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儿童与白鲸照片由温哥华旅游局提供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父亲会得到原谅吗？”
［日本］关口加代
“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呢？”
２８年前，当我从高中毕业后准备学习中文时，我的父亲曾这么问我，他不知道他的女儿为何要学中文而不是法文意大利文什么的。
我的父亲曾经是个职业军人，在上海和中国人打过仗，身上还留下了那场战争的纪念——一颗子弹打伤了他的左脚。当他对我的学习发表意见时，已是战后２０多年了，但是他对中国的印象和感情却仍停留在２０多年前。
我很喜欢中文，汉语的发音很困难，可是非常动听。它的语法与日语不一样，但有许多文字相同。中日文化有源远的历史，两国文化在文字上有相当充分的表现。学习中文，可以使我更多地了解中国，同时也了解我的国家的过去。那时教我学习中文的陈凤展老师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品德高尚工作认真的人，陈老师才教了我半年，我就被这种奇妙的语言深深地迷住了。
父亲的反对并没有使我停止对中文的学习，相反，在学习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以及别的一些国家犯下的侵略罪行。这使我很震惊，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哪一个年级的教材，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内容。
在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日本人中学习中文的人和教中文的人都很少。随着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学习中文的人和教中文的机构渐渐地多起来了。奇怪的是，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为什么”也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这大约是因为不仅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还因为我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那年跟一位也学中文的同学结了婚的缘故吧。
我开始认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留学生、研修生、教师等等，在这些人当中，有的是让我帮忙找工作的，有的是教我学汉语的，有的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会在一起喝茶、聊天、看电影……在和中国朋友的交往中，我和我的家人了解了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同时也了解了中国人眼里的日本和日本人。每当我和他们在一起喝茶谈话时，我常常会想到在我父亲那一代时两国间的不幸。我真希望自己能为日中两国的和平做点什么，希望眼前这种和谐融洽的笑声不要消失，和平之光永不熄灭！
到中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２年，我曾有过两次机会到中国旅行，照了很多像，当我带着这些照片和一些中国特产回到故乡看望父亲时，父亲那种复杂的感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把像片凑到跟前，眯起眼，仔细地看着照片上的黄浦江、上海大厦、南京路，还有北京的万里长城……从他的回忆中我知道，其中的一些地方是当年日本军队践踏过的。
父亲那么专注地看着照片，５０年前的事历历在目。他用一种老年人沉静的语调对我述说着往事。末了，他平静地说：“战争不好，它使人变得不正常。”
这几年我一直在考虑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带到中国观光，他也一直希望再看一看相隔了半个世纪之遥的中国。然而命运却没有给他一个机会，一个多月前，他走完了他７６岁的生命之路。
父亲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也使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以前父亲还能走路时，有一次自己到市场上买东西，不小心摔了一跤，市场的保安人员过来扶起他，听到他自言自语道：“这一定是因为我从前杀了一个亚洲人的缘故呵！”这话正巧被一位路过此地的邻居听见，后来就说给我们听了。而父亲自己，却从未对家人说过这样的事。
我一直想问一问我的中国朋友、亚洲朋友，我的父亲会不会得到原谅？他老人家能进天堂吗？
附记：前不久，听到日本国法务大臣关于“南京的屠杀是捏造”的言论，十分愤慨。这位大臣的发言引起了曾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诸国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受到国内的批评，他因此而被迫辞职。我衷心地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希望日本的学校都能正确地对待历史，把日本军队的侵略事实真实地告诉日本的学生，还希望有更多的日本人学习邻邦的语言，和邻邦的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幸福的鸟们鱼们
赵明
繁华的罗伯逊大街上，一对青年男女正在露天酒吧聊天，突然，一只鸟儿落到他们的餐桌上，大大方方地衔起一块面包飞走了。小伙子冲着这位不速之客幽默地喊：“请等一等，要不要再来杯威士忌加冰？”
在温哥华逗留的短短几天里，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与野生动物之间构成的美妙和谐的画面，令人难忘。清晨，海鸥围着高楼大厦飞旋，仿佛在用建筑物明亮的玻璃外饰作镜，快乐地梳妆；傍晚，野鸭、鹭鸶在路旁的草坪上散步，悠然闲适。温哥华，环抱碧蓝的英吉利湾，背靠林木茂密的海岸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野生动物充满亲情，怎能不让鸟类依恋。
温哥华清新绮丽，自然有其人口少、制造业少的原因。当地政府官员介绍说，这个以旅游、金融、高科技和资源产业为主的加拿大第三大城市，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市区人口仅四十多万。温哥华人备加珍惜这方好山好水，在资源利用、城市建设等方面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
温哥华所在的卑诗省，拥有两千一百公里长的海岸。洁净的水域盛产海鲜，其中三文鱼的产量约占一半。刚到温哥华，住进著名的香格里拉集团下属的一家饭店，热情的饭店经理就设宴，特意让我们品尝了印第安人传统做法的熏三文鱼。后来，在格罗斯山腰的三文鱼专吃店，在伊丽莎白女王花园的法国餐厅，我们又领略了不同风味的三文鱼，同时也领教了当地人对享用肉质鲜美的三文鱼的乐此不疲。而当我们观看了卡匹兰诺河谷里的一个三文鱼养殖场后，才知道，是保持生态平衡的系统工程，给温哥华人带来了口福。
三文鱼属洄游鲑类，在出生之溪流中产卵，在海洋中成熟。春季或秋季，成鱼上溯江河，为本能所驱跃过高水头，最后到达产卵场。由于城市用水用电的需求，多年来，卑诗省及温哥华在一些河流的中上游筑起了大坝，但这也成了返回“故里”的三文鱼难以逾越的屏障。为了保护三文鱼，温哥华和卑诗省在一些水库、水电站的下端建起了数十个养殖场，修筑了专供鱼群攀跳的阶梯型水道，让鱼儿们在这个人工创造的条件良好的“家乡”实现生命循环。现在，卑诗省的三文鱼养殖业居世界第五位。温哥华人吃三文鱼并没有把一条真理也吃掉，这就是：对大自然，人类不能只是索取，还要回报。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加拿大联邦及其地方上严格的环保法规一致要求，大型工程实施以前，必须进行充分的环保论证，并制定具体可行的环保措施。温哥华国际机场是北美通往亚太的重要航空门户，现正在进行总投资逾三点七亿美元的扩建工程。据机场当局介绍，由机场、政府、公益组织和社区代表等多方组成的环境监控与执行委员会，依照联邦环境检讨与审核程序，对这一工程涉及到的噪音管理、水质和空气质量、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评估，使每个项目都符合环保标准。例如：在新跑道附近增添设施，以减少机场运作区周围鸟类的活动；同时，为减少跑道对鸟类的影响，将机场一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重新布局，增加植被，安放鸟箱和鸟栖木格，使这里成为猛禽、鹭鸟和黄头画眉优越的栖息地。
一九七一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温哥华成立。可以想见，为了环保事业，这里的公众力量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民间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意识也在愈益增强。我们曾经游览过的斯坦丽公园公共水族馆，就是由温哥华社会各界捐资建成的，仅一个白鲸池就造价六百五十万加元。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而且多是父母带着孩子，老师带着学生，来这里结识形形色色的海洋生物，倾听大洋深处鱼类叫声的录音，感受人工模拟的热带雨林环境……让孩子们从小就热爱大自然，与野生动物缔结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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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环球科技
城市节能的重要方向：
建筑节能
近２０年来，建筑节能始终是许多国家城市节能的重要方向，并且成绩显著。
美国于７０年代末在一些城市推广建筑综合节能系统，起初由于成本昂贵，进展缓慢。１９８３年后，用小型电脑控制的节能系统已开始商业性应用，其成本仅是初期的１／５。１９８４年后，华盛顿、纽约、费城等城市先后掀起住宅节能热潮，建筑界也开始普遍研制推广高功能隔热材料。１９８６年，美国阿灵顿市的４７９户住宅推广使用微处理器能源管理系统，一套设备可管理约２．８万平方米住宅，管理范围包括空调系统、热气贮存、热水供应、照明以及自动贮电等。
英国政府约１０年前就告诫市民必须节约用电，政府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规划和具体实施。目前，英国建筑物每年能源支出的费用占全国能源总支出４００亿英镑的一半。自１９８１年起，英国建筑业开始推广高功能的隔热墙体材料，此项措施可使英国每年节省能源费用５亿英镑。另一方面，政府鼓励大力开发供建筑物用的节能设备和控制仪器，并鼓励住宅安装热泵、太阳能热水器和低功率的家用器具。英国电力公司在一些城市试用无线电遥控住宅用电系统，该系统通过电脑管理，自动发射无线电波，对住宅的家用电器耗电进行遥控，以保证在高峰时期电力的合理分配。每一套设备可管理２０万套住宅，每年可节省电力开支８０００万英镑。
瑞典政府在１０年规划中提出，到１９９５年，现有建筑的总能耗要节约２５—３０％，相当于每年减少３４０万至４１０万吨石油的消耗。建筑节能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是采用回收和再利用废热的热泵技术。瑞典政府为了推广热泵技术，采取了给用户以经济上支持的措施，如家庭购买小型热泵，贷款利息的８０％由政府承担，用户在６年内即可从节约能源所省下的开支中收回设备的投资。
日本建筑业推出一种名为“ＯＭ太阳能”的地板暖气装置，可使室温保持在１８至２２摄氏度，既节能又实用。该装置在屋顶装有太阳能集热器，并在房前装有一个换气口，室外空气先在集热装置内得到预热，再经过顶棚的通气管道储存在地板下面。热空气在室温下降时，可通过地板上的几个通气孔慢慢流向室内，为房间供暖。这套装置的特点是：当通过顶棚通气管的热空气达到２５摄氏度时，该系统便会自动运转，冬季可升高室温，夏季则兼作空调，可使屋内过热气体排出。据设计者称，虽然目前安装ＯＭ装置的成本高于普通暖气，但由于使用太阳能，每月的暖气费比水暖节约３０００日元左右。
先进的建筑材料正在被推广采用。目前，美国有１０多个城市采用可贮存热量的墙体材料。由美国太阳能研究所提供的贮热墙体，可在华氏７７至３７０度的环境下贮热，将这种材料贴合在普通的砖墙、胶合板、房顶和地板表面，白天阳光照射时贮热，晚间释放出来，为建筑物加热。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城市还在推广建筑贮冷系统，使空调设备散发的冷气不易外溢。（林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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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见闻
喀麦隆人的国旗意识
苏启运
喀麦隆共和国总统府坐落在雅温得的一个小山头，只要总统不离开首都，喀麦隆国旗每天都飘扬在这座雄伟的方形大理石建筑顶端。
喀麦隆国旗由３种颜色组成，从右往左为黄、红、绿。黄色代表北部萨赫勒地区，那里地处撒哈拉沙漠以南，干旱少雨，遍地黄沙；南部地区靠近赤道，覆盖着原始森林，一片葱绿，故以绿色作为象征；红色则为团结这两大地区的强大力量。
喀麦隆原为法、英殖民地，１９６０年东西两部分先后脱离殖民统治，成为统一的国家。因此，三色国旗也象征着国家的统一。为了纪念统一，雅温得市建立了统一纪念碑，碑体为钢筋水泥结构，中间直立一圆柱，周围分作两股，螺旋形上升，在碑顶相合，形成一体；另外，在杜阿拉以西的东西喀麦隆交界处还造了一座统一桥。喀麦隆人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并为维护统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喀麦隆人民的国旗意识很强，不但在许多政府机构和重大节日时悬挂国旗，而且国旗的黄、红、绿３种颜色在许多重要场合都被广泛使用。
共和国总统在宣誓就职仪式上佩带着黄、红、绿３色绶带；
国民议会成员在开会期间佩带的绶带也是黄、红、绿３种颜色；
总统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时使用的３个话筒，分别为黄、红、绿３色；
盛大节日时，街上悬挂着黄、红、绿３色横幅；
招待访喀贵宾时，盘中插一面用纸做的邮票大小的黄、红、绿三色国旗。
有件事令我至今不忘。１９９１年７月，比亚总统夫妇到中国驻喀大使馆作客，此举在喀麦隆政府的对外活动中实属罕见，对发展中喀友谊意义重大。为了搞好此次友好活动，使馆作了周密准备。厨师们精心制作每一道菜，还独具匠心地共同设计了一个黄、红、绿３色拼盘。当总统夫妇步入中式六角亭宴会厅时，一眼就发现了摆在餐桌上的拼盘，显得异常高兴，说这是喀麦隆国旗的３种颜色，并称赞其制作精巧。这个拼盘活跃了宴会气氛。宴会中，双方高度评价中喀友好合作，比亚赞扬中国的经济援助大公无私，堪称典范。
喀麦隆的三色国旗在喀麦隆人民的心目中是神圣而威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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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纸草悠悠鉴古今
朱梦魁
恒久神奇的尼罗河，曾点燃了埃及古代文明的辉煌。其中，利用纸草造纸，也是古埃及人的一大杰作。
纸草，埃及人称之为“Ｂａｉｒｄｙ”，是一种多年生的绿色草本植物，盛产在尼罗河谷及其三角洲一带。纸草茎长约１至５米，茎身横截面为不规则三角形；根部直径可达四五厘米左右，由下往上逐渐变细。整个茎部表面光滑，顶端为一束细长如发的针叶，像喷泉一样呈开放的伞状。纸草的纤维细密柔软，可用于造船和填塞船板间的缝隙，也可编织帆篷、席子、垫子、筐篮、绳索，或作船灯的灯芯。在早期建筑中，埃及人还把纸草茎捆扎在一起作房柱，甚至造桥。然而，古埃及人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还在于最先利用纸草造纸，传播科学文化，为当时尚处于蒙昧与蛮荒时代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文明之光。
根据古罗马作家普利尼·斯塔尔希（公元２３或２４—７９年）的记载，制造纸草纸需经几道工序。先撕去纸草茎皮，将茎部从纵面剖成一条条薄片，再按所需的宽度，将薄片紧密地铺在平滑的木板上；然后，将薄片的第二层平放在第一层上，让两层纸草茎片纵横交错，以木槌敲打使之粘连为一体；而后置水中浸泡，除去茎片中的淀粉和糖分等可溶性物质，随之再用木槌敲打，并置压于石板下，在阳光下晾晒几天，使其成为一张均匀结实的“网状物”；最后用象牙、光滑的贝壳或石头揉平磨光，就成了上为正面，下为反面的纸草纸了。
纸草纸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左右，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纸的先驱。当时外国人称纸草纸为“Ｐａｐｒｕｓ”，今天英文的“Ｐａｐｅｒ”及法文的“Ｐａｐｉｅｒ”皆源于此。
呈暗黄色的纸草纸与现代纸不同，质地脆硬、稍厚，纸面上纵横交织的纤维网络清晰可辨。在埃及，从大饭店到小货摊，从工艺品商店到旅游服务部，均可见到用这种古香古色的传统草纸绘印的精美典雅的古埃及风情画或书笺、信封、贺卡等工艺品，价格便宜，很为外国游客所青睐。
然而，在世界各国博物馆中收藏的古代纸草文献却是稀世之宝。据统计，现存的用古埃及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文字书写的纸草文献有１０万张之多。把若干张纸草纸粘连起来，就成了长度不等的纸卷。古埃及的图书和档案便由这类纸卷做成。在埃及底比斯附近的古墓中，曾发现长达４０米的纸卷，是最长的古埃及传世抄本，现藏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关于古埃及的纸草文献，以新王国时期的拉美西斯时代（公元前１３１４—１０８５年）居多，最早可上溯到古王国时期（公元前２６８６—２１８１年）。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３０５—３０年），至少使用了几十万米纸草纸。
纸草纸曾是古埃及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它最先传入腓尼基，埃及法老与腓尼基通商，曾遣使送礼，其中包括５００张纸草纸，足见其贵重。当时著名的地中海滨商港朱拜勒（亦称比布鲁地），也是行销纸草纸的集散地。此后，纸草纸由腓尼基商人传入希腊、罗马，普遍流行于地中海地区，同时也为阿拉伯人所广泛采用。在历史上，埃及曾经历了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但利用纸草造纸的传统一直延续，并滋养了古希腊、罗马和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与进步。
公元８世纪之后，随着中国造纸术西传，纸草才逐渐失去作为书写材料的意义。罗马教皇维克多二世于１０５７年书写的纸草文件，据说是最后一次使用纸草纸。为恢复几乎失传的纸草造纸的古老传统，５０年代曾是埃及首任驻华大使的历史学家拉杰布先生，从６０年代开始潜心研究并推广纸草造纸的工艺。现在，他虽已年逾古稀，但那青青的、悠悠的纸草却又恢复了往日的青春与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