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扶持和发展高雅文化
刘斯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面对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变革，文化和文艺怎么办？这个问题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精神生产总是随着物质生产改造而改造，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归根结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过去，我们的文化艺术一度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无论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还是它们的传播——包括创作、排练、演出、出版，以及经费的来源，机构的设置，人员的进出，基本上都被纳入国家的计划之中，这种做法实行多年，大家都已经习惯，视为正常。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这种情况正发生着越来越明显的改变。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就是：过去一直占主导地位，拥有大量读者和观众的那些文化艺术品类，开始出现萎缩并有日趋消沉之势；相反，通俗小说、流行歌曲、娱乐型报刊、实用类书籍等“俗文化”却迅速勃兴，大行其道；不少文艺团体经济拮据，生存困难；文人“下海”，艺人“走穴”，一时成风。此外，还有宣扬腐朽思想的文化垃圾也沉渣泛起，从而出现了一种同过去很不相同的五光十色，混乱失序，鱼龙混杂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社会上特别是文化界褒褒贬贬，是是非非，议论不少。到底应当怎么看？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然是一场深刻的变革，那就意味着它必然要有力地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许多东西，其中也包括文化、文艺原来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文化、文艺，其原有的体制和格局受到冲击，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变异和失序是难免的，而且是正常的。因为不这样，新的体制和格局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问题在于，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不应放任自流，无所作为；而应该在承认它的必然性的同时，从文化、文艺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及其发展规律出发，按照“提倡的、允许的、反对的”原则，积极加强领导和管理，对于该扶持的给予有力的扶持，对于“允许的”要善于引导，使之提高；对于“反对的”坚决予以禁止和取缔。而当我们对“高雅文化”实行政策倾斜的时候，也要积极推动它们进行改革，包括体制改革和创作思想、艺术形式的改革，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是鼓励它们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总而言之，文化、文艺的出路，也如其他领域一样，在于深化改革。
党中央一再强调“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其实是为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指明了根本的方向。事实上，近年来所谓严肃文艺的处境大都比较困难。许多作品写出来没有人看，出书卖不出去，演出观众反应冷淡，拍出的电影和电视剧收视率不高。有人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低层次文化的冲击，以及可供选择的品类太多，传播媒介对读者的引导不够。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恐怕都不是根本原因。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读者并不见得一概地疏离严肃文艺，像这些年广东省拍摄的电视剧《公关小姐》、《商界》、《外来妹》、《情满珠江》，话剧《情结》，电影《雅马哈鱼档》、《伏虎铁鹰》等等，大致都可以归入严肃文艺一类，但是，却受到广东乃至全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最近的《情满珠江》，观众收视率很高。就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这些作品与其他严肃文艺相比，是不是就真的高出那么多？恐怕不见得。但其观众效应的反差却是如此之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向观众展示了一种新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生活进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想观念，一种实现美好理想的行动模式。而这一点，却恰恰是当前许多所谓严肃作品所缺乏的。
应当说，作家艺术家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创作，是值得称道的；其作品如果能在某一侧面真实地反映了生活，也自有其不容否定的价值。但是，当前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情形：在文艺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评论家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认为只有表现落后、愚昧、苦难、绝望的作品才算是有份量，有深度，才有价值。要不然，就是盲目地摹仿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去弄那些强调绝对自我表现的抽象文艺。如果说，在拨乱反正的初期，那一类揭示苦难的作品由于适应了群众宣泄对十年动乱积愤的需要，因而一度产生过轰动效应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我们的人民群众已经再也不满足于对落后和愚昧进行消极的揭露和控诉，他们要走向新生活，赢得新生活。他们所期待于文艺的，是给予他们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是启示他们如何面对生活的矛盾，迎接现实的挑战，去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文艺想要重新获得读者和观众，就应当好好研究一下：我们今天的人民群众需要什么？他们期望从文艺中得到什么？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的基本取向和批评标准，从而构成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文艺只有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从历史前进的总趋势来看，还是从文化、文艺生存发展的需要来看，都已经到了必须正视这一点，并且坚定地迈出步子去的时候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应当发挥地理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广东，这些年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走在前头，而且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方面也应走在前头。广东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已经越来越痛感到，再沿袭与当代中国社会进程脱节的那一套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他们不仅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没有那样的创作激情，而且也是没有读者，没有观众的。他们希望有一种新的批评标准为他们撑腰鼓劲。我们应当支持他们，鼓励他们。可以使我们的文艺创作获得一个明确的努力目标，从而以鲜明的特色和崭新的风貌，为促进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根深才能叶茂
崔光祖
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鼓励创作内容健康向上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这是一项光荣而严峻的历史使命，全体文艺工作者自当认真执行，并圆满地完成它。但是，要完成这一任务，还必须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准备诸许必不可少的前提性条件。从当前情况看，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认真解决好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的问题。
深入生活问题，对我们当前的创作，乃至对我们整个文艺事业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不是一个老问题，而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采取切实的措施，实现有效的对应。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少应当达到以下三点共识：
一、我们应当认识到，文艺创作对生活实践的依赖性是不容否定的和无可替代的，它们是“物”与“识”、“源”与“流”、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与创作中，不同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却常常容易产生分歧和拉开差距，以至于时时有人陷入头足颠倒的哲学泥淖之中，糊里糊涂地将创作引入了歧途：要么面壁冥想，胡编滥造；要么笔头枯涩，干脆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要么把严肃的铭世载道的文艺创作降格为耍魔术，玩技巧，一味以意为之，纯乎“表现自我”。
二、生活永远像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它是不断地流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前进的。在这个“变”和“进”的过程中，随时都有新的“象”和新的“质”产生出来，文艺创作是以反映生活和抒写人生为己任的，它既然要为此而撷取这些新的“象”和新的“质”，创作主体本身就必须不断地体验生活和认识生活。这也就是说，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是不能搞一次完成论的，不能一劳永逸，不能吃老本。只有不断地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分析生活、认识生活，才能不断地从生活中获取新颖、生动、有价值、有意义的素材和题材，也才能不断地写出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充分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来。
三、生活所赋予挚爱它的作家、艺术家的，决不仅仅是创作的题材和素材，而是全方位地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全方位地强化作家、艺术家的智能结构和人格力量，全方位地升华作家、艺术家的道德品位和情操气韵，全方位地净化作家、艺术家的精神境界和心灵世界，全方位地丰富作家、艺术家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全方位地淬炼作家、艺术家的知解能力和内蕴气质。显然，真诚地、不断地深入生活，不仅是铸成好作品的关键环节，而且也是造就大作家、大艺术家的根本所在。因为光靠玩弄技巧，搞唯形式、唯艺术，或者光靠从西方“现代派”作品中摘取一些不无怪异的小把戏唬人，那是终究成不了大气候的。从根本上说，创作的最后较量是作家、艺术家的总体素质和人格的较量，而生活本身，则恰恰就是既能慷慨赋予，又能不断提高作家艺术家们的总体素质和人格品位的最现实、最有力的基石和烘炉。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艺术家们来说，对于属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家、艺术家们来说，那就尤其如此了。
有了正确的认识，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只有这二者都具备了，才可望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实施，也才会出现像柳青写《创业史》、赵树理写《三里湾》、周立波写《山乡巨变》、浩然写《苍生》时那种深入生活的态度和方法。是的，这些作家对生活的态度是真诚的，对深入生活的态度也同样是真诚的。他们把自己融化进火热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同农民、同工人、同村干部一样地扑着身子泥里水里地滚爬，他们把心交给了群众，他们把根深深地扎在了厚厚的泥土里。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创作才是真正的创作，也才算具备了创造“史诗”般的作品的情绪、氛围和条件。
生活培孕作家、艺术家，生活也同样考验作家、艺术家；生活对挚爱它者，每每给予慷慨地赐赋，但对于漠视它者，却又总要报以严肃的惩罚。
在这方面，山西的作家就深有体会。以赵树理、马烽等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在创作上之所以能够取得足以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无限挚爱生活，挚爱群众，把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已经变成了一种高度的、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变成了与生活和创作血肉相连的一个组成部分，乃至于赵树理人在北京，心在潞安；马烽二去北京，都得出了创作离不开家乡沃土的结论。他们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脚下那方热土上了。相比之下，后起的有些作家，对深入生活就不像他们那样具有内在的渴求了，总难以真正深入下去。这些作家当初的创作势头都很好，但渐渐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因为原有的生活积累喷发过几个回合之后，新的生活补充不上来，所以创作的后劲也就很有限了。总靠挖掘童年记忆，总靠知青生活那段真实的体验，显然是难以受用终生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作过认真思索的，确实是经验和教训都有。无论如何，要想真正把创作抓上去，并造就一批有潜力、有后劲的创作队伍，那是非下决心解决好深入生活的问题不可。没有什么“巧”可讨，也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从理论到实践都在告诉我们，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叶茂，才能花红；只有花红，才能果硕。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争鸣角
《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
许建平
１９９０年，赵国栋在《河南大学学报》第２期发表《红楼梦作者新考》一文，认为《红楼梦》作者为曹寅之子曹頫。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２日，赵国栋在《中国青年报》又发表《曹雪芹的真实身分》一文，认为曹雪芹是曹頫之化名，这一观点引起了红学家周汝昌的争鸣和其它一些报刊的讨论。
近来，刘润为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是曹渊，曹雪芹只是删定者。这一新说在红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从而使专家学者对原论不得不重新审视。
１９８８年，杨向奎先生发表《曹雪芹世家》一文，认为：辽阳曹寅与丰润曹鋡两家为五服内功服、缌服亲；《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实以辽阳曹与丰润曹两家为原型。并明确提示：对《红楼梦》作者的研究，如能放眼丰润曹鋡一族，所得或多。
１９９４年１月８日，王家惠在《文艺报》发表了《曹渊即曹颜》一文。文章详细考察了曹渊与曹颜的关系。论证有二：其一，曹寅与曹鈖为情投意合、过从甚密的骨肉兄弟；曹渊与曹颜同辈行，鈖兄弟诸子之名皆排“水”字旁，寅子侄皆排“页”字旁。曹渊字方回，过继曹寅后，改“渊”为“颜”，名虽换，义实同。其二，曹鈖死后，其弟曹鋡于康熙三十五年游吴门，至曹寅任所，寅于《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的组诗中，有“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的诗句。以往红学界对“恭承骨肉惠”一句解释不明，王家惠释为：曹寅“恭承”曹鈖以亲骨肉“惠与”自己。此解是说明丰润曹鈖兄弟将子过继予曹寅的佐证。
刘润为将曹渊与《红楼梦》的始创者联系起来，撰写出《曹渊：〈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一文，与王家惠文发表于同日的《文艺报》上。刘文提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仅是删定者。《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曹渊。
刘文指出这个初创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封建贵族豪华生活的体验；为贵族中的“多余人”；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这些条件唯有曹渊符合。曹渊过继于曹寅，改名颜。他的青少年时期恰好在曹寅家鼎盛时期度过，寅去世，曹家日渐衰落，不久便回归丰润本支。那时其生父曹鈖已去世多年，家境萧条。他经历了两曹家的盛衰，有创作《红楼梦》的生活基础，所以能写出小说中的荣、宁二府。曹渊一生未仕，曹鈖、曹寅皆诗文名家，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中长大，取得全面而深厚的文化修养当不成问题。曹渊的过继直接影响到承袭江宁织造的人选归属问题。以致引起了寅、荃兄弟不和。曹荃明显地排斥外来人曹渊。曹渊一直处于被排挤的地位，成为曹府中的多余人。这也是宝玉所以产生怪异的“女儿论”的根因。曹渊在接连失败后，又回归丰润，真不啻经历了一场人生梦幻。
关于曹雪芹，刘润为指出：曹雪芹出于丰润曹系，因曹霑之名也为“水”旁，故知曹雪芹与曹渊为兄弟行。丰润曹家不久也败落，这个雪芹必定有过与曹渊相近的由贵而贱的生活经历，否则，不会与曹渊产生那么强烈的共鸣。从而重新为曹雪芹其人勾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日，《文艺报》又发表了杜景华的《红学之思考》、张庆善的《“曹渊即曹颜”质疑》及孙玉明的《“曹渊即曹颜”驳议》三篇争鸣文章，对王、刘观点及论据进行驳辩，认为王、刘的观点整个看来史料不充分，有极大的假说性质。
虽然围绕着《红楼梦》作者问题，还有一些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但讨论者们的文章为《红楼梦》作者研究提出了新课题，也必将推进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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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宋诗臆说》
陈玉龙
近读赵齐平教授遗著《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给我两个突出的感觉：一个是新鲜感，一个是亲切感。
书名“臆”说，系作者自谦之词。臆说者，无稽之谈也。但细读全书，并非如此，只觉得格高韵远，理闳义胜。
作者力矫古今宋诗研究中出现的某些浮泛、不切实际的偏向和失误，别具慧眼，坚持己见，不盲从、不迁就、不迷信权威，体大思精，要言不烦。他默默地探索宋诗的源流、师承、发展及其影响，竭力弄清其来龙去脉，挖掘其深厚内涵，从而对宋诗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人们说古道今，只要一提起“汉唐盛世”，就往往情不自禁地歌之颂之，而对两宋文化（内含宋诗）则估计不足。殊不知，宋代文化亦曾璀璨一时，较之汉唐未遑多让。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也认为：两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令人惊叹的。先辈睿智，所言甚是。
唐诗确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容再现，无可攀跻的高峰。宋诗的萌芽、成长与发展自有其历史土壤与文化氛围。它踵唐诗之后，独辟蹊径，以理入诗（哲理诗），自铸新篇，其作用与影响实不容低估。
学贵创新，守旧无功。作者深明此理，浸淫斯学，勇于探索，勤于耕耘，衔华佩实，胜义迭出。真知灼见，发前人之所未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作者采用了这样一种论述方式。即“通过具体诗歌作品来论述与宋代诗歌或某个宋代诗人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自序”），有重点地挑选了１４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及其作品。其中特别对北宋诗坛主帅苏轼和南宋诗坛巨擘陆游着墨尤多，评述精彩。全书洋洋洒洒三十万言，分析细密，引人入胜；这样，不但作者与读者思想共鸣，就连古人和今人之间也仿佛架设了一座桥梁而“思接千载”。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江西举办书评研讨会由江西教育出版社、江西日报《读书》版共同举办的“书评研讨会”日前在南昌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界和新闻界的学者、编辑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就书评的职能、任务，书评工作发展的新态势，报刊宣传如何与书评活动结合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黄友贤）
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向文化事业捐资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成立两周年庆典大会暨向文化部捐赠一百万元仪式近日在京举行。中艺公司始终坚持“以文补文”的经营方针，多次资助文化事业。这次捐赠的一百万元是作为文化艺术事业改革的启动资金，用于推动文化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文一）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成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等二十多个单位共同发起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日前在京成立并举行座谈会。学会由钱中文、吴元迈任负责人，聘季羡林、汝信、蒋孔阳、袁可嘉等先生为顾问。会议讨论了明年研讨会的中心议题：“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外文艺理论”。 （文一）
九四新闻速写研讨会召开全国部分报刊的美术编辑、记者日前会集湖南邵阳，首次以新闻速写为题进行学术研讨。经过深入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新闻速写是运用速写手段进行新闻报道的美术形式，以很强的新闻真实性和艺术性吸引和感染读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韶）
中国现代散文史研讨会举行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研讨会”日前在江苏宜兴举行。与会者就范培松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专著以及现代散文史研究问题进行了讨论。
（文钟）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摘卡
当代视野中的历史文学走向及其艺术反思
吴秀明在《文艺理论与批评》１９９４年第３期以《当代视野中的历史文学走向及其艺术反思》为题撰文指出，我国当代历史文学就其发展走向而言体现为两个方面的变化，即（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历史文学特别是历史小说的创作实践，在兴盛发达的背后存在着明显的雷同化、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大约到了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历史文学作家们开始努力寻找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艺术范式，不仅从题材、主题而且在情节结构、叙事风格、艺术技巧方面都有不少属于自己的拓新。概括而言就是从同一化走向寻找自我；（二）从史的角度看，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历史文学作家大多都追求重在客观再现的实践形态，总体可以纳入客观——写实的叙事模式，其审美特征表现在对具有特殊指称的历史人事的重视上，真实性具有突出的地位。而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历史文学尤其是历史剧创作在审美表现上，由于作家审美意识的觉醒而导致创作上从重再现向审美表现的转化。同时，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也带给人们一些艺术反思，这主要表现在对历史文学创作上的感性与理性、共性与个性、雅与俗等的辩证关系的把握上，这几方面对于当代历史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尤为重要。（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