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加强音像出版业的建设
谢明清
我国音像出版事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并呈方兴未艾、后来居上的趋势。１９７９年以前，仅有１家录音制品的出版单位。截至目前，全国已有２０４家专业音像出版社，９４家配书出版音像制品的图书出版社，上万个发行销售单位和１０万多个遍布城乡的放映点。在复制加工方面，２００多家工厂拥有国际上较先进的制作及复制设备和技术，可生产包括模拟唱片、录音磁带、录像磁带、激光唱盘、激光视盘和数字激光视盘在内的多种载体、多种规格的音像制品。我国音像出版业已初具规模，生产能力逐年上升。自１９９１年以来，每年出版音像制品５０００多种，销售量近２亿盒。由于音像出版物直接诉诸听觉或视觉，并具有形象直观生动、感染力强、制作周期短、易于复制等特点，在短短的时间里，它已神奇般地进入社会，闯入家庭，遍布大江南北。据统计，全国人均在音像制品方面所花的时间和金钱，比在传统出版物书、报、刊方面的投入要多。它正在和继续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回顾我国音像出版所走过的历程，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感到忧虑的问题：一是出版引进海外文艺节目过多过滥，尤其是在录像放映市场方面，港台片几乎一统天下，遏制了国产文艺录像出版事业的发展；二是销售市场影响出版方向的现象较为突出。由于一些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在出版消遣娱乐、感官刺激的节目方面花的力气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出版高格调、高品位的作品；三是出版缺乏计划性。应时的、一般的出版物较多，而自觉地抓重点选题规划，出版一批反映时代精神、具有艺术魅力、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文艺精品较少；四是非法经营活动猖獗。音像市场上走私、盗版、传播淫秽音像制品的情况严重，录像和激光视盘放映混乱，激光唱盘生产管理失控，严重冲击了正式出版物的发行市场。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归结起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主旋律和多样化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不仅要懂得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而且要懂得它在中国国情下的特殊应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开拓创新；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它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并不都是积极、健康、合理的。对于错误、丑恶的东西，不能漠然视之，更不能任其泛滥。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发展我国音像出版事业既应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又与发展经济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它有自身的社会功能、发展规律和特殊性。
音像出版物是商品，但又不同于一般商品，是具有思想内容的商品。它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和精神境界，而且与传统的书、报、刊相比较，它感染力更强，覆盖面更广，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健康有益的音像制品奉献给人民。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新体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尽快跟上我国出版业正在发生的由总量增长到优质高效阶段性转移的进程。为了增强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力度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我们必须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益，逐步推进和实现音像出版业这一阶段性的转移。为此，我们应强化以下意识：
使命意识。我国音像出版工作者，肩负着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不是创造性地劳动，卓有成效地工作，把力气花在高扬时代主旋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上，而是不顾社会效益，脱离作品的思想内容，追求所谓的“娱乐功能”，甚至不遗余力地渲染暴力、裸露、色情，一门心思出版海外三、四流的“引进版”，是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抛弃应有的社会责任。
精品意识。以生产精神食粮为己任的音像工作者，只有出版高品位、高格调、高质量的精品，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那种片面强调音像工作的特殊性，不重视抓规划、抓选题、抓创作、上水平；不出版体现“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拳头产品”，一味“跟着感觉走”、“提篮买菜”，什么赚钱出什么，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在繁荣社会主义音像出版事业中将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市场意识。“好酒也怕巷子深”，出了精品，还要花力气介绍、推荐，让读者了解、欣赏精品。其关键是抓好发行。发行一头连着出版，一头连着市场、连着读者。如果发行这个流通环节不畅，音像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我们必须遵循大流通、大市场的原则，克服不平等的竞争、贸易壁垒和地区垄断等障碍，在依靠国营发行主渠道的同时，充分利用多种形式的发行网络，把音像出版物推向市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自律意识。近年来，非法出版活动猖獗，音像市场较为混乱。其主要原因，是管理滞后，立法和执法没有完全跟上；但也与音像出版工作者缺乏自我约束意识有关。如果大家都加强自律，自觉遵守出版纪律，接受法律的约束，并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那些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发行商和有不轨行为的出版社进行联合制裁，人人从我做起，就能抵制歪风邪气的干扰和影响，为建立音像出版工作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陈涌和他的《在新时期面前》
程代熙
近日阅读陈涌同志新近面世的《在新时期面前》这本文集。书中的文章，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那些曾经在读书界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章，说得上是耳熟能详了。书中有个别篇文章还是经我的手编发的，这次重新相见，备感亲切。陈涌同志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正气，宛如他的为人，所以，读他的书，总能得到教益和激励。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究竟还灵不灵，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严肃思考的课题。诚然，要１００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今人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那当然是愚不可及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下了他们考察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却是伟大的。因为这些观点和方法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依然显示出它那旺盛的生命力。我们知道，常青树是不会枯萎、凋谢的。现在人们把绿色植物同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还用“绿色”来象征生命。马克思主义就如同这样的绿色植物，它时时刻刻都维系着亿万劳动者的命运。
陈涌同志在《思维科学的“突破口”》一文里，谈到了著名老科学家钱学森同志提出的关于思维科学的设想。他说钱老总是“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思想却是极其活跃极有创造精神的”。他十分敬佩钱老身上表现出来的敢于打破常规的胆识。他说，这是需要理论的勇气的。钱老“鄙弃那种不顾现实生活的发展，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没有说过便不敢说的庸人习气”。钱学森同志关于思维科学的那些具体的意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是找不到的，从这里讲，他是“离经”的，但他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仅没有“叛道”，而恰好是坚持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陈涌同志在这里表明，要在理论上有所创造，要想真正解决我们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要想真正使我们的思想获得解放，我们别无选择，还得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陈涌集子里就有一篇专门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这就是我从阅读陈涌同志这本新著里得到的鼓舞之一。
陈涌同志喜欢画。他的藏书中，有不少精美的画册。在他的工作室里，挂在墙上的和书橱边的也是大型的艺术年历。他对我国古代的国画和前人的画论研究有素。他有时就利用他拥有的这方面的学识来阐释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客关系）这类重大的理论问题。
陈涌同志在比较了元、明、清及一些现代国画大家的艺术见解之后，这样写道：“既然主观是客观的反映，合理的思想、幻想、感情、情绪是客观世界的合理的反映，那么，反映这种合理的思想、幻想、感情、情绪，也是有客观性的。”正是在这里，他把问题提到了理论的高度。他说，“我们决不能离开反映论，但我们也决不能简单、机械、僵死、直观地理解反映论”。应该怎样理解才对呢？陈涌指出，“反映应该理解为一种创造”。他又举八大山人画的画说，他画了一条鱼，没有画水。但令人觉得满纸江海。而潘天寿只画了两条枯枝，两个成熟的荔枝，就令人感到是置身在一座使人神往的荔枝园里。这些艺术大家很善于“在狭小的空间里表现出广阔得多的和他的实际表现对象无法比拟的空间”。这就是创造！它使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通过艺术形象得到了辩证的解决。
陈涌同志是新时期呼唤浪漫主义最有力的一位理论家。他指出，鲁迅诚然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但他也是一位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家。不过，鲁迅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未得到人们足够的估计。什么是鲁迅浪漫主义精神，陈涌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说，应该把鲁迅的浪漫主义看成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一种重要素质，一种通向他全部创作的潜流，一种深藏的成为他的创作动力的内在精神，一种献身人民事业的崇高的理想。在他为《呐喊》所写的序言中我们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理想”。
对比之下，陈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说，“我们现在有些作者，甚至对那些恶浊的动物性的生活也热心地仔细咀嚼，文学有时好像变成了生理学或者生物学。”正是在这里，陈涌同志发出了“社会主义文学需要浪漫主义精神”的呼喊。
《在新时期面前》谈的就是新时期文艺运动的现状。陈涌同志对新时期的文艺工作的评价，持的是两点论：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对于成绩，他给予了很高的、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新时期以来涌现了大批新作家和大量好作品。他说“具有同样深远意义的是，文艺思想的进展，是对已往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的突破，在这方面表现的坚决勇敢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而文艺思想的进展，具体表现在敢于正视、敢于描写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他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例，说这“是一部令人震惊的作品，写这种的作品，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和非凡的魄力”。总起来看，他认为新时期的文艺解决了过去长期未能很好地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过去，往往强调了政治思想，就忘掉了生活；强调了生活，又常常忘记了政治思想。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在这本文集里，有三篇《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这三篇文章讲了三个重要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和反映论。陈涌同志在这里说出了他对这三个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这里表露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心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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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甘岭之魂
——读长篇纪实《上甘岭大战》
樊星
近年来，追忆４０多年前那场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实之作又多了起来。由李明天、王精忠、李天恩合作的《上甘岭大战》则是一部再现上甘岭战役全景图的力作。与多年前的著名特写《谁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一日》相比，这些全景式的作品在追求恢弘的气势、深刻的哲思、文学的深度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上甘岭大战》的作者是战役的亲历者，于是，他们能将笔触自如地伸进许多前人未曾写的领域，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从将军到士兵的志愿军英雄群像来——军长秦基伟在炮火中镇定自若，颇有大将风度；参谋长张蕴钰立下“不上英雄簿，便书烈士碑”的钢铁誓词……还有那些可歌可泣的战士：牛保才用生命接通了电话线，朱有光、王万成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更有那些饿死在坑道里也保持着警戒的姿式的战士、牺牲后连照片都没留下一张的黄继光……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才换来了上甘岭最后的胜利。
动人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光辉的形象。作者还敢于写另一方面的真实：既有对我军干部因急于求胜而用兵不当、因而付出巨大代价的真实描写；也有对美军将领善用韬略的真实刻画——正因为作者对历史的忠诚，才逼真地再现了朝鲜战场风云变幻、战争惨烈空前的战局。这些描写也不难使人悟出战争与人、偶然与命运、代价与成功……许多耐人琢磨的哲理。
作品在正面描写上甘岭大战的同时，也通过对整个朝鲜战局变化的鸟瞰，透视上甘岭战役的政治背景，这样，便揭示了上甘岭与朝鲜、与整个世界局势的密切联系，也进而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微妙关系。
《上甘岭大战》一书一出版，就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认为“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书籍”。那场血与火的大战早已融入了历史的云烟之中，但它能在４０多年后的今天仍给人以难忘的感动，不就意味着历史与现实的不解之缘吗？那一幕幕催人泪下又激人感奋的场面让人读过以后就终身难忘，正因为英雄们的惊人业绩永远昭示着生命的辉煌、理想的辉煌、意志的辉煌——这一切，永远不会被历史的烟云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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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审美与“审丑”
黄毓璜
尽管西方有人断然否定艺术与美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断言艺术并不一定等于美；尽管关于“审美的感官”与“审美的感受”，关于艺术可能引起的“生理快感”与可能唤起的“审美快感”这样一些界说，有助于我们进入艺术传达和审美机制的多层次的探讨，但若据此以为艺术品的价值可以跟美感效应不相干，甚或认定艺术“常常是一件不美的东西”，就不只失之皮相与偏颇，且不免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和论题定位的混乱。
事实恰恰相反。艺术“构件”中诉诸“感官”的不妨是一件“不美的东西”，但完整的艺术品，却无法离开美的“感受”而言其艺术价值。残垣败壁、污泥浊水、歪鼻斜眼、巨奸大恶……具体到一具非洲象牙海岸的原始偶像木刻、一群“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一尊“父亲”的面部肖像……这样一些或狰狞可怖、或嶙峋疲惫、或苍老皱缩的造像，就给人的“感官刺激”来说，可以认为是非美的或者说是丑的，但当它们存在于艺术品的整体构图中，无疑并无例外地经由审美效应而确立其多重的价值。
这并非因为别的，只是因为艺术作为自然与人的“理想化”，除其形式价值外，还至少有心理价值和哲理价值在。上面提及的以“纤夫”、“父亲”为对象的画面，不只因其从人类情感的深度上唤起某种神秘恐怖的、悲天悯人的、严酷人生的强烈感受而显示出艺术的震撼力，也从读解过程中借助情感宣泄与理性的悟彻，生发出以情绪愉悦、心理趣味和精神遨游为内涵的审美效应。当观赏者面对画面介入想象，加深了对丑的理解和认识并激发起强烈的感情和愿望时，美的感受亦即存在于斯。正是也只是从这种意义上，罗丹肯定着“常有这样的事：在自然中越是丑的，在艺术中越是美”。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审丑”理应成为艺术的题中之义。因为“审丑”如果不是一种个别的、仅仅属于生理的癖性，它本来就是“审美”的一种途径，一种审美效应的曲径通幽，一种二而一的殊途同归。这并不妨碍我们否定时下并不鲜见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消费中的嗜痂成癖，并不妨碍我们否定所有的“自然丑”都能进入艺术而生发审美效应。
完成“丑”向着“美”的转化需要条件自然毋庸置疑。问题是艺术家化“丑”为“美”的那根“魔杖”，于何处点穴以及何以点穴就很难一言蔽之地划一定论。悟其大端，恐怕还得回到罗丹那里，他说过，有“‘性格’的作品，才算是美的”。他的那座根据维龙的诗《美丽的欧米哀尔》塑成的《欧米哀尔》坐像，所以能引发一种强度的悲哀，无疑在于特征化了的“性格”：无可奈何的青春失落，无能为力的躯体颓败，无可追寻的往昔活力——一个难以泯灭的繁华之梦与趋于灭亡的坚硬现实撞击中的痛苦的灵魂之光。
罗丹对“性格”的强调，他把突出的“性格”和高度的“真实”一体化地相提并论，分明扣合着艺术的原则并潜在了一种艺术的倡导，倡导坚决而直率的观察，倡导切入和穿透事物所蕴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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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故都子民》（长篇小说）
作者刘一达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３月出版
这是一部京味小说。
作品以老北京玉器行花儿市为背景，以流落民间的国宝“乾隆玉碗”为主线，较真实地再现了旧北京的社会风貌和老北京人的生存状态。小说人物众多，从清朝遗老到磨玉艺人，从老古玩商到引车卖浆者，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主要人物都有血有肉，个性鲜明，如精明奸诈的“老家雀儿”宗二爷，飞扬跋扈、巧取豪夺的金五爷，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杜五爷，正直善良的宗家琦，等等。作者倾注热情歌颂了老北京平民阶层所特有的质朴善良、坚韧不屈的品质和正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无情地鞭挞了腐朽的恶势力，较深刻地揭露了明争暗斗、逐利忘义的古玩商扭曲的人性。小说情节复杂，富有传奇色彩，其中杜五爷“血溅玉碗”一节十分壮烈，令人动容，让我们看到了旧京城艺人的悲惨命运；而宗家琦和巧云的凄惋动人的爱情，不知不觉把我们带到了古典小说《碾玉观音》的意境中去。
这部小说犹如一幅古城风情画，它不仅讲述了北京特有的地方风物、人文景观和历史掌故，还对国粹文化进行了详尽的展示，加之作者叙述语言的京腔京韵，使我们走进了一个久远的历史时空。
（巴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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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涌文艺理论新著座谈会在京举行
陈涌同志理论文集《在新时期面前》出版后，引起文艺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近日，《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召开座谈会。贺敬之、林默涵、姚雪垠、魏巍等首都文艺界人士近五十人出席。与会者认为，陈涌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为推进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积极探索，奋斗不止，表现了一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一代文艺家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忠诚。陈涌的理论探索活动，始终与不断前进、发展的文艺创作实践相结合，因而，他的理论和评论既坚持原则，又富于创造性。与会者还对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探讨，座谈会充满了平等讨论的学术气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闻小说研讨会举行
由《文艺报》文学部和《春风》文学半月刊共同主办的“新闻小说研讨会”日前在长白山林区举行。“新闻小说”近年来在我国文坛兴起，作家选取既有新闻性又有文学性的题材进行深入开掘，表现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评论家们对这种新文体及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孙玉良赵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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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在北京》讨论会召开
解放军文艺社近日召开报告文学《爱在北京》（时宁、原辉）的讨论会。作品主人公是被誉为“京城活雷锋”的孙茂芳，与会者对报告文学散点透视地写主人公的业绩，弘扬正气呼唤真情的精神进行了赞扬。
（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