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加沙：在翘首以待
刘水明
加沙，西临地中海，南与埃及西奈半岛接壤，是一块面积只有３５０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首府加沙市自古就是中东的重要商埠，从纪元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到近代的拿破仑，他们在挥师东征西战中，都曾染指过加沙。７年前，加沙爆发了反对以色列军事占领的起义，从此，加沙便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紧密相连，几乎天天都要被各种新闻媒介提及。如今，加沙是巴勒斯坦人首先实施自治的两个地区之一，更成了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今年５月初，笔者有幸前往加沙采访，目睹了巴勒斯坦警察进驻这一历史性场面。饱尝苦难的加沙人民对和平的殷殷向往，对巴警进驻的热切期待，令我终生难忘。
在加沙，难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１９４８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就有３０多万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来到加沙。目前，加沙地带共有１５座难民营，位于加沙市北部的贾布利亚难民最多，人口密度最大：小小区域内像沙丁鱼一样挤住着１０万人。贾布利亚既是旷日持久的加沙“石块起义”的摇篮，又是“哈马斯”运动最活跃的大本营，因而它的知名度甚高。
５月７日上午，趁巴勒斯坦警察尚未进驻之机，我抽空走访了贾布利亚难民营。难民营生活环境极差，难以名状。那里垃圾遍地，蚊蝇乱飞，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臭味。弯曲而又狭窄的土路两旁，全是低矮破旧的铁皮平房或泥坯草屋，唯独入口处一座围着铁丝网的高楼，可以俯瞰远近所有建筑，一面饰有“蓝色大卫之盾”图案的旗帜插在楼顶上斜垂飘摇，一看便知那是以色列军队的据点。
加沙经济凋敝，失业率高达４１％。在贾布利亚第９街２１０号，几个年轻人坐在一棵伸出院墙的树下闲聊。一位名叫赛义德的青年人对我说，他今年２５岁，曾在师范学院上过两年学，至今找不到工作。他们兄弟７人有５个已结婚，全家３３口人挤在一个小院里。他的哥哥齐亚德有６个孩子，一家８口住在一间１６平方米的房子里。赛义德兄弟７人只有两人有事做，月收入２０００谢克尔（１美元约等于３谢克尔）。加沙商业萧条，供应短缺，物价昂贵，这点钱扣除各种杂税后还要养活这么多人，实属不易。
１４岁的萨雅德和格斯鲁都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令我惊讶的是，他们都是“哈马斯”运动的成员。两个月前，萨雅德的小腿上挨了以色列人的子弹。他卷起裤脚，一颗黄豆大的伤疤还没有完全愈合。格斯鲁的大腿上也有枪伤，弹头至今留在体内。据说贾布利亚难民营，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被关押过的人和受伤者。
贾布利亚难民营虽然派别林立，但并不像外界盛传的那样互不相容。不管是“法塔赫”分子，还是“哈马斯”成员，他们都渴望真正的和平，企盼巴勒斯坦警察尽快进驻，结束被占领状态，恢复合法的民族权利，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按照加沙—杰里科自治执行协议，首批巴勒斯坦警察应于协议签署当天进驻。数十万加沙人民得知这一消息后奔走相告，欣喜万分。许多人搭乘大小巴士，或骑着自行车和毛驴从加沙赶到４５公里外的拉法海关，准备隆重迎接。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了，巴警进驻仍无确切消息。
５月７日上午，从埃及方向开过来一辆盖着帆布的军车，一下子就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外国记者发现。透过随风摆动的椰枣树叶，人们看到几个巴警战士和以色列士兵在交接武器，以军士兵当场将每一支步枪和手枪拆开查验，登记后将它们装到以色列军车上。这是巴警运进加沙的第一批武器。可谓“兵马未动，武器先行”。直到８日黄昏，才有８名巴警军官经拉法进入加沙。
９日，传说有４００名巴警进驻。巴解特地从加沙市汽车公司租来１２辆红色大轿车。来自加沙、汗尤尼斯等地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自发聚集在拉法关外。为防止发生意外，以军加强了拉法海关的戒备，出动数十辆军车巡逻，并派出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中午时分，大轿车向海关方向驶去，人们以为日夜盼望的巴警入关了，为了先睹为快，便举着标语牌，高呼口号，纷纷涌向海关大门。以军在公路上设置了三道临时防线，试图阻止群众靠近，不少人却从农田里绕了过去。这时，以色列士兵开始使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人群，巴勒斯坦人一边后撤，一边投掷石块。枪声响过，只见两辆涂有红新月标志的救护车闪着红灯，尖叫着驶往出事地点，气氛十分紧张。
加沙人又空等了一整天，然而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心。９日晚上１０时许，我从拉法返回加沙，沿途看到还有三五成群的巴勒斯坦青年，在稍有凉意的晚风中燃起堆堆篝火，眼泪盈眶地伫立路旁，拦住从拉法返回的汽车，千方百计探听消息。当我告诉他们当晚巴警不会进驻时，他们仍不愿离去，还要坚持等待下去，直到新的黎明降临。因为他们深知：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随着巴警的进驻和以军最后一名士兵的撤走，加沙重新回到了它的主人手中。短短一个多月，加沙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堆积多年的垃圾正在逐步被清扫，阻塞交通的路障被移走，一些禁锢自由的法律被废除，导致动乱的冲突被制止……今天，加沙人民又在翘首期待阿拉法特主席返回故乡，带领他们克服困难，重建家园。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见闻
滨海古城朱拜勒
朱梦魁
出贝鲁特北行４０多公里，就到了黎巴嫩最古老的滨海城市朱拜勒。据记载，这里的腓尼基文明的历史遗迹可以追溯到５０００年之前。
朱拜勒亦称比布鲁斯。比布鲁斯源于古希腊语“拜布罗斯”，其意为“纸”或“书”。此典出于朱拜勒盛产芦苇之故，用这里芦苇作原料造的纸，洁白光滑，比布鲁斯也因此在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各国远近闻名。据说，最早的《圣经》就是用这种纸印刷的。
发明与传播拼音文字，是黎巴嫩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朱拜勒居功至伟。公元前１３世纪，古代的腓尼基人制订了２２个拼音字母，无元音，这些拼音文字在朱拜勒逐渐规范化。在朱拜勒蜡像博物馆里，仍珍藏着古代腓尼基人拼音文字石刻的实物。及至１６１０年，黎巴嫩北部山区的古兹希亚修道院出版了一本最早的阿拉伯文字书籍。史料证明，腓尼基的字母、文字是希腊、罗马（拉丁）以及此后西方文字的源头。
朱拜勒不仅有悠久的文明轨迹贯穿古今，更有美丽的传说为她增添神奇色彩。相恋的安东尼斯和依茨塔尔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两个神，安东尼斯是主丰收之神，依茨塔尔是主爱情之神，也是朱拜勒的保护神。相传有一天，安东尼斯打猎时被野猪伤害，昏死在山泉边，泉水带着他的鲜血把安东尼斯河（又称易卜拉欣河）染红。依茨塔尔闻讯赶来，用亲吻愈合他的伤口，用体温救活了他的生命……每年３月末、４月初，当雪水融汇、江河暴涨，安东尼斯河的一川碧水便骤然变红。其中的奥秘是河水冲刷了上游的红土，但这一神奇的传说仍一代代地流传。
同安东尼斯河一样，狗河也是邻近朱拜勒的一条河流。狗河虽然不长，但河两岸紧靠陡峭的山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狗河岸边，历代入侵者们用各种文字竖立了一块又一块炫耀战功的石碑。如今，历史的遗迹完全逆反了这些过客们的本意，成了记录他们侵略罪行的耻辱柱。在狗河口岸１９块石碑中，只有１块是用阿拉伯文镌刻的。在这块洁白光滑的石碑上，刻着象征黎巴嫩的雪松图案，碑上的文字是：“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共和国总统比夏拉·扈利阁下的任内，一切外国军队从黎巴嫩国土上全部撤退完毕。”字里行间，洋溢着民族解放的自豪与国家独立的光荣。
要论腓尼基文明古迹最集中的地方，黎巴嫩朋友会毫不迟疑地首先提到朱拜勒的名字。
黎巴嫩笔会主席杰密尔·贾伯尔先生曾告诉我，早在公元前３０００多年，造船用的黎巴嫩雪松的优质木料就是从朱拜勒港运往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腓尼基人还在朱拜勒建立过名声显赫的王国。时至今日，在用几吨重的巨大石块建造的十字军古城堡的周围，仍能看到古代腓尼基王国的宫苑、剧场、海关及码头等旧址和遗迹，从中可以想见当年腓尼基王国的恢宏与昌盛。
在黎巴嫩内战期间，朱拜勒地区没有成为教派民兵角逐的场所，与炮火连天的贝鲁特和赛达等地相比，算是够幸运的了。
邻近朱拜勒的朱尼耶对面的哈利萨山顶上耸立着一座黎巴嫩女神像，它面临大海，像是在默默地为多灾多难的黎巴嫩祈祷祝福，祝愿和平、幸福早日降临在这块国土上。（附图片）
黎巴嫩独立纪念碑矗立在狗河一侧的山壁上。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大欧洲小首都
丁永明
法国古城斯特拉斯堡，人们称它为欧洲的首都。早在１９４９年，欧洲议会就设在这里。这个紧靠莱茵河边的古城，面积不大，狭窄的卵石马路、一排排建筑风格优美的尖顶小房子，还有小商店小咖啡馆的古老精美的店徽，以及哥特式大教堂，使整个城市独具神话般的魅力。
再听听这些一直保持到今天的奇特亲切的城市建筑名称：扎姆科夫大师街、老渔市、顶桥、熟皮匠和制革匠行会区、鹿药房等等，颇为引人入胜。而那个鹿药房，建于１２６８年，是法国最早的药房，至今还在营业。
游人漫步在古老的斯特拉斯堡街头上，沿途所见中世纪式的各种建筑，真是景色美不胜收。可是谁能想到，它们经历过多少创伤，才保持到今天的！斯特拉斯堡经受过一次次战争。１７世纪前，它属于德国，后被法国占领。拿破仑三世时，重新回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归法国。之后，希特勒的军队又侵占了这一片国土。从１９４５年起，它再次成为法国的一部分。
令人深感兴趣的是，法国国歌《马赛曲》这首世界名曲正是在斯特拉斯堡创作的。１７９２年，法国对德宣战，法国军队从斯特拉斯堡出征。当时，为了鼓舞士气，斯特拉斯堡市市长请一名军官——著名诗人和音乐家写一首行军曲，让士兵唱着它跨过莱茵河。这名叫利勒的军官，用一夜时间写出了词和曲。翌晨，《行军曲》诞生了。开始时，士兵们唱起《行军曲》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行军曲》唱到马赛时，奇迹发生了，歌词激起士兵空前的热情。马赛义勇军５００多人沿途唱着这首歌，步行２７天直插巴黎。从那天起，这首歌很快传遍整个法国。１０年后，它被定为法国国歌。虽然叫《马赛曲》，但法国人都知道它诞生在斯特拉斯堡。
顺着扎姆科夫大师街来到铺着灰石板的广场。这里一座古建筑前，耸立着一尊铜像。这就是１５世纪３０年代生活在这里的印刷术之父约翰·古滕贝格。他是当地第一个试验自己发明印刷术的人。
还有一件事使斯特拉斯堡值得骄傲。公元９世纪，查理大帝的两个孩子在这里签订《斯特拉斯堡誓言》——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外交条约。
当今，欧洲议会所以设在这里，斯特拉斯堡成为大欧洲的小首都，除了政治历史原因之外，因为斯特拉斯堡的地理位置正处在西欧的中心。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大欧洲的小首都为欧洲联盟政治家们提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舞台，促使西欧实现一体化的历史任务。（附图片）
斯特拉斯堡街头古色古香的住房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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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秘鲁杰出的思想家
徐世澄
今年６月１４日是秘鲁杰出的思想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诞辰１００周年。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定：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在世界各成员国隆重纪念秘鲁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马里亚特吉７岁时因膝盖撞伤，左腿严重丧失机能，成了瘸腿。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１４岁起便进《新闻报》社当学徒。他刻苦自学，把报社印刷车间作为自己求知的课堂。他虚心求教，通过传送稿件的工作，结识了不少有识之士，拜他们为师。他出众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赢得报社社长的赏识，１７岁被提拔为编辑。随后，他又参与创办了《我们的时代》和《理性报》并担任编辑，他针砭时弊，支持工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主张教育改革。
１９１９年他前往欧洲，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国，接触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学习、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３年回到祖国，积极投身反对莱吉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工人、学生和印第安人运动保持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秘鲁实际相结合。１９２４年因腿病复发，被截去右下肢后，他在轮椅上顽强地坚持工作和写作。１９２８年和１９２９年他先后创建了秘鲁社会党（后改名为秘鲁共产党）和秘鲁总工会。１９３０年病魔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时年３６岁。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给人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１９７１年秘鲁阿毛塔出版社出版了《马里亚特吉全集》，共２０卷。马里亚特吉的名著《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８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秘鲁一位学者认为，马里亚特吉这部著作“为全面了解秘鲁作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是关心秘鲁问题的人阅读最广、领教最多、评价最高的著作之一”。
马里亚特吉毕生所孜孜追求的是“创造出印第安美洲的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正如他一次在回答报界采访时所说，他唯一从来没有抛弃过的东西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因为他从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了解决秘鲁和人类问题的办法和答案。
马里亚特吉生前十分关注中国的革命和前途。在１９２３—１９３０年间，他撰写了不少关于中国时局和中国革命的文章，如收进《全集》１８—２０卷的《中国革命》、《孙中山》、《帝国主义和中国》、《俄国和中国》、《中国的战争》、《中国的内战》等篇。在这些文章中，他热情地讴歌中国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和北伐战争，愤怒地谴责蒋介石杀害共产党人、背叛大革命的罪行。（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美国“济贫”
张毅军
若非亲眼所见，这种情景使人实在难以相信竟是发生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熬得稀烂的蚕豆和土豆泥，烧得焦黑的米饭，发出刺鼻怪味的实心面，掺杂着一些煮得半生不熟的鸡块摆放在大盘与大桶里。这时，几百个黑人，夹杂着一些白人和亚裔，排着长队默默地等着开饭。
这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贫民救济所，发救济食品开饭时的情景。
夏天，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经常组织在美学习和进修的中国学者到美国各地参观访问。为了让我们充分了解美国下层贫民的生活，委员会特地安排我们十几个研究国际关系和美国历史的中国学者，到华盛顿东北郊黑人聚居区的这家贫民食物救济所参加“义务劳动”。
据管理人员介绍，该救济所已开办多年。救济对象大多是失业的或没有劳动能力的黑人。近两年，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黑人失业者骤然增加，来这里找饭吃的人也由以前的一百多人增加到六百多人。食物是由各种慈善机构提供的。工作人员多半来自美国各地的志愿者。而我们是来自中国的第一批志愿工作者。
我们穿上救济所的绿围裙，在开始工作之前，先尝一下饭菜，实在难吃。为了不使管理人员难堪，我们还是咬牙强咽了下去。
大批黑人排着队，每人领上一份饭，在座位上默默地吃着。偶尔有一两个黑人大声抱怨饭菜的味道太差或数量太少难以果腹，都被管理人员毫不客气地呵斥了回去。
和我一起分饭的南卡罗莱纳州的一位高中女学生告诉我，她每年都要到这样的慈善机构从事义务劳动，为的是不忘记在富庶的美国还有许多贫困穷人，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一些社会经验。
一位拿着提琴盒、衣着寒酸的白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乘着给他倒水的机会，我和他聊了起来。他告诉我，由于找不到工作，在街头卖艺难以糊口，只好每天到这里来吃救济。说到激动处，他用勺子敲着盘子说：“美国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吃不饱和无家可归，治安状况又如此糟糕，而政府却还在对别国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肚子都吃不饱，还有什么人权和尊严可言。”
在门外，我们正想抽根烟解解乏，几个黑人立即走过来伸手要烟。拿着我们给的“红塔山”香烟，一位黑人仔细端详了一阵，不住地点头说：“中国烟，不坏。”
离开救济所，我向陪同我们一路参观的美国小伙子拉里·马丁提问，为什么堪称世界最强国的美国至今解决不了许多人的温饱问题，街头上要饭要钱者和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而且绝大部分是黑人。
拉里沉吟片刻，说这里有许多原因，有历史的原因，有心理上的原因，还有……他一脸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