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认真调动农民积极性
杨汝岱
农民的积极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利益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对农业不可谓不重视,全党抓农业,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业第一线,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为什么农业总是上不去?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去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体制严重地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农村实行改革,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等政策,使农村得到休养生息,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增长,到1984年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一阶段改革对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主要表现在调动了生产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也使多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成果充分发挥了作用。
近年来,我国农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农村基本稳定,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但在好的形势下,也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这就是农民比较利益下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根据农业部门的统计,扣除物价因素,1980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为15.1%,1985年至1988年,年均增长率为5%,1989年至1992年,年均增长率为2%。很明显,农民收入增长以1984年为转折,此前增长较快,此后便逐年下降。再从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较中看,随着农民收入的升降,城乡差别也由一度缩小到逐步扩大:1978年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比为1∶2.4,1980年为1∶2.3,1984年为1∶1.7,但好景不长,此后开始拉大,1990年扩大为1∶2.2,1992年回升到1∶2.33,超过了1980年,1993年达到1∶2.53。
这些年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减慢的主要原因何在?一是农民负担逐年加重,1993年才开始清理整顿农民负担问题,虽然已见成效,但受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根治;二是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推进,物价逐步放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整个物价上涨过猛,大大超过了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的涨幅,使一度缩小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又不断拉大,仅1989年到1991年,剪刀差共扩大了16.5%,其中1990年和1991年,分别比上年扩大了6.6%、5.1%。1992年又比1991年扩大了3.2%。剪刀差的拉大,使农产品成本提高,农民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的能力下降。去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比上年涨了14.1%,而市场的销售额却减少了7.8%。三是农业投入减少,1978年国家计划内对农业投入占总投入的10.69%,1984年锐减至6.21%。在1993年的投资结构中,农业投资由上年的2.8%降到2.2%。
以上这几个与农业和整个经济发展要求逆向变动的趋势表明,农民在改革初始几年得到的好处在逐渐失去,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这是近年来农业粮棉形势严峻、农村出现不稳定苗头的深层原因。
小平同志告诫我们,“90年代经济如果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这应是我们经济工作中常鸣的警钟。党中央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摆到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两次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我们一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过硬措施来贯彻落实。
从我国国情出发,在指导思想上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在我国,11亿人口中80%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就不会有中国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会有中国的稳定,这是中国国情的显著特征之一。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党的工作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首位,这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总结和基本方针。改革涉及到利益调整,要使每一项措施出台都使人人受益这是很难的。但应有一个原则,就是无论如何不要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具体来说,绝不要以牺牲8亿多农民的共同利益为代价,8亿多农民任何时候都是考虑问题、权衡轻重、作出决策的大头。这既是发展和稳定的需要,也是由我们党的宗旨所决定的。
二是正确处理增加农民收入与满足社会对农副产品需求的关系,着眼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这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两个目的。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农民在为社会提供农副产品的同时获取相应的收入和补偿。但是在市场经济不健全、城乡差别和工农价格剪刀差较大的情况下,两者可能出现不一致。如果片面强调部分消费者的情绪和要求而忽视广大生产者的收入,过低抑制农副产品价格,就会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使农副产品特别是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供给更紧张,形成恶性循环。应该看到,8亿多农民的农村是我国最大的市场。广大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就会大大提高对工业品的购买力,从而促进二、三产业的较大发展。反之,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不上来,农村这个大市场就打不开,工业发展的路子会越走越窄。当前一些国有企业困难重重,生活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卖不出去,这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希望在农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生产劳动者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调动、保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是从根本上保护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坚持这个思想,就是坚持生产力这一根本标准。
三是正确处理好粮棉主产区与粮棉销售区的关系,着眼于保护粮棉主产区的积极性。一般说来,粮棉主产区主要是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欠发达地区,粮棉销区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例如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其经济重心是二、三产业。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不仅受市场风险制约,而且受自然条件和自然灾害风险的制约较大,生产和更新的周期长,这使农业这个生物性生产的效益远远低于二、三产业,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弱势。所以,农业比重越大的地区,往往是越不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产粮大县,情况就更为严重。这些县对国家贡献越大,自己越穷。国际上许多国家不是对农产品抑价,而是搞最低保护价,对低于支持价格的部分给予补贴。日本不仅实行购销倒挂,而且按工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来确定种粮劳动力的成本,再加上收入补贴来确定粮食的价格,使农业收入与工业收入水平相适应。鉴于我国农业的特殊性,国家必须实行对粮棉产区的保护政策和销区对产区的补偿政策,扭转那种产粮越多,农民收入越低和粮食越丰收、地方财政金融越困难的局面。
稳定农业保护政策,扼制住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的趋势
最要紧的是要做到五条:
一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措施,认真检查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制止和警惕各种变相摊派和转嫁负担的行为。
二是坚持和完善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粮棉政策。政府要根据市场情况、农业成本和一定利润,制定合理的粮棉收购价格,使粮食棉花生产的比较效益有所提高,工农剪刀差拉大的趋势得到扼制。实行市场经济,粮价波动不可避免。就目前来讲,是整个物价上涨推动了粮价,而不是粮价影响了整个物价。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不能再依靠行政手段把粮价限制死,而应采取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办法,通过建立粮食储备体系、风险调节基金制度、粮食保护价制度和在各级政府管理下的粮食批发市场等来进行调控。
三是集中力量扶持粮棉主产区发展经济。对已经确定的商品粮大县和优质棉大县,国家要坚持积极扶持,在投入政策上适当倾斜。要认真克服产粮区因产粮效益低和收购储存而资金占压多、粮食亏损多、挂帐多的问题,保护粮食收购资金,国家承担粮食经营费用。要规范粮棉产区与销区的利益关系,明确销区对产区的补偿政策和义务。
四是采取得力措施,像前一段抑制粮价那样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控制在主要农副产品的涨幅之下。一方面可以对农用物资实行最高限价,一方面要从政策、资金上支持农用工业的发展,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的管理,保证农业生产在化肥、农药和薄膜等方面的基本需要,并使之能按时到位,不误农时。总之,一定要扼制住工农剪刀差的继续拉大,使农业生产的增长与农民收入的提高相适应。
五是千方百计扭转国家对农业投入比重减少的趋势,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将农业投入比重恢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水平。要加强对农业科教、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业资源开发、扶贫开发、农用工业等方面的投入,特别要加强对粮棉大县和经济不发达的农业主产区的扶持,以减轻这些地方的经济压力,增强这些地方自我发展的能力,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


第5版(理论)
专栏:

  调动职工积极性要有切实的措施
陈传柏
市场是企业发展的外部动力,职工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是企业活力的源泉。要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除了企业自身要全方位地走向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企业发展的外部动力外,更要眼睛向内,通过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以激发起企业改革与发展所需要的强大内在活力。那么,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呢?
从我们云南昆明卷烟厂的实践看,要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主要应当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主体是职工”的观念,进而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活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依靠职工群众,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的思想。二是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实践中,要通过建立科学机制,采取正确措施,来全方位、多层面地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使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具体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上述这两个方面问题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解决,不可能有自觉的行动;没有具体的落实措施,所谓的明确思想认识也是空的。近年来,云南昆明卷烟厂在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以后,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抓好落实:
第一,建立权责分明、分工合作的企业领导管理体制,大力调动全体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既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决策者,又是企业职工中的普通一员,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时必须首先考虑怎样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问题。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核心是要解决好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就企业领导班子来说,就是要在坚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前提下,着力解决好各成员之间的分工负责问题。我们明确规定:凡是职权范围内的事,只要按领导班子集体确定的原则去干,就无需向厂长请示汇报;如果是职权范围之外的事,只要是对企业发展有利的,遇到紧急情况时就可以先干了再请示,出了问题由主管领导承担责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领导班子的成员有职有权有责,权责分明,使大家能放开手脚,集中精力干工作。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搞分工即分家的分散主义,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各行其是、各搞一套,从而使集体决策无法有效实施;二是放手不放权,什么事都是厂长自己“事必躬亲”,从而束缚领导班子成员的手脚,抑制积极性的发挥。
第二,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改善职工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努力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作为企业主体的职工,最基本的是那些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工人,他们的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活力和效益。因此,一定要把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性的工作放在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位置抓紧抓好。
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要应当抓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认真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全面落实职工参与管理的民主权利,尊重职代会的地位与权利,把厂长的经营管理权威同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在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要把企业领导的决策思路及时告诉职工,发动职工提出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或补充;另一方面,要把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成就和问题及时向职工报告,使职工群众及时了解企业生产形势、市场销售形势和改革形势,增强全体职工的责任感、危机感和使命感。从而,使广大职工真正视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为己任,从根本上关心企业的前途和命运。二是要努力改善企业的生产环境,实现安全生产、文明生产。重视改善企业的生产环境,既体现了对职工群众人格的尊重、职工主人翁地位的尊重,又可以通过使职工群众在文明安全的环境下工作能很好地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进而使企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三是要切实关心职工的生活,在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逐步增加职工收入,以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这一重要措施,能促使职工认清企业的改革发展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像关心切身利益那样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而树立起“我靠企业生存,企业靠我振兴”的观念,为企业的不断发展提供巨大动力。为此,必须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奖勤罚懒的原则,对技术好、工作态度认真的职工和长年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职工给予必要的倾斜,鼓励人们积极上进、勤奋工作。
第三,要充分理解、信任和关心广大科技人员,以不断推动企业的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要保持一种强劲的势头,就必须高度重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依靠他们搞好先进设备的使用与管理,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首先要靠理解和信任,在研究企业的重大决策时要主动听取并积极采纳广大科技人员的意见与建议,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交给他们,由他们去组织攻关与落实;同时,要在生活上给予必要的关心,帮助他们解决个人或家庭成员在工作、学习与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以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真正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同企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感到“企业需要我,我更需要企业”,从而把自己的知识、才能与智慧全部奉献给企业。
第四,通过制订切实可行的企业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来增强企业职工的凝聚力,进而为广大职工艰苦奋斗、努力进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昆明卷烟厂近年来的实践证实,一个企业要有凝聚力,职工要有积极性,企业还需要不断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80年代中期,昆明卷烟厂由于种种原因而走入了低谷,广大职工人心涣散,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都难以为继。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奏响了企业发展的“三步曲”:第一步是通过狠抓原料、辅料来保证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使广大职工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希望;第二步是组织研制、开发了新产品“三七”疗效型卷烟,并一举打入日本市场取得成功,这就使企业全体职工看到了企业获得大发展的希望;第三步是相继制订了使企业迈上新台阶、实现腾飞的“七五”计划与“八五”规划,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为实现企业发展目标而努力拚搏的积极性,结果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了连续翻番,产值由1987年的5.7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46亿元。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邓小平改革思想研讨会综述
京斌贤发
在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两周年之际,为更广泛更深入地研讨改革理论,促进改革实践,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等21个单位共同发起的邓小平改革思想研讨会于6月上旬在安徽省贵池市召开。80多位专家学者和企业领导人与会,并提交论文60多篇。现将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科学体系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改革的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的框架,多数同志认为它包括如下内容:(1)改革的提出及其理论与现实依据;(2)改革的性质和意义;(3)改革的方向和衡量标准;(4)改革的对象和任务,这也决定了改革的目标和范围;(5)改革的原则和方法。
也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是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因而对改革思想的阐述也应遵循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加以展开。具体而言就是,循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脉络加以展开。
在阐述邓小平改革思想体系的同时,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这一科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核心。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石的,同时又是以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史作为事实根据的。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具有创造性、革命性、科学性、开放性和系统性等多方面的特征,但根本特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二、关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哲学基础
与会代表认为,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观点与论述,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这不管是在冲破传统僵化思想束缚,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是在此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都充分体现着这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2)以生产力标准为基石的唯物史观。从生产力标准的确立,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明确,再到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界说,既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是在新的情况下运用和发展。(3)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主要表现在:①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发展路子;②抓住主要矛盾,找准改革突破口;③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走了一条渐进的、逐步推开的改革路线,同时也强调不失时机地上一个新台阶;④坚持“两点论”、“两条腿走路”、“两手抓”等。
也有学者从思维特色的角度,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如下的归纳:(1)实事求是,注重实践,讲求实效;(2)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论;(3)从事物的整体出发,全面要求的系统性思维;(4)高瞻远瞩,恢宏广阔的战略思维;(5)独立思考,创新求异的开拓性创造性思维;(6)“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方法等等。
与会同志还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深化农村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5版(理论)
专栏:社科书讯

《书林撷英》出版
由王凤生、杨洪波主编的《书林撷英》一书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对四百余种中外名篇,作了比较客观、全面的介绍和评介。张岱年教授为该书作序,称该书“对于初涉学海的青年学子必有切实的帮助”。


第5版(理论)
专栏:社科书记

《当代世界政治实用百科全书》出版
 由《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组织编写(刘国平、刘庆芳主编)的《当代世界政治实用百科全书》,已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包容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各个领域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全书分十八个栏目,共二百五十余万字。该书的主要特点是融知识性、学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选择最新、实用性最强和最有权威性的资料,使各类读者都能开卷有益。(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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