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关于当前文化发展模式的几点思考
郑杭生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之中。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想趋向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转型加速期则更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有对原有理论进行丰富、发展的思想趋向，有新出现的思想趋向，有新引进的思想趋向，有以新的名义复活旧思想的思想趋向，还有把各种思想进行不同混合的思想趋向，等等。社会学主要从社会的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角度来分析社会的思想文化现象以及它们对社会运行的影响。
任何社会都存在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这三种文化现象，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但是，不同社会对这三种文化的关系的处理是有差别的或不完全相同的。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好，就能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处理得不好，就会使社会处在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甚至陷入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所以，正确处理这三种文化的关系对任何一个社会都非常重要，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对处在转型加速期中的当今中国社会则尤其迫切。
主文化是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文化。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文化，不是别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吸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国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创造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主文化和主旋律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价值观之所在，是我国社会的强大凝聚力之源泉，是保证、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因素，也是保证、促进中国社会转型顺利进行、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鼓舞力量。所以，如何对待主文化和主旋律，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关系到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一个丧失了主文化的社会，就像一个没有脊梁骨的机体一样，是经不起风吹浪打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的思想趋向，对发展主文化、弘扬主旋律，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而且，只有经得起挑战，才谈得上有机遇。
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也为亚文化的兴起和多样化提供了条件和动力。亚文化的日益多样化，是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一般说，亚文化的多样化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是好事。这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表现。亚文化的承担者是由民族、阶级、阶层、职业、地域、性别、年龄等等差异所形成的众多群体和小群体。转型时期由于种种新职业的出现、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加剧，群体和小群体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它们一方面属于主文化所代表的大群体，受到主文化程度不同的支配，另一方面同时又有表现自己特有观念、行为规范和利益的文化，即亚文化或副文化。亚文化绝大部分与主文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有利于维护和改善现有的社会秩序。对这一部分亚文化，主文化不但不排斥，而且给予鼓励、扶植，有时还吸收成为主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说来，只要引导得当、得法，亚文化的多样化是好事。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亚文化不利于主文化呢？主要是两种情况：第一，亚文化的多样化模糊了甚至淹没了主文化；第二，亚文化的多样化诱发了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反文化的恶性膨胀。因此，在当前主文化受到挑战的情况下，面对越来越多样化的亚文化，更有必要强调主文化。这就告诉我们，在面对多样性时，不能忘记统一性；当然，反过来，在强调统一性时，也不能忘记多样性。
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同样也为反文化的滋生、泛滥留下空隙和余地。反文化是那种否定、背离主文化的亚文化。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反文化的作用要作具体分析。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有一些背离、否定反动统治阶级主文化的反文化，可能有某种进步意义，其中先进阶级的反文化则往往代表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般说来，反文化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反文化有不同的形式，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不同。一些有局部性的危害；一些则有全局性的危害。当然，不论是哪一种危害，都不能忽视。那种有全局性危害的反文化否定、背离主文化，是为了取主文化而代之。主文化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这种反文化。
根据以上所述，在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文化模式的问题也就清楚了。这就是：主文化必须旗帜鲜明，亚文化必须多种多样，反文化必须受到限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也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应当指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处理这三种文化的关系上明显地存在着三个“不够”，即对主文化强调不够，对亚文化引导不够，对反文化抵制不够。这已经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对上述模式提高认识、达到共识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主文化必须旗帜鲜明”，是指主文化必须强调自己的存在，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毫不含糊，不能对那些错误的、违法的东西不管不问。那些散布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散布腐朽思想、颓废情绪以及传播封建迷信、渲染色情暴力的东西，危害我们的事业，损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脱离广大群众的，不能任其泛滥。什么叫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就是以主文化和主旋律武装、引导、塑造和鼓舞人。主文化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从主文化以及它的各个方面如规范文化、审美文化、认知文化等中，寻找自己判断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尺度；主文化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形成和选择根本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影响极大。一个社会的主文化模糊不清或受到削弱，社会成员就会无所适从，有失落感，社会就会陷入失控状态。同样，什么叫做避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从社会学的观点说，其中的“一手软”主要就是主文化和主旋律疲软。因此，这些都是强调主文化和主旋律的不同说法。
在“主文化必须旗帜鲜明，亚文化必须多种多样，反文化必须受到限制”的模式中，关于亚文化必须多种多样，我想是没有多少不同意见的；关于反文化必须受到限制，也不会有很多不同意见，因为像黑（黑社会）、黄（色情业）、毒（贩吸毒）等反文化对社会运行的危害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关于主文化必须旗帜鲜明，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关于要不要主文化、要什么样的主文化、主文化是否应该旗帜鲜明的问题上，意见是很分歧的。有人总是这样那样、有意识无意识地否定、模糊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主文化。
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社会的主文化——正在经历一个“非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弱化”过程，并且强调这种“非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弱化”的趋势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主导发展方向”。很显然，所谓“非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弱化”的说法，实际上是“非主文化或主文化弱化”的另一种表达。在这种观点看来，“非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弱化”的趋势还将作为“主导发展方向”继续下去。
一段时间来，“意识形态弱化”、“非意识形态化”之类的用语显得很时髦、很流行。在国内外一些人的提倡和宣传下，好像我国“意识形态弱化”或“非意识形态化”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好像谁不同意，谁就是“僵化”。其实，两者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确切的。一些人把我们党清除过去“左”的错误，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社会生活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过程，很不恰当地叫做“意识形态弱化”或“非意识形态化”。本来，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宣传家这样说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党的领导，对我们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原本就怀有偏见甚至敌意，这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党性使然，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使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国一些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至少是很不清醒的。其实，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要“非”掉一切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实质是要“非”掉谁的或哪一种意识形态。现在世界上，那些“非意识形态化”喊得最响的国家，不是在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别国方面做得很起劲、很露骨吗？不是在利用各种美好的字句和人为的借口进行意识形态战方面做得很过分、很不得人心吗？在它们那里，所谓“非意识形态化”从一开始就是很虚伪的，目的是要吃掉你的意识形态，用它的那一套来取而代之。问题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在我国根本不存在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而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清除不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思想的问题。很明显，这不仅不是“非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而正是使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的问题。同样，在我国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意识形态弱化”的问题，而只有采取各种措施使我国的意识形态得到切实加强的问题。当清除了各种不符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错误思想后，我国的意识形态不仅更加科学了，同时也更加加强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加强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正确的人生观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等等。在这里，哪有半点“非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弱化”的影子？所以，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站不住脚的。
又如，一种可称为“三分天下”论的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实际上是官方意识形态、西方工具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三种文化维持了“一种三分天下的格局”，并强调“无论哪一家想一统天下都是不可能的”。十分清楚，按此说法，这三种文化平起平坐，没有主次，三分天下。这里，首先，在我国社会起普遍指导作用的、渗透到社会各个部分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即“一统天下”的）主文化不见了、消失了。其实，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文化，即如前所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吸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元与多样的统一：指导思想上的一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化形式、文化流派和学术观点等的多样——因此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里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一元排斥多样；另一种是以多样排斥一元。这是两种片面性。“三分天下”论的观点，就是一种以多样排斥一元的片面性。其次，按照这种观点，这三种文化之间的正确的关系也不见了。这里无疑涉及到对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的问题。我们当然要讲借鉴、讲继承，因为我们的主文化应是用人类文明成果丰富起来的开放的文化，其中包括吸取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最宝贵的成就。但我们讲借鉴、讲继承，目的是通过借鉴和继承，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总之，为了健康地、协调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为了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我们的主文化、主旋律，正确引导多种多样的亚文化，不让各种各样的反文化泛滥成灾，把反文化造成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正是对待社会文化现象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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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固守家园
朱铁志
闻达于当代、收获于现时，是多数文人雅士的理想。虽然也有人声称作品写给下个世纪，也有人标榜“但问耕耘，不问收获”，但那只是极少数思想家的境界，多数凡夫俗子并不易做到。在急功近利的时代氛围中，自然也不乏淡泊于现时，享誉于后世的人。只是，这样的智者不免清贫、寂寞，饱受世人的误解与嘲弄。诗人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不过，酒精发作得快，挥发得也快；思想沉淀得久，其烛照的光辉也更广阔、更久远。现世热闹，多为后世遗忘；现世寂寞，却往往青史留名。李白如若只会喝酒，而不识吟唱为何物，怕也早已销声匿迹了吧。
如此说来，是不是又要重弹君子固穷的老调？当然不是。当今时代，谁要是轻易鄙视财富，那是不老实的。但在衣食无虞的前提下，淡泊于财富、固守于清贫与寂寞，却是思想的必要条件。不少贤达之士选择了思想与学术作为其生命的基本存在方式，其超越功利的特质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将思想与学术作为目的本身，作为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只有如此，才可理解他们“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执著信念。
中国传统哲学告诫于人的，往往是一些互相矛盾的价值观念。至圣先师劝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要“不改其乐”，皇上又以名利诱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其读书以求功名的“手段心理”、“敲门心态”昭彰于世。“学而优”为的是“则仕”，如若“不仕”，“学而优”也就显得没了目的。甚或说，也就算不得“优”了吧？这种观念推而广之，颇能说明中国学术为什么没有独立地位，中国文人为什么缺乏独立品格的道理。
世间的逻辑有时不免捉弄人。拚命钻营权术以求闻达的人，往往事与愿违，到头来两手空空。倒是那些视富贵如浮云的人，成了一座座思想的丰碑。在中国，那些写出不朽杰作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官场失意、放逐江河的文人。屈原、韩愈如此，李白、范仲淹亦如此。在西方思想史上，几乎所有思想巨人都是出身名门望族，而宁愿选择一条寂寞清贫的思想道路。在他们光荣的行列中，我们可以开具一串长长的名单。与我们的古人不同，西方许多文学家、思想家是自愿放弃功名利禄、自觉选择寂寞生涯的。而我们的古人，则往往带有被动与无奈的色彩。然而，方式虽然不同，却殊途同归，同样在人类思想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不论古今中外，真正富有思想魅力的创造性活动，往往是与清贫和寂寞相伴随的。
纵观历史，思想魅力的大小、价值的高低，与同时代的反响并非总成正比。这就是不少智者潦倒于现世，却闻达于未来的原因。尽管真正的思想家由于超越时代而不为世俗所容，过着“痛苦”的生活。但古往今来，从不乏甘愿忍受“痛苦”，为思想和学术而献身的勇士。因为，凡是真正热爱智慧的人，从不把清贫与寂寞当作痛苦。相反，他们把远离尘世的喧嚣、抵御“物的挤压”，当成思想的必要条件，当成灵感的催化剂。他们虽然有着宗教般虔诚的感情，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使他们感到平静和幸福的，在于他们懂得人的需要与欲望截然不同。“需要”很少很少，“欲望”却无穷无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是需要，锦衣玉食、花天酒地，也是需要。有趣的是，深刻的思想之所以深刻、深沉的感情之所以深沉，或许正在于它不是嫌贫爱富的。
真正的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当思想与财富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财富而固守思想的家园。当然，并非每一个自甘清贫与寂寞的人都能成为思想家，但不甘清贫与寂寞的人绝对成不了思想家，这是毫无疑义的，在商潮涌动的当今社会，急切地追寻声名与财富的人，未必会如愿以偿；倒是那些孤灯之下固守家园的人，很可能闻达于后世、流芳于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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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浦东，世纪末登陆〔报告文学〕
（作者叶孝慎载《芙蓉》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旧历一九八九年岁末，邓小平照例来到上海过春节。当上海市民沉浸在九十年代第一春的喜庆中之时，政治家们正在酝酿一项举世注目的重大决策。
一九九○年四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浦东开发区。在这片浸透油腻的荒凉土地上能否建成一个经济中心？外国人投来了疑惑的目光。怎样在长江的入海口建成深水大港？科学家们激烈地争论着。李嘉诚带着他满腔的爱国心和巨资来了，雄心勃勃的实业家们蜂拥而至……
作品向人们披露了浦东开发区出台的内幕，展示了建设浦东四年来的成就，展望了浦东辉煌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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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家道
〔中篇小说〕
作者刘庆邦载《北京文学》一九九四年第五期
《家道》是本期《北京文学》推出的“新体验小说”。这篇小说叙事和语言都极老到，作者对纷繁变化的生活有着敏锐的感觉。
《家道》——题目既出，即有一种人世沧桑感，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自己的家及家运。不过，叙述人讲的并不是“我”的家道，而是“我”岳父的家道。这种关系使“我”能够保持一种超然的叙事口吻来讲述岳父家道兴衰的过程。故事十分简单而普通。岳父是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曾在某矿区握有一定的实权，岳父一家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而兴盛和衰落，个中自有不尽的人生况味。不过作者无意过多地渲染岳父在官场的得意与失意，他让老人在那么多的心灵创伤和困惑中溘然而逝，似乎想说明过去的是过去了，继往开来的新生活许多方面是他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例如正在滋长的金钱关系，打破他温馨家庭的新贵等。《家道》及时而敏锐地捕捉并揭示出了新旧更迭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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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角
“传统和现代”学术讨论综述
《文学评论》编辑部开展“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学术争鸣活动。争论始于《文学评论》１９９３年第三期郑敏先生的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这篇文章主要是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重新评价新文化运动对新诗以至现当代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郑文从探讨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成就不够理想”的起因入手，回顾在现代汉语语言变革中的“一次断裂与两次转变”，认为当年以胡适、陈独秀为首的白话文运动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对古典文学包括对同代学人不同观点极力排斥的态度，造成后来人们对传统文化宁左勿右的心态，对新诗创作及整个新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负面效应。郑先生运用２０世纪语言学研究成果，指出胡适、陈独秀企图废除古典文言文的做法，“无异是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新文化运动造成的后果是偏重口语白话，而忽视书面和文学语言，甚至导致西方口语中心论的语言价值趋向。
郑敏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文学评论》１９９４年第二期刊登范钦林的文章《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与郑敏先生商榷》，该文不同意郑先生关于白话文运动造成传统文化断裂的看法，认为采取任何新方法或新角度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都不能忽视历史的精神”。不能否认“这场运动给古老而疲惫的中国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所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学评论》同期还刊登了郑敏先生的答辩文章《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文章认为，原文的“潜文本是揭示胡、陈在领导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所运用的二元对抗的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于是，争鸣的焦点进一步转向对语言变革中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以及五四以来人文传统的反思。郑先生的“潜文本”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对中国文化在当前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产生的焦虑。她说：传统的断裂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在“几十年内都找不到一座能载重的桥。语言的失落也是人格的失落”，因而只好不是以平等交流的心态向西方的语言和文化“借贷”。
目前讨论尚在继续中。（董之林）