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儒学的历史地位和未来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孔繁
一、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孔子、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分量最大，并对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包含有其他成份，如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等，然而都未能居于主导地位。自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均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对社会生活起到支配作用，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民族性格。
儒学为孔子创立，在春秋战国时期本是诸子学派之一。但是在诸子中，儒家体系可谓最为博大。
汉初崇尚黄老无为思想。随着汉代大一统的巩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被定为一尊。在后来２０００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上，儒家独尊的局面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时代，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重新整合。所谓“独尊儒术”，实际是以儒家为主，吸收融会其他各家思想。东汉末年道教兴起，佛教亦由印度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儒家独尊地位受到挑战，而儒家提倡之名教仍为各朝治国之根本。道教、佛教和儒家发生融合。由此发生儒释道三教会通，结果孕育了宋明理学的发生。理学吸取佛、道二家哲理，深入探寻性命天道之学，深化了儒家义理，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哲学化。理学又称新儒家，它的出现是对儒家学说的第二次改造和重新整合，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
二、儒学的基本精神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仁”又称“仁学”，仁学是处理人际关系之学，因此，又可以称为“人学”。儒家学说是以伦理道德为轴心而逐渐展开的。仁学是一种思想体系，包括哲学、伦理、道德、宗教、政治、经济等等。近人冯友兰将“仁”区分为两种内涵，其一是作为四德之仁，指仁义礼智等德行，属于道德范畴的伦理观念；又其一是作为全德之名的仁，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是属于哲学范围的事。他将全德之仁说成人的精神所要达到的“天地境界”，对仁作出极高评价。
儒家学说的宗旨即是求仁。求仁不仅是要求人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仁义道德规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求人的道德修养要达到“仁”的精神境界。
儒家讲“仁”，和“爱”相联系，以仁为爱之源泉，爱为仁之表现。孔子和孟子都说“仁者爱人”。儒家讲仁爱，又以“人性善”为思想依据，后儒又将仁爱扩展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机、生意。宋儒发挥《易传》观念将天之仁爱概括为自然万物生生不息，所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最能发明仁爱之哲学底蕴。
儒家所说“仁爱”，其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于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孔子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推己及人，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很高的要求。
儒家心性论具有能动性和实践性双重优点，强调知行合一，以完善主体道德为完善社会道德的基础。儒家强调修身为本是将主体道德的完善看成国家社会的根本，这样修身为本，便不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而是将个人修养和他对国家社会应负的责任义务联系起来，这便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亦即《大学》所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视群体（国家社会）高于个体，其道德修养是将个性融于群体之中，而又于群体之中突显个性。因此它极为重视个人的情操气节。
三、儒学的未来价值
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又重新表现出它的蓬勃生机。这在国际上称为“儒教的复兴”，在中国大陆称为“儒学研究的复兴”。出现这种形势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东亚地区，继日本之后，有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已经引起世界瞩目，号称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自８０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亦十分迅速。
儒学在未来社会的价值，仍将体现于它的道德理性方面。
第一，儒家提倡仁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所独具之特色。儒家将人视为理性的人，哲理的人，就是指人有仁义天性。儒家这种仁义观念经过长期历史沉淀，深入人心，构成中华民族的心理倾向和民族性格。儒家强调人要有高的精神境界，即在于整饰世道人心。儒家境界观，不仅是教人成圣成贤，而且在于升华全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以改善社会风气。儒家以仁义与天地万物一体，重视保持全德之仁，是从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高度坚定人们“仁”的信念。而这也可以说是儒家人道主义精神的源泉。儒家区分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亦称天地之性），儒家所说天命之性，是人类精神纯度的高度升华，其中孕育的和谐演化为人际关系之互助友爱，已在使人憧憬着大同世界的美景。这也是２１世纪人类文明所期待的。
第二，儒家主张以义为上，即道德至上，并不排斥功利，而是主张义利双全，而在义利不可调和时，则取义舍利。儒家义利观的价值在于要人见利思义，而反对见利忘义或唯利是图。儒家认为正当的利本身即具有义的意义，儒家并不反对商品货财之利，而主张买卖公平；并不反对发财致富，而主张生财有道。而他们追求长治久安，天下太平，则属最高的功利。面临商品经济大潮，当金钱崇拜腐蚀社会肌体，而使道德丧失其神圣意义的时候，矫枉过正，强调道德至上，未尝不具积极意义。
第三，儒学在未来世界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未来２１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将成历史趋势。这种文化交融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这一转型仍将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中国儒学传统文化有２０００多年历史，其典籍之丰富，体系之博大，可以成为建设新文化的源泉之一。儒学是在融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文化因素发展起来的，而在发展中，它又善于吸收融合外来的文化。近代西学输入并没有摧垮儒学，而是很快与儒学结合，并由此为改革或革命提供急就章。这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到章太炎的《訄书》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相结合的微妙。“保存国粹”或“全盘西化”的口号，都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状况，因而都是行不通的。至于体、用之争，无论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也都无法实现。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雄厚，它自身又非封闭体系，而它要生存和发展，也必须吸收外来文化。因此，中学和西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仍将采取互补，即互相取长补短。中国文化必须加入世界文化之林，为发展世界文化作出贡献，而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仍将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二十一世纪和东方哲学
韩国高丽大学金忠烈
现在许多人都在讲“２１世纪为亚洲、太平洋的时代”。其实此言最初出于欧洲学者之口。１９４７年汤因比说：“２１世纪为太平洋时代”；１９７０年罗素在临终前预言：“２１世纪为中国的时代”；１９７２年罗马协会在《成长的极限》一书中，为医治西方文明弊病提出的方法，有许多与东方宇宙观相一致。东方哲学中的和谐均衡的“中道哲学”，足以弥补西方之短。“２１世纪是东方时代的真义”，是以东方“全体大用，圆融和谐”的中道文化，包容人类各种文化之长，加以融会贯通，造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而不是以东方文化征服西方文化独霸２１世纪，也不一定由东方人来驾驭。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以优美文化来忠己恕人”，扩大而为之“物我同胞”。箕子以“洪范九畴”传与武王，管仲讲“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之礼则诸夏之”，黄梨洲著《明夷待访录》以华夏文化教化清人。因此，最有希望的办法是让西方学者接受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设计２１世纪文化。建议尽快编写如同“洪范九畴”、《明夷待访录》般的《东方文化精华》，供西方学者参考。
东方宇宙观，以现世的人生为中心关心“天人之际”，以“天道”、“人道”为基本范畴，东方宇宙观的基调是有限空间和无限时间，其局限性在于循环往复，原典是《易传》，东方人生观的要义为：１．人为天地之心，是经营天下的主体；２．人为创造人文世界的主脑，即兼三材道之；３．“达天德至圣”者方可创建文化，即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东方的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农耕生产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成群的部落共同体，以血缘关系组成，不大计较彼此的利害，即如“耕者让畔，行者让路”，互相帮助。孔子曰：“孝悌也者，为仁（人）之本”。一般地说，“孝”是时间生命，以纵的交接，善以继述志事的德目；“悌”是空间生命，以横的交流，良以辅益信义的德目。此孝悌是农耕社会伦理的特征。这种伦理，讲求道德修养，敬远迷信宗教。在农耕社会，强调“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不违农时”、“无失其时”、“使民以时”，时间显得更为重要，提倡“安分知足”、“节用爱物”，以“安贫乐道”为大道理。
结论。一、东方哲学思想和文化类型中的理想。１．我们托生的这个世界，其结构空间有限，藏于其间的物质也有限。只是由于时间的变化，使万物中的诸个体全体大用生成无穷，造成万有生命活跃共流的生机广场。虽然空间有限，但时间无限，使宇宙形成完整体系。与此相辅相成，宇宙是普遍的生命。追求的理想宇宙是“所有可能存在中最美的存在”。２．人是宇宙生成变化过程中，最高层次的最大成就。人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人的生成必经一个过程，因此要“下学上达”，“率性修道”，以达“天德至圣”。按儒家的说法，人须经教化成为仁人，方可立于天地之心，大可实现文化理想。３．人是宇宙大成的主体。经营宇宙的理想目标是建立道德王国。东方文化，以“天人和谐”为立道之基，以“衡情度理”为行道之要，以“天地万物，一体共流”为得道之意。４．东方的宇宙观重视充满生命的事实世界。理想的实现寄托于现实世界，不向任何超越的外在去谋求。因而乐天安命，守分知足，节用爱物。
二、东方文化克服现代文明危机的途径。１．检讨现代文明的“无限宇宙观”，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有限的”。２．不能全部抛弃科学文明，它实现了人类几千年来的宿愿，为解决贫寒、病苦、不便、无知，做出了贡献。我们不应固执东方农耕文化，应与西方科学文明结合，建立农主工从的“农工文化”。３．农耕文化重视自然界，遵循自然界的秩序，利用自然界。西方文明强调征服、改造自然。这样做，一时可享有更多物质，增加方便，但不久即将走向穷途末路。应把自然界当做生存根基，养成朴实的生活习惯，回复淳朴环境，维持安定生活。４．这决不是老子排斥文化的自然主义，而是儒家天人相参的中道主义。经济的发展应该是有曲折的循环体系，不应是直线型上升的历程。物质生活，必需“量入计出”以期支收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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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儒教与社会发展
韩国高丽大学尹丝淳
过去的欧美人士视儒教圈的社会为停滞、落后的典型。当今的欧美人士十分关心儒教的社会观。其原因是，被他们认为是一直处在劣势的儒教圈，伴随着民主化或领先于民主化，出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急起直追而达到接近欧美国家。不仅如此，欧美现代文明进入后产业化时期，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弊端。为了防止并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端，设计安乐舒适的未来生活，决不可放弃我们古典中所蕴含的智慧。如今东西文化的区别毫无意义，应为人类的未来担忧，寻求解决的方案，我们要率先继承、复苏传统的儒教社会观。
马克斯·韦伯认为唯有基督教文化才能实现近代化或工业化。笔者不同意这种见解。今天儒教圈的产业化，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学习吸收欧美技术开始的。但是由于有了儒教文化所独有传统，才可能在农业基础上实行产业化，使之速度之快超过欧美。这就说明儒教圈中有产业化的潜力。
简言之，其根据有如下几点：
１．由孔子建立起哲学体系的儒教，胚胎于东方农耕生活的土壤。农耕社会的基本特色是顺应自然。它在利用自然的意识中，缺乏开拓、征服、榨取的积极性；但也有面向未来、谋求增产与繁荣的意志。
２．在四季分明的农业生产中，每年的收成不过一两次。由于从生产到收成的时间十分漫长，养成了节俭的态度和勤勉耕作。如今儒教圈的储蓄率远比欧美高。
３．至少由一家庭组成集体从事农耕，采取协同合作的形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共同体的合作精神，可汇集个别的力量，形成莫大的潜力。
４．正如《论语》的第一篇为“学而”，儒教特别重视知识的探求，具有很强的主知主义性格。儒教强调探究合理，实践伦理，重视理性。这是促进儒教圈近代产业化的巨大潜力。
科学技术的发达促进了社会的产业化，其长处之多毋庸赘言，但也有许多短处。制造了人类同归于尽的武器，造成了破坏全球的公害。人性疏离、情绪颓丧、人类物化、个性丧失、自私蔓延、伦理混乱、家庭破坏等等。总之，全球自然环境面临全盘毁灭的危险，社会秩序陷入史无前例的混乱。因此，不得不对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等哲学，重新做全面的检讨，并加以修正。
儒教在设计未来社会时，也同样需要更新性格与内容。儒教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变异。儒教有重视现世否定来世的倾向，以人为本，主张“人类爱”的仁。性理学家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大同世界的实现。现在儒教正处于宋明以后最大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十分严重。在谋求解决现代文明危机时，要像宋代那样形成新的人生观、社会观、自然观。单靠其他宗教的方式或固守传统儒教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即需要继承可用在现代的儒教思想因素，并果敢进行铲除不合时宜的旧因素，引进新概念，以实现思想变异。那就要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新的理解。近代化本身是以征服并利用宇宙、自然的欲望为开端。公害造成了自然的破坏，其原因是西欧无价值的、机械的自然观。儒教没有征服或破坏自然的意念，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它是可为人利用的对象。儒教视宇宙与自然是天人合一的对象，以天地为父母、生命的源泉、资源的宝库、生活的园地，因此必然主张回归自然。认为它是生命的源泉，是活生生的有机体，不是无生命的机械，因此要爱惜它，永远保存它。即使达不到“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参”、“与天地同流”，也应认识到“与天地合其德”，了解人类与宇宙自然是以生命的纽带联系起来的。鉴于此，要永远继承儒教的人本主义，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具体体现为人尊与人道。
孔子认为仁的本质是“爱人”，这意味着爱别人之前先“爱己”，可视为人类的自我肯定。实现仁的方法是：推己及人之“恕”，意味着承认别人的存在并给予关怀，其中包含着人人平等的意思。“克己复礼”有浓厚的奉公弃私的意思。对五伦的解释早已有修正，把君臣、夫妇关系上的忠义与别序，修正为国家民族的忠义和成年男女爱情为基础的人格别序。对于儒教社会的价值体系五常更需要修正，对此笔者有如下的理解补充：“仁”为产物之性，“义”为用物之宜，“礼”为和人之序，“智”为通世之能，“信”为实人之方。
即使儒教倾全力于自身的变异，也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或减少未来社会的不幸灾难，这是不容置疑的。笔者把儒教的这种变异称之谓“儒教面向大同社会，追求实现理想的未来导向的变异”。
以人尊与人道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在后产业社会是有用的。１．我们在今后，既不能处在人之上，也不能处在人之下；２．人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以主体、自律的态度生活，没有人本思想的基础是决不可能的；３．今天的世界已形成了“地球村”，视人类为同一家族的共同体。尽管在外表上怎样主张利益的共同体，但在内容上将更多地朝血缘共同体生活方式发展。
总之，只有在人尊、人道为中心的人本思想上建立新的价值观，才能使儒教成为引导未来社会进步发展的实际学问——“新实学”，发挥其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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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儒学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振铎
当２１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儒学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已成为东西方学者的热门话题。东亚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尽量避免感情因素掺入以及与此有关的主观独断。为此有必要对至今仍居于世界文化主导位置的西方近现代文化加以反思，指出它的先进之处，也找出它的缺陷及其根源，同时分析儒学能给世界文化提供哪些特殊而又适合未来时代、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儒学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至今仍居于世界文化主导地位的西方近现代文化形成于１４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实质是恢复古希腊的科学精神。经过几代思想家和科学家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努力，科学在欧洲文化中站稳了脚根，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欧洲中世纪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通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改革，也在欧洲文化中保住了自己的地盘。这样，就形成了科学和基督教并存的西方近现代文化。康德在其“批判”哲学中所阐述的科学只能认识经验世界，而超验的存在——上帝等则是信仰的对象的观点，其实就是为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两大要素——科学和基督教信仰“平分天下”。
由于西方近现代文化兼具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两大要素，因而也兼具了求真与劝善、对外界积极探索与对人自身价值关怀、推动社会与调控社会两种功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它是世界上功能最齐全的文化，也是最先进的文化。
但是，科学是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基督教也是反对科学的，二者势不两立。因此西方近现代文化又是内部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和无法弥合的裂隙的文化。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矛盾从西方近现代文化形成的第一天起就存在。在这一文化形成的初期，基督教势力强大，对科学备加摧残；今天科学则把基督教扫荡得无处容身。由于基督教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具有劝善、关怀人生价值、调节人际关系等重要功能，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彻底胜利，其结果必然使这种文化功能偏枯。失去对上帝、彼岸世界的信仰，西方人的道德、人生价值也失去依据和保证。西方社会近年出现的道德水平下降、人际关系冷漠、人生价值失落，自杀、吸毒、犯罪率上升等现象，莫不与此有关。同时科学也因失去基督教信仰的制约而变得恣意妄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矛盾和裂隙，使西方近现代文化陷入危机。
为了解决西方近现代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一些西方学者主张恢复基督教信仰、恢复宗教智慧对科学和理性的指导，重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平衡。但在今天这样的科学时代条件下重新恢复基督教信仰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借用某种力量做到这一点，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科学战胜并扫荡基督教信仰的历史还会重演。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危机在其自身的架构之内已无法解决，必须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之外寻找解决的途径。
西方近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道德、人生价值观念采取了与科学水火不容的宗教形式。如果西方人的道德、人生价值不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而是以一种人文主义学说为基础，上述的矛盾也就不会发生。而儒学恰恰是一种非宗教的、却又能为道德、人生价值提供根据的人文主义学说，科学与它结合而形成的文化，同样也会兼具求真与劝善、对外积极探索与对人生价值关怀、推动社会与调节社会等双重功能，却又不会有任何矛盾。正是因为这一点，西方一些著名学者认为，若想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必须到孔子那里寻求智慧。
这种科学与儒学相结合的文化，在东亚业已形成。由于这种新文化不存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那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因而它显示出远胜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优点。它一方面促使东亚国家和地区以比西方快得多的速度实现社会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使东亚国家和地区避免或减少了西方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弊端。这种文化更适应未来的时代，因而它将取代西方近现代文化，在下一世纪独领风骚。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编者的话
这期学术版刊载的四篇文章，是８月下旬在山东曲阜举行的“孔子思想与２１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韩两国部分学者的发言摘要。这次研讨会是由人民日报社和韩国东亚日报社联合举办、中国孔子基金会与大众日报社协办的。会议共收到论文１５篇。论文将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