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建立起各级政府相应的权责统一制度，以及实现自我平衡、协调、约束的机制，各负其责。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树立全局观念。小平同志指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办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
再次，要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也是确立和强化中央权威的必备条件。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调控的经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市场调节经济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自发性。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些方面单靠市场是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市场机制以优胜劣汰为准则，难以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分配。让市场去自由调节，不可能自行带来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不可能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实行宏观调控，是为了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国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市场经济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它强调企业和个人开展完全的自由竞争，政府从法制建设和政策制定等方面保障市场竞争；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竞争环境和社会公平；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通过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实行规划。这三种市场经济模式，都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是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自居的美国，政府也不是放任不管的，而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和个别产业部门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为了重振美国经济，采取了更为明确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放权让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基层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放权让利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弱化了中央的权威，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这是完全必要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实行宏观调控，能够集中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办一些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办成的大事；能够更好地兼顾效率和公平，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同时，我国的市场发育程度还很低，而且市场的发育完善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丝毫不能离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了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中央在全国推行了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和外汇外贸等一系列体制改革。八个月的经济运行情况表明，这些改革措施是有利于确立中央的权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重温闻天当年调查的教诲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序
马洪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在调查实践中撰写的一批文稿。５０年前，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整风的伟大号召。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率先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号召，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奔赴抗日前线的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农村调查。调查过程中，他亲自动手拟定调查提纲，整理调查材料，撰写调查报告，还具体指导团员进行调查，不断总结调查的经验和体会。调查结束后，他又以亲身的感受写了总结报告。这些文稿既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国情资料，更为我们留下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１９９２年是调查团出发５０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邀请了当年参加调查的６位同志（雍文涛、曾彦修、段云、尚明、刘英和我）进行座谈，与会同志一致建议将现存的张闻天这批调查文稿以及讲话记录汇集起来公开出版。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同陕西、山西两省党史研究室合作，终于将它们编辑成册，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在这本调查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刻，我作为当年跟随闻天调查的他的一个学生，回顾他的光辉实践，重温他的教诲，深感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思想的可贵，永远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首先，是他那虚心向群众求教的真诚态度和认真细致的工作精神。调查中他总是教诲我们，对群众要“诚心诚意”抱定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的向群众求教。”重温他的这些教导，他那关心群众疾苦的生动情景，就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时化名张晋西，住在农民家中，群众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大干部，都亲切地直呼其名。他非常重视从群众中搜集第一手资料，在他所直接调查的村庄，他几乎走访了所有的农户。每次走访，他都口问笔记，而且事后就立即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整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就再到群众中调查。整理好调查材料还要向基层干部询问这些材料是否属实，他提出的意见是否切合实际。他的这种虚心向群众求教的精神感人至深，群众赞扬他说，还没有见过共产党干部像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然而他并不满足于问话，他认为调查还需要亲身感受，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观察和体验，因此他反对调查仓促从事。
第二，是贯穿于调查中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次晋陕调查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对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系统的调查。尤其是对生产力的状况，闻天调查得非常仔细，从土地、人口到劳动力、肥料、种子、资金等生产要素，从耕作到分配的整个过程他都占有大量材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考察。他对我们说，在上面呆久了，常常把群众中这些最普遍、最平常，但又是最重要的东西忘掉。“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当时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发展经济以支持长期抗战。因此，研究如何在抗日根据地农村发展生产是这次调查的一个主要目的。而闻天探索这个问题的思路就是立足于如何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根本点。故他仔细考察生产力状况，也是为了着重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当时提出采用“新式资本主义”的主张，即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有节制地发展农村资本主义。虽然这还是属于在当时条件下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途径的一种设想，然而这里所体现的“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的思想出发点，却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标准的。
第三，是他从世界观的高度上来认识调查研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出发归来记》这篇调查总结中。他从切身体验中得出：调查不调查，认真调查还是不认真调查，实事求是调查还是不实事求是调查，乃是检验一个党的干部究竟是否是一个真正唯物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尺度。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闻天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证和发挥。他指出：“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效。”可贵的是闻天正是拿这个标准首先贯彻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以至一直坚持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光辉的榜样。
闻天进行的这次调查已经过去５０年了，今天在改革开放大潮形势的面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自然要比５０年前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闻天当年的调查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所总结的调查经验也仍然值得我们很好的吸取，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如果我们的干部今天在调查研究工作上能有更高的自觉，能够在工作中多搞些实实在在的调查，我想就一定可以减少以至避免许多盲目性，使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进行得更有成效，更加顺利。（注：《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控股公司组建与运作问题研讨会述要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前不久召开“控股公司组建与运作问题研讨会”。国家部委、行业性总公司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一、组建控股公司的必要性
与会者认为，组建国有控股公司有利于克服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弊端。
⒈通过控股公司，可以有效地实现政企分开。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设立国有控股公司，政府不能再对国有企业直接进行干预，而必须通过控股公司。控股公司是企业，是以追求盈利为目标，政府部门只能对该层次实施管理，而不能越过它去管由它经营的国有企业和关联企业，这就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隔离带。
⒉组建控股公司可以使国有产权明晰化，解决政府部门多头行使国有产权的问题。控股公司对上只对政府一个行使资产所有权的部门负责，对下由它行使所有权。
⒊组建控股公司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益。控股公司引入市场经济的一般运作原则，如由董事会来进行重大决策，聘请有能力的人担任公司董事或经理，实行财务自我约束等，这必然会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益。
⒋组建控股公司可以变国有资产实物形态管理为证券化形态管理，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
二、国有控股公司的性质
国有控股公司是企业法人，不是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与会者对此看法一致。但它是什么样的企业法人呢？多数人认为，它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殊法人。理由有下列几条：（１）它是国家授权对国有资产具体行使资产受益、产权管理等所有者权益的特殊企业法人，而不是只拥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其实质是经营权）的一般企业。（２）它只以国家独资的形式存在，不吸收其他经济成份。其目的是运作国有产权。多种经济成份可以在它的次级公司存在。（３）它受政府指导，但又不是行政机构，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只行使所有者管理职能。行业性总公司、政府主管部门在改组为控股公司以后，其行政职能将被剥离。（４）它需要特殊的法律来规范那些一般公司法律不能规范的问题。
三、国有控股公司的职能
总的说来，国有控股公司主要是受政府产权部门委托，经营受托范围内的国有产权，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方法，实现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保值增值，确保国有资产经营效益最大化。至于它有哪些具体职能，与会者有以下几种说法：（１）代表国家持有、管理和运作国有产权；（２）组织国有资产收益（包括产权变动收入），并进行再投资；（３）依照有关法律，向其控管的企业委派并管理产权代表；（４）监督企业经营实绩。
对控股公司的收益权，意见分歧较大。一种观点认为国有控股公司应具有收益权。因为它既是国有产权经营主体，又是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国有资本的投资以及以其收益形成积累用于再投资，都属于控股公司的产权职能，政府部门不宜分取它的收益。有些人对此表示异议，提出如果国有股权收益都归控股公司，那么国家作为最终所有者的权益又如何体现？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政府产权委托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决定控股公司国有股收益的收留。如对于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控股公司，国家可不收取其收益，而转增为该公司的国家资本；而对国家控制发展的产业，国家可根据需要从控股公司分取收益。
四、组建控股公司的途径
专家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组建国有控股公司。（１）对直属企业较多的专业经济部门在剥离其政府行政职能以后，授权其行使所属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职能，改组为控股公司；（２）由政府将行业性总公司所属企业的国有产权授予总公司行使，把它改造为控股公司；（３）大型集团公司可以通过向其他企业参控股或对紧密层企业授权发展成为国有控股公司；（４）扶持一些大型、特大型企业，使之发展成为国有控股公司；（５）对经济实力强的各类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存量国有资产授权或增扩股的方式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中介性的国有控股公司；（６）将现有存量国有资产按一定量和范围进行授权，组建新的控股公司。
（刘国良岳公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