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体育)
专栏：
顽强拚搏再创辉煌
天津运动员孙长亭
小的时候，我酷爱足球运动，梦想着有朝一日踢进国家队。１９８２年，我加入南京部队足球队，成为一名军人运动员，随队在全国比赛中得到过两次全国冠军。１９８４年，我在全国比赛中获得最佳射手称号，这样被中国青年足球队看中，我特别高兴。恰在这时，我们部队接到了上前线作战的命令。
在自己的梦想和保卫国家这两种选择面前，１６岁的我首先想到自己是个军人，保卫国家是军人的天职，这样我来到了老山前线。我参加了四次战斗，最后一次是进攻１４０高地。
战役打响后，尖刀班首先冲了上去，快接近主峰了，这时出现了敌人的火力点，６名战士倒在了血泊中，只剩下我和另外一名战士。我对战友说：“你掩护我一下。”说完就绑好四颗手榴弹，利用三个鱼跃头顶球的动作，接近了敌人的火力点，点燃了导火索，炸毁了部队前进道路的障碍，冲上了主峰。就在我准备再次发起进攻的时候，踩响了地雷，“轰”的一声我被炸了起来。
等我清醒过来，才发现我的左腿下边已经没有了，血忽忽地往外涌，全身剧烈疼痛。这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完了，我再也不能踢足球了。求生的欲望支撑着我艰难地往回爬，爬了大约４０米，右腿又被敌人毁灭性的炮弹炸了三个洞，两条腿不断地往外流血，实在太疼了。为了不让自己晕过去，我咬碎了三颗钮扣咽下去，爬了一生当中记忆最深的，也是最艰难的１００多米。爬到了连指挥所，我就晕了过去。
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下午。我迫不及待地掀开了被子一看，左小腿已经被截掉，右腿打满了绷带，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惨痛的时刻。
我想我完了，我想到了自杀。知道我负伤后，我的妈妈、哥哥、姐姐都从天津赶来看我，部队的首长和战友也都来到了医院，医生护士尽心竭力地照顾着我，亲情、友情和人间的温情重新鼓起了我生活的勇气。
１９８６年８月我回到了家乡天津。南开区体委主任孙宝权同志对我说：“长亭，你是从这走的，还回到这来吧。你不是跟我说过，想从事残疾人体育事业吗？你可以半天工作，半天训练。”我特别感动，回到了体委。
我的腿在前线手术不过关，一直在流脓，过一段时间还要准备进行截肢手术。每次大运动量训练后，把假肢拿下来，就倒出好多血。有一次我穿着跑鞋练习跳远，腾空飞起往下落时，由于假腿不好控制，跑鞋的钉子扎进了好腿里面，扎出好几个洞，血一下子窜了出来。教练说赶紧上医院，我说不用，自己用沙子把血窟窿堵上了，然后还接着练。有一次在训练中，我正练习百米，突然假肢断了，惯性一下子把我甩了出去，半边脸也在煤灰渣的跑道上抢破了。１９８７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百米预赛时，发令员刚喊：各就各位，预备……我的假肢掉了，那时我想难道国产假肢就这么不过关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生产出世界一流水平的假肢？从那时起我就萌发了办假肢公司的想法。
第二届残运会上我拿了４枚金牌，破了两项世界纪录。之后１９８８年参加了在汉城举行的残疾人奥运会，参加了六项比赛，拿到了３枚银牌。汉城奥运会上跑的最艰难的是４×４００米接力。由于大运动量的训练和前边的比赛，我的腿肿得比假肢还粗，是坐着轮椅来到赛场的。为了不影响比赛，我就在赛前先把腿跑木，然后再由两个大夫把我的腿硬塞进假肢里，疼得我出了一身的汗，两个大夫掉了泪。代表团团长实在看不下去，就劝说我不要比了。我说：“我绝不能给中国人抹黑，一定不在我这棒让人追过去”。我当时要了一枚国徽别在胸前，用最大的力气跑完了这４００米，就晕倒在赛场上了。这个项目我们国家拿到了银牌。
１９９２年，我来到巴塞罗那，参加第九届残疾人奥运会。标枪赛场上站在高大强壮的欧美选手之间，我整个成了小孩。他们最矮的是１．８５米，我的身高只有１．７０米，他们报名的成绩都在４８米以上，我的报名成绩只有４２米。入场后，我也很紧张，腿直打哆嗦。我是第一个投掷，特意选了一支中国造的标枪，开始助跑，加速，提前６米就用力把标枪投了出去。急停时我的支撑腿是假腿吃不住劲，为了让自己停住，我就用好腿绊住假腿，把自己摔到了地上。当时惯性非常大，整个人向前窜，眼看着要出界，人就整个倒立起来了。裁判就蹲在那看着，只要你过界一点，马上就举小红旗宣布成绩无效。我用手死死扣住界线边上，硬是把自己停在了界线里面，腰也扭伤了，就差１厘米。这一投的成绩是４９．０２米，打破了原来４８．４８的世界纪录。第二投平了世界纪录，第三投投出了５２．２６米，再破世界纪录。这时只听全场都在回响着一个声音：长亭——孙、长亭——孙。我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
１９９０年我正式创办了长亭假肢公司，引进德国的先进技术，生产出了世界一流的假肢。残疾人在正常的人群里生活特别不容易，我要用自己生产的假肢让他们好好地站起来，重新回归于社会，回归健康。让他们能够在世界赛场上平等地参与和竞争。
作为我来讲，长亭假肢公司是人生另一块金牌，为残疾人服务好，是我毕生的宗旨。我相信，通过我的拚搏和毅力，我一定能拿下这块金牌。
第11版(体育)
专栏：
国旗——在我心中升起
北京运动员平雅丽
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怀上我的妈妈身染重病，母亲过度的用药注定了我出生之后，黑暗将陪伴我一生。
五岁以前我几乎是在医院里长大的，病历随着我的身高增长。六岁时我做了手术，这才有了微弱的视力。世界在别人面前是一片光明，在我面前却是一片朦胧。但我还算是幸福的，因为我有妈妈，妈妈就是我的眼睛。可是，八岁时我妈妈突然患癌症去世了。
不幸的命运，却磨练了我独立生存的意志，使我变得更加坚强。上小学时一次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发现我适合练短跑，就加强了对我的训练。
１９８２年我被选入中国伤残体育代表团参加第三届远南伤残人运动会。赛前两个月的集训使我终生难忘。
每天天还没亮，教练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下楼就开始跑，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怎么也到不了头。原来我脚下是工人体育场的圆形跑道，怪不得没有终点！
进集训队三个星期后，教练开始给我加大运动量，每次训练要跑六个３００米，规定３００米不许超过５５秒，超过即罚，而且每次跑完之后的间隔休息时间只有三分钟。可真把我给治苦了，这才明白集训可不是上体育课。有一次我跑完第四个３００米后实在跑不动了，坐在地上耍赖不起来。教练集合全体集训队员，排队站在烈日下，对大家讲：“平雅丽今天不完成训练任务，大家中午谁也别想吃饭。”我不忍心连累大家，含着泪跑完了后两个３００米及加罚的三个８００米，然后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教练风趣地说：“看来平雅丽还有潜力，跑完了还有劲坐着哭嘛！”别的运动员被逗乐了，可我却越哭越想哭。那段时间里，我腿痛得下楼时都只好倒着下。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３日，在香港新界体育场第三届远南伤残人运动会开幕式上，当五星红旗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在耳边缭绕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运动员的自豪。我下决心要拚出好成绩。我参加４００米跑的比赛，发令枪响后，我拚命往前跑。前３００米我冲在前面，观众一片欢呼，似乎金牌非我莫属。在接近终点将近５０米的时候，由于自己的无氧代谢能力差，速度慢下来，两名外国运动员超过了我，最后我仅拿到了铜牌。
跑百米时，我们没有带起跑器，起跑时就吃了亏。但我和另外两名运动员几乎同时冲过终点。经过放录像核实，新西兰运动员先于我撞线，我得到了银牌。我懊恼极了。发奖仪式上，未等宣布，我一步登上冠军领奖台。一位先生用英语客气地把我请到亚军的位置上。我朦胧地望着个子比我高、站得更比我高的新西兰运动员，心中很不服气，更生自己的气：“平时训练再加把劲，今天升起的就是中国的国旗。走着瞧吧，下次我非得站在最高处！”
回国后，运动队解散，我又回厂上班，下班后仍坚持训练。这一时间的训练全凭自觉。下班后我常沿着渠边公路跑步到盲校训练。有一次我跑着跑着，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位站在领奖台上的新西兰运动员模糊的身影，不由得加快了速度。只听到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接着就是司机的责骂：“你瞎了啊？今晚不想吃饭了？”我惊魂未定，赶紧向司机道歉。车开走了，我却一屁股坐在路边，我满腹委屈，欲哭无泪，真想把自己所受的责骂和委屈向和我一同训练的残疾朋友诉说一番。但又一想：我们残疾人哪一个没有受过屈辱和磨难，谁没有自己的辛酸呢？我不能乞求别人的同情，只有靠自强不息来证实自己的价值。
鉴于盲校训练场地条件，教练让我开始练习跳远。教练对我说：“跳远出成绩更难，因为一个盲人助跑、踏跳必须准确，稍有失误，几年训练的辛苦便会付诸东流。”我便开始在跳远上下功夫。
训练场地上的沙坑周围原来满是蒿草，只有一条３０米长的黄土跑道。我每天都是顺着黄土跑道数够步数，然后助跑、起跳。有一天，不知是谁割掉了沙坑周围的蒿草，当我一如既往地助跑、起跳时，却重重地摔在硬地上，半天也没爬起来。直到今天，那次摔伤留下的腰疼仍然没有痊愈。
１９８４年６月３日，我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伤残人奥运会。我报名参加的项目是跳远和百米跑。当时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紧张得连鞋带都系不上了，我的教练过来帮忙才给我系上。
跳远决赛时我被安排在最后跳。前两名外国运动员跳完后教练悄悄地对我说：“她俩的成绩都不如你，你一定要沉住气，好好发挥。”我当时想起那位站得比我高的新西兰运动员，想起沙坑外狠狠的一摔，心里说：今天就是摔死我，也得比她们跳得更远。我憋足了积蓄几年的劲儿，拚命地完成了一跳。当教练对我说：“平雅丽，你获得了本次奥运会女子跳远金牌。”我高兴得一下子蹦了起来。这是我们中国在伤残人奥运史上夺得的第一枚金牌，比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零”的突破还早一个月。
发奖时，奥运会会歌奏起，我心中万分感慨。我这几年辛苦的汗水没有白流，我终于做到了身残志坚。我问教练：“国旗升起来了吗？”教练说：“升起来了。”是的，国旗升起来了，在我心中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