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人比月光更美丽”
——读胡乔木的自选新诗
沙健孙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论家、史学家，胡乔木在党内外久负盛名；作为诗人，他还只是被为数不多的人所了解。他的诗作不丰，却多属精品。如果仔细品味他的自选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人们将不难论定，他在现代中国诗坛上也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诗言志。诗就是诗人自己。作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斗行列中的一名老战士，胡乔木在诗作中抒发的，是一个革命家的情怀；推动他进行诗创作的，如他自己所说，乃是一种“不能自已的公民激情”。他歌唱自然的壮丽，他尤其歌唱人性的优美，歌唱人的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力。诗选的开篇是以这样两句作结束的：“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这也正是他在诗作中反复吟咏的主题。
人们记得，为了赞美战士的英勇和坚毅，高尔基写过《海燕之歌》，郭沫若写过《雷电颂》。诗人胡乔木则通过讴歌仙鹤的风貌和气度来塑造自己理想中的革命者。他写道：“你娴静，又欣然起舞翩跹，／你沉默，又俄然飞鸣震天。／除了避敌，你行止常闲，／除了孵卵，你直立不蜷。／不猛不怯，你温良而庄严，／不骄不媚，你入世而超然……”如果了解诗人历来认为，一个革命者应当兼具平和、飘逸的学者气度和执著、坚定的战士品格，而他自己，就既是广博的学者，又是热情的战士；那就不难懂得，他为什么如此赞美仙鹤，把它的仪态视为“羽化的人性的模范”了。《仙鹤》没有《海燕之歌》那种磅礴的气势，基调也不如《雷电颂》那么高亢激越，但它所赞美的“羽化的人性”却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更加使人感到亲近。至于松树的风格，那是被古往今来多少人赞美过的，而在《松林》中，诗人把它作为“豪放与恬淡”的“正直者”的象征，仍然赋予了它一种新的意境。他写道：“你的强劲的躯干，宣示着勇士的高贵。／树脂是你的泪水吗？／不，它不簌簌下坠。／它比人的血还浓；正是血，造就人的美。”“也许你招来的顽童，／把你的弱枝伤害，／你还是慈母般相待，／直到他懂得悲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战士的不屈的性格和博大的胸襟，而它的基调，也仍然是刚烈和柔韧、勇武与平和的和谐的共鸣。
诗人的青年时代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度过的。作为这种战斗生活的反映，在他的早期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威武、雄壮的英雄进行曲的旋律：“提起枪我们跨上快马，／迎着暴风雨急奔前线。／我们的呐喊震撼山谷，／我们战斗着不知道疲倦”……“可爱的青春发着亮光，／我们的生命像大船在海上前航。”“让暴风更激烈吧，／浪涌得更高，／战斗的青春才更可骄傲！”晚年，他虽然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人们还是能够从他的诗作中听到同一个旋律的回响。就像在《中国女排之歌》中所写的：“前面是对手，后面是祖国／人生啊，能有几回拚搏。”“拚搏者会输，斗志不消磨／会老，生命仍然是烈火。”不过，与早期诗作相比，这时充盈在他的诗作里的，更多的已经不是进军的号角、战斗的鼓点，而是对于新生活建设的哲理的思考和对于奉献精神的抒情的礼赞了。比如，在《秋叶》这首优美的抒情诗中，诗人歌唱绿叶。绿叶装点着世界，净化着空气；而当秋风起时，它们变出了红黄，落下来，四散飞扬。它们“在乡间人迹稀疏的去处，随雨雪消融，化成了沃土”。在城市的公园和人行道上，它们被清洁工燃成残灰，终于“也投入慈母大地的胸怀，去酿造新绿”。它们就是这样地把自己的所有，都无保留地献出了。这不就是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营造着新生活的那些无名的建设者们的形象吗？
从外表看，胡乔木似乎显得有一点冷峻。其实，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他有着激越的感情和热烈的心肠：“我心跳，当我在铁道旁的野地，看到个衣衫褴褛的老翁，／躬身钻进个破烂的茅棚。／我算计，要我们年青人／不改变这世界，白活着能成？”这种对劳动人民命运的真切同情和关怀，是激发他走上斗争道路的原动力，也是构成他全部生活的主要出发点和支撑点。即使进入暮年，即使身居高位，他也是没有改变这最初的信念的：“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大地的面貌终究改变。／但少年的印象常常再现，／还使我心跳：此时此地，／是否就没有世道像从前？”他的心，仍然不时地为“还有三代人在斗室同居，还有危房禁不住风雨”而“受着煎熬”。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并不是对盛世的装饰，更不是对自我的赞颂。他着力歌唱的，是他挚爱的人民，是那些无名英雄的诚实劳动。他以哲人的眼光，从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看出它们非凡的意义。他怀着深情，向“为所有休息者需要的一切”而“把自己献给了黑夜”的夜班工人、编辑、医务人员、清道夫们表示感谢，向说出并践行了“小车不倒只管推”这个誓言的农村基层党务工作者致以敬礼。他与朝气蓬勃的纺织女工们分享着青春的欢乐。他为失足者的觉醒而兴奋，祝愿他们告别“黑暗的一切招引”……他满心欢喜地意识到，自己就属于那新生活的创造者群，是融合在这个富于生机和活力的群体中的活跃的一员。他写道：“天安门前的人行大道／我曾多少次边走边瞧／投入东来西往的人流／迷入左右前后的说笑”。“我们在一同创造／呼吸 爱抚这沸腾的生活／这血汗的收成这心中的珍宝”。
收入自选集的新诗，大多是８０年代的作品。这时的诗人已是７０以上的高龄了。与一般的老年人一样，他也常常有一种怀旧的情绪，喜欢回顾“过往的生涯”。不过，在他的怀旧诗里，没有那种去日苦多的感伤情调，更没有那种感叹人生无常的出世思想。他是以一种自豪的、欣慰的心情，来回首往事的。他感到：“少年的美梦够多么开怀？／壮年的战斗够多么痛快！／历史的洄流多叫人感慨！／我们多羡慕将来的一代！”他大声地呼喊：“当头的明月给我们作证，／我们的精力还多么旺盛！／天哪，让我们再一次年轻，／把人生的道路再走一程！”固然，岁月无情地流逝了，但我们在人世已经播下希望的种子，“这宝贝，如今正愈长愈壮”；逝去的青春也不可能重新追回，但“桃花谢了，美没有消亡：／多迷人，熟果的色，形，味，香！／母亲的春天的明媚，依旧在／孩子的欢笑蹦跳里回荡。”为革命而献出青春和生命，是值得的。革命者的青春和生命，将会在不朽的事业中得到无限的延长。《虹的传说》所吟咏的，也是同一个主题：为了到达“到处是四季常青的芳草地”，不怕死的勇士一个接一个地在那座神秘而危险的奈何桥上倒下了，倒下的勇士幻作大朵斑斓的鲜花，把桥面铺得宽阔而又牢固，于是更多的人“来到桥头，踏着鲜花，成队地向前走去”，“而鲜花，前驱者的精灵，铺成的桥面，就成了今天连接地和天的虹”。这首美丽的寓言诗，确实是对于革命者的人生哲学所作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为真理而斗争，这是革命者的使命；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他们鄙薄乡愿作风和市侩习气，是很自然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受到人们的尊敬，也难免招致某些人的嫉恨。就像诗人在《歌者》中所说：“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不过，赞誉并没有使他们陶醉，谤议也无法使他们沉默。他们还是“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要畅饮清风，畅沐阳光，／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而这歌者，不也就是诗人自己吗？他确实是不论毁誉，直到临末，仍然在呕心沥血，尽情地歌唱的！
记得罗曼·罗兰曾经说过，只有在译成散文之后仍有诗味的，才称得上是诗。胡乔木的新诗不是浅薄的吟风弄月的作品，它们不落俗套，不过事雕饰，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即使译成散文，也还是富于诗意的。不过，诗又毕竟是诗，不是散文，它不仅要高度地凝练，而且应当有自己独特的格式，鲜明的韵律和节奏。在这方面，胡乔木也是作过一些尝试和探索的。“贞洁的月亮，／吸引着海洋，／热烈的希望，／吸引着心房。／月下了又上，／潮消了又长，／我的心一样，／收缩又舒张……”像这样的作品，读起来，音调很优美，节奏感也很强烈，确实具有浓郁的诗的韵味。他自己说过，他试图运用和提倡一种新格律，其要点是以汉语口语的每两三个字自然地形成一顿，以若干顿为一行，每节按每行顿数的同异形成不同的节奏，加上适当的韵式，形成全诗的格律。这种努力，得到了一些诗人的认同。老诗人罗念生曾给他写信说：“第一辑新诗，情感浓郁，思想深邃，音调铿锵，形式完美。６０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新诗的形式问题，结论见于信中寄上的《格律诗谈》一文。您的诗作完全合乎我所理解的理论。”毫无疑问，这是一位名家所作的严肃的评价，不是流俗的溢美之词。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西方文化经济政策一瞥
康式昭
打开国门，放眼世界，从国外“拿来”对我有用、为我所用的东西，是改革开放国策的要旨。就文化而言，既要学习借鉴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成果，又要研究吸纳国外科学的文化管理经验。这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应地提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化管理模式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模式过渡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外国形成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学习借鉴有益的经验，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有关文化事业的经济政策，以及文化的政治政策，构成了文化政策的两翼，是国家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经济政策的前提，则是区别对待，分类决策。
西方世界的文化，从高品位的典雅文化到低俗的娱乐文化，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到商业化的文化产业，可谓光怪陆离，繁复多样，极其矛盾地错综交织于一个统一体内。从政治的角度说，许多西方国家在创作自由、保障人权的口号下，放任一切腐朽没落的文化垃圾合法存在、自由发展（仅在很少的范围内做一点限制，如影视制品的划分级次等）；从经济对策的角度看，则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区别对待、分散决策、分类管理的原则，而且，大都通过立法的手段使之规范化、法制化。
如何区分？总体上说，大别为三类。一是以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服务全体社会成员的公益型文化事业，如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公立博物馆、文物陈列保护机构、美术馆等。二是代表国家民族文化水准的高雅文化、优秀民族文化，如交响乐、芭蕾舞、古典歌剧等。三是商业化的通俗文化和文化娱乐业，如通俗类文学读物、通俗类音像制品、演出，以及歌厅、舞厅、夜总会等。对于前两类，都由政府给予支持，并引导社会予以资助。对于后者，则完全由市场调控，政府通过税收、治安、法律部门加以管理。如美国就明确地从生产目的上把文化事业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对于后者，给予种种政策上的优惠以资保护。英国干脆把公益型文化和高雅文化视同慈善事业，提倡个人捐助，并实行捐后税。如英国皇家歌剧院扩建，查尔斯王子首捐１０００万英镑作为第一期工程费用，带动了整个捐助活动。
对于文化事业的经济支持，从笔者掌握的情况看，主要是三种方式，或曰三条渠道。
一是政府直接投入。据了解，世界各国对于公益型文化事业，均由政府财政支持，并鼓励社会赞助。这是因为，公益型文化事业从来就是非市场型，不进入文化市场，也不受市场交换规律即价值规律的支配，不以供求关系来决定其兴衰存亡。在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下，对于社会福利事业包括公益文化的资助，是作为社会第二次分配来对待的。即，政府收取了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再以公益的方式平等地返还给全社会。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分配实行的是按资分配原则的话，那么，贯穿在第二次分配中的则是平等的原则，是为缓和社会矛盾、宏观调控社会分配，维护社会稳定，进而巩固政权之所需。因此，西方政府无论政治态度如何不同，施政纲领有何差异，没有一届执政者会违反这个社会二次分配原则，取消对社会福利事业包括公益型文化事业的支持的。如智利前些年军政府时期，文化拨款很少，但公共图书馆与公益文化经费仍有保证。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地方政府提供８２％，州政府提供１３％，联邦政府提供５％（１９８０年资料）。除从税收中循例拨款外，历届总统都要另行拨付专款。
对于高雅文化、优秀的民族文化，各国也都采取保护态度。许多西方国家的这一类型的文化事业单位，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直接投入。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些文化法制健全的国家，已经把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和资助法律化。
第二是政府间接投入。主要是运用税收手段，实行差别税率。在西方国家，对于不同的文化艺术事业（如公益型文化事业和营利性文化产业）、不同的文化艺术门类（如高雅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和商业化的通俗文化艺术）、不同的文化服务（如文化知识，图书资料服务和歌厅酒吧等娱乐文化服务），大都采取不同的对策，严加区别。这种区别除财政拨款外，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上。大体说来，对于营利性的文艺活动（包括通俗类文艺演出）和文化服务（包括文化娱乐业），通常课以重税，而且多半采取累进税制，盈利越多，税率越高；对于非营利性的文艺活动（包括民族的高雅的文艺演出）和文化服务（公共图书馆等公益文化单位提供的服务），则以低税率或减免税予以扶植。其间，有着非常鲜明的政策倾斜，体现着政府的意图。
以美国为例，联邦税法第５０１条规定，部分组织可以享受免纳所得税的待遇。联邦税务局的《免税组织指南》列出了文化方面可予免税的几种组织。并非常明显地突出了对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高雅的严肃艺术、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和支持。按美国有关法律规定，取得免税地位的文艺团体，其宗旨必须是非营利性的，必须以服务社会为目的。收入有盈余，也只能用于事业发展。美国政府对文化艺术团体的直接拨款很少，但通过减免税赋，实施了间接投入。意大利也专门设有五项优惠贷款和减免税政策。另外，阿根廷政府对于民族的高雅的文化也实行减免税，而对高盈利的通俗文化实行高额征税的办法，如对组织摇滚歌星演出的演出商课以重税等等。总的说，实行差别税率是西方国家对文化事业实施区别对待、分散决策、分类管理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对文化事业施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第三是引导和鼓励社会投入。从总体上看，社会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也包含投向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部门两大类。营利性的投资，指兴办以资金增值为目的的生产经营型文化产业，如建影、剧院，游艺、娱乐设施，以及开办歌舞厅等；政府的对策前边已经谈到。非营利性的投入，则大体包括自办公益型文化和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高雅文化、优秀民族文化，或者捐资赞助扶植这两种文化事业。就社会分配的角度说，这种赞助社会福利事业包括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属于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即，公民法人将第一次分配所得，自主用于服务社会的福利性、救助性、公益性等等方面，贯穿其中的原则，是自愿的原则。
西方国家的公益型和高雅文化民族文化等非营利文化单位，其经费来源渠道大体有三：自身收入，政府拨款，社会赞助。三者的比例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西欧、北欧国家，政府拨款占的比重大些，美国等政府拨款占的比重小些。
社会赞助文化事业，通常采用两种形式：建立各种类型的文化基金会和对文化单位、文化活动的直接捐赠。在北美、南美、西欧、北欧、日本等国，各式基金会非常多。如芬兰这个只有５００万人口的小国，１９７６年统计，登记注册的文化类基金会多达１６３０个，这些非营利性的基金会，往往享有免税优待。向这些基金会捐赠遗产，通常也可免征遗产税。许多国家还规定，为支持非营利性的文化事业，捐赠者自身，也能够得到相应优惠待遇。凡是向经过这个委员会批准的文化单位和文化项目捐款，捐赠者可以核减相当于捐赠款５０％的税金。这也明确地载入了国家税法。
总之，通过经济上的税收手段，并辅之以社会舆论手段，造成支持和资助公益文化事业和民族的高雅的艺术事业光荣体面的舆论环境，西方国家有效地调控了社会赞助文化事业的导向。学习借鉴西方科学管理的经验，我看，引导社会向文化事业投入，把握文化赞助的导向，并规范化、法律化，也应算作重要的一条。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情透纸背感人肺腑
——读《宝岛在我心中》
·欧阳忠·
前不久，北京举行过“宝岛在我心中”征文的颁奖仪式，眼下，我便有幸读到显示这次征文成果的优秀征文集《宝岛在我心中》（华艺出版社出版）一书。
由全国台联和《瞭望》周刊联合举办的“黄河杯——宝岛在我心中”征文，历时一年，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华人作者的大量来稿。集子中的５０余篇文章，绝大部分都是获奖的优秀作品。这数十篇佳构，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更有着“寻根”的思想内涵。尽管征文题材不同，表现手法各异，但却一致表达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宝岛永远在我们心中；两岸同胞和全球华人团结起来，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而奋斗！
散文崇尚真实与朴实。因此，当我读到集子中全国台联会长张克辉写的《隔岸焚香哭母亲》，北京清华大学教授钱易写的《难忘的经历，浓郁的亲情》，以及铁道部武昌车辆工厂子弟中学教师汪栗写的《四十年织就的一件毛衣》等文章的时候，便不能不被这些文章讲述的两岸亲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和充满在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所深深感动。
只因为台湾当局设置的人为障碍，１９９２年初，张克辉先生的母亲在台逝世，作为长子的他虽经多方努力，仍不能赴台奔丧，只能“隔岸焚香哭母亲”。多么揪心的人间悲剧！
第一位赴台探亲的钱易女士，在台湾和暌违了４０年之久的父亲、“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仅仅团聚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来自当时台湾当局的压力而被迫提前离台，哪知这一别竟成了与父亲的永别。多么痛苦的骨肉分离！
汪栗先生的《四十年织就的一件毛衣》，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这篇文章以“毛衣”为线索，用平实的白描手法，讲述了母子分别４０年之后在老家湖北应城相聚的一段故事。建国前夕，母亲为儿子编织一件毛衣，由于历史的不幸，经过整整４０年，这件毛衣，才最后在台湾织就带回来穿在儿子身上。这其间，该织进了多少痛苦与思念！难怪当汪栗先生的母亲亲自把这件毛衣穿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忍不住眼泪直往外涌！”读到这里，我也不禁潸然泪下。人们经常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读汪栗先生的《四十年织就的一件毛衣》，使我更深刻地悟出了这句歌词的真正含义。
《宝岛在我心中》一书里的许多文章，都堪称是饱蘸血泪的文字。全书洋溢着两岸同胞间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友情。读后，不能不使你更加热爱祖国的宝岛台湾，从而决心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兴盛积极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评论
△由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主办的“严阵煤矿题材报告文学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严阵在６０年代就写出长诗《中国矿工颂》。８０年代后期，他深入到矿井访问创作了《今天，谁最美丽》报告文学集。与会者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刘）
△由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华人文化研究所联合举行的“梁凤仪财经小说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会议就梁凤仪小说中的回归情、爱国心，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小说的艺术品位和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文一）
△由《诗探索》编辑部主办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于５月６日至９日在华北水乡白洋淀举行。诸多诗人、作家、评论家、诗歌研究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刘林）
△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布老虎丛书》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两部散文，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为此《文学自由谈》编辑部、春风文艺出版社近日召开研讨会。就当前严肃文学的出路、图书出版的创意、运作等进行了讨论。
（北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